统战喉舌曹聚仁“谈右派”

（北京）张耀杰


    《北行小语：一个新闻记者眼中的新中国》，2002年7月由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出版发行，其中收录了曹聚仁的《北行小语》、《北行二语》、《北行三语》的全部内容。在封底内扣中，写有这样的宣传话语：“新中国成立伊始，海外多持观望、怀疑，甚或敌视、妖魔化态度，谣诼纷集。在此背景下，著名作家、学者曹聚仁以新闻记者身份，在1950年代，多次从香港北上，访问北京，并游历大陆各地，以客观、中立、公正的立场，深入报道大陆的社会巨变，产生深远影响。自称既不‘反共’，也不‘亲共’，而是力求‘知共’的曹聚仁，录其所见，记其所闻，存其所思，为后世留下珍贵的第一手历史文献。抗美援朝、合作化运动、反右运动等重大事件均有所记录。本书系大陆初版，堪与作者以战地记者身份留下的《万里行记》前后辉映，并足传世。”

    本文无意对该书进行整体评估，祇想讨论一下曹聚仁的“谈右派”，是不是像出版者所宣传的那样“客观、中立、公正”，是不是像曹聚仁自己在《北行三语。后记》中所说的那样，经得起时间的“考验”！


一、“近于诡辩”的“谈右派”

    《谈右派》是曹聚仁关于反右派的第一篇文字，他在开场白中写道：“记者南返以后，千头万绪，也不知有多少急事缓事不曾报道；我们到浙江去巡游了6天，那已是一个月前的事，到今天，也还不曾写过。祇因‘整风’这件大事，海外人士太关心了，祇能把一枝笔放在这一重心上。”

    中共中央调查部办公室副主任、统战部办公室副主任、对台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副主任、李克农办公室副主任徐淡庐，是曹聚仁及妻子邓珂云巡游湖北、江西、上海、浙江等地的专职陪同。据他在日记中记载，一行人是1957年6月11日上午由北京乘火车南下的。6月18日，他在庐山日记中写道：“客人注意寺庙在解放前后的对比，对新闻事业资本主义经营方式的盈亏津津乐道。他对报纸所载批判章伯钧、储安平等人的反动言行不愿发表意见，但又表示对整风问题将作若干万字的报道。我观他不读《人民日报》社论，写通讯十分粗浅，抵庐山当晚买了几张风景照片寄给《南洋商报》也算交卷。”

    由此看来，曹聚仁的《谈右派》以及随后的几篇相关文章，并不是严格意义上的“客观、中立、公正”的新闻报道，而是由中共当局布置给他的真假难辩的统战宣传。对于这样的统战宣传，曹聚仁一直是心领神会的。10年之后的1967年11月18日，他在写给胞弟曹艺的家书中表白说：“我的写稿工作，乃是北京所指示的，面对华侨，当然不能一鼻孔出气，否则作用全失。我也想不到会变成全世界华侨的思想指路牌，所以，京中对我特别关怀。”

    正是出于这种心境，曹聚仁在《谈右派》中用自称是“近于诡辩”的话语，把自己形容为“反动派”：“我们在沿着长江流域旅行的途中，从报纸上、广播中听到了一些右派人士的姓氏和他们在言行上的过错。后来，在香港看到一张罗列了370多人的名单。……某君就半玩笑半认真地问记者：”你是什么派？‘我说我是’反动派‘，他听了不觉大笑。记者接着就对他说：“你们把我当作左派，我还不懂得左派思想该是什么；要说是右派呢，又不知今日的右派，走的是怎样的路线。惟有自认是反动派最不错，总有一边会把我们当作反动派看待的；不是这边的反动派，定是那边的反动派，总不会错了吧！’记者的话虽是近于诡辩，他也瞪着眼睛，无话可说了。”

    “不知今日的右派，走的是怎样的路线”，并不影响曹聚仁按照毛泽东的思路给遭受政治清算的“右派人士”，加以“莫须有”的思想罪名：“记者忽然想起了毛主席的一句话来：他觉得一般知识分子虽说经过了社会革命的大关，但在意识形态上还是和新的社会生活不相融洽，所谓‘过不惯’。……凡是下意识中对于社会主义的社会生活不相融洽，过不惯的，那就是右派的灵魂。”

    按照这样的标准，1950年南下香港的曹聚仁自己，分明是彻头彻尾的“右派”，而不是所谓的“反动派”。然而，在落款时间为“1958年春”的《再记右派分子的终局》中，曹聚仁先是“莫须有”地捏造章伯钧、罗隆基、艾青、丁玲、冯雪峰等人有“士大夫个人主义的野心”，以及“他们都在私生活上欠检点，予以口实”；接下来便与这些人划清了政治界线：“到今天，记者得声明一句话：记者个人是自由主义者，但非右派分子，因为我从来没有政治上的野心，既不想领导别人，也不想被别人所领导，我是‘绝物’，却不是‘右派分子’。”


二、自称“绝物”的“反复颠倒”

    《再记右派分子的终局》之前，曹聚仁另有一篇《右派分子的终局》，落款是“1958年2月13日在北京”，也就是他再一次来到北京的第二天：“记者昨天（12日）下午到了北京，第一件大事，就是要知道右派分子的终局。人代会罢免右派分子几位巨头，如罗隆基、章伯钧、章乃器、黄绍雄这些人的部长职位，该是最大的新闻，也是一般读者所关心的大事。记者先前曾再三报道政府对于右派分子的处置，采取和风细雨方式，非常温和，事实上也正是如此。”

    在这篇文章的结束语中，曹聚仁迫不及待地给出了自己“想当然”的“右派分子的终局”：“记者的报道，或许可以替一般读者解消一些疑问了吧，反右派运动，便是这么结束了。”

    接下来的历史事实，完全否定了曹聚仁自以为“事实”的“想当然”：1958年3月8日，北京各大学的大批学生右派，遭受“保留学籍，劳动察看”的处分，被送去劳动教养。另有部分学生，遭到强制性的“劳动改造”，甚至死于非命。比起号称“首善”的北京，全国各地的右派分子，所遭受的家破人亡、妻离子散的政治迫害，还要更加惨烈一些。据薄一波在《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中介绍：整个运动结束，全国共划右派分子55万人。从指导思想上讲，虽然也说过“不可过分”、“决不要扩大化”，但更多地是怕漏掉，所以在反右派过程中，一再反对“温情主义”，强调“深入挖掘”。

    然而，曹聚仁置眼前的事实于不顾，在《再记右派分子的终局》一文中，自相矛盾地为反右派运动辩护说：“年轻的一辈，一提到右派分子，就作公式化的按语，说他们是反党、反政府、反社会主义的。究其实际，他们并无‘造反’的野心，章、罗诸氏，最多也不过想做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总理’或‘副总理’，辅君行其道。（章乃器氏说他烧了灰，也没有反党、反政府、反社会的痕迹，此语也有一部分是真实的。）至于艾青、丁玲、冯雪峰诸人的意愿，也不过是想取文联主席地位而代之，或者高居文化部的领导地位，满足了‘大丈夫当如是也’的野心而已。说明白一点，乃是士大夫个人主义的野心。另一方面看，正是反社会主义的，因而是反党、反政府的。在解放初期，……民盟、九三学社的领导人，忽然自负以天下之重，觉得今后乾坤重担都在他们身上，于是以影子内阁的领袖自居，也是势所必然。”

    比起“年轻的一辈……公式化的按语”，曹聚仁的“按语”其实是更加自相矛盾的“公式化”：右派分子一方面“并无‘造反’的野心”，一方面却又有“士大夫个人主义的野心”；一方面并不是“反党、反政府、反社会主义”，一方面却又是“势所必然”的“反社会主义的，因而是反党、反政府的”。对于这种不惜自相矛盾的“公式化”，被曹聚仁奉为师长的周作人，在《关于绍兴师爷》中，曾经有过经典性说明：总是以凌驾于法律程序之上的“绝物”即特殊材料或特殊超人自居的绍兴师爷，在处理各种案件时永远正确的根本秘诀，就在于“反复颠倒无所不可”。具体说来，绍兴师爷想让原告胜诉，他就会说：“这个人要不是吃了亏，何必要来告状呢？”绍兴师爷想让被告胜诉，他就会斥责原告说：“人家被告不来告状，你这个原告却偏要来告状，肯定是你善于惹事生非打官司！”绍兴师爷要想让老年人胜诉，他就会对年轻人说：“你不尊敬老年人就应该受到惩罚！”绍兴师爷想让年轻人胜诉，他又会质问老年人说：“你那么大年纪不知道爱护年轻人，是什么道理呢？！”

    笔者认为：假如非要给曹聚仁一个中国文化史上的位置，那就是继绍兴师爷鲁迅、周作人兄弟之后，把“反复颠倒无所不可”的刀笔吏手段运用得既熟练又彻底的第一人；而不是夏衍在《怀曹聚仁》中所说的“在海外华文报纸上为新中国系统地作爱国主义宣传”的“第一个”。

    至于右派分子的确凿罪证，曹聚仁能够坐实的祇有一个“戏曲界知名之士吴祖光”：“他也曾有取剧协领导地位而代之的野心，他也在私人生活上翻了筋斗。他搜藏了很丰富的淫书淫画，已见之于公开文件。他欣然就道，到东北黑龙江地区参加农场的劳动生活。海外论客，或许对于农场的劳动生活，看作是地狱生活，事实上，记者亲身所见，那的确是使身心愉快的修养。佛家所谓‘苦修行’，庶几近之。吴氏的‘欣然’就道，并非装出来的。”

    在另一篇《访罗隆基先生》中，曹聚仁又把“欣然”二字放大为“欣欣然”：“罗氏欣欣然参加社会主义学院的学习，也就是不愿意脱离社会主义阵线的明显表征。……记者毫不带夸大成分地说：新中国使人兴奋的新事太多了，谁都有点恋恋不去了，连记者也在内。”

    在中国大陆拥有王春翠、邓珂云两位妻子的曹聚仁，1950年为了逃避“毛泽东也正在砌起了思想上的万里长城”（语出《南来篇》）的思想控制，而南下英国人统治的香港，一边与诸多年轻舞女鬼混，一边公开发表描写风流嫖客与风尘女子纵情纵欲的“淫书”《酒店》。就是这样一位根本不具备“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人民”或“公民”资格的“境外”记者，偏偏把自己标榜为凌驾于一切“别人”之上的“既不想领导别人，也不想被别人领导”的“绝物”即特殊材料，进而用无法证实的“野心”来抹黑右派分子，再用同样无法证实的“欣然”、“欣欣然”，为把罗隆基、吴祖光们打成右派的中共当局提供政治辩护。在他的“反复颠倒无所不可”的文章中，是完全谈不上“客观、中立、公正”的，也是完全谈不上“最好的‘考验’是‘时间’”的。


三、统战宣传的功利驱动

    继上述三篇文章之后，曹聚仁还在《海外人士注意的右派分子》中进一步表示说：“所有右派分子所受到的处分都是极轻的。……一部分是劳动教养。我们所熟悉的一些文艺界的朋友，在北大荒国家农场锻炼自己。说起北大荒，一些海外论客就跳起来了，且慢，记者是心甘情愿想到北大荒去的，那儿即算不是天堂，也可说接近天堂了。……中共所实行的劳动改造政策，监狱便是学校，也就是工厂。”

    应该说，像自己的恩师邵力子，以及直接享受毛泽东眷顾的郭沫若、章士钊那样，在中国大陆享受“天堂”般的优越感和幸福感，是曹聚仁甘心充当“反复颠倒无所不可”的统战喉舌的最为根本的功利驱动。

    1956年11月6日，曹聚仁在写给原配妻子王春翠的家书中表白说：“年来显得我的精神是衰迷了，每逢情绪不佳，梦中必返故乡，……此亦落叶归根之境。但故乡又如何住呢？”

    1958年10月，再一次来到北京的曹聚仁，在半个多月的时间里一再受到毛泽东和周恩来的接见。离开北京后，他乘飞机前往上海，接第二任妻子邓珂云返回香港。10月29日，他在写给曹艺的家书中，兴高采烈地表白说：“我到香港，大约有20天勾留，便到日本去，12月底可以回北京了。这是我的打算，也许有变动也未可知。我准备对房子方面领一次情，所以考虑了又考虑，我倒想住青岛去呢！”

    11月3日下午，曹聚仁在致曹艺信中，甚至要替对方开口要官：“我昨日搬了家，今日又移入另一新寓，此事甚妙。接来信及妈妈的手谕，我以往，（也可说是赤手空拳到了香港。）许多事力不从心，目前情势不同，我总要让你担当大一点的工作。因为反正是开口，要开口就要开大口，你一个人做了主管，别人就可以连带有办法了。（我自己永远想站在边上。）”

    在这封家书里，还附有写给母亲刘香梅的短信：“织云南来，我们怕要出国去，因此请妈妈南游，要等到我们移家广州以后了。”

    连梦牵魂绕的江南故乡都“住”不下去的曹聚仁，是绝对不会像“右派分子”吴祖光那样，到“即算不是天堂，也可说接近天堂”的“监狱便是学校，也就是工厂”的“北大荒”，去接受佛家所谓“苦修行”的劳动教养或劳动改造的，他所希望的是无偿享用中共当局提供的养尊处优的生活条件。一年之前，第一次到大陆采访的曹聚仁，最先报道的就是自己梦寐以求的文人生活：“最使我觉得‘扬眉吐气’的，（当然替别人觉得如此。）就是在今日新中国，祇有文艺作家才有成为‘暴发户’的可能，有如中了马票头奖似的暴发。……举几个现成的例子：那位翻译《钢铁是怎样炼成的》梅益，就是这一种译本，拿到人民币15万元的稿费；而那位写《保卫延安》的青年作家杜鹏程，也在一年之中，得到了人民币15万元以上的稿费。（合港币四十万上下。）”（语出《寄徐伯訏先生——北国的作家生活》，徐伯訏是著名作家徐訏的本名。）

    对于中国大陆的真实状况，特别是中共当局不惜以思想罪和文字狱剥夺本国人的思想自由和精神创造的政治高压，曹聚仁是完全明白的。1960年，自称“我的思想，既不是‘亲共’的，也不是‘反共’的，勉强来说，我可以说是属于‘知共’”的曹聚仁，在《北行三语。后记》中表白说：“凡是革命政权，都是被当时的一部分民众所诅咒的。我知道在中共政权之下的生活是不自由的。不过孙中山在他的遗教中，就明明白白要我们放弃个人的自由，所以台湾的口号和大陆的口号是相同，有集团的自由，才有个人的自由，而且要为集团而牺牲个人的自由。我们要为个人的自由而奋斗的话，那就得另外寻找奋斗的途径。”

    由此可知，出现在曹聚仁笔下的吴祖光的“欣然”和罗隆基的“欣欣然”，其实是他对于右派分子“不自由”的生存状况的恶意粉饰。待到中共当局公开承认反右派的政治错误之后，得到平反的吴祖光和他的妻子新凤霞，以及其他的“右派分子”及其家属，所表现出来大都是血泪控诉，而不再是所谓的“欣欣然”。

    与中国大陆被打成右派的55万知识分子相比，曹聚仁确实找到了祇属于他自己的“为个人的自由而奋斗……的途径”，那就是一边在香港享受英国人庇护下的言论自由，一边以境外记者的身份，把脑袋伸进中国大陆，替剥夺本国民众的人身自由及言论自由的中共当局提供“反复颠倒无所不可”的统战宣传。他的好友徐訏，在《悼曹聚仁先生》中对此曾有经典说明：每个人性格上都有矛盾的地方，曹聚仁则特别显著。他的号召人家返回大陆，有点不顾人家死活的“老鸨”心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