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三六年柏林奥运会的启示

（北京）刘自立


一、希特勒电影师的《意志的胜利》


    德国人的“意志论”，有很多解释——我们现在说的是1936年柏林奥运会，这个奥运意志，成为纳粹意志的等义词。

    希特勒御用电影师的电影《意志的胜利》（和与之对阵的《意志的毁灭》，一个美国人拍摄的反对派电影），使得L.立芬斯塔尔的名字留在历史上，成为一种掩饰不去的耻辱。她拍摄的36年柏林第八届奥运会的电影《奥林匹亚》，是其成名作。坊间，还有一盘DVD，叫做《THE WONDEFUL， HORRIBLE LIEF OF LEINI RIEFENSTAL》，中文翻译成《伴随希特勒：暴乱人生》，是立芬接受采访，回忆她的一生及其作品，那时，老太太已经90高秩，且百般为己辩护。

    关于立芬斯塔尔，西方人们争论已久；一方说法和立芬自己说法同，就是说她不知道她是在为纳粹宣传，而是在搞艺术，且一直如此，祇是知道了屠杀犹太人集中营事情后有所懊悔，心灵受到震撼；另一种说法是，立芬本身是纳粹宣传的始作俑者，她的作用和戈培尔无不同，这从她的早年宣传纳粹党代会的电影就已经看得出来，而她的《意志的胜利》则是登峰造极之作。

    这个争执一直持续到今天，延及到中国关心此人此作者，还有人专门写文章，对立芬大加赞赏，说明她的美丽囊括其作，简直有爱屋及乌之迷恋。说明东方有一批人是她的崇拜者。

    纳粹时代一批艺术家，音乐家，的确在希特勒时代做事情。犹为突出的当然是德国大指挥家福特文格勒。近来的电影《选择/TAKE SIDE》，从一个侧面再现了福特的尴尬。其中一个场面震撼人心。

    美国军官审判他，说他的贝多芬是为纳粹张目，他的艺术陪伴着无数犹太人的尸骨，他的私生活充满了丑陋，他有多少情妇，他应该被审判，云云。福特精神紧张，满头冒汗。面对“政治上正确”的“义正词严”，他几乎无言以对，垂头丧气。但是，参与审问的美军秘书，一个德国抵抗者的女儿此刻却站起来说，我要退出这个审问（她是审问的秘书，记录者）。美军军官问她，何以要退出。她答，纳粹审问我，和你审问福特是一样的。美军官愕然！

    这个插曲是说在选择“政治正确”的自由方面，是不是有选择“政治不正确”之自由。而选择正确方，有没有权利如“不正确”方一样采用纳粹不宽容的方式对人对事？福特文格勒的指挥艺术，是不是大于政治的正，负面，而得到超越的可能性。当然，现在的说法是福特其实以他自己的方式捍卫了人格和艺术；他救了很多犹太艺术家，等等。这些问题，今天还在困扰着东西方的人们，尤其是崇拜福特指挥艺术者，更是为他的受责辩护。


二、奥林匹亚的跃进和堕落


    纳粹上台，他们解决了德国社会的许多问题。希特勒在号召人们振兴德国的时候，强调服从。他说，阶级斗争让位给阶级和谐了。德国人要不分阶级共同奋斗了。于是，民族的政治经济问题，在德国式的公民社会里，得到特殊的解决办法（这让人想起俾斯麦解决政治经济问题的办法——按照我们的革命先行者孙中山的说法是，俾斯麦不是搞阶级斗争，而是搞阶级调和——他的国家社会主义的确起到了马克思主义者斗争哲学没有起到的效用；如实施各种福利待遇，节制资本，调济穷人）。希特勒的1936年的确是一个看似复兴的社会。极高的生产增长，失业问题的解决，农村问题的解决，爱国主义和乐观主义的提倡。这一点，也许是他接受了俾斯麦的国家社会主义传统做法。而自由之义，在经济奇迹面前完全被忽略。

    然而，在人们，尤其是德国人自身首肯这个看似欣欣向荣的社会的同时，一种纳粹美学，纳粹宣传应运而生。这个美学，是人种学和政治极权的延伸。一般而言，经济政治国有化、带来的思想国有化的局面开始出现。这个局面虽然和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敌对不同，但是，那种一切听从于国有化的做法开始起作用。希特勒和斯大林形成20世纪两大极权主义社会的基础，成为人类悲剧效应的发源地。这个悲剧效应不是因为经济的萧条，而是因为某种经济的“复兴”所致。而此刻的美学，也就成为某种国家主义和极权主义特有的美学。

    在立芬拍摄的纳粹党代会电影上，纳粹的群众集会开始呈现一种集体狂欢的悲哀场面。她的摄像机，开始围绕着一个小丑旋转，在此小丑的周围是忘乎所以的群众。队形，开始展现党的各种象征，几何方正和圆形图式，或者在光天化日之下闪闪发光，或者在阴暗的深夜鬼火耸动。希特勒煞有介事地举起他的臂膀。他的臂膀直接指向前方。人群，万众一心地呐喊着，行进着，皮鞋，踏响了柏林和德国和世界的土地，这些皮鞋，离开铁蹄已经是一步之遥。

    而人体，在《奥林匹亚》里呈现的男女人体，肌肉健壮，行止有序，全似机器，成为一种特有的美学指涉。此中人体的意志和精神，成了被驱策的“服从”工具。虽然，立芬用希腊人的旧作，衬托这个希特勒时代的肉体机器，但是，她完全忽略希腊人时代和希特勒时代相反的美学指涉；因为一种是人和人体的本位美学，本体美学；另一种则是对于人体和人脑的控制美学，这是人类的倒退美学，是希腊民主和静穆之美的悖反。相比之下，一些并非健壮，却是完全或者有点不服从的头脑和肉体，正在遭受被严酷取消和打击的厄运。

    纳粹军官笔直的身材遍布奥运会的现场。他们喜笑颜开，自高自大。

    所有这些，使人们忽略了类似罗丹的《老妪》塑像和波德莱尔的诗句。那种关于人文关怀和上帝怜爱的西方文化，被纳粹美学掏空和修改了。排斥，成为整体服从的补充品。人们以自己对希特勒的崇拜，为骄傲。

    立芬说，希特勒有很大的能量，他有强烈的辐射，没有人不被他影响。

    把人们带到健康，向上和美的天堂的路径，开始实现他相反的目标，就是把不健康，有弱点和有缺陷的人和族裔——他们说是犹太人（也包括波兰人，俄罗斯人和其他民族的人，除去日尔曼人的几乎一切民族）——带向死亡。

    在36年奥运会赞美胜利、意志和美的同时，一切异议者，失败者，软弱者和有缺陷者，开始领教死亡。虽然，那个“最后解决”，还没有到来。进攻波兰和莫斯科的日子，还没有到来。然而，纳粹的火炬，开始点燃，就和36年奥运会的火炬已经点燃一样。

    我们从画面上看到，希特勒坐在主宾席上，他的旁边是戈培尔。他聚精会神地观看比赛，时而腾身而起，为德国运动员欢呼。在他的心目中，一切健儿，一切赢家，应该成为美和命运的征服者，世界和人类的征服者。这个奥运，会成为他构思屠杀的一个序曲。

    所有这些，是立芬斯塔尔记录和创造的。她炮制的德国人及其领袖的伟大画面，让这位老太太在事情过去4、50年以后，非但没有任何懊悔，还是兴致勃勃，手舞足蹈。她在回忆镜头是如何摇动的，她的剪辑是如何取舍的，她是如何看到她和希特勒或者戈培尔站在一起的；虽然，她愤怒谴责有人指涉她接受了戈培尔的情书。


三、北京的极权主义聚会美学


    立芬在为自己辩护的时候说，莫斯科和北京举行的此类集会，要壮观得多……。是的，如果立芬在2008年来到北京，她将会怎样如痴如狂呢？她还无意识说出了一个真相；这个真相就是，在伦敦或者纽约，是少有此类性质集会的。

    我们可以引用李慎之先生对于中国此类集会的一段文字——“希特勒死了，斯大林死了，世界上追求这种壮观的场面的国家应该是不多了。以我之陋，猜想也许祇有金正日领导下的朝鲜才有这样的劲头。但是它国小民穷，因此这两天报上登的外国反应大概是可信的，那就是‘国庆盛典、世界第一’。

    观看庆典的群众肯定是高兴的，这样的大场面，人生那得逢几回？就是练队练了几个月，到正日子，还要从凌晨一直站到中午的学生，也一定是高兴的。小孩子、青年人，最可贵的就是永远不败的兴头，不管多苦、多累、等得多久，多单调，祇要一踏上天安门，就是一辈子的幸福了。

    庆典的标语和彩车所展示的，电视上与报纸上所宣扬的，这50年是从胜利走向胜利，整个历史是伟大、光荣、正确的历史。“

    当奥运会成为一种意识形态，集极权和丛林哲学之大成时，灾祸的发生就变得可以预期了。

    关于意识形态的课题，也许我们不用学究式地重复某些理论。我们自己就生活在这样的一种生态之中。体育比赛的赢家，无不带上政治的内涵，就像原来说过的，胜利了都是毛思想的胜利。所谓“小球转动大球”，指体育成为某种政治外交的工具，还被津津乐道。而桂冠后面产生的价值估计，成为中国经济的一种奢侈，也是不争的事实。虽然我们没有像希特勒那样，在历史中找到这类可以延展的证据；我们的证据祇是停留在短暂的历史变更里。这个变更就是，政治效应引起了体育效应的出现。

    而所谓体育科学化，就是人们藏在工具化后面的异化，却少有人对此加以评估。人的工具化，其实正好是运动员非人性训练和极限试验的证据。一般而言的群众性健身运动被抛掷脑后，专业和贵族体育成为奥运会的常见景象。于是事情颠倒过来，不是体育为了人，而是人为了体育、为了金牌。

    在一些极权国家，体育运动成为统治者实施政治化和军事化统治的工具，成为胜者为荣，败者为罪的野蛮实践。就像战场上的逃兵一样，失败者，将受到严酷惩罚。

    我们读到过萨达姆政权的体育政治，即如此。

    这种极权社会大肆展现人体竞争，不过是回到古代人类物竞天择，弱肉强食的野蛮格斗史中。祇是这种格斗的现代性表现，注重科学和美学的可塑性，是人性在机器和仪器时代的新奴隶重塑，是没有思索和抗争的现代化异化重塑。体育在这个意义上，成为强权政权最好的镇压铁臂的延伸术。人们忘记自己是在竞技，他们为了一个意志的在场而冲动，而疯癫，而死亡——这是人类个性和主体性死亡的变形记——这些极权主义统治者，甚至让服从者和狂欢者，从体育场，直接走向杀戮。

    我们从1936年第8届奥运会，祇是得到这个启示。

    这个启示，没有误证，是现实和历史的再现；祇是我们担忧这个再现，会成为我们的2008.


四、纳粹美学的屠杀精神


    立芬受到了万众欢呼；受到了戈培尔颁发的奖章；受到了忽视弱势群体美的强者哲学的赞赏：“人是横在超人和猴子之间的绳索”，一个强者哲学家如是说；她在记忆中生活，面对改变了的德国和欧洲；她步态老迈地登上希特勒昔日检阅之的党徒检阅台，阳光罩在她黄昏般的面孔上。但是，她在东方的传人，却可以生活在她记忆的现实里，憧憬那种看似壮观实为惨烈的场面。时间在上演二重性的乐曲，一种乐曲是过去时，一种则为现在时……

    纳粹一方面赞扬这种美，一方面放映把犹太人演绎成为“蟑螂和老鼠”的电影。屠杀变得“理性”，并有所根据和依讬，一是因为，理性，向来是目的论加手段论的，合乎目的，手段得当，乃是理性取胜的关键；同时，他也变得全无理性，因为，理性是对于人类思索的验证，而希特勒的理性，不允许验证和证伪，他取消思索和验证。人们，的确一方面高歌贝多芬，一方面埋葬数百万在“死亡赋格”中死去的人们；他们说，天庭宽广，是容纳死人的好地方（见保尔。策兰的诗歌。）

    是我们可以允许福特文革勒和门格尔贝戈服从纳粹；我们理解海德戈尔的际遇和他的“焦虑”的理性，或者说是体验——他直接导致汉娜。阿伦特言说的关于边缘人的前纳粹情结——我们可以宽容所有这些“政治上不正确”者。但是我们没有理由为那些不宽容的纳粹美辩护。因为人类是孱弱的，强者的存在以弱者为依讬；美的存在以缺陷为依讬；胜利的存在以失败为依讬——所以，美国人惠特曼说，“万岁，一切遭受失败的人！”人类在本体和认识论上是美的追求者，正因为追求，是没有尽期的美的原理，也就和不可知论吻合。不可知论者是宽容的，因为他们没有取得对于人的先知先觉。所有的自由主义者，如穆勒，阿克顿和哈耶克们，都是这样的大谦卑者。而波普更是对政治上的柏拉图主义，进行了谴责。

    他们也是非科学论者。他们不像自然科学研究者对待自然一样，对待人。人，是衡量万物之尺度，却非尺度衡量的对象。他们不是工具，不是达到目的，或者证明“真理”的工具。

    换句话说，没有人可以像对待物质，自然和野兽、昆虫一样，对人类产生绝对继而野蛮的认知；没有人可以在万众云集的广场上，祇是看到一致性和一致性的造型美，而看不到差异和不同；没有人可以以为，希特勒是超人，反对者，是老鼠和蟑螂。祇有消灭那些把敌人看成老鼠和蟑螂者，人类才可以有幸不被像老鼠和蟑螂一样涂炭和绝灭。

    立芬的美学在于她不了解这一点。她不知道人类是一种强弱，对错，善恶，是非之集大成者；人们有权维护他们个人的恶，民族的恶和思想的恶；人们有权不崇尚官方和统治者的思维和由此思维带来的胜利和成功；人们有权制裁那些试图消灭这类差异的罪人。理由是，他们有权拥护官方不加认可的丑陋或者孱弱，或者错误，甚至“罪行”，有权不认同任何奥林匹亚尊则。


五、胜利并不是人类唯一的追求


    纳粹美学不承认所有这些尝试和常识。在那些庄严华贵的表面之下，他们丧失了这个世界本身的多元性和复杂性。现在人们认识到这一点。所有的弱者有了“布卢姆节”和普鲁斯特的梦想；波德莱尔的妓女留下她们不朽的身影，而戈多们，可以等待期望和无聊；茶花女的病态之美得到尊重；私欲和私德没有必要展现在广场上，那是私人的领域——而私人领域的存在，是公共领域存在和建设的前提。美变得像马斯涅，像巴伯，也同时，变得像贝多芬；而贝多芬，也可以变得像“艾丽思”和“月光”。

    所有这些品质，造成人类的宽容，博爱和退让。

    所有这些，是36年奥运拒绝和排斥的。拒绝和排斥导致希特勒的排犹，灭绝异己，战争和杀戮。所以，我们带着极其复杂的心情，重温这届奥运会的“盛况”，当然，是为了未完成曲式的重构，而非重复这个悲剧。

    其实，欧洲人这方面的忏悔和反思，包括德国人自己的这类忏悔，已经完成。我们看看君特。格拉斯的表态。

    君特。格拉斯在1999年获诺贝尔文学奖的著作《我的世纪》里面写到36年德国纳粹主持希特勒奥运。当然君特是在写小说，未呈现历史全景。小说是不是可以反映时代，全看作者是不是站在高远处，看出历史政治文化经济中的人性特色，人群特色，且提升之——君特写奥运，鄙意以为，多少提升了这个事件的含义。这里有两个观察角度。一个是远距离回顾；一个是当下直观——后者，更要具备天才的透视能力；君特，属于前者。他青年时期参加过纳粹，属于不是当下天才一类。但是，其历史回顾，却很有意思。

    他把36年奥运会的小说背景设置在一个集中营。其中犯人和狱卒皆大欢喜于奥运会的比赛，为德国运动员的每一次胜利欢呼。而且他们的欢呼是双方同时发声——狱卒和犯人齐声欢呼——他们从摆在集中营的一台声量开得很大的收音机里，收听体育赛事。可是，这个现象，最终被监狱当局禁止了。犯人欢呼德国胜利的权利被取缔了——收音机被关闭了——祇有狱卒，才有权利收听，欢呼。

    小说体例，一年一个故事，小说以某年代名称，如1921年，一篇；1936年，一篇；1957年，一篇。一百年，一百个故事。1936年的故事，和后来他以年号为小说名称写就的许多故事，都以其所谓[两点论]做出结构和延伸。比如，36年奥运会就是两点论——或者说是运用了他们德国哲学的辩证法。辩证法在黑格尔那里，是两点论加合题，就变成三点论——合题，也就变成马克思的革命和暴力——而法国人德理达却不赞成合题，主张问题搁置，为其历史观察与叙述之奥秘。这个话题，被君特之辩证法运用了。君特格拉斯，属于反对“革命合题”的那种写作人士。

    他的反合题究竟是什么呢？也就是说他不想抬出合题，把问题留下来，祇是状写现实和人类心灵，让读者思考——其实他的倾向很明确。比如说，1936年，“整体论”属下的德国，在1999年写来一要明确现代人对于纳粹，两德统一或者分裂之现实的反思——又要回到德国当时的群众心灵状态，从而避免历史性超越和由此产生之对历史的扭曲和捏造。这是第一种两点论。第二种两点论，就是直接深入到当时德国人的心灵状态中，施行文学和政治学的“化学”分析。这个观察很精彩。36年，正好是历史伪证——证明希特勒“正确”的时代。其经济崛起，政治复苏，道德重建——他们德国人的抱负性革命道德——包含占据犹太人的经济领域之抱负，文化建构，消灭失业，思想一统，意志振兴……都在证明，全德国人民之赞成希特勒的“正确性”政策。

    他们罔顾了希特勒政权实行内外恐怖统治和侵略野心的真实意志。祇有少数知识份子在人群盲目之中谈些警惕性话题，甚至见诸报端。可是，人民是站在希特勒一边的。前此慕尼黑政变，希特勒几乎不被惩罚的司法轻判，使得这个独裁者超越法律，东山再起。当然，以后国际上出现张伯伦主义主导的绥靖主义政策——加上反犹作家张伯伦的理论先导——希特勒的国内外合法性变成现实。

    于是，如何看待那些被纳粹整肃的反对派人士，他们是不是代表德国的复兴和光荣，成为君特写作小说的一个诡秘线索。


六、祖国、政权、奥运


    自由和民主的德国是不是要容忍民族主义和爱国主义，与之并行齐肩？

    一个答复是，拥护希特勒的政权和36年奥运会就是拥护德国复兴。

    一个答复是，不管是奥运会、还是纳粹党，全都违背了德国之自由意志和文化传统，走向由一个小人物主导的疯颠。他们在有限的报章上指出，这个下士或者痞子的革命疯狂，正把德国带向崛起后的迅速毁灭。后一种人在36年当然是少数派。欧洲具有真知灼见，洞察这一点的人们，像是John Gunther（美国新闻记者、作家） 之辈，是少数。

    多数派，包括国际间各种政客和学者，都热衷于和希特勒进行各种毫无意义的周旋。所有的有限探察，商榷和谈判，与其说是在遏制希特勒的崛起，不如说是在纵容。于是，“祖国”的概念和希特勒撕毁不平等条约的政权行为混为一体。这个“祖国”概念，在经济发展和政治秩序重建的狂热中，转变成为政权和纳粹一体的概念。一时间，谁要区隔这个概念就会被人唾弃。这样一来，36年奥运会就转变成为一场祖国等于希特勒的全民庆典。德国人，包含监狱里反对希特勒的犯人，也在疯狂地欢庆德国运动员的胜利。并未出现任何反对派与之保持距离的迹象——就像中国人的亚运会，并不妨害人们彻底遗忘“六四”——代之以这个中国概念和中国体育胜利之概念，对于亡灵和死难者的一切哀思已被抛弃。一切进入遗忘，且社会生活和政治生活诉诸改变意志等于零。祖国概念和政权概念合一的两点论，就被黑格尔式的合题解决了——这个合题就是，祖国和政权加起来，等于奥运。

    企图区分这个概念的努力失败了。很多反对人士和大批犹太人锒铛入狱，惨遭杀戮。人们在嘲笑纳粹和共党的格斗游戏，并不为台尔曼的苦难做出辩护。自由主义者们，祇好像托马斯。曼等人一样，流亡国外。人们争议着，福特文格勒究竟是不是纳粹的拥戴者。

    故此，君特在此短篇里凸现的，正好是当时德国人无视自身命运，狂热讴歌纳粹奥运的荒诞和可悲。这个1936年，成为希特勒政权进行全球涂炭的瓦格纳式序曲——瓦格纳子孙和希特勒共襄拜罗依特音乐节，这个音乐奥运，乃是力挺纳粹的又一个证据。

    奥运会究竟是不是纳粹、或者前苏俄政权的销蚀剂，确实不好说。1936年之后45年，苏联奥运会和苏联解体正好接踵而来；加上汉城奥运和南韩民主转型，都是值得总结的历史——中国奥运是什么？人们亦可以举一反三。


七、北京奥运：纳粹挽歌还是人性复归


    回到“意志”范畴；二战以后立芬受到批评和拘留。她后来拍摄的电影《奴巴人》，是一个回光返照，说明她没有任何忏悔；她开始沉浸在另一个黄昏的偶像之中，以此“纯粹”来指涉那种“没落”。

    在接受采访的时候，她强调说她不必忏悔，她不知道为什么要忏悔；她说她没有参加纳粹党；不知道屠戮犹太人的事实；她的电影祇是艺术。她还为此指责批评她的苏珊。桑塔格。在苏珊。桑塔格的笔下，“奴巴人”重现了立芬美学。这个美学是没有纳粹的纳粹挽歌。那些人体，舞蹈，仪式，呈现“偶像的黄昏”，一个死去的健壮之美，一个用其无言，排斥现代人复杂性的部落之美，一个没落民族的没落之幻觉美。立芬由此得到了她幻觉中的满足感。因为她无法理解什么是美的残缺和美的融合。“奴巴人”激起她的热情，到了狂热的程度。但是，人们也许对于“奴巴人”，已经不像对待她的奥林匹亚那般狂热了，立芬逐渐被忘却。

    36年奥运会过去近半个多世纪了。悲剧是不是在新世纪上演还在未定之先。祇要上述各类纳粹美学，纳粹体育和纳粹政治还在为人乐道，还在以各种形式借尸还魂，还在重复立芬们炮制的美或者其他，那么奥运会带来的新的丛林法则，也许就还会应运而生。从希特勒德国借鉴的教训一旦转化为廉价的希望，运动群众，还会代替群众运动，并将继续不理会人性在体育，文化乃至社会上的重要价值，那么，所有的运动都会转化为人类锻炼野蛮和残暴的场所而被视而不见。于是第8届奥运会产生的政治逻辑甚至镇压逻辑，就会重新登台，变得一发不可收拾。

    如果以为造就了36年德国式的经济兴盛局面，就可枉顾人性和人类正常的美学原则，社会原则和政治原则，甚至将其颠覆，那么，形成新一轮的准纳粹叫嚣甚至准纳粹实践，也当然不是没有可能的。

    我们不是期待着看到又一次的“火炬游行”，我们希望看到的是一种人性的复归，和人性复归的集会和赛事。

    在这样的场合，体育当然要还原成为希腊人原有的人体美，原有的比赛美和桂冠美。

    那是一个真正的公共领域的赛事，而不是建立在貌似公共领域，而实则是某种党派和私域之间的娱乐和赌博。这对于我们中国人，也许是初创和首建，却是要争取而不是等待之。在把原先体育政治的伪公共领域颠倒过来以后，在真正体育交流的奥运会上，比赛和交流，才会出现，一切才会变得正常和俱备奥运精神。

    我们期待这个年代的到来——也许并不是2008——出现上述健康的美学诉求和竞赛诸事。否则我们看到的36年柏林奥运会的阴影就会升上云端，重新笼罩在我们头上；我们就会成为立芬斯塔尔摄像机下的新的庸众和无脑人，成为纳粹的新祭或者血祭，并对国际社会形成一种不可预期的因素。那样，我们中国人就会面临我们的“后人复哀后人”的窘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