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大学本来就是官场

（江苏）于立生


    “中国大学的特点就是越来越像官场！”“我反对第一流学者当领导！有的学者当了领导还在做学问，乱套了！”10月11日，著名学者、北大教授陈平原在广州大学大学城校区，与暨南大学党委书记蒋述卓、中大人文学院院长陈春声共同出席了广州大学学校文化建设论坛。陈平原以一个人文学者的身份“反省”当代中国大学存在的问题，其独到的见解、新锐的观点不时引发现场阵阵掌声。

    陈平原说：“我反对第一流学者当领导！”，并非新见，当年“非汉语语言学之父”李方桂曾对邀其担任所长的“中央研究院”总干事傅斯年说：“我认为，研究人员是一等人才，教学人员是二等人才，当所长做官的是三等人才。”傅斯年听后立刻退后作揖；陈平原称：“中国大学的特点就是越来越像官场！”，也不够直截，中国大学不是“像官场”，而是本来就是官场！

    如不然，何来“副部级大学”、“正厅级大学”、“副厅级大学”之行政标签？如不然，何来“厅级干部一走廊，处级干部一礼堂，科级干部一操场”之怪诞现状？当年安徽大学校长刘文典纵拒不了蒋介石“训话”于门外，亦可不安排“欢迎如仪”，声称：“大学不是衙门！”；当年清华可以出学生“三赶校长”之壮举，而今哪来此等事？哪一个大学校长，不是一纸行政命令，高来高去？何干师生半点事？

    陈平原称：“大学学人应拥有自己的独立人格”，说的很对！仿而言之，大学亦应有自己的精神，自己的特质，亦即大学独立、学术自由、教授治学、学生自治……，亦即当年蔡元培所循“世界大学通例”！而观乎今日之大学，各种资源为权柄在握者把持，甚至有大学行政人员多过教职员工，教授也要仰行政人员鼻息行事，学术委员会形同虚设，……何谈“大学独立、学术自由、教授治学”？据《新京报》报道：“浙江大学、南京大学、上海交通大学开学后作出规定，不允许大一新生自备电脑.校方称，此举可以防止新生沉迷电子游戏。”，一副行政管理思维，视学生自立尚且不能，大一成高四，更何谈“学生自治”？

    “尊重知识，尊重人才。”“要反对不尊重知识分子的错误思想。”，——改革开放之初，1977年邓小平提出此语迄今已30年矣！我在一篇旧文中曾写到：“祇有做到对于知识分子主体性的充分尊重，才是对知识分子真正的尊重。……学术领域的事，必须由知识分子说了算，知识分子基于科学精神的制度安排说了算”（《学术水平如何，谁说了算》，《新京报》2005年9月21日），而今日之大学中，本应为大学主体的教师、学生，却成附庸，却为“圈养”，这样的大学，如何不是官场？！

    清华故校长梅贻琦曾讲：“大学者，非有大楼之谓也，有大师之谓也。”，大家耳熟能详；而今却偏成“大学者，非有大师之谓也，有大楼之谓也。”，正如陈平原——“几年下来，（大学）唯一发生（翻天覆地）变化的祇有建筑.当今中国大学的好处就是房子盖得漂亮。”——一语“笑”四座！自上世纪末扩招启动以来，各校大肆圈地，大兴土木，蔚然成风：天价校门，甫见报道；超级电梯，又上新闻。然而想当年，组并于全面抗战、硝烟弥漫中的西南联大，经济窘迫、掣肘犹多，尚且砥柱中流，涌现出吴大猷、闻一多、华罗庚、李政道、杨振宁、殷海光诸多大师；今日之大学在大兴楼堂馆所的“财大气粗”之下，又出了些什么呢？以学术研究论：学术泡沫充斥，教授剽窃屡闻……；上海交大高教研究所最新发布的，采国际认可的学术成果与学术表现为主要评比指标的“2007世界大学学术排名”中：清华排167位，北大排228位，遑论其他？被海外学者讥议为“中国大陆不超过五个经济学家！”……以人才培养论：高教资源被稀释，教育质量逐年下滑，博士教育硕士化，硕士教育本科化，大一成高四……；新近《中国青年报》与新浪网联合开展的一项调查显示：“52.9%的人认为现在读硕士研究生不值。”，又成热门社会话题……既魂之不存，大学精神不再，如行尸走肉也自并不为怪了；——国家的大量财政投入，民众勒紧裤腰带的被动投资，没被用到实处，用到遵循客观教育规律的教育事业发展上，而不过成了官僚大搞“形象工程”、腆颜为其所谓“政绩”涂脂抹粉的粉饼！然而犹是如此，教育部部长周济年初在海南大学调研时尚且表示：“近十年来，中国高等教育实现了历史性跨越”“中国高等教育在国际上属于比较先进的水平。”；一些高校“创建世界一流大学”的豪言壮语尚且喊的震天响，甚至如北大、同济等校尚如列出时刻表——表示于2015年还是20XX年实现，——直似不过时间问题，指日可待一样。

    其实，“一流”还是“几流”，终究祇是外在评价；还当以做好自身实事要紧；既为中国大学，还宜立足本土，着眼于建功业于国家！于民族！陈平原说：“蔡元培在政治、文学等多个专业都是二流或以下的，但他对每个学科都有涉猎，当校长是很合适的。”，然而就是这个“学术二流或以下的”的蔡元培，这个中国现代大学制度奠基者的蔡元培，当年胡适的老师、美国大哲学家、教育家杜威曾经这样评价道——“拿世界各国的大学校长来比较，牛津、剑桥、巴黎……等等，这些校长中，在某些学科上，有卓越贡献的，不乏其人；但是，以一个校长身份，而能领导那所大学对一个民族、一个时代，起到转折作用的，除蔡元培而外，恐怕找不出第二个。”；换言之，也就是，以其所主持下的北大对“一个民族”、“一个时代”的影响论，绝非当时“世界各国大学”所可比拟，未必“世界一流”，胜似“世界一流”！而观乎今日“财大气粗”大兴土木的中国大学的影响呢？学术研究、人才培养上的“建树”姑且不谈，《中国青年报》调查显示：“中国公办高校贷款规模高达2000亿到2500亿元。而九三学社中央副主席邵鸿说实际上远远不止这个数目。”除去银行贷款，许多债务是通过工程建设方垫资和一些单位的投资，保守估计高校债务4000亿元，债务黑洞，填之不尽！而与大学扩招、大兴土木齐飞则是大学收费，连年突增猛进，以实际支付能力论，早比世界最高的日本还要高3倍。大学没有“世界一流”，学费早已“世界超一流”！据报道：一个西部农村家庭35年的纯收入，才能够培养一个大学生，这已严重影响民生，成为压在老百姓头上的“新三座大山”之一！学费致贫，已近常态；学费杀人，屡有所闻……民间没钱还债，有“拆床卖柜”之说；移植到吉林大学，则为“拍楼卖地”，亦正可谓新时代之新气象了！

    58年我们有“大跃进”，“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大炼钢铁，大放“卫星”，亩产万斤，结果饿殍遍地，为祸甚烈。然而经济上之“大跃进”，为祸终究一时；而“教育者，百年之大计”：关乎国家之发展，民族之未来，教育上“大跃进”，毒害也就更深更远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