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星弼院士的悲哀

（北京）张耀杰


    大陆中国的科技明星、中国科学院院士、九三学社成员陈星弼是国民党时代红极一时的党国要人陈德征的儿子。近年来，关于陈德征的说法不少，但彼此并不一致。到处开讲座、当顾问的陈星弼，却无一回应。


小名“难儿”的陈星弼


    在九三学社的官方网站中，刊载有陈星弼的传记材料，其中写道：陈星弼（1931年1月28日—），出生于上海。微电子学家。1999年当选为中国科学院院士。2001年加入九三学社。陈星弼出生在一个官宦之家，祖籍浙江省浦江县青塘镇。祖父曾为清朝武举人。父亲陈德征因家庭贫穷靠勤工俭学就读于杭州之江大学化学系。五四运动时，其父成为杭州学生领袖之一，从此进入政界，也曾算得一个红人。但不久得罪于蒋介石，被摘了乌纱帽且被软禁。这时陈星弼出生了，因此取小名为“难儿”。

    在这份传记材料中，还隐约透露了陈星弼一家在1949年之后被动挨打、任人宰割的信息：陈星弼1952年从同济大学电机系毕业后，被分配到厦门大学电机系当助教。第二年第二次院系调整时转到南京工学院无线电系。1956年党中央号召向科学进军，他被指定到新成立的成都电讯工程学院（现在的成都电子科技大学的前身）工作。他为人正直、坦率，由于不愿随俗而家庭出身又不好，被一些人认为清高。在文化大革命中首批被打倒。1970年国家电视攻关中被派往工厂支援研制氧化铅摄像管，他得知国外已研制矽靶摄像管，因此建议研制这种新摄像管并获四机部批准。但是好景不长，刚刚见到图像他就被点名去五七干校劳动，直至爱人病发而调回。


关于陈星弼的父亲陈德征


    关于国民党时代的陈德征，海外文化名人余英时在《中国知识份子的边缘化》中写道：“最近《胡适的日记》已在台北影印问世。我们可以看到胡适在发表了《知难、行亦不易》一文之后，国民党方面的反应是多么强烈！但是最具代表性的则是胡适的真正对手，还不是作了立法院长的胡汉民，而是一个名叫陈德征的人。这个人当时是上海市党部中的重要角色，他连中学也没有毕业，写的骂人文字充满了流气，正是一个典型的都市流氓。”

    南京大学的博士生导师王彬彬，接过余英时的话头介绍说：“余英时在《中国知识份子的边缘化》一文中指出，国民党在夺取政权的过程中，中下层干部大量‘光棍化’、流氓化，而陈德征便是典型代表。”为了证明自己的观点，王彬彬颇为大胆地采用了以讹传讹的道听途说：“据说，在陈某执掌《民国日报》时，曾忽发奇想，在报上搞了一次‘民意测验’，‘选举’中国的伟人。揭晓时，第一名是陈德征，第二名才是蒋介石。蒋介石一怒之下，将陈某押到南京，关了几个月。但蒋对他的惩罚仅此而已。陈某回到上海滩后，照样做他的官。”

    王彬彬的文章《胡适、鲁迅与陈德征》刊登于《南方周末》2006年12月14日。在此之前，余世存则在畅销书《非常道》中写道：1926年，陈德征继任上海《民国日报》的总编辑，随后又掌握了国民党上海市党部和文教机关的大权。红极一时，他便忘乎所以。一次，《民国日报》发起“民意测验”“选举”中国的伟人。揭晓时，第一名竟是他陈德征，第二名才是蒋介石。老蒋一怒之下将陈押至南京，关了几个月后，命令各机关，对陈“永世不得录用”。


不同的说法


    笔者在网络中简单搜索了一下，很快便找到了以下信息：“陈德征，字待秋，浙江浦江人，杭州之江大学理学士。他早年曾在苏皖等地任教，后入《民国日报》社担任编辑，并为新南社发起人之一。四。一二政变前后，由于他主持的《民国日报》发表大量拥蒋反共言论，得到国民党右派的赏识，他也因此飞黄腾达，成了上海政界的红人。到1930年，当他被任命为通志馆筹备委员时，他不仅已是市教育局局长、《民国日报》总编，而且还是国民党上海市党部的常委兼宣传部长，掌握着全市的文教、宣传大权。然而，一时的风云际会使他昏了头脑，居然在《民国日报》发起选举‘中国伟人’的民意测验，并暗中替自己做了手脚。结果，选举揭晓，孙中山位居第一，蒋介石排名第三，而他竟名列蒋介石之前，位于第二，致使蒋介石一怒之下将他传至南京拘押了起来。虽然数月之后他人终被释放，但一个‘永远不得录用’的处分使他的政治生涯就此结束。（邵黎黎、孙家轩：《我的祖父邵力子》，河海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237～239页。参见全国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办公室编《和平老人邵力子》，文史资料出版社1985年版，第109页。关于陈德征在南京被拘的时间，参见《上海市政府公报》第74期。）”

    这段文字出自上海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袁燮铭的文章《上海市通志馆筹备始末》。另查胡山源《文坛管窥》中的相关文章，他与陈德征是杭州之江大学预科班的同学，一个是文科第一名，一个是理科第一名，按照名次被分配到同一个寝室里。理科高材生陈德征与胡山源一样喜欢从事文艺创作。1949年之后，自称是“没有出息的温情主义者”的胡山源，考虑到陈德征“没有当汉奸，还有些人气”，曾经写信请对方吃饭。“以后，我不在上海，就没有往来过。肃反和各种运动期间，都听到他一些消息，有的说他在什么地方‘劳改’。不知其详。”

    笔者曾经在海外看到过一篇文章，专门讲述脱离政治舞台从事商业活动的陈德征，在1949年之后遭受镇压的事情。祇可惜无论如何也找不到原始出处了。

    陈德征曾经是国民党夺取政权的急先锋，同时也是在政治斗争中积极清除异党人士并且钳制自由言论的人权杀手。1929年3月26日，上海报刊公开披露陈德征在国民党“三全大会”上提交《严厉处置反革命份子案》的消息，引起胡适强烈反对。陈德征很快写作一首标题为《“胡说”》的打油诗，刊登在他自己主编的《民国日报》上：“违反总理遗教，便是违反法律。违反法律，便要处以国法，这是一定的道理，不容胡说博士来胡说的。”

    曾经主张“严厉处置反革命份子”的陈德征，在从事政治活动的时候并没有被蒋介石严厉处置。脱离政治舞台之后，他也没有被日本侵略军严厉处置。到了1949年之后，因为远离政治舞台而“没有当汉奸，还有些人气”的陈德征，反而被当作“反革命份子”惨遭镇压。功成名就的中国科学院院士、九三学社社员陈星弼，到处开讲座、当顾问，却不肯替自己的父亲辩诬鸣冤，实在是大陆中国人“哀莫大于心死”的冷血悲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