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佛教的圣地——西藏

（台湾）温金柯


一、前言：两个比对的例子

    1989年6月4日，在全世界的关注下，北京发生了天安门大屠杀。同年12月10日，也是在全世界的关注下，达赖喇嘛荣获诺贝尔和平奖。达赖喇嘛获奖的原因，是因为诺贝尔和平奖委员会肯定达赖喇嘛为西藏自由作出的努力，和他对非暴力和平解决西藏问题的努力。达赖喇嘛在获奖演说中，批评中国对天安门广场的抗议学生使用武力镇压。他强调学生们的努力并不是徒然的。他演说的重点是继续使用非暴力手段，和他与中国政府对话解决当前状况的愿望。达赖喇嘛的这一成就，可以说，主要是来自于他的佛教信仰。

    笔者最近几年从事佛教和“废除死刑运动”的研究。发现佛教经典中存在大量反对死刑的论述，佛教的圣者，无论是佛陀、阿罗汉或是菩萨，都是热情的反对死刑的人。在佛教信仰的影响下，尤其是阿育王的推动下，中世纪的印度，刑罚开始放宽。5世纪到8世纪的从中国到印度旅行的佛教僧人，在他们的传记中都提到了当时的印度完全没有死刑的情形。

    在佛教传播的国家中，日本从810年到1156年，佛教鼎盛的时代，有长达346年间没有执行死刑。其中最让我惊讶的是，西藏从1349年开始的帕竹政权时期，大司徒绛曲坚赞制定的《十五法典》，改变过去“杀人者偿命”的死刑规定，成为“对杀人者罚命价”，根据佛教“十善法”的精神，废止了死刑。而且这个废除死刑的传统，被五世达赖喇嘛所制定的《十三法典》所延续。因此，西藏在法律上废除死刑，从14世纪中叶一直延续到现在已有近650年。现在的西藏政教领袖十四世达赖喇嘛就曾明确表示，西藏流亡政府规划的未来宪法要旨，采取非暴力路线，其中包括“不会有死刑”。

    而今天，全世界判决死刑最多、处决犯人最多的国家，就是中国。国际废除死刑运动人士关注的重灾区，就是中国。

    从以上这两个例子的比对，虽然同样是佛教的传播国，但是中国和西藏自古至今，在社会制度和精神样貌上，就是两个截然不同的国度。


二、从帝国的吞并与消亡史看汉藏历史关系

    中华民国的缔造者孙中山先生，曾经在《三民主义演讲稿》中说过，“中国在历史上曾经两次亡国”，他指的是一次被蒙古征服，第二次被满清征服。我们知道，在中国这两次亡国期间，两个征服者都建立了一个领土大于过去中国的大帝国，西藏无论是作为征服者的盟邦或属地，而与中国同处于这个大帝国之下。

    孙中山推翻满清的革命，最初的口号之一是“驱逐鞑虏，恢复中华”。换句话说，中华民国的建立，一个是被异族征服者的种族独立运动。如果按照这样的脉络，推翻大帝国之后，以前被征服的各个国家，彼此之间应该是不相统属的。

    孙中山在建立中华民国以后，不再提“驱逐鞑虏”，转而提倡“汉、满、蒙、回、藏五族共和”。这个转折如果是有意义的，那么应该是站在“大帝国被推翻后，各民族自决、自愿、协商”的前提下，才能说的。从这个意义上来说，1912年以后的西藏，民族独立的意愿应当受到包括中国在内的世界各国的承认才是。

    关于西藏历史地位的厘清，据了解，已有著名学者夏格巴。旺秋德丹的《西藏政治史》（Tibet，A political History）等著作，有了清楚的剖析。这里只从孙中山先生的著作中，提供一点补充。


三、从佛教传播史看汉藏关系

    从汉传佛教的历史来看，其主要的思想和信仰的来源，是佛教在印度和西域的发展，藏传佛教对于汉传佛教发展的影响微乎其微。而藏传佛教的发展，主要源自印度的传入，汉传佛教的影响也是微乎其微。

    究其原因，除了地理的隔阂之外，汉传佛教发展到唐代中叶以后，已经形成自己的特色和自信，向外求法的热情不再。而这时候的西藏，却才刚刚开始从印度大量吸收佛教。因此传入西藏的佛教，恰恰是汉传佛教所不了解，也没有兴趣的印度金刚乘佛教。而汉传佛教却在这以后，着力发挥它的本土化特色。因此双方的信仰型态的异质性愈来愈明显。

    到元、清两代，虽然蒙古和满族的统治者，皈依了藏传佛教，但是当时藏佛传教似乎并未向汉地的民间弘传。因此彼此的发展，并没有任何的交集。

    清代的佛教，有学者认为是汉传佛教衰败的时期，无论是教义还是修证，都到了奄奄一息的状态。汉传佛教到清末民初，出现了种种革新的运动。在这样的风潮中，西藏佛教开始参与其中。 1912年民国成立以后，逐渐开始有汉人到西藏求法，以及藏传佛教在中国内地的弘传，为汉地的佛教注入了新的元素。这一脉络，到1949年以后，一部份的蒙古活佛及汉藉的上师，把它带到了台湾，打下一些重要的基础。

    1957年，随着达赖喇嘛及大量藏人的流亡，藏传佛教在全世界弘扬。台湾在1980年代以后，随着戒严令的解除，宗教的传播不再受到政治的管制。台湾和许多开放的国家那样，各种宗教，包括不同传统的南传、藏传及日本佛教，都在台湾有了大展身手的机会。其中，藏传佛教所引发的热潮，可说是所有外来宗教中，最引人注目的一个。据台湾“蒙藏委员会”的统计，到2000年为止，登记立案的藏传佛教团体有150个左右。而信徒的人数，据学者的估计约有50万，比较核心的有10万。 藏传佛教已经逐渐褪去神秘的面纱，愈来愈多的被台湾佛教徒所认识，成为台湾佛教徒的心灵支柱或思想资源。而在中国大陆，据了解，近年来，从汉地远赴四川、青海、西藏等地求法的佛教徒也愈来愈多。


四、汉传佛教的精神衰败的危机

    前面提到，近代以来，汉传佛教无论在教义和修证上，都呈现严重的衰败现象，清末以来的有识之士，发起了种种复兴的运动。但是这一运动在动荡的时代下，进行得极不顺利，汉传佛教面临着继绝存亡的危机。

    台湾的佛教，众所周知，发展得较为平顺，限于篇幅，这里不多论述。我要把重点放在中国大陆的发展方面。

    中共建政以后的佛教发展，受到几个重要变项的影响，导致佛教的发展不同于其他的宗教。

    基督教和天主教，在“三自爱国运动”的影响下，不接受官方控制的教会，一方面受到当局残酷的打压，坚贞不屈的神职人员和教友饱受迫害，但是也在这样的情况下，另一方面反而得到快速的发展，信徒人数成倍增长。这一局势也造成了官方教会与非官方教会的分裂与冲突，埋下难以化解的问题。佛教虽然在“文化大革命”结束以前也饱受迫害，而有僧尼被迫还俗、结婚，寺庙被侵占等等情形；虽然也有部份佛教徒坚贞不屈的故事流传，但相对来说，佛教徒是顺服的，或至少是采取了比较犬儒的态度，因此也没有在官方的“中国佛教协会”之外，发展出地下化的组织形态。相对于基督教等宗教来看，中共建政50年后，汉地的佛教是一个相当顺服于中共官方控制的宗教。

    中国大陆的汉传佛教在整体上顺服于官方的这一处境，让中国大陆佛教的发展面临一些不同于其他宗教的机遇。可以说，佛教在文革结束之后，鲜少受到官方的迫害，得到一个相对宽松的发展环境。

    总体来说，佛教徒在经书的获得、公开或私下聚会研讨、共修、参访的机会，在很大程度上，是得到默许的。2005年11月，美国国务院发表的“2005年世界宗教自由状况报告”指出，据中共官方透露，最近几年，大约有25%的中共党员参加有关的宗教信仰活动，而其中大部份是佛教，也反映了这一情况。

    在这样的情况下，中国大陆近年的宗教市场上，逐渐浮现出一些受人推崇的意见领袖，在佛教的范围内，享有一定的清誉和思想影响力。但基本上，这些人对于中共当局并不采取对抗的姿态，甚至更多的，是顺服乃至于配合的态度。在这同时，中共高层领导人也不吝于对佛教表达支持。其中态度最为明显的是江泽民（1989年到2000年在位）。江氏在位期间和退休后，曾经几次公开访问佛教著名的寺庙，拜访名僧，受到公开而盛大的欢迎；而受访的僧人也巴结推崇江氏，并在自己的刊物中大肆报导，引以为荣。

    江泽民时代的佛教，一方面受到官方的默许与保护，另一方面，在“一切向钱看”的市场经济时代风尚中，受到官方支持的僧人也面临着金钱腐蚀的考验。

    有一篇报导说：“据中国佛教协会公布的数字，在1993年到2003年期间，全国汉传佛教受戒人数就达29000人，平均每年2900人，全国佛教寺院基建投资超过百亿元人民币。佛教界自己估计，目前拥有和尚、尼姑以及信众2到3亿人。因为政府投入力度大，在宗教界圈内，佛教被看成是最为富裕的一派。”

    对中国佛教现况素有研究的复旦大学宗教研究所王雷泉教授曾在〈中国佛教的过去、现在与未来〉一文中指出：“随着法制建设，对佛教在政治上压制的极左做法，对佛教的负面影响的比重正在下降；而在经济上利用佛教的极右做法，对佛教的负面影响的比重正在上升。”

    大陆佛教在官方的政策与包括台湾在内的海外信徒资金的双重支持下，不断在各地兴建巨型的佛像，与观光化的佛教园区，比较著名的有江苏无锡、海南三亚等地，奢华之风令人咋舌。而传统的名山大寺，也在观光化的风潮中，涌入大量的信徒和布施。一位旅美的中国作家（出身于信佛极为虔诚的家庭），曾向笔者描述，他在江西九华山（相传为地藏菩萨道场，有诸多肉身不坏的全身舍利），看见著名的肉身菩萨金身上，贴满了信众游客的人民币，认为是光怪陆离。

    这位作家在西安一间著名的中国传统宗派的祖庭，与一位年轻僧人谈天。这位来自农村的僧人表示，他到这里出家，志愿是为了利用几年的时间，存一点钱，好回乡娶妻。曾有不少大陆研究佛教的教授向笔者描述，大陆现在年轻的出家人，大多志在名利，近年迅速成名的一些年轻僧人，作风也比较虚浮，佛教的前途堪忧。

    在宗教人权的保障方面，中国大陆近年来的宗教迫害事件，包括对法轮功的残酷镇压，对藏传佛教和基督教家庭教会、天主教忠贞于梵蒂岗的地下教会的打压等等。佛教在这些宗教迫害的面前，采取的态度是支持、帮助和肯定的态度，和官方的恶行站在一起。

    尤其是中共对法轮功的迫害，已是当前中国大陆迫害人权问题的第一大案。而在中共1999年正式大规模镇压法轮功之前，大陆佛教界早在这之前，就不断组织学者及教内人士，从教义上批评法轮功，并呼吁中共当局以官方力量加以打击。

    在1996年，当时的中国佛教协会会长赵朴初，就以“邪教”一词称呼法轮功，呼吁中共当局“不仅要从宗教的角度，更要从维护社会安定的角度考虑”法轮功“现象。”换言之，中共镇压法轮功，大陆佛教领袖基本上是积极的提倡者，有无法推卸的责任。

    而自中共1999年残酷迫害法轮功以来，大陆佛教界也从来没有任何一位知名人士，对佛教在这一事件中的态度进行任何反省与检讨。以笔者所见，无论著名的还是普通的僧人和居士，几乎是千篇一律的为镇压鼓掌叫好，继续对法轮功的遭遇落井下石。因此，在中共迫害法轮功一事中，大陆的佛教界难逃“帮凶”的罪责。

    在中共迫害藏传佛教方面，尽管近年来，中国大陆的汉人佛教徒，皈依信仰藏传佛教的趋势不断提高。但是，这仅是信徒流动的现象而已，还不足以影响他们对藏传佛教遭受迫害的关心与不忍。在汉传佛教的领袖方面，中共官方组织批判达赖喇嘛的发言中，众多的帮闲学舌者中，佛教领袖是从来不缺席的。

    近年来，中共迫害藏传佛教的一个重大事件，是扣押达赖喇嘛认证的第11世班禅，使之成为世界上年纪最小的政治犯，而扶植中共自己任命的11世班禅。2006年4月，在大陆主办的“世界佛教论坛”上，年仅17岁的中共任命的班禅，也通过这次论坛第一次公开在国际场合露面。相对于中共自行任命主教的仪式，会受到一部份大陆天主教界人士，以不参加或退席等方式的抵制，以示抗议，中共任命的班禅，在这个场合露面，并没有刺激到在场佛教徒的神经，表示任何抗议，至多仅是据一些境外媒体的报说：“11世班禅在会场上显得有些‘孤单’”而已。

    这些现象都显示了中国大陆的汉传佛教在精神风貌上，存在极大的缺陷。这也可以解释，为什么藏传佛教愈来愈吸引汉地佛教徒的背景。

    除此之外，笔者在长期采访中国大陆异议人士的过程中，难免顺便观察他们的信仰取向。我注意到，现在中国大陆的异议人士当中，有些人没有宗教信仰，有些人是传统中国儒家或道家价值的信仰者，有些人是基督宗教的信徒，当然还有一个不可忽视的宗教团体，就是新近从中国宗教文化土壤中生出的“法轮大法”。相对来说，异议人士当中，宣称自己是佛教徒的屈指可数。

    在屈指可数的人当中，我特别注意到的是近年来活跃在中国维权运动最前线、温和、冷静又勇气十足的，住在北京的爱滋病志愿工作者胡佳先生。我原先以为，他是一个凤毛麟角的汉传佛教信徒，但是，有一天，我访问胡佳在MSN的“分享空间”，看见他在首页的照片栏里，其中一个主题是“尊敬的上师”，达赖喇嘛的照片在那里闪烁着。我想，或许藏传佛教的信仰，给他更多的启发。


五、结语

    中国近代，和西方强势文明接触之后，在很长一段时间，呈现出传统文化崩解和复振的激烈交锋。

    1949年，共产党在中国大陆取得政权以后，根据马列主义意识型态，对传统文化的摧残，是中国人破坏自己传统宗教与文化的极致。但是随着文革的结束，马列主义在中国失去意识型态的主导权，没有被完全消灭的各种文化与宗教元素，又在各种领域展现它们强韧的生命力。我们可以说，中国现在是一个失去“文化主旋律”，各种宗教与文化尝试发挥影响力的时代。在这当中，传统的汉传佛教发挥的作用，仍然是比较消极的。

    相对的，我们看到中共统治下的西藏人，络绎不绝的越过边境，去到达兰沙拉。流亡藏人在艰苦的条件下，不只在印度重建了藏传佛教的主要规模，还传播到了世界各地。而在中国大陆，汉人佛教徒，皈依信仰藏传佛教的趋势也不断提高。虽然达赖喇嘛一直忧心西藏传统文化被消灭的危机，但是从另一角度来看，仍然有可以乐观的地方。

    相对来说，汉传佛教徒如果没有信仰的见证，没有在面对压迫、不义、邪恶时的勇气、慈悲和智慧，就不会有真正的未来。作为一个关心汉传佛教慧命延续的佛教徒来说，我知道藏传佛教的大德，已经给予给汉族的信徒无分彼此的教导，我所期待的是，对于那些已经成名的汉传佛教领袖人物，更多直言无讳的沟通。尤其是他们懦弱、屈服于权势的时候。这样，西藏在所有的佛教圣地中，将不仅是藏人的圣地，也能够成为汉人的佛教圣地、世界的佛教圣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