宪政制度比自由民主更重要

（北京）张耀杰


    在既往的思维习惯中，我总是把宪政民主认定为如影随形的一对孪生概念。细读《起火的世界——输出自由市场民主酿成种族仇恨和全球动荡》一书列举的大量事实，我虽然不认同作者开出的道德药方，却较为真切地意识到：宪政和民主之间，是不可以简单划等号的。相对而言，较为成熟的宪政制度，总是要比全方位的自由民主先行一步。祇有在这种情况，“砍人头”的假民主，才有可能被有效制止：“数人头”的民主选举，才有可能在宪政制度的框架下有序进行。


一、作为殖民者的海外华人

    《起火的世界》是既不讨好“左派”也不讨好“右派”、既不讨好“西方”也不讨好“东方”的一本书，这是它的独特之处。它的独特视角，与作者蔡爱眉的家世密切相关。

    蔡爱眉（Amy Chua），女，1962年出生于美国伊利诺州的香槟城。她的家族属于菲律宾最为富裕的少数族裔——华裔。1987年，她从哈佛大学法学院毕业并获法学博士学位，此后曾经在杜克大学、哥伦比亚大学、斯坦福大学、纽约大学、耶鲁大学任教，还担任过律师和法官。

    1994年9月12日晚上，蔡爱眉富有而独身的姑妈莉安娜，在位于菲律宾马尼拉的豪宅中被自己的司机尼洛。阿比克用“菜刀”砍死，凶手并没有因此而得到追究。这件事情给蔡爱眉留下深刻影响：“自我姑妈遇害以来，有一段童年的记忆总是纠缠着我挥之不去。那年我八岁，住在马尼拉我家的高宅大院里。一个清晨，天还没亮，我醒了，到厨房找水喝。我肯定是往楼下多走了一节楼梯，因为我实实在在地绊在了六条大汉的身上。我发现了男仆们住的地方。我家的勤杂工、园丁和司机——有时我想像阿比克就是他们其中的一个——正铺着席子睡在肮脏的地板上。那地方散发着汗臭和尿臊味。我被吓坏了。那天晚些时候，我跟姑妈莉安娜讲起了这件事，她慈爱地笑起来，解释说那些仆人（当时住在我家的好像有二十个，全部是菲裔）能给我家做工算是走运。要不是有这份活干，他们就得上无片瓦地睡在路沟里与老鼠为伍。……有些时刻我也会意识到，华裔确实应该正视广大的菲律宾多数族群，即尼洛。阿比克那样的人：在他们眼里，华裔作为剥削者，外来的入侵者，其富有是莫名其妙的，其优越是难以容忍的。我永远不会忘记警方报告中阿比克的‘杀人动机’一项。所填写内容不是抢劫，尽管填写了这个司机盗走的珠宝和钱财。代之，被当作动机的祇有一个词：”报复‘。“

    蔡爱眉的特殊身世，凸现了一直被爱国主义教育所迥避的历史事实：在中国本土被殖民或半殖民的过程中，海外华人也一直在东南亚从事殖民活动。无论是费迪南。马科斯和伊梅尔达。马科斯夫妇在菲律宾的腐败专制，还是苏哈托在印尼的腐败专制，背后都有擅长权钱交易的华人财团在发挥作用。一旦发生军事政变或民主革命，掌握大量社会财富的华人殖民者，往往会成为政治权力的牺牲品，从而遭受极其残忍的种族屠杀。

    放眼世界，像东南亚的海外华人一样在异国它乡从事殖民活动，以少数族群的身份占有大量财富并且主导市场经济的情况颇为普通。这种情况的存在，直接导致作为多数族群的原住民的“穷困加上受辱、绝望和冤屈”，从而成为国际社会中一个又一个的火药桶：“在菲律宾，在东南亚各国，华人都是主导市场的少数族群。1998年，在印尼占全国人口3%的华裔，控制着大约70%的私营经济，包括所有最大型集团企业。近一段时间，缅甸华裔经营者简直就是接管了曼德勒和仰光的经济。在南非，白人是主导市场的少数族群，并且，在某种更复杂的意义上，在巴西、厄瓜多尔、危地马拉以及拉丁美洲的很多国家亦然。黎巴嫩人在西非是主导市场的少数族群。伊博人在尼日利亚是主导市场的少数族群。克罗地亚人在前南斯拉夫是主导市场的少数族群。犹太人在后共产主义时代时期的俄罗斯，也几乎是主导市场的少数族群。”

    然而，启动或点燃一个又一个火药桶的发动机和导火索，并不是多数族群的原住民的“穷困加上受辱、绝望和冤屈”，反而是由美国人主导的“政治民主化+经济自由化（市场化）=和平+繁荣”的全球化战略。


二、为全球化敲响警钟

    在由美国主导的全球化运动中，流行着这样的观点：市场和民主是包治百病的万能药方。市场资本主义是世界上最有效的经济体系。民主是世界上最公正也是最尊重个人自由的政治体系。市场和民主的携手并进，会逐步将世界转变成为繁荣稳定的地球村，并将每一位个体转化成为自由的、具有文明意识的公民和消费者。

    自2001年“911”以来，特别是2003年伊拉克战争爆发之后，一意孤行的美国，却被国际社会视为主导国际市场和国际事务的少数族群。《起火的世界》，就是在这种大背景下出现的一本与主流观点唱反调、对全球化运动敲警钟的警世之作。

    假如我没有误解蔡爱眉的原意的话，她的核心观点是：市场与民主之间存在着必须予以妥善解决的内在张力。用她的原话来说：“在所有西方国家资本主义发展的早期阶段，穷人被公然地剥夺了选举权，确切地说是因为富人害怕他们的财产被充公或重新分配。直到相当晚近的时候，所有的西方民主政体仍然将很多人排除在选举范围之外。……然而，美国人已经忘记了自己的历史。最近的20年里，美国在整个非西方世界里一直不懈地推动当即的民主，实质上就是转眼间的普选制。我们这样做，是在要求发展中国家和后共产主义国家接受一个西方国家从未走过的民主化进程。”

    比起当即的普选制的自由民主，直接关系大多数人的实际利益的市场经济，就显得更加重要。为了保证市场经济的健康发展与社会生活的和谐稳定，在相当长的过渡时期内，需要并不十分民主却又效率较高的政府权力，强制性地推行底线公平的社会福利，这才是西方国家最应该推荐给落后国家的先进经验：“从19世纪末开始，市场活动在整个西方的滥觞，都伴以空前规模的再分配制度的建立，从而缓和了资本主义可能导致的最残酷后果。在每个发达国家，这些制度不仅包括对极度贫困人口的救济，而且包括累进税收、社会保障、最低薪酬法律、工人安全法规、反托拉斯法以及大量我们认为理所当然的西方社会特色。几乎可以肯定地说，在工业化的西方，这些再分配制度缓解了市场财富不均和民主政治之间的冲突。”

    事情到此已经有了初步的答案。然而，蔡爱眉在广泛引证发生在世界各地的历史事件之后，偏偏迷失了自己的方向，颇为软弱地贡献出“一个更高尚的途径：主导市场的少数族群志愿性的慷慨”：“主导市场的经营群体可以问这样一个好问题，即在其所处的发展中国家里，是否有什么他们可以做出明显有价值的贡献的重要国家部门或者象征物。于是，这些群体可以向美国最近的一批商业富豪学习，这些富豪高调地为城中区儿童捐赠了数千万美元的奖学金。同理，对于通常以城市为中心的主导市场的‘外来’群体来说，资助乡村发展还可能是国家团结的重要表现。在出生死亡率持续成为悲痛之源的社会里，贡献新的医院设施、水处理厂，或者哪怕祇是抗生素，都肯定会受到感念。在造福于平民的基建工程上做重大贡献也是一种可能的选择。”

    在该书“序言”中，蔡爱眉总结说：“对于主导市场的少数族群在自由市场民主的过程中注入的一触即发的不稳定性，人们到底应该做什么？我的主张是：美国不应对外输出西方自己已经排斥了的不加限制的、自由放任形式的市场，一如美国不应对外推行不加限制的、当即的多数族群统治——这种西方已予排斥的民主形式。而最终我要阐述的是：非西方世界的民主资本主义的最大希望，寄托在主导市场的少数族群自己身上。”

    比起蔡爱眉的道德感化式的“希望”，更具可操作性的其实是罗尔斯提倡的“作为社会公平的公正”，特别是充分照顾到弱势一方的生存权利的底线公平和底线保障。能够切实保障底线公平的社会主体，祇能是把公共权力置于制度性监督之下的宪政民主的国家及其政府，而不是“主导市场的少数族群”。


三、宪政制度比自由民主更重要

    在现代法学中，有程序正义比实体正义更加重要也更加优先的原则。在现代政治学中，似乎也应该确立一条宪政制度建设比自由民主权利更加重要也更加优先的原则。道理很简单，在具体的法律事件中，祇有较为刚性并且可供操作的程序正义之树，才可以循序渐进地结出实体正义的人道果实。在具体的政治博弈中，也祇有较为刚性并且可供操作的宪政制度之树，才可以循规蹈矩地结出自由民主的人道果实。关于这一点，最为切近的例证，就是与中国大陆同为华人族群的香港和新加坡。

    作为英属殖民地的香港，一直没有完整意义上的宪政民主制度。但是，其宗主国较为成熟的宪政制度，却为没有选举权与被选举权的香港市民，提供了经济自由和言论自由的强力保障。

    新加坡也曾经是英国的殖民地，它1959年自治，1965年脱离马来西亚成为独立的共和国。自1959年在全国立法议会大选中赢得胜利之后，以李光耀为首的人民行动党一直处于执政党地位。这种一党执政的局面，虽然没有给国民提供较为充分的自由民主，却由于其强有力的宪政制度特别是廉政制度和福利制度的建设，充分保障了全社会的公平公正与和谐稳定。相比之下，台湾社会就显得民主有余而宪政不足：由于在野的国民党掌控制了立法院，使得民进党上台执政七年来，长期处于权力空转的状态之中，以至于连一个宪法修正案都不能够定案通过。

    就中国大陆来说，无论是资本主义市场经济所导致的贫富差距，还是历史原因所造成的族群分裂，都不是影响全局的根本问题。真正困扰中国社会的，依然是《水浒传》里所表现的官逼民反的官本主义，或者说是贪官污吏随心所欲地化私为公和化公为私的原始共产主义。随着市场经济的突飞猛进，官本主义与市场经济的合二为一，更把官逼民反的政治死结最大限度地推向极端，从而为全社会的和谐发展埋下根深蒂固的深层危机。在这种情况下，中国社会最具建设性的出路，祇能是强有力地推进以人为本和治官安民的宪政制度建设，而不是操之过急地推行包括全民普选在内的全方位的自由民主。

    具体来讲，社会稳定的铁三角，应该由平均线以下的穷人、平均线以上的富人、为穷人和富人提供公平服务的公共权力及其官员共同组成。要保障包括穷人和富人在内的所有公民的合法权利，一方面必须有高度量化的产权制度，从而把所有的私有资产、公有资产和国有资产，最大限度地量化到个人头上。另一方面，必须通过合理分权的政治设计、独立运作的司法体系和公开自由的舆论监督，把党权高于一切的官本主义，改造成为与平均线以下的穷人和平均线以上的富人三足鼎立的以人为本的平衡力量，进而通过国家或政府层面上的社会资源再分配，充分保障弱势穷人包括温饱、教育、医疗、住房、养老在内的底线生存。

    换言之，罗尔斯正义论的第一条原则是尽可能地让穷人和富人平等地拥有政治权利，如起点平等、机会平等和规则平等。第二条原则是在平等的自由竞争中受损一方的利益最大化，也就是在承认自由竞争所造成的贫富差别的前提下，为受损害的一方提供生存权利的底线保障。对于既没有自由民主传统又没有宪政制度及产权制度方面的传统资源的中国社会来说，当务之急并不是直接引进欧美先进国家的自由民主的果实，而是循序渐进地建设培育能够取代官本主义进而结出自由民主果实的宪政制度及产权制度，然后在人本主义的宪政制度的框架之下，逐步实现全方位的人人平等的自由民主。

    （《起火的世界——输出自由市场民主酿成种族仇恨和全球动荡》，[美]蔡爱眉着，刘怀昭译，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2005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