情系乡村 用心发现
——读《中国乡村发现》兼谈“发现问题”
(江苏)尤泽勇
近读2006年10月创刊的《中国乡村发现》(湖南省社科院新农村建设研究中心主办,湖南人民出版社出版),一股清新的田野之风扑面而来:内容清新,通篇是农民所言所行、乡镇干部所思所想;文风清新,语言朴实,直来直去,不饰虚华;作者队伍更是清新,除了部分政府高官和专家学者的扛鼎之作,更多的文章来自农村第一线,作者有乡镇党委书记、副镇长、乡镇一般干部和乡镇派出所民警,有县政府、县委组织部、县粮食局、计生局、统计局干部和县委党校教员,居然还有最底层的村支部书记。该刊一反时下某些刊物一看头衔,二凭关系录用作品的潜规则,坚持“采用匿名审稿制,重质量不重名气,重原创鄙弃抄袭”(见“征稿启事”)。所言不虚!在一些精神产品被商业化、娱乐化大潮裹挟而去的背景下,能觅到这样一块绿洲,感受些许未经污染的清新之风,真是久违了,也是太难得了。
《中国乡村发现》(下简称《发现》)有着多方面发现,给我更强烈视觉冲击和思想震撼的,则是它的发现问题和提出问题。第一辑刊登文章30篇左右,大都直面当前农村实际,敏锐地发现问题,犀利地提出问题,不搞成绩问题三七开,也不搞主观客观辩证法,没有不痛不痒,没有遮遮掩掩;不惮自己人微言轻,尽己所能地分析和探索问题,提出解决问题的思路和设想;当然由于种种局限,分析和探索所达到的程度各有长短。打动我的不仅是这些朴实无华的文章,更是这些作者,特别是《发现》编辑发现问题、探索问题的求实态度和科学精神;无论是科研还是实际工作,无论是新农村建设还是其它工作,都太需要这样的态度和精神;让人遗憾的,它们目前正在成为日益稀缺的资源。
中国进入了改革发展的关键时期,套用英国作家狄更斯一句名言的说法,“这是一个解决了许多问题的时代,这是一个产生了许多问题的时代。”问题多多,是时代特征之一。有历史上欠债的老问题,有改革中产生的新问题;有发展不快的问题,有发展过快的问题;有人们期待太高,物质暂时跟不上的问题,有消费领先了,思想观念大大落后的问题,等等。有问题,就要解决;要解决,首先要发现,“发现”是解决问题的起点。没有发现,什么都谈不上;没有求实态度和科学精神,什么也发现不了。
发现问题要有识见,有良知,有勇气。无所用心、人云亦云,不能发现问题;昧良心、装糊涂,碰到问题装作没看到,绕道走,也不会发现问题;至于怕担风险,迎合领导,报喜不报忧,看到问题甚至精心包装成“成绩”,能指望这种人发现问题吗?基层有太多的问题需要进入主流的视野,凡有良知、有识见者都要像《发现》一样,用心发现,不回避问题,不掩盖问题,不包装问题;特别是要关注三农问题,因为中国最大的问题是农民,最难的问题在农村。
要发现“真问题”,不能提出“伪问题”。《发现》所提问题,如“如何廛清土地30年承包不变政策内涵”、“如何处理部分农民税费尾欠”等等,都是实实在在存在的问题,是农村基层干部时时为之困扰却找不到答案的问题,是农村工作者在基层常常被问及而无法回答的问题,也是文件、会议以及报刊文章避之不及、避而不谈的问题。不谈,问题仍然存在;回避,更于解决无补。让人欣慰、让人钦佩的,终于有《发现》正面提出了,严肃探讨了。
发现和研究问题要让实践者参与。新农村建设的主体是农民,农民是实践者、知情者、懂行者,农村有什么问题要问农民,问题怎么解决也要问农民。这才是研究问题的正确途径。《发现》做到了。它的作者结构,它对实践者的尊重,在同级社科刊物中是少有先例的。长期以来,社会科学研究特别是农村研究的一大弊端,是研究者不(少)实践,实践者不研究,分成两张皮。一些研究人员的调研是“隔窗观景”,科研成果是“雾里看花”,不知所云,难以操作。不少农民和基层干部说,政策是被专家弄坏的;他们的声音进不了决策程序。要抵制这种弊端,从另一方面说,农村干部甚至农民也要拿起笔,直接说出自己想说的话;说的多了,《发现》一类的刊物也会多起来,就会上达天听。《发现》“开卷语”申明其特色是“说农民的话,为农民说话”,很好;似可再加一句:“让农民自己说话”,就更好了。
本篇小文反反复复讲“问题”,讲“发现”,不是有意惹人厌烦,实在是民间要发现要解决的问题太多了,也实在是发现问题太不容易了。颇有点幽默的是,“发现问题”在当今居然也成了“问题”。不少领导特别是高层都感慨“听不到真话”,到基层若不像温总理那样“擅自行动”,还真发现不了问题。如此看来,《发现》的诞生就更加宝贵。希望各地多办、各级领导多看《发现》一类刊物。
( 作者为江苏省高邮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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