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山顶歌唱
——海峡两岸文学发展论坛暨枣庄笔会概要

（北京）杨传珍 蒋泥  整理


杜学平（开幕词）：两岸文学，同根同源。1949年之后，两岸作家在不同的发展空间里，继承中华民族优秀的文学传统，不忘文学本体，坚守纯文学阵地，创作出一批能够穿越政治语境的艺术作品，延续了中华民族的精神血脉。两岸文学的具体发展历程和各自彰显的风格，值得相互观摩借鉴。

邓友梅（大陆作家）：在大陆的省辖市召开这样一个纯文学的论坛，是最新出现的现象。我和我们家长（即夫人）去过南昌市出席了一次类似的会议，说明了一种文化上的认知和热情，让人惊喜、兴奋。我当过政协委员，委员们的谈话都很专一，是个很好的现象。我（20世纪）60年代到过枣庄，做过八路。在这里活动过。过去上到高小的就是高级知识分子了。我念过书，所以在部队直接做了文书，有好多年没来枣庄了。在大街上看到，现在的人都骑摩托车了，50年前连驴都骑不起。本地人可能看不出变化，在外面的人回来一看，才知道变化有多大。我的《寻找画儿韩》，原先是第二届全国中篇小说奖必选小说，有人却说它抄袭了台湾一个叫司马中原的人写的小说。司马中原今天也来了。当时哪能看到台湾小说？结果另一篇获奖。不久又人说司马中原也是抄袭，抄袭了一个相声。而这个相声又抄袭自清朝人笔记。这说明传统文化是一个民族共有的东西。有一个统而不分的东西，就是民族文化传统。文化分裂了，就乱了。单靠经济支持不住一个民族。当下的欲望化写作，为吸引眼球而抛弃了汉语之美。一个民族的精神内核往往蕴含在其语言之美当中，决不能抛弃。

张默（台湾诗人、《创世纪》总编辑）：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台湾切断了与大陆文学传统、早期台湾文学的联系，祇好向欧美移植，逃向西方的文学环境。历史记忆无法延续，台湾文学出现无根、自我放逐的状态。它对现实世界是不认同的。但真的断裂了吗？不少作家从大陆过来时就有文学上的活动。如哑弦等。因此它还是有联系的。现代主义是一个思潮。法国的现代主义影响了台湾。文学现代主义与比社会西化更早。它延续了现代主义的态度。因为无根，精神、伦理状况是虚无的，所以是批判的。社会没有现代化之前已经在批评。对五四白话诗不满。文学是工具，不太注意如何表达。像宣传品。要文学再革命。要让诗变成一首诗。引用现代西方思想。引进中对现代思潮里的潜意识、语文、无根感淡化了，不重视哲学，重的是美学。为新诗打开了途径。接上了中国本土传统：引进了超现实、现实主义的手法，用有限表达无限，寻找纯粹的经验。在诗学上主张，诗是意象的涌动，是语言的变貌，是感觉的投射，是技巧的大成，是个人内在独特、缤纷、悲壮的演出，表面上看来，这是西方现代派的东西，实际上，这与中国传统诗学是相通的。在早期的文言中也有。因此回到了唐诗的意境，回到了老庄和禅宗，开拓了道家美学。原本强调的是反传统，反过来延续发展了传统文学里的东西。这是中国文学的特色特点。台湾现代诗与大陆不是分裂的。所以，台湾现代诗与大陆不是分裂的。

司马中原（台湾小说家、海峡两岸和平统一促进会监事主席）：日军侵华和中国人民的奋起抗战，惊天动地，可歌可泣。因为时局变化，使得以前由士大夫写文章的传统，变成不分男女老幼三百六十行，都写文章，这是当时文学的枢纽所在，成为时代文化景观。无论是语言还是文化的传承，知识分子都是以天道捍卫精神家园，而非“以道附势”。我是坚决维护道统文化的，因为它是长在中国人心中的根。在民族最艰难的时候，我们会呼唤民族气节，会想起那些流芳千古的圣贤。我们自己不是圣贤，但是用生命发出灿烂光辉的先贤，就是“道统”的代表。“天道”太广大，也许我们无从说起，但是我们可以从圣贤身上看到天道的缩影。修己内省，对儒家精神有所传承，并用美丽的汉语写成作品传递到大众中去，是我们的责任。

格非（作家）：我在台湾教过书。觉得两岸有一股暗流，可彼此参证。我对抗日战争无直接经验，儒家文化可以谈一些。以小说为例。小说出现于西汉，有了汉武帝的故事。孔子说圣人不做小说。文言小说就在边缘地带出现了。到1902年梁启超提出中国落后是因为小说落后，文学需要成为一种大众化阅读。鲁迅说写小说就是救国，为启蒙服务。废名说鲁迅写散文很放松，小说为何写得拘谨、紧张呢？这和他主观意图上的救国有关。小说里包含了太多的主题。佛教对小说也有影响。东汉魏晋时期影响极大。红楼梦中就有，有一个统一全局的信息在内。《金瓶梅》中也有讲佛的。佛道与儒家关系不大。陈寅恪说道家与自然科学相近。道教在借用解释佛教时，和佛教互有借用。诗经与儒家关系近，诗经里的诗就进入了中庸里。雅和颂与儒家的建构有关。最好的诗是在风里。小说处在儒家的边缘。冲破它的束缚导致了一些问题。蒲松龄的鬼狐肯定了欲望，但是经过了变体。变体以后才能讨论欲望。与儒家有冲突。但两者有关联：文言志怪传奇笔记和史传中，有小说的成分。中国向来文史不分。史家的方法对后世小说影响很大。明清小说受它影响很大。比如史家笔法里的春秋笔法，金圣叹说来源于《左传》。金圣叹认为宋江有问题。宋江有人时不去枷锁，无人时才肯取下，就是左丘明的笔法。拿《金瓶梅》和《史记》比较：欲望哲学化了。《红楼梦》里的现实笔法，也是史家常用的。言能否尽意？有人说不能，三国魏时的荀粲等就说“言不尽意”，认为“象外之意，系表之言”都是“蕴而不出”的。所以“六籍虽存,固圣人之糠秕”。有人说尽而不尽，能说，但不能用一般的方法说。王弼说，要用隐喻、象征等，意寄托在上面。即所谓“得意忘言”、“寄言出意”。

贺绍俊（学者）：（20世纪）80年代读书难，难读到台湾的书。大陆的作家也没有人做出版社。文学刊物在寂寞中坚守，这在两岸是共同的。可以在汉语写作世界性立场上整合起来。汉语的确有危机，我们的母语缺少尊严。其他民族则视其语言为神圣，不可践踏。我们没有。市场化以后这种状况更严重了。窜改成语、语法。母语是民族的精神家园，语言是文学的根基。祖先发明的汉字，表面上是表意的二度平面，实际上是三度精神世界，承载了丰富的文化信息。拼音取代汉字就转载不了这些文化信息了。现在，汉语营造的精神家园已被国人抛弃，在语言工具化盛行的今天，行业套话不仅充斥着大众的生活，而且影响了文学创作和文学批评。一个民族如果对自己的母语没有神圣感，不营造敬畏，是很可怕的现象。所以，我们对汉语危机要保持高度警觉。现代文学有成就，是和它对上游文学的把握分不开的。沈从文说，不少大评论家曾经很有名，后来都消失了。那都是因为他们不能掌握文字的缘故。沈从文掌握了，他渐渐站住了。在弘扬儒家文化价值的时候，要警惕独尊儒术的重演。儒家是讲究大一统的，大一统精神容易经过改造被政治利用，使“以道看世”的“卫道之儒”成为“以道附势”的“玩道之儒”。

张晓风（台湾散文家、阳明大学教授）：我们两岸的作家聚会，是彼此取暖。曾经这个民族是一文定终生。这么值钱的文章现在不可能有了。在不同的制度下，作者受到了严酷的考验。社会主义的作家要靠政府资助，所以媚权；资本主义则媚俗，向读者投降。他们要考虑畅销的小说都写什么。有人用电脑进行统计，把特指的加起来就知道畅销的那些要素了；他们的想法是先畅销，才有人肯出版。出来以后回头写那些想写的。这样行吗？我自己写了篇谈感情的散文，有人打电话说，这是个畅销题材，你来做，我给你出书。我心中警惕起来：怎么我也滑到这儿了？一时兴起无所谓，要作家成系列的写爱情，对不起对文学的忠诚度。我写作时选择了教书，教书可以吃饭，不靠稿费做任何事。这样和文学就是纯洁的关系。文学才是可爱的。一旦需要靠写作吃饭了，这种关系就不是这样了。这里有一个考验：十几岁想写的，无功利性的，能否成人以后也写得？华人都是受过伤的。作者是陪着他们的。要有人跳下去，把自己全部投给它，文学不是玩具，不是玩两下就扔，而是生命本身。现代汉语已经支离破碎。台湾也有这个毛病。说自己内人不能说“我夫人”，祇能说“尊夫人”。也不可叫“女士们、先生们”，而要用“我所尊敬的女士、先生”，不带“们”。最好的说法则是“各位女士、各位先生，我在这里向你们致敬了”。现在的知识分子说的都是特别奇怪的话。语言的美是很动人的。台湾电话的接话生现在是问人：你哪儿？早期的则问：我们是谁？过去安慰人说“我们不哭”（自己没哭，对方在哭）。我曾回过一次湖南的乡下老家，那是两代前共一个祖父的亲戚，我一位婶婶说的话很动人，说：我们是一个锅里吃饭的了。当时我很震惊。我母亲姓谢，我就找江南姓谢的，但家谱都烧掉了。提到文革时，他说：“哎，没法说了。”这就是汉语的魅力。特别的动人。现在的方言慢慢消失了。徐州话有一个“骼膊肘子”，就非常传神，很有意思。统一文法后，美消失了。尤其是量词大量消失了。比如说一位仁兄、一腔羊等。量词消失后，我们就祇会简单的“一个”“一只”了。精纯就消失了。美好就消失了。现在需要重建。台湾就有过抢救国文运动，余光中是召集人，我是副召集人。我们台湾有不少儿童读经班，3岁进校，11、12岁以后就不能收了。我们可以出一些简体字的书，配上注音，三岁的孩子可念可背。一个民族如能为战争写下点什么，就是民族的共同记忆。共同记忆越多越好。可以找到交接点。文化可能有一个叛逆期，正如人一样。11、12岁的孩子对于父母有意见，很正常。30岁就要知道为人父母的不易了。文化也应该这样。要过一个年龄段。叛逆之后，文化需要认同与肯定。有的人却是看到了商机，不是被文化所吸引。《联合文学》中有高行健的小说，书在台湾出版，马悦然在台湾看到了，才注意高行健的。马悦然学中文，是由于在读老子的翻译著作。高本汉说这个版本不好，马悦然问怎么办，高说学中文。马悦然就学起了中文。白天上课，因为穷，晚上没地方睡，都在火车上睡。那是一种来回开的火车。很便宜。有一次碰见朋友，让他住下，才有了住处。马悦然后来的中文学得就很好。现在却是人家买什么，我们就卖什么。汉字和其它，表面红火，实质上有危机。可能贱价卖掉，最后我们连卖的什么货都不知道了。要把文学当信仰看，不能当着赚钱贱卖的东西。过去，有亲友赞助一人远行，在他的衣缝里缝入一颗无价的明珠，却忘了告诉他。这个人后来身无分文，过起了乞讨的生活。向别人要水要饭，却不清楚自己有钱，怀了宝物。一路上讨饭回家，遇到了他的亲戚，这才知情。现在我们有非常好的资产，可是我们自己不知道，向别处乞讨。汉语在清末以后也是受到了这样的待遇。我们说话都是英语的文法。比如“我的眼镜们都掉了”。很可悲。萧伯纳在《卖花女的故事》中说，这是莎士比亚用过的语言啊，怎么可以被你用得这么烂？同样，中文是李白、杜甫用过的啊，到了我们手上，怎么就不能用了呢？日本学者发现一个中风的病人，失去了一部分记忆力，但这人还记得汉字，拼音的那部分统统失去了。研究后发现，汉字和形象的区块是一块。我们的区块和老外们不一样。汉字不祇是象形文字，那祇是一小部分，还有其它类型。是组合成的体系。英国的一流诗人庞德曾说：世界上怎么有中文这种文字！祇有中文才能写出好诗。感叹自己的母语英文不好。美国一位诗人则嫉妒中文。Moon没有形象，他非常生气，就试着把oo的椭圆形改成了圆形，自己创造象形字，成为有形象的诗。打破英文的界限。后来再没人做试验了。
          汉人的文字其实多出来很多东西：坐，中间一堆土，两边两个人。说明我们的祖先特别勤快，一个人的时候不会坐下来，另一个人来了才坐下。人和人之间的关系很亲和。里面放进了思想。血：中间两个线条往下走，表示流下去的意思。甲骨文里的血字，是器皿中有一个东西，它不是血管里的血，而是放在器皿中的，是祭祀用的。贫：钱如果聚在一起，就表示有财，如果分掉呢，分贝为贫，一直分财则贫。许多词，如果不特别说明，都是指西文意义上的，比如学音乐，学的是西洋音乐。体育、医学等，都是西洋的。从：随从，一个人跟着一个人。笔：两边还是人。并：两个人。北：也是两个人，关系已不好，各往一个方向去的。化：也是两个人，一个是倒着的，一个正着。仁：表示两个人之间的关系。两个人变化出多少字。很有趣。信：一个人与他的语言的关系。人言惟信。不找律师。祇要是人言就是我的信。上海商人有大气魄，常用“闲话一句”，不要契约就可以信。现在不是人言，没有信了。怎么办呢？我们对于自己不怎么熟悉。如果哪一天我被圈起来，祇许带一本书，那我就带字典。慢慢看每一个字，有着无穷丰富的东西在里面。再好比和象形有关的字。如册，一片片串起来。南方还说读册，不说读书。州：本有水，川在其中。加上三点，点就是平地。水鸟在那里逐草，祇要一平方公尺，小两口就可以逐草过日子。大到亚洲，大的是土，小的也是土。我们是偶然出现在水中土上的偶然物。这里面有感动我们的东西。指事的字，经过我们的手，就有了感情。末，木梢上头，本，木梢下头。朱：木中间点一点。过去不知道怎样画红色，就在中间来一点，浓红的朱色点出。乌：介于象形指事之间。鸟的负一划。天下乌黑，在一只乌鸦身上一样黑，眼睛就看不出来了。很有趣。漂亮的字。动人。我们有80%的象形字。读错了也有规律。滑念骨。滑稽，即骨稽。公：“八”字分开来，往两边走，方向不同。自私的私右边，代表私己。背私为公。把好处分给大家。桃：形声、会意字。花开得好，有预兆的意思。靠得鲜艳，熠熠昭昭，繁盛。最有意思是会意字。友，两个手合成。小篆里能看出。名：天黑了，看不清是谁，告诉你我是谁。名字在白天没用。黑时才要名。不认识要名。传统社会，一个人用全部的生命拥抱另一个人的生命。旦：非常动容的字。圆加切线。最美的一个字。无限庄严。暮：太阳在草丛里。其实下头不要日。多：什么是长的？漫长的时间，多如恒河之沙。无限的岁月是多，一个夕阳加一个夕阳。我们看时间是无限的，日月光华，旦复旦兮。西方看时间是静止的，世界有末日。盘古与天地同长，是长大的神。时间和我们是站在一边的。从中能看出我们的习性、观念。孝：老子省匕。人的头毛发生变化为老。子承老也。这是个让人悲伤的道德。本不需要，因为父母年轻时不太要孝。人会老，岁月使父母老，儿女要服从大自然定律孝顺父母。把孝的意义说得那么好。子的力量对抗大自然给人的老。我们写出的每个字，都是对整个自然生命的解释。珍惜每个字，可见新义。美国南北战争时，有一部《飘》，我们的抗日战争还没有一部伟大的作品。犹太人不忘历史，用各种形式记录纳粹的屠杀，我们的文学家还没有记录，今天的人已经把那段历史给忘了，或者是祇留下数字，没有记下来活生生的形象。原来内部是长成这个样子的，我们需要照一下X光片。现在的人忘记了自己是什么民族，我们要让情感慢慢回来，唤起一些东西。

隐地（台湾小说家、诗人，尔雅出版社发行人）：有两种生长的人生，一种是体力的，一种是智力的。我在部队服务十年。读过四年军校。老师讲课，自己看小说写小说。数学考了0分，考不上一般的大学。一直在插班，数学跟不上。就去军校读了新闻系。毕业的时候就出版了书。在报刊上发表文章，当时上面有地址，被二处处长看到了，探我一下，调我当了助理新闻官。编军中刊物。认识了林海音。她知道我要退伍后，让我晚上去编纯文学刊物。那是个文学的年代，台湾最有名的文学刊物，都是作家办的。其中两家一是白先勇的，一是林海音的。退伍的时候运气也好，办了杂志《书评书目》，专门批评文学。编了有四年，后来与老板理想不合，老板不让专门谈文学，要什么都谈，综合的，自己就出来了。1975年创办尔雅出版社。至今31年。6、7个人，每年出20多种书。最初一个编辑，后来另请一个。三个发行，一个会计一个出纳。钱特别重要，管钱和理财要分开管理，我就让管钱和管账的每天对来对去，数字上一定要符合。出版社发展最好的年份是1983年，有13年事业直线上升，书越来越好销。张晓风的书一直在台湾排行榜的前三名。王鼎钧《开放的人生》一直在卖。台湾两千三百万人，《开放的人生》就卖掉40万册。王鼎钧的33本书都给了尔雅，一本一本收过来了。现在我是在告诉你们一个文学青年能做什么。年轻时有力气，喜欢写作，觉得各家报刊每年发表小说，父母不希望我们读文学，我祇会这个，就守住这个。那么多好小说，可以年选一本出来。编杂志有机会和作家通信。从1975年至今，一年选一本，做了31年。开始没有钱支付版税，就写信给作家，得到他们同意，每人送两本书。全部答应。梦想就实现了。后来有了钱，一个个买回版权，付转载费。有时一部小说要付一万两千台币。做一件事，你要首先给人家荣誉。文学在台湾已经不景气，台上七个作家，台下祇有八个听众。不希望大陆像台湾一样。要对文学保持热忱。靠近它，永远快乐地靠近它。最近我和张晓风生疏了，是因为没给她送版税（笑）。写作者有自己的出版社非常快乐，可以出版自己的书，不停地出自己的书，不停地写。我已经写了30多本书，今年70岁。56岁开始写诗。以前对诗很陌生。已经有了小说年选，白先勇就说，不能不出诗，也应有年度诗。每年请6个人来选。每首诗要得到四个人通过。我是出版人在一边听诗。听得拉近了。1988年台湾全面开放，文学书不太好卖了。我觉得文学没有很多读者，作家也有责任。越写越多加水。不兴旺时人就消沉。到另一行当里写一种新的文体，就是新人。我当年是诗人里的新人。写诗是因为半夜睡不着，蚊子咬。人都需要鼓励。写出的诗念给人听，得到鼓励，说“欢迎小说家进入诗人的国度”。诗可以疗心灵。写作时我可以快乐一年，发表时再快乐一年，出版社能出自己的诗，又可以快乐一年，连续的快乐伴我度过了文学年度非常不好的时候。想通了也就好了。大众与小众的关系：总想着全部的读者，就可能失去少数读者。
          一个作家写出了畅销书高兴，又要写畅销书，越来越模仿自己。不断出产，写到没有了读者。作者应该不管读者，写我想写的。书没有销路仍在出版。现在可以不考虑市场了。前13年享受成功快乐。后17年没有市场压力，就出些年轻的新人写的书，少印一点。这样，前半年享受写作的快乐，后半年享受出版的失败。我已经超越了读者群，顾的是小众。世界上有两种电影，大众的和小众的。好莱坞走的是大众路数，欧洲一些经典走的是小众路数。小众电影我看过后非常有收获。这些电影观众少，所以很少引进。小众的出版社服务高，服务的是一流的读者。出版一本书，祇有500人看，500个都是精英，对于未来的影响力就会很大。埋下了种子。对待文学应该像对待宗教一样。每天在里面休息。但有一个条件：你的薪水怎么来？来于前13年的钱，没有花，买房以外都存起来了。赔没有问题。并且一直有常销书。白先勇的《台北人》一直在卖。变成了招牌书，成为经典了。他还有本《纽约客》在我那里，没有出书。缅怀以前的大陆人。搁了三四年，还要补写两三篇。但他迷昆曲，没有时间写。最近心脏不好，就永远在抽屉里了。文学在台湾有一个纯朴的年代，那时台湾没有对外开放，与欧美也不接触，容易引起关注。世界打开后，文学被掩盖了。我1975年做出版，开始在林海音那里做学徒。文学类出版社在台北有五家做得最好，都是作家办的，先是姚宜锳的大地出版社，林海音先生的“纯文学”，后来有了尔雅，再之后是蔡文甫的“九歌”、杨牧加哑弦的“洪范”，号称“五小”。都在十人以下。那时候作家发表文章都希望发在《中国时报》《联合报》上，出书则希望在这五家。有“投文要投两大报，出书要到五小社”之说。即使不知道尔雅的，提起出过什么书，提起王鼎钧《开放的人生》，没有不知道的。这几年文学状况不好，但不包括大众作家。文学是主流时我们高兴，被淹没时，我们照样做非主流文学。文人是弱势。我反对财团控制人。那样没有希望。曾有人到香港办色情杂志，说发了财之后再回来出有意义的文学书，其实是回不来的。多了一个商人，少掉一个作家。作家的书卖不出去是正常现象。一时成功的作家，人们庆贺，但那是短命的。长期的要靠坚持，坚守寂寞，守望人类精神高地。在资本控制消费的工商社会，文人坚守住了，文化才能够发展，文学史才得以累积。在市场不利于纯文学的时候，与其在山谷哭泣，不如在山顶歌唱。坚持做小众图书。当我看不到前途时，就给王鼎钧打电话，王说：祇要有一个读者在读尔雅的书，你就可以做下去。

吴思敬（学者）：进入新世纪后，新诗创作方向发生了重要调整，许多诗人把眼光投射到社会的弱者身上，青年诗人通过他们的诗歌，表示了诗人对弱势群体的关怀。而底层写作、打工诗歌等的出现，就正是青年诗人在经历了近二十年风雨变化后的一种调整，是对纯技术主义和过度疏离现实的一种反拨。面向底层的写作不仅牵涉到诗人的写作倾向，而且关系到诗歌的内在质素。历史不是滋生幸福的土壤。诗是哭泣的情歌。大凡留传后世的伟大诗篇，都不是为统治者歌舞升平、为豪门描绘盛宴之作，这绝非偶然。底层总是与苦难相伴，而苦难则往往蕴育着伟大的诗。面向底层的写作不应祇是一种生存的吁求，它应遵循诗的美学原则，用诗的方式去把握世界、去言说世界，达到美与善的高度谐调与统一。

摩罗（作家）：作为精英文化之一的中国现代小说，自诞生之日就严重脱离民间社会，脱离社会底层人群的文化生活和精神生活。如果说精英群体生活在人类社会的平面世界中，底层群体则是生活在一个由天堂、人间、地狱构成的立体世界之中。底层民人的精神空间是一个上天入地、大起大落、大开大合的世界，它的丰富性、原始性、根本性常常是精英群体的文化想像力所不可抵达的。西方现代小说在关注世俗生活的时候，始终自觉地以基督教神学体系和希腊罗马神话体系作为文化的原点、精神的起点和灵感的源泉。由中国文化精英和政治精英共同建构的现代小说，却祇从西方现代小说中移植了世俗关怀和社会革命的命题，而将他们天上人间的广阔性和丰富性、上天入地的辽阔思维和伟大气魄不自觉地抛弃干净。我们移植的实际上祇是一株既不带泥土和枝叶、也不带生命和灵魂的朽木。现代小说被文化精英和政治精英遗弃的命运显然不可逆转，往日的风光不可重复。要求现代小说走入民间社会寻找更广泛的受众，也是不切实际的。当下，现代小说祇有一条路可走，那就是干脆更加精英化，走小众化之路。既不为政治精英而存在，也不为一般意义上的文化精英而存在，而是为文化精英群体中一小部分对人性的奥秘怀有探索兴趣、对生命的意义和人类的前途怀有深切关怀的人而存在。通过对自身精神品位的提升，成为少数精英的精英进行精神文化探索的前沿文体，它对中国文化发展将会作出难得的贡献。

赵兰振（作家）：小说是作家在向神报告人的生存状况。人作为神的创造物，被神密切关注，他想知道现时代的人在怎么样活着，在怎么样过着吃喝拉撒睡的日常生活。好的小说必须是真实的，一是讲述的现场真实性，一是事件的真实性。两种真实加强了小说的真实度，使小说真正能成为“真实的谎言”。小说是作者对世界发言，是作者眼中的世界，带有明显的个性标记。一个优秀的作家写到了一定程度，会有自已的思想体系和语言体系，这两者最能突出作家的个性，是个性化的标识。小说的好坏是有标准的，是不是好小说，祇要将其放在世界文学的大格局里一比较，就界限分明，根本用不着去费口舌。所有经过时间淘洗留下来的经典小说都在说同一类事情，祇是说的方式不同而已。假如小说像好小说那样，那自然就是好小说。否则就沾不上小说的边儿，无论哪个界哪个坛将你炒作得紫紫红红。

蒋泥（作家）：我认为鲁迅和胡适在思想上的差异，是导致大陆文学和台湾文学发生差异的主要因素之一。以我有限的阅读经验看，台湾文学相对来说是柔软的、自由的、开放的，读起来非常温馨。大陆文学，起码是1949年之后的半个世纪里，多半是激进的、封闭的、意识形态化的，带有较多的“主旋律”色彩，一般都缺少自由主义的气息、精神。产生这种差异的原因在哪里呢？我觉得在于鲁迅和胡适。20世纪初，以至更早的时候，为改变当时的落后局面，梁启超等人不得不以激进的姿态振臂高呼启蒙、自由等口号，打破了当时沉闷僵化的现状，开启了现代意义上的精神思潮。当时的中国知识分子为我们引入了两股较大的、具有影响性的思潮：一股是源于法国大革命而起的暴力意识与文化，经过陈独秀、鲁迅、郭沫若等在日本军国主义时期受熏陶，以及后来一边倒地集体接受苏联集权主义形式等，教化、推演出来的一代代“先进”，他们联结起来，带出了激荡一百多年的思潮，一直影响到今天的局势与社会文化发展走向。另一股则是受英美经验主义传统影响，引进的自由主义思潮。实际上，前者就是后来我们所说的激进“左翼”思潮，可以鲁迅为其代表人物。
      1949年以后，他确也作为了大陆执政党精心树立的、惟一真正意义上的“旗帜”。后者则是现代民主宪政国家所倡行的那些常识性理念，包括制度上的设计等，可以胡适为其代表人物。心理学能够说明，人所拥有的思想上的差异，一定会导致不同的时代精神特征，影响或左右不同环境下人的精神、性情、品习、气质、趣向等，这就使其中的每一个人具有了不同的文化与精神底蕴。那种激进“左翼”思潮与自由主义思潮从思想而起的差异，与体制因素等一道，就带来了大陆文学和台湾文学主要品性上的不同。大略地说，也就是鲁迅和胡适的不同。当然，这祇是一个笼统的分界，是说文化、制度，乃至意识形态等层面上主观的选择，有时候会具有决定一切的意义。我们选择什么作为时代文化的旗帜，必然会影响到一代又一代知识分子的风貌之差异。反之也成立。不过，在一个被高度集权垄断与控制的国家里，首先是、并且也祇能是强势力量的声音，在左右、操纵一切。事实上，一度时期以来，激进“左翼”思潮在大陆具有压倒一切、淹盖一切的优势，1949年后的30年，胡适意义上的自由主义思潮因此在大陆被彻底砍断，这个“五四”时期的优良传统，被放逐，一直列于我们的视界以外，胡适等人的书在大陆是绝对禁止出版，也不能谈论的。80年代以后，情况有所改变，大陆开始有人谈论胡适了。真正大量出版胡适等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及其研究著作，则要到90年代。它形成一定的影响力，出现代表性人物，又是在20世纪末和21世纪初。可见，大陆作家普遍缺少了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独立、自由、包容、开放的精神。更致命的是，这些东西也得不到制度性保证与落实。它隐约还是作为我们的“对立面”或“敌人”存在的。台湾那边和我们这边不太一样。无论国民党在最初的几十年里如何强化它的一党专制统治，其自由主义作为一大传统，始终都在发生影响力，自由薪火接续不灭，胡适还是一代又一代人的精神领袖，受胡适等人影响台湾次第涌现出了殷海光、雷震、李敖、柏杨、龙应台等数几代旋风般的人物，拓展了民间、世俗的空间与自由度，终于在80年代结束了国民党的独裁统治，一个个“公民”从此在台湾小岛上站起来了。
      大陆在这方面是滞后的，起码在意识形态上仍然是排斥胡适、拒绝自由主义的，依然坚守着激进的“左翼”思潮，依然“宁左勿右”，直到世纪末前后一部分人才真正意识到胡适以及自由主义精神的价值、意义。至于战争文学，过去我曾专门研究过一阵子，我觉得我们写不出优秀的小说和抗日战争文学，原因主要在于：第一，有经历的人识字少，受教育少，一般是战士出身，底子比较薄。第二，学生出身的人，受到的教育已经够了，但经历不多，严苛的体制也让人缺少自由主义气息，他们所写的多半是故事，不是独立、深厚的人性。很难把体验提升为审美的艺术经验。在中国大陆，我们的作家描写战争的小说经历了几个阶段：70年代以前，主要是迎合主流话语，不断教导人们要听话、要为集体牺牲、服务。比如管桦50年代发表的《辛俊地》，祇写到一个小战士如何有个人思想情绪，不服从命令，不听从指挥，引起战争上的失败，自己也死了。到了第二阶段，才写到部队内部的问题，它的缺陷和不足等，代表人物是山东作家李存葆《高山下的花环》。它写的是中越战争，部队如何开后门以及文革对作战产生的负面影响等。这在当时是个很了不起的开拓。到了1985年前后，各种思潮进来，小说家纷纷尝试用新的艺术方法来创作，才出现了《灵旗》、《红高粱》、《灵性俑》等作品。但它们多祇是艺术形式上的创新，内涵、主题本身没有太大突破。此后的作家们则多在描写和平时期的军营生活，人们为了入党、提干、带家属而如何之勾心斗角等等。其中写得最出色的中短篇小说作家是阎连科，长篇小说作家是黄国荣。他们都对人性有着较为深刻的洞察和透视。当然，大量的仍是“主旋律”题材，比较优秀的也祇是写出了一些传奇式的战争人物。比如都梁的《亮剑》，传奇色彩很强，揭示了文革等历史事件对人物、人性的戕害等。得到过第六届茅盾文学奖的《历史的天空》，虽然写到了国民党部队的抗日场面，以及不愿意同室操戈，也写到了真实的文革等内容，但总体上来看，也是“体制内”产品。其它作品更已等而下之了。总之，今天我们的作家不可能写好抗日战争小说，更不可能产生我们自己的《日瓦戈医生》、《静静的顿河》、《战争与和平》，因为我们的体验是缺乏的，历史的脉络是混乱的，资料也是不对外公开的。现在我们能做的大概先是要还原真实的历史面貌。祇有历史真实了，才能有作品的真实以及人性的真实，小说才会写出深度。

杨传珍（小说家）：用文学表现抗战，不是没有力作。王鼎钧先生在历经“七个国家、五种文化、三种制度”之后，沉稳地驾驭着历史与现实，以理性与深情和雄浑之笔，推出了三部回忆录，这是摄取战争灵魂的大品。战争在本质上都是反人性的，战火的燃起，不是黎民百姓和知识分子反战不力，老百姓是被无奈地拖进战争的，他别无选择，祇能承受。王鼎钧无意再现战争全景，他把关注点对准金字塔下面的小人物，写他们在战争这个绞肉机里，如何施展生存智慧。如果说官方的历史各自摸到了半个大象的身子和两条腿，王鼎钧则表现了一群大象的灵魂。王鼎钧的写作，使战争文学出现了精神转向：由表现战争场面以满足读者猎奇欲，到表现战争灵魂，以引发读者对战争的形而上思考；由渲染战争残酷、一厢情愿地反战到尝试引领人们走出战争阴影，在心灵的废墟上重建价值体系；由表现指挥者赢得战争胜利的智慧到表现金字塔下的小人物在战争中保持做人尊严的智慧。战争文学的这一精神转向，犹如人类从地心说转向日心说，开始了作家寻求新的支点诠释战争的新纪元。

岳建一（作家）：上午我们去了曲阜,我是第二次去。过去的孔子是被骂的,孔林在文革时有60%的墓碑被砸,今天则在钻研孔子。20世纪初，我们也曾提出"砸烂孔家店"的口号。这中间有没有衔接？我们应该怎样对待自己的文化?中国命运坎坷，应该有什么反思、痛悔和愧痛？我写过《愧痛汉语危机》，被改为“审视汉语危机”，用“审视”这样的词语我是没有资格的，因为它让人觉得自己像个局外人似的，其实汉语有危机我们大家都有责任。100多年来中国人饱受灾难不幸、流离失所之害，同样有很多可歌可泣的事，风云起落之变幻涤荡，是人类历史上未曾有过的。这本应该能诞生伟大的作品。昨天一位台湾的先生问，抗日战争胜利60周年，大陆这边为抗战写过什么作品？我告诉大家，我们出过一套书，我本人也参与了一部分工作，全书200多万字，书名是《远东大抗战》，比较真实地写到了英美俄中、缅甸、印度、印度尼西亚、朝鲜等抗战的真实情况。我们为此准备了10年的时间，不过，由于大家都知道的原因，离真实还差几步。我曾在一所大学演讲，呼吁我们的教师能不能不再误人子弟，没有把握的不要讲，宁可沉默也不要讲。我甚至请他们随便提一些历史事件出来，我将指出这些事件的误差和不真实，告诉同学们真相是什么。但没有人提问。一个经历了如此大风波的民族，应该有自己的《战争与和平》《静静的顿河》《古拉格群岛》，因为我们有汉语底蕴，因为我们有丰富的历史，因为我们有深重的灾难。民族不幸文人幸。我们没有。我为我们的民族愧痛！我们连反映真实历史的勇气都没有，何谈优秀传世的文学？不能创作，不能直面一个世纪的历史，除了技术、文化、理论、思想、哲学、制度等方面的原因外，还有更重要的两条原因：第一，我们没有一个知识分子阶层。文化文学走向低谷，出现腐败专制堕落都不可怕，祇要有一个知识分子阶层，这个民族就有灵魂和希望。这是一个伟大民族最后的底线。知识分子不等于教授，不等于作家，它有基本的定义。陈寅恪的定义是独立之品格，自由之精神。通行的理解指的是有良知、文化担当，理性和批判精神。自问中国有没有这样的阶层？20世纪初我们曾经是有的，像俄罗斯一样，产生过伟大的作品，有过一大批伟大的知识分子。俄罗斯产生了伟大的作品，是由于他们有这样的阶层。20世纪初我们也有过一些灿烂的作品，正是因为我们有梁启超、鲁迅、胡适、蔡元培、徐志摩、林语堂等一大批知识分子。近50多年来，一系列的政治运动、反右、文革，近20年来知识分子下海经商，文化人被经济同化，我们已经失去了这样的知识分子阶层。价值体系崩溃。何谈不朽的文学？面对真实的历史和经历过的一切历史事件，我们集体失去记忆，历史被遗忘，精神在溃退。知识分子应该负起责任。孔子和儒学里就有过这样的传统。当然，我们的历史上从来都是有两个孔子、两个儒学的：一种是皇权下的，为我所用的，取弃皆为权力争斗服务，为牧民和统治服务。此孔子和儒学经过了改造，已面目全非。真正的孔子和儒学不是这样的，他们以民间精英为代表，由我们优秀的文化一代代传承了下来。这两个孔子和两个儒学一向对立。孔子、孟子、墨子、荀子都是民间的知识精英，是布衣精英。他们创造、担当、承袭了我们的精英文化。如孟子的浩然正气、大丈夫精神等，使一代代知识分子受到贻养。一百多年前我们优秀的知识精英，曾为反封建专制与文化，做了许多事，这有成绩，但也要反思：我们究竟怎样对待自己的传统文化，对待我们的汉字？当时的人如钱玄同认为，要废止汉字，用罗马字母代替。鲁迅则说“汉字不灭，中国必亡!”蔡元培也说：“汉字既然不能不改革，尽可直接的改用拉丁字母了。”瞿秋白认为：“汉字真正是世界上最龌龊最恶劣最混蛋的中世纪的茅坑。”吕叔湘说：“现在通行的老宋体实在丑得可以，倒是外国印书的a，b，c，d，有时候还倒真有很美的字体呢。”毛泽东则说要“走世界共同的拼音化道路”。这说明，我们在反对专制文化和专制思维方式时，骨子和血液里仍是一元化的，是一好皆好的，传达表现出来了专制思维的方式和基因，是以专制在反对专制。要么以英美为师，要么以苏俄为师等等，没有中间的道路。当年吴宓曾认为不应该全盘反传统，而要认真地进行辨析，洋的、中的，好的为我所用。但他遭到了整个知识界的围攻。汉文化曾经是强势文化，满清占领中国，200多年后连满人都找不到了，强势文化把它同化了。今天我们的文化还是强势文化吗？我们的知识分子都做了些什么？！他们在批判孔子！一个时代走在最前列的是知识分子。对于强权我们能不能挺起腰杆？第二，产生伟大的作品在于光复汉语，重新建立知识分子阶层，光复知识分子精神。如此，经历了史诗般苦难、厄运的民族，才能重生，拥有伟大的文化和文学。对于这一点，我永不绝望，永不放弃。

李瑞腾（台湾中央大学图书馆馆长、教授）：20世纪40年代末的巨变中，由大陆来台的山东人非常多，半个多世纪以来，他们和他们的下一代参与了台湾在各方面的发展，贡献良多；在文坛，鲁籍作家知名者大约有六、七十位，不能不赞叹齐鲁文风之远播台湾的胜况。小说之朱西宁、郭良蕙、马森、丛苏，现代新诗之管管，散文之王鼎钧，戏剧之赵琦彬、张永祥，都将有杰作流传下去。鲁籍作家在台湾各发展出自家面貌，其文采或即齐鲁文化之流风遗韵，再加上离亲弃土的时代悲剧，遂发展出一大片千姿百态的文学天地，值得观赏并深入探索。

楼肇明（学者）：由于历史的正区和误区，上个世纪的散文成就呈现两头高中间低的马鞍型状态：世纪之初和世纪末，大陆的散文创作成就斐然，中间阶段的低谷，被台湾散文的创作成就弥补了。楼肇明认为，散文创作，重在作家文化人格的定位，散文作家应该是思想者、学者和诗人三重身份集于一身，以自身的生存体验去感悟存在，做生命的诠释者和存在的放牧者。达成与社会转型、民族文化人格、审美性格转型的步调一致，与五四时期民族文化巨人的传统相衔接，与20世纪已经发展的世界人文科学最优秀的成果和世界文学艺术已经大大推进了的地平线相接轨。

龚鹏程（学者、台湾佛光大学创校校长）：台湾于五十年代兴起的现代诗歌，波澜壮阔，影响深远。它并非国民政府退守台湾实施戒严统治之产物，乃延续三十年代在中国与日本之现代主义风潮而生。它不是为逃避现实与历史，故转而去学习西方；正是因为要正视文学传统及现代社会，所以才要发展现代主义。译介移植到台湾的现代主义，亦自有其挪用的策略目的，因此它不是虚幻的呓语，是具现实意义的运动。台湾现代诗运动之主要目标，在于反对五四以来以文学为改进社会之工具的观点，进行文学再革命，故重视技巧甚于本质，不祇要谈写什么，更要强调怎么去写。当时现代诗之有取于现代主义者，主要不在哲学思想、意识内容，而在美学方面。现代诗家因重视美学问题，而逐渐走离现代主义，重新接合中国古典诗歌之审美意识、表达方法，以及中国古代的天人合一世界观，由汉字、文言文、唐诗、老庄、禅等处去探寻现代诗的新方向。以致原先昌言“乃横的移植，而非纵的继承”的现代诗，最终成为“寻找传统中国性”的运动。本意是打开局面，引进西方，寻找纯粹经验，反而接上传统和回归传统。

龚华（台湾诗人、《乾坤》诗刊社社长）：文化是一个国家民族的命脉。凡是忽略文化价值而不重视固有文化发展的国家，纵然物质建设进步，但终究祇是一种表相，如果人民缺乏精神生活的内涵，其社会便可能乱象丛生。大陆过去虽经历了文化革命的十年浩劫，但是文化遗产丰厚，民族精神坚韧，禁得住考验。儒家文化在潮来潮去中，始终如泰山般屹立不移，其价值，不但永远值得肯定，更应奉为中国文学创作的主脉。

李洱（小说家）：我们的文学传统是植根于一个说书传统。传统的说书、鼓词，在皎洁的月光下，在清扫一空的打麦场上，一阵击鼓打板之后，好戏开演了。它虽然讲的都是帝王将相的故事，英雄美人的故事，但它的一个基本的思路，是通过讲述一种“个人经验”，成功或者失败的个人经验，善与恶、忠与奸斗争的经验，来概括它对历史的认识，来实现它对人的教化。现在，这样一种百科全书式的小说，部分地偏离这个传统，我想它的目的，是为了激活并重建小说与现实和历史的联系。它出现的背景，首先是因为小说家对已有的历史观念产生了怀疑，对“说书传统”在当代复杂的语境中的作用产生了怀疑。小说家在寻求对话，寻求这个世界赖以存在的各个要素之间对话。我的想法是，应该有一种小说，能够重建小说与现实的联系，在小说的内部，充满各种对话关系，它是对个人经验的质疑，也是对个人经验的颂赞。它能够在个人的内在经验与复杂现实之间，建立起有效的联系。

宋瑜（作家）：长久以来意识形态的权力话语造成的价值虚假性导致理想的失落与价值的改变；传统人文品格在经历本世纪的多次文化扫荡后早已显示出后继乏人；经济改革引发的商品大潮大大激发了人的物质欲望，一方面激发人的创造力，推动社会的发展而另方面又似潘多拉的盒子释放出人性之恶，在以往时代饱受物质贫困和精神创伤的心灵荒野迅速向金钱倾斜；拿来的“后现代主义”并非痛感于“中心”虚位的文化事实而焦虑，而做出对该文化现象的指控与清洗，相反地，是面对着一层层虚无景象做出对历史文化传统的进一步清算和主体意识的进一步抽离。人永远是历史的晚生者和未来的先行者。对于多数人而言，终极的求索是个漫漫途程。对于人文知识分子而言，当我们获得了某种光照，除了洞烛世事，似乎还应该把关注的目光投向自己心灵的暗室：我们或许聊备自由意志与人文道统，但灵魂依然居无定所；我们或是有一定自觉的存在者，却由于深陷世俗而举步维艰；我们其实心性超然，心向高远，却时时对时间怯惧，为生命焦虑；我们由于仰视星光而心情沉重，不仅为周遭，更为自己投在地上的阴影耿耿于怀……在知识分子这里，一方面是知识理性的作用之下顾虑那“最高主宰”重新成为人的异己力量，二方面是看到自己人性脆弱的一面，在神与人、灵与肉之间摆荡，于缺乏宗教传统的现实中，对人世间的迷恋和内心黑暗的自省，决定了祇能首先恢复人的卑下地位——敬畏神。中国的现代化进程，必然伴随人的内在矛盾与冲突：灵与肉，神与人，生存与超越，此岸与彼岸，由此引发观念上的现代与传统、果决与迟疑，道义上的神圣与无奈、庄严与卑微，情绪上的痛苦与自适、幻灭与憧憬，都仍然构成对立的两极而无限延伸。正是由于关怀终极，企盼得救，人才能看到自身的黑暗；也正由于现实当下的切身感触，也才有对精神本质的探究，这或许是当前中国或今后一个时期更多人的心灵现实。那么对于此，不同于道家的“出世”与佛家的“色空”的儒家，那种贯通天人、契接幽明，修己体认、生生和谐，涵括经验与超验的人文精神对于当今时代，不仅能够用于知识分子的心灵建设，也无疑能够用于开拓一片文学的天地。

胡小林（闭幕词）：一个民族的向心力，取决于共同持守的价值，而价值观的载体之一是文化，文化的母体和表征则是占领精神制高点的纯文学。当下，民族文学的生命力，因为电视和网络的普及受到严峻挑战。面对世界精神风潮，我们不得不承认，所谓“祇有是民族的，才是世界的”美丽说法，已经安慰不了自己。许多特色鲜明的民间艺术，正被流动人口、电视肥皂剧冲击得七零八落。诺贝尔文学奖、欧美电影节、时装发布会和强势商品广告，吸引着越来越多的受众眼球，有能力操纵文化市场的商人，从来也不把没有世界意义的文化生态放在眼里。今天，保存民族文化的策略，必须在维护传统文化的同时给她赋予世界意义。在纯文学领域，祇有产生震撼世界文坛的大家，才能拯救民族文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