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消除政治恐惧

（山东）杨宽兴


毛泽东的恐惧时代


    上世纪60年代就读于北京大学的一位长辈常以他的北大出身而自豪，当我要他讲述40年前北大校园的往事时，却见一副黯然表情：成天斗来斗去，惟恐不小心说错一句话，怕得要死，实在没留下什么值得记忆的，可惜了青年时期的大好时光。

    有过毛泽东时代尤其是文革生活经历的人，大多都曾有过这种怕得要死的记忆，作为斯大林之后最残酷的独裁者之一，毛泽东将阶级斗争的大棒轮向地富反坏右的同时，要求每一个社会成员都要成为高呼口号的共犯，籍此广泛散布政治恐惧心理。而在制造恐惧的过程中，暴力与谎言是不可或缺的，批斗、逮捕、枪决使每一个社会成员都能感受到身体伤害乃至对生命的威胁，而谎言则确立了唯一正确的“舆论导向”，让那些不同于毛氏教义的声音自觉禁声，从而限制和消除了不满者意见交流的机会。因此，在这种社会氛围之下，几年大学生活竟然没有留下什么可对人言的记忆，似乎并不奇怪。

    更深刻标明恐怖气氛对于普通人生活影响之深的，当然还是斯大林时期的那个故事：酒席上，两位高官对斯大林别墅上方星座的名称起了争执，相持不下，作为裁判者，斯大林建议打电话问一下天文馆，值班的天文馆长不是天文学家，懂天文的馆长早就被逮捕了，馆长祇好驱车去问幸存的天文学家，可这位天文学家是不久前被捕的天文学家努梅罗夫的好友，本来就因努梅罗夫的被捕而惶恐不安，听到汽车听在自家院内，恐惧不已，当场心脏病发作，死在家里。馆长的汽车祇好继续前行，寻找下一位天文学家，没想到这一位也是努梅罗夫的朋友。大逮捕高峰期的深夜，一辆汽车停在自家楼下意味着什么？看来当时的人们对此的理解是相似的，于是，这位科学家打开窗户，纵身一跃，自杀身亡。

    这样的故事我们并不陌生，老舍、傅雷、剪伯赞、上官云珠……历史在30年后的中国重演。从毛泽东的角度讲，他未必想要这些人的命，但巨大的恐惧感比毛泽东的迫害更为可怕，心理学家认为，人们对于未知恐惧的恐惧程度远高于对已知恐惧的恐惧。极权政治下，那些消失了的人被弄到哪里，又会经受什么样的折磨，没有人敢公开谈论，甚至几乎就没人知道，于是，这讳莫如深的“失踪”，便促使恐惧以未知的方式成倍扩大。

    人最可贵的当然是生命，艰难的生胜于轻松的死。身为专业中的精英人士，他们的成功足以证明，作为一个人，他们具有较强的理性精神和克制能力，非此，恐怕很难在专业竞争中最后胜出，但是，为什么恐惧来临时，他们仍会选择一死了之的做法？也许，恐惧具有一种神经毒气般的威力，能够瞬间使人陷入非理性的癫狂，摧毁他们整个的神经系统。

    这并非夸大其辞，今天，在那些60岁以上的老人中，我们仍然可以看到普遍的毛泽东时代性格残留：出言谨慎、不信任人际交往、胆小怕事；而新时期遭受政治迫与监控的人群当中，也大量存在怀疑、敏感、焦躁人格。作为一个亲历者，从我意识到监控可能无处不在时，对来往密切朋友的审视、对一切通讯手段的不信任与恐惧、将与政治毫无关联的生活事件故意弄得歧路横生……也许，在某些时候这是一种必要的保护，但由于无法了解恐惧的制造者究竟以何种方式、何种密度、何种方式关注着自己，久而久之，保护措施便成为生活的常态。这种伤害造成的性格扭曲，有时是终生难以治愈的。


谎言加剧恐惧


    从心理学上来讲，未知（或者说无知）是加剧恐惧的因素，但一般而言，人们并不将无知视为政治恐惧的根源，制造恐惧的的根源其实祇有两个：暴力与谎言。谎言本身可以使人们普遍处于无知状态。而暴力如不以死亡的威胁——死亡有各种各样的死亡方式：装麻袋沉黄浦江、行刑前的割喉、取用被枪毙者的内脏器官等，这些方式本身比死亡更可怕——表现出来，其效果则会打折扣，因此，在毛泽东晚年，当林彪的叛逃与社会的普遍贫困开始使谎言失效，而毛泽东的健康状况恶化显然也不再是秘密，四五天安门事件便发生了。当人们明白独裁者也会死去，并且已经处在死神垂顾之下，普遍的恐惧便如春冰消融。

    然而，政治恐惧给全社会造成的相互不信任却是长期的。今天，回顾1989年的民主运动，人们对学生们表现出的固执多有责难：既然高层已经前所未有地展露柔软身段，既然赵紫阳以总书记的身份承诺不秋后算帐，为什么学生就不肯撤回校园呢？实际上，要准确地得出自一问题的结论，可从政治恐惧的角度加以分析。

    长期以来，政治迫害造成的未知恐惧已使社会处于普遍防范状态，也就是说，民众对政权残酷性的恐惧与防范程度，可能超出了政权本身的惩罚计划。对许多学运活跃者来说，失去天安门广场这块暂时的自由乐土，他们就无法成为社会关注的中心，而在政工干部控制的校园里，借助控制严密的谎言制造机器，政权很可能分步骤有计划地对他们实施惩罚，即使在毛泽东死去之后，七九民主墻和八六学运中的活跃人士，同样无法逃脱被严厉惩罚的命运，因此，纵使身为开明派领袖的赵紫阳也无法使学生相信他的政府不搞秋后算帐。

    也就是说，正是惩罚与恐惧造成的社会不信任与对立，未知和可能的惩罚使民间与权力陷入不妥协的境地。对专制者来说，恐惧虽有助于减少反抗者数量，但有关恐惧的记忆，也会促使反抗者采取更加决绝的手段。即使在政治控制密不透风的毛泽东时代，武汉7.20事件以及林彪事件中，都可见反抗者试图从肉体上消灭专制者的迹象，事实上，据毛泽东自称，林彪即使被剥夺接班人地位，他的常委身份也是可以保留下来的，或许这并非毛泽东的违心之言，但由于政治恐惧造成人与人之间的绝对不信任，林彪家庭成员在无法武力消除毛泽东加在他们头上的未知恐惧时，最终选择了叛逃国外的出路，半途机毁人亡，实质上宣告了文化大革命的失败。普遍政治恐惧气氛之下，社会的荒唐可笑由此可见。

    而对专制者来说，由于无法避免普遍政治恐惧社会中的“事故”发生，他在制造恐惧的同时，也将自己置于恐惧之中。希特勒后期的暗杀事件，以及斯大林的死因都是明证。在斯大林发病昏厥后，由于对独裁者的绝对恐惧，竟然无人敢及时进入他的房间进行抢救，而在他弥留之际，就连贝利亚这样的恐怖制造者也因为恐惧而盼望斯大林死掉。也就是说，专制者带给全社会的恐怖并非单向地指向被统治者，由于政治恐惧下惩罚的不可预测性，反抗者很可能采取最极端的手段来针对最高统治者。而将政治恐惧转化为法律恐惧的社会，则因为惩罚的可预期性，反抗者也不轻易采取过份的报复。从这个意义上说，消除恐惧便不祇是一般社会民众的需要。


消除政治恐惧的抗争


    由于死亡以及与死亡有关的想像是政治恐惧的最后保障，当一个政权不再可以肆无忌惮地杀人，当社会成员不再随意消失于深夜敲门的声音，政治恐惧的弥散过程便缓慢地开始了。这时候，便如二战时的美国总统罗斯福所说：“最大的恐惧来自我们的恐惧自身。”人们不应该深陷于历史的记忆中，以历史为今天的生活设限。在我的母校山东大学，有一群正直而坚持独立思考的知识份子，其中大多曾遭受历次政治运动的伤害，变得谨小慎微，因此，当管理系主任孙文广先生终于打破沉寂站出来呼吁为六四平反、停止一切人权迫害，这些中老年知识份子抱着“一朝被蛇咬，十年怕井绳”的态度对孙文广先生的做法表示怀疑，但是，当孙文广的声音屡屡通过美国之音、自自由亚洲电台飘响在空中，当孙文广说出这些话的代价仅仅是被剥夺赴台探亲的权利（勇敢者以自身为代价不断试探专制者的镇压动能），这些在内心支持他的人也陆续站了出来，史若平、李昌玉等人敢于在晚年公开说话，与孙文广先生首先打破政治恐惧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

    按照马基雅维利的说法，君王有两种途径获取民众的服从，一是爱戴，一是畏惧。但爱戴与畏惧不一定同时存在，对君王的爱戴并不一定意味着被统治者的顺从，所以，马基雅维利之后的专制政治者大都更加注重以暴力对民众施加威慑，使之产生对君王的畏惧心理。在东方专制国家中，这种政治恐惧更是社会传统的一部分。在后极权社会中，民众对权力的敬仰几近完全消失，专制者便仍需不时以暴力向民众灌输政治恐惧的心理，但当杀人不再是常态，当统治者没有魄力说出邓小平的“杀二十万颗人头，保二十年稳定”时，政治恐惧的被克服，便成为历史的趋势。这时候，死亡以及由死亡带来的想像已不会普遍存在，民间社会可通过公开发言、维权活动等，尝试以一种既不与权力合作、又不与权力彻底撕破脸的方式，近距离接触“危险的”政治，此起彼伏的行动使民众形成一种权利觉醒，也使人们对于权力所能施加于社会的危害形成准确客观的评估，那种因为彻底逃离政治而造成的无端恐惧，便会随着时间的推移而逐渐消失。

    这一克服恐惧的过程也是民间社会点滴发育的过程。由于以抗争者的姿态近距离接触政治压制，由于信息传播的渠道越来越多样化，逐渐便形成一种局面：一切都接近于透明，权力与民间逐渐摸清对方的底牌，政治及其惩罚力量不再有太多的秘密可言，也就不再给未知的恐惧留下空间，于是，政治恐惧就祇剩下政治给抗争者带来的具体伤害，我们都知道，这种伤害其实是有限的，恐惧自身毕竟不再成为恐惧的放大器。一旦政治恐惧意识最终消失，将迫使权力作出符合历史潮流的选择。

    对疼痛和死亡的恐惧是政治恐惧的心理基础，而趋利避害则是民众是否选择抗争的考量标准，当代利益博奕中，恐惧并不意味着不会丧失更多权利，抗争也不必然带来灭顶之灾，这是我们所处时代的特点。因此，客观、准确的抗争风险评估是每一个可能的抗争者形成决断的前提。需要充分估计权力对不妥协抗争者的惩罚能力，但也没有必要因为莫名的恐惧而放弃必要的抗争。克服恐惧的勇气如略高于摄氏零度的水温，化坚冰于缓慢的时时刻刻当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