旧时书生
——读《逝去的年代——中国自由知识分子的命运》


（四川）陈道军


    人生有喜有悲，乃是常态。然而，由暴政强加于人的制度性悲剧，更是普遍惨烈，影响深远，耐人寻味。深夜，重读谢泳先生于上世纪90年代所著《逝去的年代——中国自由知识分子的命运》，冷黑的铅字再一次把红朝人性的悲哀、无奈、丑恶、荒唐展现在我的眼前。

    哀惋、沉痛之余，我想，为什么历次政治运动，总是知识分子以受难者的形象，出现在历史的祭坛上？为什么同是知识分子，在民国、红朝，抑或同一朝代会有不同的命运？

    令人叹息的是，民国过来的不少知识分子对所谓的“新时代”充满了希望。“但他们的不适应，很快就非常明显。”书中50多位学贯中西的知识分子崇尚“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为立身立言的根基。在一个“万岁声起”，一切又被赋予“革命、政治”色彩，人人都要争当螺丝钉、铺路石的时代，知识分子的“自由、独立”显然不合时宜，在暴君、愚民的眼中甚至可笑可怜。政治挂帅，不论专业与政治有无关系，也不论本人对政治有无兴趣，统统与政治脱不了干系。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在一个最讲政治的时代，却在教育中取消了政治学。于是，书中50多位学贯中西的知识分子，在毛式暴政之下，他们的学术研究，同人格尊严一样，都悲剧性地结束了。连陈寅恪、陈垣这样纯粹的学人，公认的大师，都处在惴惴不安之中；连叶企孙、饶毓泰这样的物理学奠基人，也招致一个自杀，一个凄然离世的命运。我们就可以理解汤用彤的顾虑，金岳霖的无奈，王云生的失望。从周一良、尹达的身上，我们可以看到一个不正常的时代是如何使一个学养极好的学者平庸、甚至丑陋起来的。

    “不平庸、不听话就难以生存”。曾经直言“与其在部里拍马，不如在水果摊唱歌”的金岳霖“端正”了自己的政治态度，争取入盟入党；我那曾经提倡“争学术独立和自由，实是争人格的独立自由和尊严的四川金堂老乡贺麟，1951年也在《光明日报》发表《参加土改，改变了我的思想》一文。如果说向强权低头，是知识分子在特殊环境中学到的求生智慧。那么，随着运动深入，知识分子之间互相检举揭发，甚至载脏诬陷，那就是人格的问题了。

    1982年，82岁高龄的贺麟又参加了共产党。其时，我正在故乡就读初中一年级。那个夏天，贺麟及其夫人到官仓寻找其侄子贺兵时，在校长陪同下，参观我们学校。这个赫赫有名的大人物从我身旁经过时微笑着，轻轻点了点头。害羞、害怕的我赶忙把头低下。其实，他不认识我，我也不认识他。他和我都不会想到，24年以后，当贺麟的名字已成为金堂地方官员招商引资，攀附京官的招牌时，当年那个面带饥色的少年，会对这位前辈老乡写下“暮年入党，标志中国失去了一个著名的唯心主义哲学家，多了一个平庸势利的唯物主义者”的文字。毕竟是旧时书生。空有现代民主自由的理念，而无荆轲刺秦的血性。一个时代的学术水平，与时代的学术环境、学术精神有关。

    由此，我们可以理解当今的北大、清华出不了大学者，而祇出大官、幕僚、掮客乃至打手的真实原因；可以理解当今的教授已不再是是学问的标志，而是仅仅与工资、住房、公费医疗挂钩的职称而已。

    “一个连物理学家都容不下的环境，到底在哪里出了问题？”在一个没有言论自由的国度，作者祇能以提问的方式，含蓄、谨慎，有限地表达自己的愤怒、悲哀，对暴政的谴责。值此后极权时代，善于作秀的所谓“胡温新政”秉承势利、实效的唯物主义，虽然容得下没有思想的物理学家，不敢说真话的作家诗人，粉饰太平的旅游家、舞蹈家、歌唱家乃至没心没肺的美容、美食家，却容不下一个说真话的盲人律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