卢森堡和社会民主主义

（北京）刘自立


一 质疑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的另一种批判


    罗莎。卢森堡的名字在这个世界上，几乎已经被遗忘了。还是汉娜。阿伦特引述的列宁的观点，给我唤醒了一些记忆——列宁说，卢森堡是鹰，虽然有时鹰比鸡飞得低，但是鸡永远不可能高飞如鹰——列宁以一个祖师爷的口吻来教训卢。在她死后还组织了对于卢遗产的批判。在中国60年代反修文章里，也多次看到引述列宁的这个批判。时隔半个世纪，究竟列宁是鸡，还是卢森堡是鹰，看得很清楚了。卢森堡这个鹰比列宁这个鸡，份量要重些，观点要正确些，人格要伟大些……列宁的遗产暴力专政和暴力夺权诸如此类已经没有什么正确性可言了；连中国党也不怎么倡导列宁的阶级斗争理论了（他们自己就是资产阶级了）；但是，卢森堡一类社民主义却还是在世界上实际存在，并且引起一系列的思考和实践。换言之，列宁主义已经死掉，社民主义却还活着。这个现象已经呈现在西方国家的政治形态中，贯彻于他们的党派政治和政治学研究。中国人最近好像格外对社民主义感兴趣，在一系列课题上，似乎在追随伯恩斯坦、考茨基、普列汉诺夫和卢森堡。但是，他们这些社会民主主义和伯恩斯坦、卢森堡们究竟有何不同呢？我们把卢森堡的观点逐一列出，也就一目了然了。

    除了对于德国当时的资产阶级政权之存在表示明确反对外，如何对待社会民主运动，马列理论，革命方法，道德观念，文化定位等等一系列问题，卢森堡是观点明确而又充满人性光辉的。她的道德文章、道德人格并不会因为她的革命观念发生扭曲。发生扭曲的，倒是列宁主义民粹主义者，马克思原教旨主义者。以至于列宁在晚年还遗憾地抱怨，他是勉为其难，似爬山到半腰上不去、下不来。

    于是我们看到，首先，卢森堡是修正马克思的，修正《资本论》的——这个与谢韬前辈婉转拯救马克思主义完全不同。卢森堡的观点，倒是和阿伦特同；阿在其著作中屡次提到，关于资本主义民主和殖民地政治统治方式两重性问题——祇是她们二位表达角度和方式略显不同。

    阿伦特指责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在国内实行民主制度，在殖民地执行总督制度。她还就此引出西方资本主义社会产生之“多余的人”、被社会抛弃的群体，是形成法西斯主义之根源等等看法。

    卢森堡并未直接诉诸殖民地政治形式，却在批判《资本论》中简介涉及此课题。她关于资本运行和创造剩余价值的方式本身，提出了非《资本论》运行模式。这个模式，不是强调马克思主义内在资本运行的规律，而是强调资本外在抢掠的模式，导致所谓剩余价值的不断产生。这个模式的揭示非常重要。如果说，《资本论》的模式被现代资本主义运行模式否定了，那么，卢森堡解读和分析的现代资本主义运行模式，却极具现实感和真实性。这个模式的延伸，直接诉诸中国经济今天的运行模式——也就是，中国资本和西方资本连手的那种原始资本主义（甚至是资本奴隶制度）积累过程之再现。这个发现，使得卢森堡至少在其眼光独特和观察深刻方面，独占熬头，她确乎成了鹰——而马克思和列宁，成了鸡——中共呢，正好迎合了西方资本主义的外在掠夺模式，和那些见利忘义的资本沆瀣一气，制造了现代资本主义和殖民主义的另类范畴，很需要强力研究之。为此，我们引述卢森堡的观点，以便澄清关于“马克思正确论者”的误导。

    阿伦特在介绍《资本的积累》一书时写道：“既然资本主义‘在经济矛盾的压力下’，从未表现出任何崩溃的迹象，罗莎（即罗莎。卢森堡）就开始寻找一种外部原因，来解释资本主义的持续增长的过程并不仅仅是支配资本主义生产的先天规律的产物。尽管‘资本主义’试图征服者些国家并将他们纳入自己的影响范围，但是当着已过成蔓延到整个国土时，她就不得不面对大地上那些和他不同的部分，亦即前资本主义的地区，并把它们拉如到资本积累的过程中来。而这一资本积累的过程，正如它从来所是的那样，烤吞噬所有外在于它的东西为生。换句话说，马克思所说的‘资本原始积累’并不是像原罪那样祇发生过一次的事件，或者祇是由最初的资本家来进行唯一的一次掠夺行为，然后就引发出一个积累过程，按照他的内在规律或‘铁的必然性’运作直至最后的崩溃。相反，为了保持这个系统的运作，这种掠夺必然是一遍一遍重复进行的。因此，资本主义并不是一个产生它自身矛盾并‘孕育着革命’的封闭系统，相反，它不断以吞食外部要素为生。”（均见阿伦特《黑暗中的人们》）

    资本主义并未崩溃，也不可能马上崩溃。这是显而易见的事实。不但在卢森堡时代这样，现在，也是这样——其间，出现的列宁主义和毛主义，祇是证明了资本主义不死论而他们的主义实际上死了——祇是，这个不死论，并不是说明卢森堡是资本化社会的拥戴者，恰巧相反，她是反对者，是改造者，甚至是某种意义上（不是列宁主义意义上）的革命者。这个改造者的政治论断，说明了批判资本主义吞食外在要素之必须和必然。什么是资本主义吞食外在之要素呢？一种方式，是和极权主义统治机器在政治经济上谋得媾和效应——如，香港和大陆就是这样的媾和；毛时代，和西德、日本的经贸媾和，亦如此；再早，有列宁和哈默的媾和（列宁签订“布列斯特－里沃斯特条约”，就是一种叛卖行止这个无原则间谍，如何不可以和迁就其屠杀政策的美国人合作呢？）——资本主义不是要关闭和苏联和毛的政治经济联系，而是要“吞食”和继续吞食这样的半关闭、半开放的“市场”——到了80年代，即邓时代，邓完全看透了这个吞食主义的致命症，施行了各取所需的开放模式，让资本主义之吞食和他的改革开放，结合一体——也就是说，邓这个马克思主义者，是反面的卢森堡主义者，他不是要批判资本主义，而是要利用之；而且是为其家族和集团所利用。这样，邓主义，就和吞食主义接轨至今。

    在另一方面，邓的政治经济体制，因为汲取了资本和允许资本之吞食，也就广开市场，广开资源，广煞生态，广开奴工。这个红色政权的无产阶级（＝暴力）性质，从毛式皇权改变成为媾和与吞食主义二者得兼得的中国资本主义。这个原则，对内，是中国崛起的官僚资本主义；对外，就是卢森堡所谓迎接“不断吞食”——“一遍一遍重复进行”的开放式吞食主义。这个原则根本不是马克思门徒和谢韬先生们可以理解的——他们祇会说，啊，邓改革了，开放了，但是，没有政治改革了……殊不知，卢森堡早就有言在先，你不解决资本吞食主义，如何改革政治经济体制呢？

    所以，西方资本有两个本性。一个，是在其国内实行民主法治的市场经济；一个，是在现在的后殖民地或（准殖民地地区），如中国地区等——施行外在“资本原始掠夺”。

    这当然是一个悖论。美欧日国，在民主法治之游戏规则辖制下，近百年来，已经成立了强大的工会组织和各种维权组织。他们的工人和蓝领尚动辄要上街游行，罢工示威。他们那里，吞食主义有了长足的改进。但是，在中国，双重压榨之一重，就是来自西方。这个课题日益被东、西方学者重视和强调。也关系到其政府政策的制定。但是，资本主义的本质特性，没有改变。一个最大的难题就是，如何在确定美欧日国家利益和经济利益的前提下，消除其在中国的吞食主义？这个难点，很难有人给出准确的回答。换言之，美国政府可以管理其国内的资本家，用政治法律甚至经济杠杆来操控吞食主义——但是，他又如何管理在中国地区的资本家呢？那些一小时不足一个美元的廉价中国奴工，在西方资本家那里与在中国资本家和官僚资本家那里，一并是吞食主义之牺牲和饕餮之物、大鱼大肉也！他们要反对这个类似供奉慈禧太后的统一中国市场乎！反之，中国的官僚阶层，在国内可以施行残酷的奴隶佣工，但是，他们在美国，在英国，在哈佛，在耶鲁，照样可以大谈民主和市场——那里的教授和学生们也听得一头雾水。这个中国的政客究竟是民主乎？专制乎？好像都是嘛！“卑鄙是卑鄙者的通行证，高尚是高尚者的墓志铭”——对于这个畸形的中国市场，他们究竟如何用“看不见的手”——人权政治和经济剥夺这个熊和鱼掌，来干预奴隶制度的中国市场，无人可以解答。撤销资本输出？不对。鼓励资本输出，亦不对。这是一个矛盾。

    正确的解决法则，当然是在中国实行“吞食有度”——就是和西方“允许剥削”一样（暂用一句老话），但是，不可以完全剥夺人权，不可以不让组织工会，以延续生命和健康，延续“剥削”，叫做可持续发——一句话，在中国实行民主法治之经济政治制度。

    所以，卢森堡主义在上个世纪初叶提出的反资本论观念，是一种远见卓识，颇有预见性——颇有对于中国国情的预见性。这难道不是卢森堡的一个很伟大的发现吗！


二 反对列宁的革命暴力论


    19世纪末叶，德国和东欧关于“改革还是革命”的论题，成为德国民社党各派乃至社会上知识份子争论的关键议题。伯恩斯坦的看法今天看起来是正确的。他的主要观点是，工人阶级已经不是社会的赤贫者，祇是穷人——“普选制让工人有了政治权利，让工会在社会中有了自身的位置”。革命，在这位修正主义者看来，已经让位给社会“改革”。

    这个看法引起了很大的争执。考茨基，普列汉诺夫、帕乌斯和罗莎都反对这个看法。阿伦特说，“然而，1905年的革命前奏中有两个方面被卢森堡完全忽略了。”第一，爆发革命的国家是一个工业化尚未实现的国家；第二，得到群众强有力的支持的社会主义运动并不存在。阿伦特说，革命乃是‘日俄战争’失败之果；列宁还说，“革命并不需要一个大规模组织；祇要旧政体被扫除，一个小的、牢固组织起来的团体，加上一位明白自己要干什么的领袖，就足以获得权利。”卢森堡立场之转变，就在于她对于上面这两个观点都不同意。她的主要看法是，“她担心革命受到扭曲更甚于革命失败。”“她所预见到的‘道德崩溃’对革命造成的危害……”，是她忧心忡忡之最。“既然恐怖‘败坏着所有的人，糟蹋所有的事务，那么，唯一来拯救这一切的方式，难道不是’公共生活自身的学校，亦即最开放、最广泛的民主和公共意见‘吗？”人们不禁要问——这个公共领域是不俾斯麦时代以来，已经存在的事实；如果不是，卢森堡立论就站不住脚；但是，革命尚未到来在——祇是产生了希特勒式的“革命”，看来，卢森堡是要在既时的德国实行民主，而非要建立以后东德那样的政体。

    现在引进正题。在上面的引述中，读者已经知道大半。一是，对于改革－改良，还是革命加暴力的课题，伯恩斯坦已经十分清楚地加以概括和定论——要排除革命。为什么？德国工人已经享受到政治权利：普选。这个普选制度当然开始于俾斯麦时代。我们看到，排除革命的观点之前提，就是工人可以溶入现代政治系统。二是，工人经济状况的改善。于是，我们对照中国社民主义的改革观点。他们要主导改革、政治改革、在胡温领导下主导之——这和伯恩斯坦的看法本末倒置——伯恩斯坦是在工人获取了政治权利、选举权利以后，才排除革命，而决非在此之前。二是，工人还是穷人，不是赤贫，更不是奴隶（像山西窑奴）。当然，还有本文未及提到的权利，宗教、文化、自由等权利。这样，包含罗莎。卢森堡在内的反对者，实际上已经把革命架空到一个莫名以对的“理想主义”层面。列宁和普列汉诺夫是坚决支持这个反对伯恩斯坦运动的；也就是说，他们要在工人获得民主权利以后，照样实行夺权，什么“一个小的、牢固组织起来的团体”，实际上就是那时候的恐怖组织。考茨基究竟在那时候采取什么态度？其实，他是消极对待派。他无所事事，并不实际热衷革命。

    那么，卢森堡究竟是如何改变到反对列宁主义之革命立场呢？她从一个道德律，开始思考。凡是在这个问题上越过底线的人，就会变得无可救药——凡是参加毛氏革命者，是不是具备了卢森堡那样的道德勇气，来回顾一下他们参加瑞金、延安，是不是扭曲了国人之道德呢？看来，这个课题，是一个政治课题，也是一个文化问题。如果你顺从毛思想，来一个现在的什么思想，而枉顾古往今来一直存在的中国儒家式道德文化和道德判断，要来一个坯子运动，那么，你最初的选择本身，就是道德败坏。为什么卢森堡可以预见革命导致的道德败坏，使她甚至丧失了革命正当性的信心呢？因为，那个举世周知的效应说，应该成为她心目中最为感到恐怖的存在。为了平等而导致的法国革命之93年，难道不是印鉴在先吗？为什么良知，不能阻止列宁的梅毒般的野心膨胀呢？“一个小团体！”这是什么话！

    我们都知道，革命是败坏目的和手段的最好试验厂——这个议题，多少年前已经被人讨论很多，很熟。从这里看，卢森堡有意无意在强调这个手段恐怖论的危害。道德崩溃，不但是革命本身会被吞食，革命者，还会成为有意无意的吞食者和迫害者——然后，他们自己再别人被吞食——所有这些，都是基于一个“正确”革命说。希特勒是不是“正确”的呢？我们看到，在慕尼黑事件以后，连德国传统法庭，也认可了他的行为——不管是不是有限度，有条件，精神上，是对他怀柔了，绥靖了，维护了他，支持了他。希特勒在建设德国、消灭失业、崛起国力、增加GDP上，无不“正确”，全民拥戴之——但是，还是有人识破了这个痞子的野心——他们却是绝对少数。（立芬斯达尔这个法西斯奥运的支持者，以后说，她是为了艺术；可笑！——现在，斯皮尔博格要来一个立芬斯达尔之反，受到世人关注。）

    毛正确吗？社会主义，消灭蒋介石，建立新中国，全民拥戴。好像很正确。跟着跑的人说，他们这批人跟着毛，本来就是为了民主——希特勒还是为了德国哩！他也有自由——新自由，新人（见《西方的衰落》施本格勒）。 这些极权主义都有一个暴露的过程（毛语言）。土改，镇反，三反、五反，反右，文革，六四……但是，伟大的卢森堡却没有任何经过这样的过程的可能性，就被杀害了；但是，她凭着她的人性的光辉，照耀了这个未来的道德领域，乃至所有人类良知领域的衰落——斯大林主义，毛主义——从而获得了她的不朽。而我们这些伟大的民社主义者，却在经历了不知多少“过程”以后，还要忽略这个扭曲道德的马克思主义道德屠夫，难道可以容忍吗！

    在这个意义上估量，他们的“民社主义”和卢森堡，实在有天壤之别。


三 不党不群


    那么，卢森堡对于党组织采取了什么态度呢？重复而言，她知道，“大规模的革命组织祇会带来麻烦。”“她对列宁在1918年俄国革命中采用的策略的异议”，“在‘组织’问题上，罗莎并不信任任何一种在其中绝大多数人都没有位置、也没有声音的胜利；的确，她是如此不信任那种不惜代价夺取权利的行为。”“她从来不是一位布尔什维克的‘信徒’，从未用政治代替宗教。简而言之，当‘她在反对教会的时候很小心地避免攻击宗教。”阿伦特说，直到她与李卜克内西在柏林被人杀害，她一直以来就是一位并不“成功”者。

    这些评语说明了什么？作为一位波兰犹太人，罗莎的背景极具欧洲的犹太人历史色彩。而她选择政治，与其说是为了理念，不如说是为了社会。她参与到政治行动里，明确地认识到组织的力量，会使人产生的变异。于是，在道德层面上，第二个传统原则相随于第一个传统原则——如果革命扭曲了道德，她就反对革命——如果革命组织起到“绝大多数人”无位置的党的作用，她就拒绝组织。这两点相辅相成——就如国人所谓君子不党，不可结党营私，不可党同伐异，等等。所有这些，都是罗莎根本没有任何斯大林和毛统治经验时萌发的先知先觉。所以，我们祇能把她看成是社会主义运动中不可多得的政治预言家。以后，列宁和毛的群众－政党－领袖原则，驱除了群众和党，成为唯此唯大之唯一和一维；灾难全部由此到来。

    一个热衷社会主义运动者，却对党人持有这般看法，难道不是一种大隐“隐于党”（德国社会民主党）之奇迹吗？

    那么，何以那个“没有声音的胜利”——也许和亿万“万岁”之呼叫相辅相成——不为其齿，却为其耻呢？因为她骨子里是一个知识份子、知识人。这样的知识人的最大支撑，就是道德、人性和人格；不是什么党性和毛性——而道德的支撑，难道可以枉顾宗教乎？不可以。按照这个逻辑推断，她即便反对教会，也要小心避免直接攻击宗教。于是，在文化道德的最高层面宗教课题上，罗莎理所当然对列宁主义的无神论保持距离。这样，卢森堡虽然进入社会主义运动，却成功地避免了几个重大误区的涂炭和媾和。第一，就是上面说的反对马克思主义——这个结果，使她产生了保持宗教敬畏的底线，并不是“无限忠于”，“无限热爱”而是极其、极其有限。第二，就是她保持了不党主义——这个结果，使她有可能产生多少一种自由主义的空间——无论在政治上、还是在生活上（她是一位反对女权主义者，且高呼“差异万岁！”）。

    我们对此做出的反思是，何以党员中主张修正和重新信任马克思主义者，不为自身留下这样的宗教自由之位置呢？换言之，如果作为一位真正的改革者，他首先要为自己的独立思考和独立信仰，留下余地。这个空间，是我们在后毛时代，在继续非毛化进程中，一个至关重要的选择。这个选择，在毛时代，就是从对他的绝对信任开始游离——直到人们，人民或者公民，开始意识到一个国家，在“帝师分离”上，要做的事情有多么大，多么重，而非现在这样忽然坚持几个四，坚持忽然几个三，实属颠三倒四——和坚持毛主义时代不作政教分离一样。我们这个国家，本属各种宗教信仰兼容并蓄的文化形态，唯独不可以以党文化，以一蔽多地遮盖文化和宗教，即便她是传统文化和古代文化——殊不知，中国人存在在世界上，就是依靠这样一些文化，孔、孟，李、杜还有《红楼梦》……。这个原则，起码，在卢森堡那里有意无意地，感同身受地予以了很多关注——甚至，和她的著名党员身份，保持一种区隔。这完全不是一种可有可无的选择。任何政治形态的选择，如果不知道把任何党的思想，放入一个有限政治思维，而以为他就是君临天下之统治思想，就不单是疏远了传统的政教分离原则、文化兼容原则，而且疏远了正常的文化诉求——很可惜，现在，我们的社民主义者，根本不知道尚有这个文化宗教空间之存在。他们皓首穷经地证明老马正确，试问，这个绝对正确主义，难道不是很可笑吗？难道他们不应该学学卢森堡的保持距离，甚至诉诸直接批判马克思和《资本论》吗！重复而言，中国文化，传统文化，本是抵御毛化体制和党文化的现成武器，祇要加上现代性诉求。批判的武器不能代替武器的批判——我们要改良比如儒教文化，道教文化，而非数典忘祖，唯党是从，祇是要求在党的指导下，进行任何改革——这样的政治思维绝对不是社民主义的传统；不管它是不是中国之社民主义。对于儒家的批判，就和犹太文化对于罗莎的濡染和其反思一样，不可以一维之政治思想取代之。民主诉求的前提，是文化和宗教还原；文化和宗教还原的前提，又是民主；我们所有的阙如就是党文化决定和取代了一切，而这是必须予以改变的。◆我们的社民主义者，根本不知道尚有这个文化宗教空间之存在。他们皓首穷经地证明老马正确，试问，这个绝对正确主义，难道不是很可笑吗？难道他们不应该学学卢森堡的保持距离，甚至诉诸直接批判马克思和《资本论》吗！重复而言，中国文化，传统文化，本是抵御毛化体制和党文化的现成武器，祇要加上现代性诉求。批判的武器不能代替武器的批判——我们要改良比如儒教文化，道教文化，而非数典忘祖，唯党是从，祇是要求在党的指导下，进行任何改革——这样的政治思维绝对不是社民主义的传统；不管它是不是中国之社民主义。对于儒家的批判，就和犹太文化对于罗莎的濡染和其反思一样，不可以一维之政治思想取代之。民主诉求的前提，是文化和宗教还原；文化和宗教还原的前提，又是民主；我们所有的阙如就是党文化决定和取代了一切，而这是必须予以改变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