情系乡村  用心发现
——读《中国乡村发现》兼谈“发现问题”


（江苏）尤泽勇


    近读2006年10月创刊的《中国乡村发现》（湖南省社科院新农村建设研究中心主办，湖南人民出版社出版），一股清新的田野之风扑面而来：内容清新，通篇是农民所言所行、乡镇干部所思所想；文风清新，语言朴实，直来直去，不饰虚华；作者队伍更是清新，除了部分政府高官和专家学者的扛鼎之作，更多的文章来自农村第一线，作者有乡镇党委书记、副镇长、乡镇一般干部和乡镇派出所民警，有县政府、县委组织部、县粮食局、计生局、统计局干部和县委党校教员，居然还有最底层的村支部书记。该刊一反时下某些刊物一看头衔，二凭关系录用作品的潜规则，坚持“采用匿名审稿制，重质量不重名气，重原创鄙弃抄袭”（见“征稿启事”）。所言不虚！在一些精神产品被商业化、娱乐化大潮裹挟而去的背景下，能觅到这样一块绿洲，感受些许未经污染的清新之风，真是久违了，也是太难得了。

    《中国乡村发现》（下简称《发现》）有着多方面发现，给我更强烈视觉冲击和思想震撼的，则是它的发现问题和提出问题。第一辑刊登文章30篇左右，大都直面当前农村实际，敏锐地发现问题，犀利地提出问题，不搞成绩问题三七开，也不搞主观客观辩证法，没有不痛不痒，没有遮遮掩掩；不惮自己人微言轻，尽己所能地分析和探索问题，提出解决问题的思路和设想；当然由于种种局限，分析和探索所达到的程度各有长短。打动我的不仅是这些朴实无华的文章，更是这些作者，特别是《发现》编辑发现问题、探索问题的求实态度和科学精神；无论是科研还是实际工作，无论是新农村建设还是其它工作，都太需要这样的态度和精神；让人遗憾的，它们目前正在成为日益稀缺的资源。

    中国进入了改革发展的关键时期，套用英国作家狄更斯一句名言的说法，“这是一个解决了许多问题的时代，这是一个产生了许多问题的时代。”问题多多，是时代特征之一。有历史上欠债的老问题，有改革中产生的新问题；有发展不快的问题，有发展过快的问题；有人们期待太高，物质暂时跟不上的问题，有消费领先了，思想观念大大落后的问题，等等。有问题，就要解决；要解决，首先要发现，“发现”是解决问题的起点。没有发现，什么都谈不上；没有求实态度和科学精神，什么也发现不了。

    发现问题要有识见，有良知，有勇气。无所用心、人云亦云，不能发现问题；昧良心、装糊涂，碰到问题装作没看到，绕道走，也不会发现问题；至于怕担风险，迎合领导，报喜不报忧，看到问题甚至精心包装成“成绩”，能指望这种人发现问题吗？基层有太多的问题需要进入主流的视野，凡有良知、有识见者都要像《发现》一样，用心发现，不回避问题，不掩盖问题，不包装问题；特别是要关注三农问题，因为中国最大的问题是农民，最难的问题在农村。

    要发现“真问题”，不能提出“伪问题”。《发现》所提问题，如“如何廛清土地30年承包不变政策内涵”、“如何处理部分农民税费尾欠”等等，都是实实在在存在的问题，是农村基层干部时时为之困扰却找不到答案的问题，是农村工作者在基层常常被问及而无法回答的问题，也是文件、会议以及报刊文章避之不及、避而不谈的问题。不谈，问题仍然存在；回避，更于解决无补。让人欣慰、让人钦佩的，终于有《发现》正面提出了，严肃探讨了。

    发现和研究问题要让实践者参与。新农村建设的主体是农民，农民是实践者、知情者、懂行者，农村有什么问题要问农民，问题怎么解决也要问农民。这才是研究问题的正确途径。《发现》做到了。它的作者结构，它对实践者的尊重，在同级社科刊物中是少有先例的。长期以来，社会科学研究特别是农村研究的一大弊端，是研究者不（少）实践，实践者不研究，分成两张皮。一些研究人员的调研是“隔窗观景”，科研成果是“雾里看花”，不知所云，难以操作。不少农民和基层干部说，政策是被专家弄坏的；他们的声音进不了决策程序。要抵制这种弊端，从另一方面说，农村干部甚至农民也要拿起笔，直接说出自己想说的话；说的多了，《发现》一类的刊物也会多起来，就会上达天听。《发现》“开卷语”申明其特色是“说农民的话，为农民说话”，很好；似可再加一句：“让农民自己说话”，就更好了。

    本篇小文反反复复讲“问题”，讲“发现”，不是有意惹人厌烦，实在是民间要发现要解决的问题太多了，也实在是发现问题太不容易了。颇有点幽默的是，“发现问题”在当今居然也成了“问题”。不少领导特别是高层都感慨“听不到真话”，到基层若不像温总理那样“擅自行动”，还真发现不了问题。如此看来，《发现》的诞生就更加宝贵。希望各地多办、各级领导多看《发现》一类刊物。

    （ 作者为江苏省高邮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