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国际视野看藏中谈判

廖天琪


    18世纪下半叶，民族主义的思潮抬头，在100年之间，许多新兴的政治民族国家（德语：politische Nation， Staatsnation， 英语：state nation）如雨后春笋般地成立了。然而20世纪的两次世界大战将全球的政治生态打乱了，许多小国被强制性地划归到大国之中。到了世纪末，苏联大帝国解体后，许多曾经附属的宗主小国都纷纷要求独立，有的不发一枪一弹就用手或脚投票成功，达到独立的目的了，如波罗的海三小国、如斯洛伐克；有的付出血的代价，还依然达不到目的，如车臣。还有一些文化民族国家（德语：Kulturnation， 英语：culture nation）如加拿大的魁北克、西班牙的卡泰隆尼亚（Catalonia ）它们也要求独立，前者采取温和的投票方式，后者不时使用暴力恐怖手段，然而两种方式，都还是路遥漫漫。

    文化民族国家的定义是：种族、语言、习俗、传统、文化和宗教相同的族群，它们可能分散在不同的地区和国家之中，这些人有共同的归属感，也就是民族情感。世界上这种文化民族国家很多，巴尔干半岛的火药库前南斯拉夫，现在中东地区的炙热战场，像巴勒斯坦，像散居在各个国家的库尔登族，它们首先都是文化民族国家，却都争着要争取独立，成为政治上的独立实体，成为一个正式的国家。采取暴力流血或战争的手段，或可达到目的，但是牺牲太大，令人不禁要问，这样由鲜血铸成的独立英雄纪念碑，到底有多大的意义。

    西藏是一个很典型的文化民族国家，但是它是一个非常独特的例子，因为它在被中国1951年占领之前。是个相当孤立与现代文明科技之外的国度，它不具有现代国家的政治和社会结构，因此也有学者称它为“自然民族”（Naturvolk， nature people）。由于虔信藏传佛教，又地处雪域高原，这个民族于世无争，并且几乎不具有自卫的武装能力。20世纪上半叶西藏曾经数度被英国、印度和中国逼上谈判桌，也趁机表达了自己既有的独立地位和愿意维持独立状况的意愿。当中国共产党在全国取得政权后，就进行对西藏的血腥镇压，这时才有藏区各地的武装抗暴，鲜血一度染红了这片宁静的高原。

    年轻的达赖喇嘛被迫于1959年流亡印度，倏忽一过将近半世纪了。这期间中共先在西藏进行社会主义的改造、发动了文革，摧毁了90%以上的寺庙、和尚尼姑扫地出门，疯狂的红色恐怖席卷整个藏区。胡耀邦是80年代第一个开始在西藏纠正错误、减免税收、逐步恢复藏人宗教生活的政治家。进入90年代，北京政府变本加厉，鼓励大量的汉族移民对西藏实行汉化政策。同时对藏区进行地质勘测，发现这儿原来是蕴藏各种金属矿物的宝库。可以预测，中国绝对不会放弃这一块口中的肥肉。与此同时，西藏今天被汉人带进的原始资本主义和物质主义的风潮所影响，社会人心已经逐渐失去了原来的纯朴和虔诚。

    达赖喇嘛流亡北印在达兰萨拉建立了流亡政府。数十年生聚教训，他于1989年获得了诺贝尔和平奖，目前成为世界首屈一指令人尊崇的道德精神领袖。虽然离开了故土故国，达赖喇嘛在西藏人的心目中依然是个至高无上的神明和领袖，在西方世界，他被推崇为睿智、仁慈的大师，是茫茫人生中指点迷津的一盏明灯。

    中藏之间的接触和谈判始于1978——1979年，当时达赖喇嘛的哥哥嘉乐顿珠访问北京，并回到西藏一行，受到藏民万人空巷的欢迎，令中共感到自己对藏人改造洗脑的失败。此后十数年双方时有接触，却乏善可陈，直至1993年谈判完全中断。当时北京正在八九天安门屠杀和达赖喇嘛的获奖的余震中挣扎着。双手沾血的北京政权被世人鄙视，却眼看着达赖喇嘛逐渐上升成为国际上的一颗智慧仁爱之星，谈判自然不可能了。将近10年之后的2002年起始，双方终于又开始了不定期的谈判，如今已有5轮了。

    这些谈判，除了2006年6、7月间的那次之外，会谈地点都在中国国内，并且都是在美国和欧洲国家的的压力下举行的。藏方虽派出达赖喇嘛的特席代表，却往往被当作高级观光客一般的接待，故意矮化，不被当作平等的谈判对手。也不获准会西藏去会见藏人。祇有2006年的会谈是在第三国瑞士的日内瓦举行。虽看似随意，其中的意义却不寻常。这次会谈即使没有实质上的进展，却象征着两个政治实体的平等的对谈。这在喜欢在小动作上布下各种伏笔的中共官方，可算是改变了以前从上到下的倨傲姿态，应当算是一种进步。

    从数次的谈判特使嘉日。洛珠坚赞2006年11月14日在华盛顿布鲁金斯学会上的公开演讲中，可以将中藏谈判的难点列举如下：1、中国方面对达赖喇嘛的诚意始终怀疑。其实诚意值得怀疑的是中共一方。达赖喇嘛近年来提出“中间道路”，放弃了西藏独立的说法；他顺从了北京的要求，宣称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并临时取消了访台的计划；西藏流亡政府几年来一直要求藏人和国际人士不要为西藏问题进行抗议活动。这些善意友好的姿态，并没有减低北京的杀气，对宗教人士和抗议、逃亡的民众动辄冠以分裂主义的帽子，照样打杀。谈判桌上的气氛依然针锋相对，一步不让。 2、藏方希望能改变藏族人散居各地的情况，让他们能生活在同一个行政区。中国不考虑，也不接受。这涉及到“大西藏”的讨论。 这种提法中方是完全听不进的。目前在西藏自治区居住的藏民祇占全部藏人的50% 还少。其他都分散在青、甘、川、云各省的自治区。由于怕在语言、文化、宗教和习俗上被“稀释”，故有此提法。但估计这将是双方最难越逾的一道墻。

    3、双方对高度自治的内涵，理解不同。所谓的高度自治是让西藏保持传统的文化宗教习俗，换句话说，汉人停止大量的同化性移民。现在大西藏地区的汉人，按照西藏流亡政府的说法，已经超出了50% （750万比600万），比藏人还多。 藏族习俗和宗教文化的特征正被强势入侵的汉族商业文化所侵蚀，在一点点地消逝。

    其实明眼人都能看出中藏之间的谈判实力悬殊，作为谈判老手，北京方面以逸待劳。当年内战期间跟国民党谈判前后10年，它先是处于劣势，却采取了拖延、迂回的策略，打打谈谈，并配合军事行动，最后转败为胜，从谈判桌上走上了权力的金交椅。今天国共又展开了谈判，双方的实力似乎对调过来，如今北京摆出大吃小，强欺弱的架势，以强大的军事和经济市里为后盾，诱人的商机将台商吸引过去，现在看来台湾是居于弱势了。但是我认为台湾最大的问题在于自身的分裂，民进党和国民党的争权，本省人和外省人之间的嫌隙和宿怨，换言之，台湾如果在谈判中占弱势，最终失败，不是因为人少势弱，而是因为内部不团结，人心散涣在精神上先溃败了。

    中藏之间的谈判、西藏流亡政府的走向、西藏未来的命运这一系列的问题，从当前的情况看来，藏方手中似乎没有什么有利的条件，但是它手中握有一张王牌，那就是达赖喇嘛在藏族人和国际世界的道德声望和人气。不论古今中外，一般流亡组织和流亡政府的内部都很复杂，阴谋、内讧、明争暗斗，少有能成气候的。但是西藏流亡政府在达赖喇嘛的领导下，并没有这种现象。笔者曾到过达兰萨拉，亲见过流亡政府的一些官员和他们的政府组织和社会教育各部门，感觉他们团结努力，矢志建设。海外的西藏组织都能凝聚在达赖喇嘛的周围，藏人也都心存虔诚，敬爱他如神明。

    对于西藏的未来发展，我有以下的几个建议：

    1、谈判走向“国际化”。争取今后将谈判的地点从中国移到第三国，避免单方面地到北京去，不但自己气短，也给人城下之盟的感觉。

    2、官方和民间应当平行运作，而非自上而下地指令。达赖喇嘛强调希望西藏未来是个民主、平等而自由的社会，他力主在流亡社区进行自由选举和议会制，那么流亡政府也应当尊重民意，不要干涉那些有别于“官方”意见的组织和个人，尊重他们表达自己政治主张的权利。换句话说，政府不应“劝阻”藏民自发的抗议和示威活动。

    3、转世灵童祇能在达赖喇嘛逝世之后产生，因此除了首席嘎夏必须及早做好“辅佐摄政”班子的准备。

    4、继续争取国际上的道德声援，一方面对西方政府进行游说，一方面善用西方民间巨大的道德和精神资源。全世界有几百个声援西藏组织，他们的成员从国会议员、著名演员到文化知识界的名人和普通公民。这是一股不可忽视的力量。这股力量不会因达赖喇嘛的离开人世而消失。


结束语

    西藏问题似乎祇有等待中国成为一个民主自由的国家时，才能在公平和尊重西藏人民的选择的原则下得到解决，而这一天不会太远。西藏境内和境外的藏族人必须内心坚定，抗拒劣俗的商业文化和物质主义，尽量保持自己传统的语言、文化和宗教， 以精神力量对抗物质诱惑。从世界史上看，许多民族、文化都是在艰难险恶的困境中求存的，外力不能摧毁它们，他们唯一的敌人是本身的精神和信仰的衰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