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文艺复兴话题的硬伤

（四川）周伦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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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6年12月7日，自由主义学者刘军宁在《南方周末》和“新浪博客”上发表了一篇文章《中国，你需要一场文艺复兴！》，诗人叶匡政跟着发表了一篇《中国文艺复兴宣言》给予呼应。此声一出，争议四起，颇有锣响鼓随之状。我认为在争论“新文艺复兴”是否到来和是否必要之时，首先应该审视这两篇文章存在的硬伤，以确定这个话题在多大程度上成立。

    刘军宁是一位非常活跃的自由派学者。也许正是这种活跃性，使得他在“自由主义与新左派之争”偃旗息鼓之际，及时发出这种切换话题的声音。他这篇文章，一反自由派学者学理严谨、言必有据、温文尔雅的文风，让人有些意外。祇不过，其中确实包含了某种难得的理论直觉，说不定活跃的思维使他真正预感到了什么。遗憾的是，他也和某些公共知识份子一样，一旦离开专业学科领域和自由主义范式，便难免显露出综合学养的不足。

    他大谈中国“文艺复兴”，居然不知道这类文化运动需要特殊的历史时机，并非任何时候都能发生。每个国家的历史进程都有不少转折关头，我把那些凸显个人价值的转折关头称为转变时代。又可将其分为三种类型：社会形态变革——大尺度转变时代、社会制度更新——中尺度转变时代、社会体制改良——小尺度转变时代。“文艺复兴”祇发生在凸显个人价值的大尺度转变时代；照样凸显个人价值的中尺度转变时代和小尺度转变时代虽有相同的指向，但深度和广度又要相差很多。中国确实面临一个新的转变时代和一场新的文化运动，但尺度要比社会形态变革的“五四时代”小，又比社会体制改良的“80年代”大，大概属于社会制度更新的中尺度类型，并不具有“文艺复兴”那样的深度和广度。刘军宁硬说中国现在发生“文艺复兴”的条件“比历史上任何时候都成熟”。当他荒唐地把“文化大革命”那样的反文化事件列入这类文化运动，又将80年代“新文化启蒙”那样的小尺度转变排除在外，更显出对所谈话题的随意。

    对于文艺作为文化潮流先锋浪头的特征，对于文艺家作为文化人群中最激进、最敏感、最活跃个体的特质，似乎浑然不觉。

    他论说中国“文艺复兴”的条件，竟然忽视中国目前尚缺乏的两个最重要的条件：统治权力放松或失控所造成的个人自由空间，大批文艺巨匠和思想大家所构成的人才支撑。虽然，他想用互联网自由平台来弥补这两个条件的欠缺，但其论据完全经不住拷问。第一，他祇看见“自由主义”、“新左派”、“新儒学”的言论在互联网上畅行无阻，却无视中国网路世界的一道道防火墙和层出不穷的遮罩事件，例如仅涉及“文化大革命”、“毛泽东评价”这类中性字样的网页，人们也经常难以打开。自由平台何在？第二，新文艺复兴有赖潜心、坚实、宏大、具有永久价值的发现与创造。网路上那些随风飘舞的小手绢文章和漫天飞洒的小雨点感言，根本不具备这种品质，那片天空怎能升起“文艺复兴”的璀璨星斗？

    如果说跳出学院派规范的理论直觉和自由文风，是这篇文章的最大亮点，那么从标题到内容的浮躁便是其中的最大毛病。例如作者在论说意大利“文艺复兴”的经济原因时，贸然将“发达的商业”等同于“市场经济的萌芽”就显得过于草率。“商业”不就是“市场经济”吗？既然“发达”又怎么祇是“萌芽”？也许，这是作者试图从经济条件方面把今日中国与昨日意大利进行对比而产生疑惑时，不得不玩的文字障眼法。

    “文艺复兴”之名，祇在近代欧洲才具有复兴古典文化的含义，在世界其他国家早已演变为近代新文化运动的代称。比如近代中国深受其影响而且被称为“文艺复兴”的“五四新文化运动”，就不曾包含任何复兴古典文化的意向。作者似乎忘记了这个名称的历史演变，硬要在“复兴”二字上大费脑筋。

    “文艺复兴”、“启蒙运动”、“新人文运动”、“新文化运动”……，本为可以互相等同的概念，指的都是历史大尺度转变时代个体思想的大解放和文化景象的大繁荣。名称的差异，仅仅代表了这个运动在不同国家和不同时代的不同侧重。作者却将“文艺复兴”和“启蒙运动”误认为两个阶段，并引出“先复兴还是先启蒙”的伪命题。

    这几方面的缺陷，无疑大大削减了这篇文章的说服力和感召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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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叶匡政的文章看似在呼应刘军宁，其实思想向度完全不同。如果说刘文还体现了当下中国人文主义思潮的理想情怀和崇高精神，那么叶文便是当下中国后现代主义思潮、新儒学思潮的混合体。

    其荒谬之处至少表现在这样几个方面：在所谓“经济观”中，作者竭力宣扬“消费主义”的“逻辑力量”和“道德价值”，完全忽视泛滥成灾的“消费主义”对于人生崇高动机和神圣愿望的消解。而这些被消解的精神存现，正是任何新文化运动所必需的人文基础。

    在所谓“文艺观”中，作者大谈“互动文本”事件，似乎把这些年包括诗歌界“下半身写作”、“垃圾派”、“废话诗”、“裸体朗诵”、“梨花体”……在内的离奇现象，也视为“身体、行为、生活、技艺、器物”的“行为艺术”而大加赞扬，对于这类堕落现像腐蚀人心毒化精神并最终消解艺术的本质，好像毫无知觉。自古以来，艺术就是少数人的事业，即使它可以形成流派并掀起浪潮，但多数参与者最终祇是少数杰出艺术家的培养基。如果这个培养基已经堕落并含有腐蚀性和毒化性，那它涌现出的艺术家注定不会高大。“文艺复兴”从何谈起？

    在所谓“人文观”中，作者更对西方“自由民主理念”的普适性提出质疑，认为中国传统儒学可以成为现代民主思索的最好归宿。中华传统儒学，本是我们这个民族中古时代的社会伦理体系，即使把它提纯为普遍的伦理价值，它所标显的也是社会对于个人的行为规范，而非个人对于社会的权利诉求。中国当前最紧要的问题，究竟是争取个人主体权利还是强化个人社会约束？半个多世纪的个人苦难史告诉我们：首当其冲的是前者。可见传统儒学并不能满足当前历史转变之必需。中国面临的现代性最后之变至少涉及两个层面：一是实现民主政治制度和多元文化形态，二是创建价值理性的人学话语。如果将其视为相互衔接的两步式进程，那么第一步的迈出尤其关键。西方文化无论有多少弊端，自由民主理念及其制度化体现依然是其中最伟大的成就，对于中国面临的现代性最后之变同样具有普适性价值。而且，人们期待中的新文化运动，也祇有在这种追求下或这个基础上，才可能真正发生并形成气势。一旦把两步式进程还原为我所说的“解放人”和“拯救人”两个方面，便可看到：传统儒学经过提纯后的普适价值，祇会内化为“拯救人”方面的伦理基础，它在“解放人”方面的思想功能微乎其微。

    受到作者同时推崇的“新儒学”和“后现代主义”，本是一对矛盾体。要张扬前者的“伦理价值”，就需抑制后者的“消费主义”；要张扬后者的“消费主义”，就需抑制前者的“伦理价值”。在同一场景中二者很难并存。叶文对二者的同时张扬，更暴露出自己思想上的严重混乱。

    作者对 “自由民主理念”的质疑，对互相矛盾的“新儒学”和“后现代主义”的推崇，使他无形中丧失了“中国文艺复兴”话题的发言权。当他宣称“文学死了”，殊不知正是自己想要用“新儒学”来平抑的“消费主义”和“娱乐主义”将文学置于垂死的境地。这种自互矛盾的思想取向，险些把他这篇文章变成了《反中国文艺复兴宣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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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迄今为止，“文艺复兴”这样深度和广度的新文化运动，祇在欧洲意大利和亚洲中国这类国家的历史上发生过两次。例如：意大利从远古社会向古代社会变革中的“古典文化运动”和中古社会向现代社会变革中的“文艺复兴运动”，它们都以各自的名义展现了个性的大解放和思想的大活跃；中国从古代社会向中古社会变革中的“百家争鸣时代”和中古社会向现代社会变革中的“五四新文化运动”，它们都以各自的特点彰显著个体的大崛起和文化的大繁荣。

    中国目前面临的历史转变，并不具有同样的深度和广度。从它将要改变专制政权的深度看，肯定大于20世纪80年代的小尺度转变。从一个东方大国将要改变与几千年专制主义政治传统一脉相承的极权制度的广度看，又接近于20世纪80-90年代“苏东剧变”式的中尺度转变。与欧洲“文艺复兴运动”和中国“五四新文化运动”为标志的大尺度转变相比，它又大为逊色——因为它本身就处在那个大转变所划出的现代性范围。

    无论像刘文所说我们正处在新文化运动到来的“前夜”，还是如叶文所言我们已置身新文化运动到来的“今天”，人们所期待的新文化运动，似乎正在悄悄逼近。它那时远时近的脚步声，值得所有关心社会改革和文化振兴的人留意聆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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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社会变革中的文化运动，往往发生于政治变动之后，例如西元前的“百家争鸣”、20世纪初期的“五四新文化运动”、80年代的“新文化启蒙”。可是当前人们期待中的新文化运动，似乎可能在政治转变发生之前启动。怎样解释这种可能性？

    不否认存在另一种前景：由于后极权时代专制范围的收缩而留下许多权力之眼难以监视的地带，加之海外华人知识者的有力推动和国际互联网的无域覆盖，这个文化运动可能在政治变动之前发生，并逐渐向四周蔓延而波澜壮阔。如果真是这样，它就在东方大地上破天荒第一次成为了社会变革的文化先声。这个提前发生地带，极可能还是言说相对自由和管制相对薄弱的文学艺术。或许，国内90年代以来“自由主义”、“新左派”、“新儒学”的争论，仿佛风雨蕴酿；跨世纪的诗歌大骚动，如同奔云造势；2002年民间体制外刊物《非非》提出的“体制外写作”和“新人本主义”，近似闪闪电光；这些年涉入“六四”、“文革”、“反右”题材的长篇小说创作，更像隐隐雷鸣。2006年以来，“文艺复兴”和“文化复兴”的声音忽然响起，不少人心中更悄然产生了崇高的冲动，使我有一种山雨欲来风满楼的感觉。但愿这个文化运动能够打破紧跟在政治运动之后发生的惯例。

    祇不过，任何历史转变的发生和文化运动的到来，往往隐藏在人们的预测或预言之外，人们最多有些预感——体现在诗人敏锐的感觉中。它不会靠一声呼唤或者一篇宣言就突然降临。我所说的另一种前景，也更多是一种愿望。我们首先要正视所面临的两大现实：自由言论空间狭窄和创新人才储备缺乏，并用自己的努力一步步改变这种现状。坚持——是最好的等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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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诗人给人的印象往往是轻狂、夸张、喧哗。他们对历史转变的敏感从何而来？

    在喧嚣的社会生活下面，历史走动的脚步很轻。有时悄然走出很远的路程，人们还没有意识到，依然在以原来的方式言说过时的话语。当突然发现文不对题才陷于错乱和惊慌，并努力调整自己的姿式，然而此时历史又移动了位置。

    历史有时也会突变，在或大或小尺度范围内两种质态之间的转变时期，如同一个人从前半生到后半生转变时的更年期阶段。这时，悄然无声的渐变呈现为轰然有声的突变，在前后碰击的突然转折处，往往会凸现闪电般眩目的标异性事件。人们震惊之余，大多服从利益驱动，或远避、或近趋、或原地静观。思想者则睁大眼睛注意事态的变化，试图捕捉到事变的来踪去影，以填充自己思想的先见、此见甚至后见。面对突兀的历史转变，中国的思想者大多比较迟钝。

    真正敏感的不是思想家而是诗人。他们不是用笨重的头脑去想，而是以独具异禀的心灵去感知。

    诗人是人群中心灵最敏感和表现欲最强烈的个体。他们心中的白金片随时感应着历史变动的隐秘资讯。当资讯刺激超出常规，情绪便会激动和亢奋，必以诗的方式表现出来方能平息──直接或间接、正面或侧面、原形或变形。于是，我们可以从个别时代性诗人的作品中，或者在诗人群体的匆忙举动和斑驳诗行构成的语境里，看见历史动变的影子。

    是的，大尺度中尺度小尺度的历史转变时代，都会出现诗人大幅度中幅度小幅度的活跃。在文学、艺术、哲学汇成波涛汹涌的文化新潮之前，诗人已经嗅到了涨潮的消息，鱼儿般跃出水面，溅起一串串浪花，划出一条条波浪线。

    因为这个道理，20002年我曾在《后极权锋刃上的先锋诗歌》一文中认为：中国跨世纪的诗歌大骚动似乎预示着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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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文化运动来临之际，我们能做些什么？

    那场大戏开幕之时，成为被动的观众还是主动的演员，完全看历史的需要和个人的自觉。2007年，国内一些民间刊物对80年代第二文化界文献的收集和重新刊发，似乎体现了某种自发的契合。是的，80年代的启蒙精神、理性追求、阳刚气质、献身激情，可给我们面临的新文化运动提供最近的人文背景。

    （2007年初秋于古邛都森林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