石家庄政府的冷血道歉

（四川）西风独自凉


党的形象高于百姓生命

    石家庄市政府就毒奶粉出面道歉，检讨说：“一是政治上敏感性差，站位不高，祇是就事论事，就请示说请示，对事故缺乏政治上的敏感性，没有上升到事关全局的、事关人民群众生命健康的高度去认识，去看待三鹿集团反映的问题”，“严重影响了党和政府的形象”。

    不由想起古代皇帝的罪己诏，有学者根据《二十五史》进行的统计表明，中国历史上共有79位皇帝下过罪己诏，所谓“罪己以收人心，改过以应天道”。每当天怒人怨、社会矛盾激化，统治者就可能以“罪己诏”的形式反省罪己，以消除怨愤、笼络民心。

    就事论事地说，石家庄市政府的道歉连一些封建帝王文过饰非的罪己诏的水平都没有达到。市政府承认8月2日就已经接到三鹿集团关于奶粉被三聚氰胺污染的报告，却在媒体爆光之后才上报省政府，怎一个昏聩了得！

    何为“就事论事”？毒奶粉事关人命，雷厉风行地严查到底方为就事论事，与“缺乏政治上的敏感性”何干？“就请示说请示”不过是推卸责任的委婉说辞，遇到犯罪嫌疑人正在实施犯罪活动，警察的第一反应当是制止犯罪，这还需要请示？履行分内的职能和责任，有啥好请示的？请示得到了什么样的答复？

    毒害了身体再侮辱你的智商，人性都没有，奢谈政治敏感性！怕引发动荡，先期处置至少也应当包括勒令三鹿停产整顿、招回问题产品，何以墻内的粪坑惹起了墻外（新西兰）的愤怒，绕过地方政府直接与中央交涉，以致朝野震动才开始履行职责呢？

    与企业利益挂钩，能捂的就捂，绝不放过一个和稀泥的机会，祇要任内不出（大）事，管它洪水滔天，已然成为大陆官场的头条潜规则！

    公民与政府、政府与企业究竟是什么关系，是毒奶粉事件暴露出的最大问题，迫切需要制度改革来加以解决。石家庄市政府最沉痛的感悟不是“广大婴幼儿患者及其家长”无辜受害，而是“严重影响了党和政府的形象”，何以冷血如斯？因为决定石家庄市政府官员乌纱帽的是上级的“党和政府”，而不是“广大婴幼儿患者及其家长”。

    政府权力过大、管得过宽，直接导致该管的放任自流，不该管的横插一腿，一切行动听从利益的指挥。毒奶粉、暴力机关参与强制拆迁等事件都是问题累积到一定程度的集中爆发。

    如果直选官员的条件不够成熟，以大陆现行体制，应加强人大的权力和权威。人大代表理应成为民众的代言人，而不是花瓶。弹劾官员、问责政府，本是人大的份内之事。人大能够有效运转，毒奶粉事件又何苦出口转内销，演变成国际重大丑闻？


毒奶粉事件与新闻不自由

    毒奶粉事件和石家庄市政府的道歉够冷血，与新闻不自由亦息息相关：今年９月，《财经时报》因为一篇报道违反了“媒体不得异地监督”等新闻宣传纪律，受到中共停刊整顿3个月的处罚，实在是荒唐得可以。试问：CCTV、《人民日报》长期“异国监督”西方世界，该当何罪？

    没有“异地监督”，甘肃《兰州晨报》不可能9月8日率先爆料毒奶粉事件；没有政府特许，即便闹得天翻地覆，这样的监督也不可能由《石家庄日报》等河北媒体来完成，媒体本地监督（重大事件）在大陆祇是一个遥远的梦幻。地方保护主义与“媒体不得异地监督”用无形的手和刚性的规定取消了监督，堪称大陆最荒谬最无耻的新闻法规。

    爱尔维斯说：“限制新闻就是凌辱民族。”

    中华民族被凌辱得还少了吗？！远的不说，大跃进、反右、文革的悲剧和惨剧都在表明：哪里没有新闻自由，哪里的民主就是摆设，哪里的民众就祇能被虚假的消息愚弄。早就说中国人站起来了，没有新闻自由，在谎言里瞎折腾的民族怎么可能站得起来？媒体不解放，再过一万年，中国也出不了爱因斯坦，世界加工厂还是世界加工厂，以原创高科技产业成为主导经济不过是纸上谈兵，政治体制改革永远是望梅止渴。

    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Amartya Sen认为：中共建国之后饿死数千万人的大饥荒不是天灾造成，首要原因是缺乏新闻自由。信息自由可以促使政府尽快反应，采取措施；任何一个拥有相对新闻自由的民主国家都不可能发生长时期的大饥荒。

    “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中国在这样愚昧、下流的思想氛围里左冲右突了几千年，犹如玻璃瓶里的昆虫，前途光明，毫无出路。葡萄架上结不出西瓜，愚民的最终结果就是引火烧身：危机一旦来临，既无公民社会做支撑，又无言论自由加以疏导和释放，因长期被愚弄而累积起来的憎恨和失望不可避免地化为怒火。阿房宫烧不出民族的未来，大规模暴力的唯一结果就是玉石俱焚。

    中国历代统治者的末代都没什么好下场。针对权力的绝望和愤怒，难道不是统治者一手浇灌出来的恶之花？愚民易于专制，统治者忘乎所以、乐此不疲，又怎能期望危机来临，和愚昧交织在一起的愤怒具有理性呢？

    可见，包括言论自由、新闻自由、选举官员在内的基本人权真正得到保障，地方政府的冷血道歉，以及类似毒奶粉、大规模群体暴力这样的恶性事件才会绝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