服膺民主的最低门槛
——从民主社会主义的激辩谈起
刘国凯
一、共产党老左派的卫道与“新” 左派的辩解
近期在国内卷起一阵围绕着“民主社会主义” 的激辩。其实，对于社会民主主义（又称民主社会主义）理念的阐述和传播，我们居旅国外的社会民主主义者早已经就从事了。共产党对此采用了异常聪明的办法，就是佯作不知。然而对于谢韬等“体制中人”在国内宣传社会民主主义，中共顽固派就极感不能听之任之。中共顽固派可分为老“左派” 和新“左派” .对谢韬等的围剿由毛泽东主义的遗老遗少——共产党的老左派首先发动。他们发表文章、开研讨会，一片鼓噪。当我们读着那些卫道士的陈词滥调时，恍然感觉时光的凝固乃至倒流。他们讲的是上世纪60年代中期共产党党阀文霸康生所主导的批判“苏修” 的语言；是从60年代后期到七十年代中期官方文革大批判的语言。我们不能不深感惊讶。这么多年过去了，他们怎么毫无长进？不妨信手捡来他们的一些文字看看。
“西方一些国家的‘民主社会主义’是在不触动资本主义基本制度的前提下，对资本主义进行的一些改良，目的是为了巩固资本会主义制度。……”在中国鼓吹“民主社会主义”，实际上就是企图找到一个诱使中国从社会主义和平演变到资本主义的桥梁。因此，目前的“民主社会主义”思潮，是资产阶级自由化在党内的表现。马克思列宁主义者同以谢韬为代表的‘民主社会主义’思潮之间的斗争，是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斗争在新时期的继续。
“所谓‘民主社会主义’，在政治上鼓吹阶级合作、回避阶级斗争；在经济上不讲生产资料公有制，祇在二次分配上给群众以小恩小惠。这样的‘民主社会主义’祇能为美国为首的西方帝国主义势力和平演变中国提供帮助。假如按照这条道路走下去，即使中国经济有所发展，也祇能使中国沦为美国的经济殖民地和政治附属国。这样的‘民主社会主义’不可能救中国，祇可能颠覆中国。”
操这类语言者并不是一般人物，其中许多是有头有脸的。如中共中央党校原副校长韩树英、原中顾委秘书长李力安、北京市委党校原副校长王子恺、中国社科院原副院长杨克等。
毛泽东主义的遗老遗少们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正统自居，身享名为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实为权贵资本主义给他们带来的种种优渥待遇，嘴唱3、40年前毛式普遍贫穷社会主义盛行时的八股调门。
跟这班共产党老左派去辩清一个什么道理是完全没有意义的事情。因为他们从来就不是讲道理的人。他们祇能操着几十年一贯制的党八股调去扭曲事实、去以势压人。几十年来他们习惯于居高临下地打棍子扣帽子而不屑于作平等的探讨；习惯于作强横的断言而不屑于作诚实的论证；习惯于虚张声势地扮演激进角色而毫无实事求是的精神。
如果说当年康生主导的“九评苏共中央公开信” 和张春桥主导的批判“资产阶级法权” 是以所谓的国营经济为背景，那么当今中共老左派批判“民主社会主义” 又是以什么为背景呢？他们说“在中国鼓吹‘民主社会主义’，实际上就是企图找到一个诱使中国从社会主义和平演变到资本主义的桥梁”。 这真是笑话！难道他们是生活在月球上吗？难道他们不知道当今中国早已复辟了资本主义吗？而且准确地说不是复辟，而是创新出一种特别恶劣的资本主义。它是集早期资本主义之冷酷；集贵族特权之骄奢；集共产党政治体制之专横于一身。这个特别恶劣的资本主义利用市场经济的动力发展了生产，但却造就了0.4%的家庭占有了70%的社会财富。这些毛泽东主义的遗老遗少们若要维护其奉为圭臬的马列主义原则，那早就该起来大声疾呼地抨击中国共产党已在实行的那种特别恶劣的权贵资本主义，应该去与实行这个主义的邓小平、江泽民作决绝的斗争。可是没有。而在谢韬呼唤民主社会主义的文章面世后他们则一反常态，迅速麇集起来齐声鼓噪。这里面真实原因是什么呢？
真实原因是谢韬等人呼唤的民主社会主义是民主制度的一种形式，在这种制度下，任何政党都须遵循民选原则，不能以暴力为后盾独霸社会公权力。而中国共产党所实行的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实则特别恶劣的资本主义是共产党以军队和警察作保镖来一党独霸社会公权力。共产党的老左派内心知肚明。由邓小平开创、江泽民继承发展的特别恶劣的资本主义尽管在经济领域与毛泽东主义的普遍贫穷社会主义相去甚远，但在一党专政上则是一脉相承。而谢韬等人宣扬的民主社会主义除了在经济上反对两极分化外，更主要的是政治上反对专制独裁。这就踩到了中共老左派的总神经。
毛泽东主义的遗老们在毛泽东普遍贫穷社会主义时代就得到特权的经济优待，在邓小平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时代更是被优渥供养。毛泽东主义的遗少们当然也在邓小平时代享尽荣华富贵。而这一切都是以共产党的特权为基础的。如果一旦按谢韬等人所主张的民主社会主义行事，那么他们的优裕生活立即失去政治特权的依托而岌岌可危。这如何不使他们将民主社会主义视为洪水猛兽而即起围剿之呢？
中共老左派们虽然气势汹汹，但整个社会情势已今非昔比了。当年中共老左派凭藉毛泽东无产阶级专政淫威，口含天宪，随心所欲地置人与死地。今天共产党独裁的基本形态虽然依旧，但其统治力度已相当式微。毛泽东主义遗老遗少的汹汹祇是色厉内荏、强弩之末，根本不能给当今共产党的统治格局以卓有实效的拱卫。在这种情况下，共产党的“新” 左派登场了。
“新” 左派一改中共老左派那种咄咄逼人的气势，而摆出一副说理的姿态。他们面对民主已成为世界大潮的现实，面对社会民主主义在西北欧的成功，不得不表态认同民主，不得不“肯定社会民主主义在当今新历史条件下的积极作用” .在以此遮去专制主义辩护士的面目后便着手他们真实的作业。发表于南华早报的一篇署名“文磬” 题为“ 从‘社会主义民主’与‘民主社会主义’之争说起”的文章可算是他们的代表作。
文章的作者对民主制度的要素之一“选举”进行了系统的抨击。他判定民主选举会给社会带来骚乱、动荡、损耗。 在对民主选举制作了这样的抨击后，作者结论说“‘民主’在人的利益驱动下的‘异化’，已经和正在出现较多的非民主本来意义的情况：”民主“在异化中，正在出现丧失其价值和作用的现象。”那么，该怎么办呢？作者开出了药方说。
“为什么不能让执政党自身承担起监督权力运作的责任？为什么不能让多党合作的各党承担起监督权力运作的责任？”
好一个为什么！图穷而匕首现了。讲了那么多话，兜了那么多弯子，原来就是为了让共产党固定执政，让共产党自己监督自己。一个执政党不可能自己有效地监督自己，就像一个人不能抓着自己的头发把自己提离地面一样。这是一个非常显浅的、被无数事实证实了的道理。那位作者先生还当作什么灵丹妙药向民众兜售。至于“多党合作” 云云，共产党早就讲明这是在共产党领导下的“多党合作” .共产党一捶定音，几个花瓶党、尾巴党举手赞成，这就是“多党合作” 制的要素真谛。那会是真民主吗？
作为民主制度体现之一的选举程序并非尽善尽美的事物，它需要发展、完善。至今人类的智慧还没有想出比选举制更好的委托社会公权力的方式。总不能说选举会有变味的可能就该回过头去拥抱专制。我们不妨用同样的句式回敬那位作者：“为什么不能让选举制度有个完善的过程呢？”
事实上，民主国家里一直在努力完善选举制度。用社会全视角的监督去防止、和制定法律去惩办金钱与外力对民主选举的介入、干扰。如果说在某些民主制度初建不久的国家和地区选举会出现这样和那样的纰漏，那么在西北欧民主较成熟的国家里，人们可以看到选举机制的相对成熟。
人类社会曾在很长的年代里使用人力车、畜力车。工业革命后出现了机动车。第一代机动车是蒸气机车。它身体笨拙，喘着粗气，步履迟缓。那么是不是就该回过头去使用人力车、畜力车呢？有远见、有智慧的人们不这样认为。他们多方设法进行改进。终于使蒸汽机车雄壮一吼，拉动千多吨货列疾驶时速60公理。而且智慧的人们并不以此为满足。他们觉得蒸汽机的热效率太低，功率也无法再提高。于是设计出了透平机。透平机的功率虽大，热效率也有所提高，但体积太大，于是智慧的人们继而设计出了内燃机、电动机。当代还有了核动力。试想，如果当初人们因初问世的机动车乏善可陈，就决定要抛弃它，决意继续使用人力车、畜力车，那当今会是怎样的世界？
无疑，“新” 左派为共产党一党专政寻觅道理根据也会是徒劳无功的。
二、国内社会民主主义者的局限性
最近一段时间，国内社会民主主义者在宣传社会民主主义理念方面作了引人注目的工作。对此应给予高度评价。但是，海外和国内的政治气围毕竟有很大的不同。在细读国内社会民主主义者的文字后，我们不能不指出国内社会民主主义者思想上是有所局限性的。这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对邓小平的所谓改革持正面评价。二是极力要为民主社会主义找个政治靠山。把社会民主主义说成是马克思主义的分支，或是马克思主义的正统。民间社会民主主义者的局限性大多祇有第二项，而共产党体制内的社会民主主义者则两项都有。
体制内社会民主主义者竟然会有如下的语句：“中国没有在苏东巨变中垮台，这要归功于邓小平在这之前实行了改革开放政策。”“邓小平、江泽民、胡锦涛领导的改革开放取得了举世公认的巨大成就，这是足以统一全党和全国人民思想的”硬道理。“
事实真的是这样吗？“中国没有在苏东巨变中垮台” 绝非因为“邓小平在这之前实行了改革开放政策” ，而恰恰相反，是因为邓小平采取了铁腕手段，血腥镇压了八九民运。如果邓小平稍微有点良知和理智、稍微肯向民主靠拢，不在四月底就那么匆匆忙忙地把学运定性为有组织、有预谋的动乱的话，整个历史完全有改写的可能。邓小平光荣退休，赵紫阳主持自上而下的有序改革。从党政分离到逐步开放新闻自由、结社自由、和逐步提升直接选举的层次等等。中国现在将是一个多么美好的局面。
可是心胸狭窄、脾气暴躁的邓小平先是在狂怒中血洗北京，待情绪稳定下来后，深感自己手上血迹如垢，为逃避历史的审判，便竭力掀起经济狂潮。他的企图是让全民族都去向前（钱）看。在每个人都为赚钱，为谋求自身的富裕生活而耗尽精力、泯灭良知之时，就会妄顾社会公义，也就不会在乎他手上残留的血迹。随着岁月的流驶，一、两代人的逝去，再加上不断有人为之评功摆好，邓小平血洗北京的滔天罪孽就消失在人们的视野之中了。时至今日，已可以断言，造成当今中国社会贪腐泛滥、道德沦丧、贫富悬殊、专制持续的罪魁祸首就是邓小平。
至于“邓小平、江泽民、胡锦涛领导的改革开放取得了举世公认的巨大成就” 也完全是谥美不实之词。对此，我在前面反驳毛泽东遗老遗少时已有有谈及，此处不再重复。
关于第二项局限性，说来要涉及许多史实。我在《历史潮流——社会民主主义》中作过较详细阐述。本文篇幅有限，祇能简扼涉及。
被前苏共和中共奉若神明的马克思主义其实在欧洲工人阶级运动中不占统治地位。马克思在伦敦生活多年、资本论也撰写于斯，可是英国工人阶级运动所信奉的是工联主义和费边社观点，法国工人党占主导地位的可能派完全排斥马克思主义，与马克思有联系的盖德派也摇曳不定，令恩格斯大为不满。工人党的后继者法国社会党，其占主导地位的饶勒斯派不信奉马克思主义。德国社会民主党被人认为是马克思主义的嫡系。其实德国社会民主党先是受受拉萨尔主义影响，后则在伯恩斯坦主义和考茨基主义的笼罩之中。1875年人数较少的倾向马克思主义的爱森纳赫派与人多势众信奉拉萨尔主义的全德工人联合会合并，发表哥达纲领。哥达纲领充满拉萨尔主义的色彩。马、恩疾首痛心。马克思当即写了“哥达纲领的批判” ，可是这篇文章被威廉。李卜克内西压下不让德国社会民主党的党刊发表。他并说：“德国社会民主党既不是马克思主义者，也不是拉萨尔主义者，他们是社会民主党人”。即使约100年后，历史的纠葛早已散去，人们能冷静下来回顾往昔的脚步时，德国社会民主党在其1989年的“柏林纲领” 中列出德国民主社会主义思想渊源是“基督教伦理、人道主义哲学、启蒙运动思想、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和社会学说、工人运动的经验” .马克思主义祇是五元中的一元。在此之前，作为欧洲社会民主党共同纲领的“法兰克福” 声明则把欧洲民主社会主义的思想渊源明确为“基督教伦理、人道主义、古典哲学” ，马克思主义完全不被提及。
历史事实是以恩格斯思想为代表的晚期马克思主义在向社会民主主义靠拢，而不是社会民主主义是马克思主义的分支。
国内社会民主主义者持那种看法除了不符合历史事实外，也暗藏着危险。试想，如果恩格斯在其生命最后一、两年里没有写下那些可资被国内社会民主主义者引用的文字，那他们该怎么办？没有那些文字，社会民主主义不能跟马克思主义挂上钩，就不能给予正面评价了？就不能宣传和实践了？
当然，我们对国内的社会民主主义者应予充分的体谅。即使他们在认识上确有模糊，我们都不应计较。而且更须洞悉的是，还会有这样的情况。由于国内存在着政治高压，像我们在海外这样直言不讳的文章是出不了台面的。出于策略上的考虑，他们亦会写出这样的文字。对此我一点也不意外、不陌生。因为2、30年前我在国内与共产党专制作斗争时，也时时采用这样的策略。我总是想方设法在马克思、恩格斯、甚至列宁的著作中找寻相关句子段落，来对共产党的现实理论和做法进行质疑和批驳。这种策略早就被共产党总结为“打着红旗反红旗”。
然而，我们在体谅国内社会民主主义者认识偏差，或运用策略时，千万不要模糊了我们自己的观点。这样才能真正把社会民主主义事业导入正确的航道。
三、服膺民主的最低门槛
服膺民主的最低门槛是什么？换言之，做到哪一点才算真正有诚意向民主的轨道靠拢？
中国共产党叫民主叫了好几十年。祇是，它在民主前面加了个修饰词，叫社会主义民主。这是个血迹斑斑的词，当今毛泽东主义的遗老遗少们竟然还敢使用它，其良知的彻底泯灭超乎意想。
共产党的社会主义民主是所谓对人民民主，对阶级敌人专政。这表面上听起来并无大碍。然而关键在于任何一个人是属于人民还是属于阶级敌人，全在共产党的肆意判定。任何一个人，祇要他被共产党视为逆类，共产党就可以即时剥夺其人民的资格，打入阶级敌人的范畴，对其实行专政。故共产党的社会主义民主又叫无产阶级专政。这个共产党的所谓社会主义民主非但与真正的民主风马牛不相及，而且根本是民主的反面——专制。
社会民主主义发源欧洲。其核心思想是以和平渐进、和平演变的方式改革资本主义社会。19世纪早中期欧洲工人阶级曾与资产阶级主导的政权发生激烈的流血冲突。但是为什么19世纪80年代以后社会民主主义思潮却愈来愈盛行呢？
以法国为例，19世纪30年代里昂工人两度武装起义。1848年6月巴黎工人大起义。1971年巴黎公社运动。这些事件都是血流成河的。可是仅仅事隔10年，法国工人运动走上了非暴力的轨道。难道巴黎工人阶级如此健忘？难道遇难巴黎公社社员的鲜血白流了？
情况是这样的。1880年，即巴黎公社运动九年之后，大资产阶级主导的政权主动与工人阶级和解。它发出大赦令。释放、赦免所有巴黎公社运动的参加者。逃亡国外的公社参加者都可以无顾虑地回国。暴力革命理论家、实践家、巴黎公社的军事领导人之一的布朗基闻讯立即回国。在巴黎他受到工人阶级英雄式的欢迎。他到处举行群众集会，发表演说。在兴奋激动和疲劳中渡过了一年，1881年，76岁的布朗基溘然去世。20万巴黎工人为之送葬。场面极为感人壮观。对于这一切，大资产阶级主导的政府一点都不干扰阻拦。于是，这一场葬礼就成为一个时代——暴力革命、以暴力改革资本主义社会的时代的终结。
1881年大资产阶级主导的国会通过“保障集会和出版自由法案” ；1883年制定“工厂法” ；1884年颁布“结社法” .这就是说，大资产阶级主导的政权完全放弃了以强权暴力压制政治异己的手段，让政治异己能够存在和发展。至此，几经复辟、反复的法国社会从此步入了新的领域。布鲁斯和马隆的巨变就是标志。他们两人都是巴黎公社运动的积极参加者。马龙还曾任巴黎公社委员和国民自卫军中央委员会委员。他们在枪林弹雨中幸存下来逃亡国外。大赦令颁布后回到巴黎。他俩在参加法国工人党后，不但没有去向资产阶级寻仇，而且成为工人党中“可能派” 的核心人物。即使是倾向马克思主义的盖德和马克思的女婿拉法格在当时的气氛中也唱起社会民主主义的曲调。1982年拉法格在市镇选举中获胜后对集会庆祝的工人群众说：“再过几年，工人党就要合法地、和平地成为政权的主人。”1893年，盖德在当选为众议员后向选民说：“通过使你们的意志变成法律，社会改造就将合法地实现。”
在英国，政权执掌者比法国更早放弃以强权暴力对待政治异己势力。1848年英国工人阶级举行第三次宪章运动。那时法国刚刚爆发革命，消息传来，气氛十分紧张。但是，内阁仍然允许请愿集会照常举行。政府还警告地方当局不要干涉群众集会。首相罗素说：“我相信他们（指警力——笔者注）能轻而易举地战胜伦敦的暴民。但是伤害任何一条人命都会引起深刻而痛苦的愤怒。我有理由相信一切都会安静地、顺利地成为过去。”英国政权当局这种理性的作法，不但使英国始终没有爆发工人阶级的武装革命，而且使和平演变的工联主义和费边社观点成为英国工人运动的主流思想。
无论是1848年巴黎工人大起义还是1971年巴黎公社运动，都是工人阶级首先诉着暴力，资产阶级政权予以镇压。100多年后，1989年在中国北京发生的事情大相径庭。学生、市民以和平集会的方式表达反贪腐、要改革的诉求。邓小平等操纵国家机器予以血腥屠杀，创古今中外屠杀和平集会之最。18年过去了，中国共产党仍然认为它们当时屠杀有理由、镇压有必要、有成果。相比之下，100多年前的欧洲资产阶级政权都不知要比当今的中共政权理智多少万倍。
不以暴力强权镇压政治异己是民主的最低门槛。当权者若能做到这一点就是跨出了服膺民主最起码的一步。这是一个社会得以和平改革、和平演变的前提条件。欧洲资产阶级政权在一百几十年前已做到这一点，从而催化了社会民主主义理念的发展。反观当今中国共产党政权，它在坚持六四大屠杀有理之后，十几年来，还在不断地抓捕监禁政治异议人士。1994年重判中国自由民主党人；1998年重判中国民主党人；2002年重判新青年学会；2003年重判中国社会民主党人。至于对法轮功学员的虐待残杀更是无时无之、惨绝人寰。因此，按说中国不存在社会民主主义产生的土壤。因为共产党堵死了和平演变之路。
但是，我们出于一种为了社会和民众少受损失的极为善良的愿望，还是希望当今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人能顺应历史发展潮流，不再坚持以强权暴力镇压以和平方式表达诉求的政治异己人士。这是中国共产党从迷信暴力转向服膺民主第一步。
我们这些与共产党专制政权斗争多年的政治异议人士，虽然心仪完善的民主制度——三权分离、多党竞争、议会选举、军队国家化等等，但是，面对如此厚重的专制垢土，我们并不预期在短时间把它清除。现时，我们对共产党的要求很低很低。它可以继续独揽政权；可以不开放选举；可以把军队警察抓在自己手中；可以……但是，我们祇是要求它不要再抓捕监禁仅仅以和平手段表达理念诉求的异议人士。
历史沉重的一页已翻过去。六四大屠杀的主导者10年前已死去。六四大屠杀的直接得益者江泽民已不再握权柄。当今掌权的中共最高领导群体与历史上共产党的罪恶已无直接关系。服膺民主的最低门槛不难跨过，做一个贤者圣人或许不大容易，但不再行凶肆虐为非作歹则不难做到。那是为人处世的最低标准。中国共产党若能跨过民主的最低门槛，那不但对中国、对民众，而且对中国共产党自己都是一件幸事。◆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