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匈牙利对西藏的关注 ——从纪录片《西藏，流亡的家园》说起 （匈牙利）钟石 匈牙利援藏协会的活动 2007年春，在布达佩斯举行的第38届匈牙利电影节上放映了一部由匈牙利人拍摄的纪录片——《西藏，流亡的家园》。导演是从事新闻和艺术工作的匈牙利青年扬柔。维克多（Janzso Viktor）和伊京。罗伯特（Izing Robert）。他们两人在2005年在印度旅行时接触到了达兰萨拉，那里特殊的历史、现状和独特文化深深吸引了他们，西藏人民的遭遇也唤起了他们的同情。 匈牙利人对西藏的感情和关心是非常深厚和热衷的。在19世纪，匈牙利东方学家和藏学家克勒什。乔马。山多尔（Korosi Csoma Sandor，1784-1842）就曾在印度深入研究过西藏文化近20年，成为欧洲第一位藏语学者和西方藏学研究的奠基人，虽然他研究西藏最初的目的是想在西藏典籍中找到传说中的匈牙利人起源的痕迹。乔马在印度出版了《藏英词典》和《藏语语法》等著作。他最后不幸因病死在前往西藏的途中，并长眠在印度的大吉岭。 今天，在声援西藏人民的人权和传播西藏文化方面，匈牙利人继承了乔马那样的执着。1994年成立的匈牙利援藏协会一直做着不懈的工作，这个协会几乎每天都举办各种讲座、教学和其它文化和集会活动。 另外，曾为西藏流亡议员的年轻学者乔亚丹增（Choegyal Tenzin）现正在布达佩斯编撰《藏匈词典》。乔亚丹增出生在匈牙利人乔马探索西藏文化生涯中的生命的终点站——大吉岭，这或许也是一个有意义的巧合。作为布达佩斯佛教大学（又名“布达佩斯法门佛学院”）的访问学者，他还参与了多种有关达赖喇嘛和佛教的图书匈牙利文的出版工作，他也经常在匈牙利援藏协会进行讲座。 达赖喇嘛曾经6次访问匈牙利，主要都是由匈牙利援藏协会协调和安排的。西藏流亡政府噶伦赤巴（首席部长）桑东仁波切（Samdhong Rinpoche）和藏传佛教萨迦传承（花教）的最高上师萨迦崔钦法王（Sakya Trizin）也在这个团体的大力协助下分别来过匈牙利，其中萨迦崔钦法王已经来过三次。在《西藏，流亡的家园》这部电影中，匈牙利援藏协会也提供了专业上的帮助。 经过一年的准备。这两位年轻人自筹资金，于2006年夏天再赴印度拍摄了记录达兰萨拉真实况状的电影。这部电影向外界介绍了达兰萨拉的社会面貌、西藏人的苦难和抗争精神。他们在片中采访了西藏流亡政府和议会的官员、政治和文化团体的负责人，以及普通的特别是新近逃亡过来的西藏人。 2006年10月，两位年轻导演在布拉格见到了达赖喇嘛。当时正值匈牙利1956年反共抗苏起义50周年纪念日前夕。达赖喇嘛在专访中说，“无论我们面对着多么大的困难和障碍，我们都不应该放弃希望和我们的使命，而始终充满着信心。” 在这部电影的首映式上，许多观众看到西藏人经受的遭遇时都流下了同情的泪水。而当影片结束时，观众则为这部电影的成功长时间鼓掌。因为他们知道，电影中的一切并不是编写的故事，而是充满悲伤和苦难的令人震撼的现实。 介绍达兰萨拉和流亡藏人 2006年3月，导演之一扬柔。维克多在《匈牙利新闻报》（Magyar Hirlap）上发表题为《西藏人的保留地》的文章，结合他所拍摄的电影，向读者介绍了达兰萨拉和流亡西藏人的现况。 “令人窒息的7月，印度雨季来临前的一种宁静。我们走在喜马拉雅山的山麓之中。达兰萨拉，流亡西藏人的活动中心。在有两间教室大小的空间里拥挤着70多个人，有儿童、老人，也有僧侣。他们有的衣衫褴褛，有的穿着捐赠来的衣服，身上带着冻伤和打伤的痕迹。他们疲惫的神情中透露出了逃亡中的恐惧。 “他们都是刚从西藏来的。他们穿过喜马拉雅山的山口逃到尼泊尔，然后从那里进入印度。” 达兰萨拉难民中心负责人江巴加赞（Jampa Gyaltsen）对我们解释说。还有许多父母让他们的孩子送过了边界，希望他们在自由中成长。西藏难民不断地过来，每年超过3000多人。达兰萨拉的西藏人社区中生活着几百名孤儿，他们可能再也不能见到还留在西藏的父母。 第二次世界大战带动了封闭的东亚社会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几百年来自我生息的西藏也没有脱离出这一场巨大的运动。当印度通过圣雄甘地的努力向民主前进的时候，另外一个大国——中国却选择了独裁。毛泽东迅速地解决了一个过去未决的对西藏完全控制的问题。中国的占领使西藏血流成河。伴随着中国人民解放军进占拉萨，他们经过的地方有100多万西藏人失去了生命。从那时起，当时祇有20岁的西藏宗教和政治领袖达赖喇嘛在自己的家园进行了近十年的抗争。最后在1959年在生命受到威胁的情况下逃亡印度，并在距边境200多公里的达兰萨拉建立了西藏流亡政府和议会。 “我们并不是致力于恢复西藏的独立，而是寻求中国宪法的原则中所保障完全的真正意义上的自治。”西藏流亡政府噶伦赤巴（首席部长）桑东仁波切这样说。桑东仁波切同时也是一名佛教僧侣，他属于西藏政治生活中的元老派，亲眼目睹了中国人对西藏残暴的占领，并是与达赖喇嘛一起逃亡。也正因为如此，在西藏问题上他更主张中间道路，而不是要求独立，这其中重要的原则就是佛教的非暴力。 在过去半个世纪的时间里，达赖喇嘛的足迹走遍了全世界，在每一处他都强调对话是唯一解决的途径。 达赖喇嘛由此成为圣雄甘地之后最重要的提倡非暴力运动的代表人物。 达赖喇嘛在1989年获得了诺贝尔和平奖，2007年3月美国批准又颁给他最高非军人荣誉奖章之一的国会金质奖章。达赖喇嘛既被尊为神明，同时也必定是人类历史重要的人物。 2006年10月，达赖喇嘛在布拉格对拍摄《西藏，流亡的家园》这部记录片的摄制组说，流亡的西藏政府的正式立场没有改变，虽然现在越来越多的流亡人士认为已经到了采取强硬手段的时候了。 “境内境外的西藏人民都是要求独立的。他们会为自由而斗争，最主要的目标和总的愿望就建立他们自己的国家。”西藏青年代表大会主席格桑朋措（Kalsang Phuntsok）说。这位达兰萨拉激进主义者们的领袖认为一切已经迫在眉睫，在与中国人进行毫无意义的谈判上浪费时间所能带来的祇能是逼近西藏的末日。连接北京和拉萨的铁路建成了，每年有数十万中国移民通过它进入西藏。六百万西藏原住居民在自己的家园成了少数民族，并作为二等公民困苦地生活着。大多数西藏人营养缺乏，婴儿死亡率居全中国最高。另外，这里更没有基本的人权，30%的人口是文盲，外界消息完全封锁。最近，在120多万平方公里的西藏这块土地上又发现了天然气和石油，开采生产将给这座高原上独一无二而又脆弱的生态环境带来毁灭性的灾难。 “危险威胁着西藏人，就像当年美国印地安人原住民所受的威胁那样。我们将会在保留地里面供旅游者参观。”居住在达兰萨拉的拉桑次仁（Lhasang Tsering）说。拉桑次仁以前参加过多次示威活动，不欠前他曾对《滚石》杂志记者说，西藏已经处在最后的关头，我们应该正视达赖喇嘛早前说过的一个残酷的预言，这就是西藏人要面对自己民族的消亡。 曾经因张贴违禁标语而在臭名昭著的拉萨扎布奇监狱被关押多年的平措旺楚（Phuntsok Wongchuk）也是暴力抗争的支持者。他说，“他们有好多次往死里殴打和折磨我，让我说出我的同伙，我始终没有交待。” 获释后，他逃到了印度，并准备拿起武器与占领者进行抗争，然而在达兰萨拉他被劝阻了。现在他是前政治犯组成的一个组织——“三宝”（Gu Chu Sum）运动的活跃成员。 许多更为激进的组织无法接受让北京举办奥运会的这个事实。他们不理解，国际社会为什么会将这个人类最神圣的节日的主办权交给中国。在中国，每年有数千人被处决，劳改和对人的摧残已成为平常生活的一部分。 “我们当然也对北京奥运会进行了准备。” 西藏青年大会主席格桑朋措说，但他没有透露具体计划的内容。每一个外国的活动人士都想去北京，去抗议中国对法律的践踏。究竟会发生什么情况呢？我们从去年11月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访问印度时就有所例证——示威都与警察发生了冲突，人们还在街头烧毁了胡锦涛的模拟像。 今年与往年一样，在1959年3月10日西藏人流血起义的周年纪念日，从多伦多、旧金山、纽约到布达佩斯，世界各地的人们都举行了示威活动。 今天，达兰萨拉已成为一个小拉萨。旅游者在街中漫步，有的朝圣者想能亲自见到达赖喇嘛，有的则想在喜马拉雅山中这远离凡世的乡间里找到心灵的洗涤。这几千人的聚居地建立起的西藏“基因库”很好地保存着那些已在西藏因中国独裁统治被遗忘和被毁灭的世界上独一无二的文化宝藏。轮经轮悠悠的旋转，儿童村里回荡的民歌声让他们不能忘记，他们已经走到了抉择的十字路口。 关注西藏的前景 对于西藏问题的前景，匈牙利援藏协会主席汉德雷。蒂博尔先生（Hendrey Tibor）最近在接受当地一家中文报纸的采访时说，“关键是中国要做出什么步骤，西藏人已经没有什么可以再做的了，他们都是和平的人，要么把他们关进监狱，要么把他们杀死。” 汉德雷说，“但是，如果将来达赖喇嘛一旦过世，那些主张武力的西藏人肯定会以非和平的方式进行抗争，他们成为恐怖主义者，成为好战主义者，这对谁有好处呢？那么整个问题会陷入更为复杂的境地。所以我们不应该等待这种事情的来临，而是在达赖喇嘛在世的时候把问题解决。” 他说，“达赖喇嘛是一个可信、纯净和真诚的人，他不是一个恐怖份子，也不是一个无政府主义者。现在中国这样攻击他根本不能会解决问题。中国应该不带任何条件地坐下来与他进行谈判与和解，承认不同于与中国的西藏民族和文化的存在，给予西藏人文化和宗教的独立。使西藏成为一个和平区，不拥有核武器和其它任何武器。这样才是解决西藏问题的唯一道路。” （2007年6月布达佩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