合作是中国民运的出路
——布鲁塞尔民运大会感想

（德国）田牧


一、中国民运的国际合作是时代必然


    近年来，民主中国阵线全方位加强与国际民主力量合作，从2005年澳大利亚悉尼大会开始，经2006年全球支持中国和亚洲民主化柏林大会，逐年扩大，拾级而上。2007年全球支持中国和亚洲民主化布鲁塞尔大会更是一次广泛合作的范例，是中国民运各个组织之间，中国民运与亚洲专制国家的民运团体之间，中国民运与西方民主国家政治力量之间的合作。在欧盟总部举行的这次大会，影响播及遐迩。

    中国民运走向国际合作是时代的必然。现代化社会不能拒绝开放，拒绝交流，拒绝合作。中美战略经济对话，中德经济论坛，中欧经贸关系高层对话，亚太经济合作组织，欧洲联盟等均是一些对话、交流、合作、共同体等关系和组织，体现了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互惠、互利关系，体现了现代人类社会进步的主题思想——社会多元，和平共处，共同发展。

    中国能从经济发展建设中领略中外合作互补的好处，为什么在政治体制变革上不能搭起几个中外合作的平台呢？思想多元、政治多元、文化多元，是民主制度的性质所决定的，这种社会制度的多元特性合作成了社会的主旋律，祇有合作才能创建和谐与安定。因此，建立中西方合作的国际民主化论坛是时代的产物，中国的民主运动要学会与人合作，要走合作道路。

    民主化道路没有固定模式。走西方民主的道路，学习西方的民主思想，与西方民主力量结合，并不是放弃自我，放弃原则，放弃国格。而是一种思想的互补，方法的借鉴，信息的流通，人类共存互助意识的提升。祇有合作，才能走出新路，才能开创新的局面。


二、不拘一格与西方民主力量合作


    与西方民主力量合作不拘格式。在欧盟大厦举行“全球支持中国和亚洲民运化论坛”的会议是海外民运的一次尝试。

    5月14日“全球支持中国和亚洲民主化大会”在欧盟总部会场举行，这天的会议议程是民阵与欧盟共同协商制定，由欧盟议员、欧洲自由民主联盟主席、欧盟法治和内政委员会主席沃森先生牵头，不少欧盟议员积极支持大会。参加大会有欧盟副议长、欧盟外交委员会副主席昂斯柯威兹先生（Janusz Onyszkiewicz），欧洲自由民主联盟主席、欧盟法治和内政委员会主席沃森先生（Graham Watson），欧盟议员、欧盟对中亚代表团主席尤克讷维希内（Ona Jukneviciene），欧盟议员、欧盟文化教育委员会副主席特吕裴尔博士（Dr. Helga Truepel），欧盟议员、欧盟对朝鲜半岛关系代表团副主席塞森特-伊万伊（Istvan Syent-Ivanyi），欧盟议员，欧盟安全和防务小组委员会成员巴藤（Gerard Batten）等十几位欧盟议员。他们有的参加大会专题讨论，有的与会聆听演讲，了解中国和亚洲民主化道路上的问题。

    与欧盟合作举行2007年的大会，最初动机很简单：搞大动作，期盼产生良好效果。因为我们面对的是强大的共产专制政权，海外民运力量非常弱小，力量对比悬殊。民运组织每一次行动都要追求投入产出的整体效应，动作越大，效果越好。欧盟是拥有27个会员国的世界上最有力的国际组织，能与他们合作举行一次盛会，会产生良好的国际影响和社会效果。我们的目标是联合更多的国际人士，包括专家、学者等加入支持中国的民运大业；联合亚洲专制制度奴役下的反对派、民运团体建立广泛的民主联盟，敦促中共政权、亚洲其它专制政权早日还政于民。


三、中国政府破坏海外民运的国际合作


    布鲁塞尔大会点燃了一团火，令中共政权烫手、烧心、憋气……

    筹备之初，大会给国内的一些民主人士发邀请信，但是遭到大陆“网警”百般阻挠，使得我们的努力几乎落空。不是对方收不到邀请信，就是被监视居住，不能赴会。所幸这期间一直得到焦国标先生的全力帮助。前中共宣传部长朱厚泽老先生给大会来信说：“悉闻布鲁塞尔民运大会即将召开，我作为关注我国的政治经济的发展，支持中国民主化的一份子，异常兴奋”，但因为种种原因不能赴会，但他指出：“当今阻碍中国社会政治、民主的发展的根源在于中共一党专制的政治体制。”朱先生向大会递交了论文《关于近现代中国路径选择的思考》。在《开放》杂志编辑蔡咏梅女士的帮助下，国内异议作家朱建国先生准时到会，但他的家属遭到当权者刁难。

    民阵主席费良勇5月11日提前驾车到达布鲁塞尔，但出师不利。他们到达布鲁塞尔后，车子停在宾馆一侧，就匆匆与已经到达的前日本法务次长牧野圣修、前日本国会议员五十岚文彦先生会谈。一小时光景，他的车子后座玻璃被砸，一台笔记本电脑被窃，其它值钱之物，钱包内的钱分文未取。大家气愤填膺，各种说法都有，在布鲁塞尔警察局报案后，至今杳无音讯。

    瑞典国会议员、欧洲理事会成员林登巴特（Goeran Lindblad）先生赴会前，中国驻斯德哥尔摩大使馆曾打电话叫他不要与会，他们还问：“是不是你参与组织了这次大会？”林登巴特回答说：“如果我不能前往的话我将举办一次类似的会议。”林登巴特毅然出席了在欧盟总部内举行的中国和亚洲的民运大会。第二天瑞典国家电视台等40余家媒体转载报道了这则消息。这样的劝阻电话不祇是林登巴特先生接到，还有其他人也接到劝阻电话，大部分西方政治家注重礼仪，捂住了中共丑态曝光。

    民阵向来坚持“和平、理性、非暴力”的原则，坚持协商、对话、合作的方针，在大会筹备初期就向中共主席胡锦涛先生和总理温家宝先生发出了邀请函，希望他们本人或特派观察员前来参加布鲁塞尔会议，倾听海外民主力量和国际民主友人的声音。同时还给中国驻德国大使马灿荣先生、驻比利时大使章启月女士、驻法国大使赵进军先生、驻荷兰大使薛捍勤女士发了邀请信，遗憾的是我们的诚意非但没有得到回音，却遭到中国政府百般阻挠、抵制、破坏。


四、海外民运要把合作之路走宽


    民主政治呈现多元化，政治合作又保障民主制度的实现。

    在德国，代表左翼的社民党和代表右翼的基民盟，半个世纪角逐于执政舞台，互有胜负，但在2005年的竞选中却难分伯仲，陷入了复杂的由谁组阁困境。两党合作是柳暗花明绝处逢生，赢得了德国空前的大联合盛事。几十年互为反对党的冤家，照样能合作、拥抱，这就是政治合作，这就是民主制度。

    每年的全球支持中国和亚洲民主化大会始终敞开大门，欢迎更多的朋友积极参与。我们对民运前辈感佩和敬重，任何时候不会改变。他们为中国民运做出过重要贡献，十数年的囹圄磨难和苦斗生涯在人们心中积淀了深深的印记，今天他们一如既往地积极参与和发挥作用。在西方人眼里，也有不少中国民运旗帜，譬如魏京生、王炳章、王丹、徐文立、杨建利、高智晟、热比娅等。但民主运动不能再搞一杆旗帜，一种思想，更不能为了维护某一旗帜，拥护某一领袖，不惜攻击其他民运朋友，造成新的人权伤害。

    谈民运合作，还应该包括与台湾民主基金会和台湾政府。台湾政府是民主选举产生的，台湾政权是民主政治，这些都是国际公认的事实。我们既然能够与西方民主国家合作，能够与达赖喇嘛的流亡政府合作，为什么不能与台湾合作呢？所以海外民运要把合作之路走宽，走得更踏实。


五、国际合作给中国民运带来新的生机


    合作给中国民运提供了新的思维，带来新的生机，注入新的力量，提升了国际影响力。

    德国议会在5月10日以压倒多数通过一项决议，谴责中国当局的劳改政策，要求欧洲联盟全面检查和抵制中国的劳改产品。布鲁塞尔大会立刻通过临时动议，起草了一封公开信，盛赞德国议会的正义之举，并要求欧洲议会和欧盟成员国的其它26个国家采取类似的行动。

    大会通过的第二个决议是要求中共当局无条件释放王炳章的呼吁书；第三个决议是关于谴责国际信息企业和北京的不当合作，为北京提供信息技术，为其达到监控、封锁网络的目的服务；第四个决议是呼吁欧盟与中国的人权、司法对话要透明，让非政府组织参与，让媒体公开报道。大会还通过了致国际奥林匹克运动委员会的公开信，敦促北京奥运承诺对2001年以来中国人权依然没有取得进步给予答复，以及北京奥运必须非政治化，承诺言论自由、改善人权等。这些决议和公开信均呈递或者抄送给欧盟总部。

    德国前国防部副部长、前欧盟议员罗泽博士（Dr. Klaus Rose）在接受“德国之声”采访时谈到：“这次大会就如同一次联合国大会，联合国大会表达的是官方治世意见，而我们的会议是表达了各国政界人士、人权和民运人士的声音，是官方和非官方治世看法的沟通和交换。”这就是建立全球支持中国和亚洲民主化论坛的现实作用和意义，也是中国海外民运工作在国际合作中得到成长的标志。

    （2007-06-08德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