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以心灵眺望西藏
(德国) 彭小明
最近,著名海外流亡女作家茉莉在中文世界推出她的新作《山麓那边是西藏》。这是作者以文学的笔调和心灵的呼唤凝聚下来的10年心血。作者多次参加汉藏对话的会议,走访印度西藏流亡政府所在地达兰萨拉,会见西藏宗教领袖达赖喇嘛,跟流亡的西藏官员和平民交朋友,跟深入印度和西藏难民中记录口述历史的台湾女记者交流心得。这本书将是中文世界绝无仅有的珍本,从不同于中国官方宣传的角度,讲述西藏的历史、人物和他们的思想、言行。
理解西藏人的想法
西藏是一片神秘的土地。那一片没有污染的高原雪域,无云的晴空,清澈的湖水,布达拉宫的景色,寺庙长号的呜咽,不仅让西方人民满怀无限的憧憬,而且也让中国内地人民心向往之。可是1959年达赖喇嘛率众出走印度,嗣后的整肃、镇压,心灵的重负压在西藏人民心头挥之不去。俗话说,“一人向隅,满座不乐”。西藏不安宁,汉族和其他各族人民也不得安宁。
在西藏问题上,全世界面对的一个超级强大的共产党军事强权。一边是一个手转法轮,俯伏跪拜的民族,另一边是毛泽东、邓小平、江泽民和胡锦涛,一代又一代决不放下屠刀,甚至直接戴上钢盔(胡锦涛1989年3月)实行军事统治的独裁者,一方是甚至不敢伤生的藏传佛教,另一方却是“马克思加秦始皇”。
然而在西藏问题的认识上横亘在汉藏两族人民之间有一种严重的思想隔阂。许多出身于中国大陆的汉人同胞,长期接受党政当局的党化教育,绝大多数都已经形成了一套固定的思维定势,戴上了有色眼镜而不自知。作者很注意自身的这种教育背景,在叙述中不断地十分讽刺地引述“翻身农奴把歌唱”,“毛主席来了苦变甜”之类现代藏族改编民歌歌词和“帝国主义阴谋”之类的宣传说辞。
为了揭穿过去中国党政宣传的说教套话:西藏农奴被砍断手脚,农奴主用农奴的头盖骨作用具,作者特地在访问达赖喇嘛时,提出了这些问题。达赖喇嘛告诉作者,“旧西藏社会是落后的,但是绝不像中国共产党所说得最黑暗、最残酷、最野蛮……”,西藏农奴制度跟中国的、印度的、乃至欧洲的农奴制度并不相同。由于存在着佛教的慈善因素,主奴关系更加不可同日而语。今天随着改革开放和思想解放的深入,所谓刘文采收租院水牢和周扒皮半夜鸡叫等阶级压迫的谎言已经真相大白,汉族地区的地主和农民之间也不是共产党、毛泽东所宣传的那样黑暗,何况全民信佛的藏族地区。中国农村的地主由祖传或购买占有较多的土地并不是什么罪恶,(今天很多党政官僚及其子女也占有大量房地产),为什么地主就应该在一夜之间变成了罪大恶极的敌人?如果地主犯有黄世仁那样侮辱少女的罪行,也应当由刑法判罪,而不是由工作队领导农民私设公堂判罪行刑。国内出版的《中国农民调查》描写了今天农村的县乡贪官恶吏作恶多端,比当年的土豪恶霸有过之而无不及。由此及彼,我们也可以理解西藏的农奴制度虽然落后,但是并不是党政宣传的那样恐怖,那样残忍。作者重复了达赖喇嘛和已故班禅喇嘛异口同声的说法:旧西藏历史上从来没有饿死人的事情,祇有中共来了之后才有大批藏人饿死。班禅是一贯认同中国为祖国的西藏领导人,因为实话实说,在文革中被关押九年,历尽磨难。他的说法可以反衬出农奴制度虽然落后,但是人民还不至于饿死于沟壑,共产党打倒了农奴主,反而饿死了成千上万的藏民。共产党来了苦变甜了吗?
作者提到一位西藏妇女佩戴着母亲遗留的一片颅骨作为珍藏,是他们民族亲情孝心的表现,是他们特殊的民俗,跟残忍、黑暗、野蛮风马牛不相及。中国共产党利用西藏民俗蛊惑人心是非常不道德的行为。
汉族同胞不容易理解西藏人民的心理反应。我们不妨设身处地地去理解他们。当德国报刊上宣传说欧洲的中国人绝大部分都服从黑社会的控制,中国餐馆的金鱼缸都是各帮派不同的代号云云。我们听了都觉得十分委屈,由于没有掌握外文的主要媒体,所以感到无法把冤屈向主流社会解释清楚。作为少数民族处在共产党的舆论监控之下,西藏人民被误解,他们的民俗含义被误导,他们的冤屈和愤懑无法表达。这种心情不是几乎完全一样吗?
作者的视角与多方面信息
从90年代开始,许多中国人来到海外,我当时就接触了一些德国的西藏朋友。为了独立还是自治,大家有不同看法。情绪也是相当对立的。但是我当时就向他们,其中也包括西藏流亡政府的官员达瓦才仁先生提出建议。他们应该跟中国的留学生、出国人员和华侨主动接触,达成谅解。我对他们说,如果你们连我们这些人都不能说服,都无法沟通,怎么可能去说服中国的党政领导人和国内老百姓?大概他们听到了不少这样的建议,西藏流亡政府就翻印了一些外国人的著作,例如:《雪域境外流亡记》(美国约翰。艾夫唐着,尹建新译)。 让一部分历史真相在海外留学生和知识份子当中有所披露。但是这些书籍毕竟仍是外国人的著述,角度还是西方的,被中国当局指斥为帝国主义言论。另外,台湾女记者林照真的《喇嘛杀人》问世,也因为是台湾人的角度,并不能完全破解中国大陆人对西藏问题的先入之见。
现在茉莉女士的《山麓那边是西藏》完全是中国大陆人的视角,通过对达赖喇嘛的访问,对达兰萨拉的走访,跟流亡藏人促膝谈心,跟海外支持西藏活动的外国朋友交往,把中国大陆人民的真诚想法表达出来,也把藏人心中的情绪和思虑发掘出来,呈现给中国读者。这就是《山麓那边是西藏》的独到之处。这本书到底给中国读者提供了哪些引人入胜的信息呢?
西藏的反右斗争惩治了许多汉族知识份子,实际上他们的言论最符合当时的西藏实情。
达赖喇嘛的中间道路,或称中庸之道,究竟是什么?书中有达赖喇嘛本人的阐述。愿意在中国的框架下实行自治。达赖喇嘛如何看待政教合一,他已经明确表示,如果回到西藏,不再担任政治领导人。西藏流亡政府的组成,跟西藏旧贵族几乎没有关系。该政府实际上是由人民选举产生的。而旧西藏上层人士多半不是投靠国民党,就是投靠共产党,西藏流亡政府却是平民政府。这个流亡政府实行民主,人民可以批评政府,可以直接对达赖喇嘛表示不同意见。达兰萨拉的报刊也没有舆论一律,十分尊重反对派的声音。流亡藏民可以在达兰萨拉收看西藏自治区电视台的节目。不怕百姓看了拉萨的电视宣传而变心,正说明流亡政府充满自信。反观中国当局,对西藏流亡政府,对海外民主人权力量怕得要死,拼命封杀,毫无自信。
还有一个有趣的问题,中国的宣传经常指责西藏人民的反抗斗争是帝国主义的阴谋,而四水六岭反抗武装力量(一支西藏武装反抗游击队)则抱怨美国,“答应了我们的事情,最后不管是政治也好,武器也好,统统都没有做到。”达赖喇嘛的哥哥嘉乐顿珠指出,根本就没有外来势力鼓励藏人抗暴,西藏的反抗是很自然地发展起来的。因为中共无法向世界交待,所以找藉口把帝国主义的大帽子扣上。
作者造访达兰萨拉,必须途经印度,少不得对印度文化和印度人民有所观察。作者将印度人民最优秀的代表诗人泰戈尔跟西藏人民的精神领袖达赖喇嘛这两位不同时代的诺贝尔奖金获得者作了有趣的对比。着重强调了他们超越民族主义的局限,展现人类智慧的思想灵光。作者还大略介绍了西藏流亡人群中的一个特殊的群体,诗人。用藏文,中文和英文创作的西藏诗人。西藏民族绝对不是一个野蛮的民族,而是一个文学的民族,诗的民族。家国不幸诗家幸。流亡藏人的悲剧玉成了他们的多种语文的诗歌。
作者记录了与达赖喇嘛见面交谈的内容和许多细节,令读者相当人性地近距离观察这位被北京长期丑化的世界名人。谈话从宗教、宿命、反暴力、汉藏两族的恩怨,交际礼仪乃至非常个性化的爱情观问题,每每令人不禁掩卷深思。
作者是主张“祇问人权,不问统独”的。其实主张在统一下的真正自治或许更为合理。中国人中间这样的主张或许更加普遍,而且跟达赖喇嘛中庸之道恰能若合符节。主张统一下的真正自治也并不是狭隘的民族主义。毕竟中国不止祇有汉藏两个民族,还有许多少数民族,他们都在不断成长,多民族杂居的情况也越来越交错,越来越互补。祇有超越民族的局限,秉持人权民主的理念,结束专制统治,建立民主法制,才能实现多民族的和谐共处和繁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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