漫议人大政协

（广西）杨光


一、“政治托儿”给党中央捧场


    两会年年开，没有新鲜事。场外戒备森严，如临大敌。场内照本宣科，行礼如仪。所有的台词与对白都经过精心排练，该发生的都会准时发生，不该发生的绝难意外发生。2987名人大代表、1232名政协委员，浩浩荡荡的豪华阵容，排场之大各国比不上。这是“议会”还是“群众大会”？千里迢迢去开会，连一个人说半句话的时间也不够。这就叫“当家作主”，叫“参政议政”？分明是雇了4000多个“政治托儿”去给党中央捧场的！

    有人要亮相，有人要做秀，彩排已久，岂容错过。外行看热闹，内行看门道，不看不知道。中南海、京西宾馆、北戴河的秘密会议倒是更值得关注，但那属于“党内民主”，容不得“人民群众”偷窥，更容不得闲杂人等指点评说。唯有这众目睽睽之下的两会，才是“人民民主”的盛会，才是“人民”对“国家政治生活”行使“知情权、参与权、表达权、监督权”的法定场合。


二、两会是个苦差事


    两会是个苦差事。虽说祇是一群老人哄着一群大人“过家家”：投票没有不通过的，成功没有不圆满的，人心没有不振奋的，团结没有不紧密的，然而，如此这般可开可不开的会议，居然还要让国内外的媒体读出“新意”，还要让帮闲的学者文人看到“亮点”，不也难为人吗？看客很苦。

    虽然会场之内一片团结、活泼，可是会场之外难免紧张、严肃。一要严防怨民和访民“砸场子”，他们是“哀兵”，若趁机行使什么“知情权、参与权、表达权、监督权”，一不小心在敏感时期弄出点“群体性事件”来，岂不在全世界面前大出洋相、大煞风景？二要严防网民和记者讲真话、讲怪话、讲错话——尤其是防那些“持不同政见”的网民和外国的记者，他们太聪明，很容易看破猫腻、戳穿假像，若当众提几个犯忌的问题，发几篇刁钻的评论，岂不伤了盛世的面子、坏了盛会的名声？国保、公安、中宣部、网警都很苦。

    两会的操纵者、开会者也苦。两会堪比春节联欢晚会。二者的相同之处有三。一是看起来简单，其实费事。人要一个一个地筛选，节目要一个一个地审查，外表光鲜，内容老旧，祇好以不变应万变：以歌功颂德为主，以做秀煽情为辅；二是幕前的好听好看，幕后的难听难看。角儿唱戏，得有“托儿”喝彩，对平庸的煽情，得装出热烈的感动，台上人假唱，须警惕观众不买帐。于是乎，编剧、导演和演员，其实也都不好当、当不好；三是气势雄伟，场面宏大，钱花得不少，难免花大钱买骂。操纵者和开会者很苦。


三、党和国家的尴尬


    其实，按照正统的列斯毛江政治理论，这规模盛大、动静不小、吃力不讨好的两会，原本是可以不开的。政协已经是个老古董，本是国共和谈的产物，又是毛氏“新民主主义”的装饰物（人称“花瓶”是也）。照毛泽东思想的原意，在社会主义建成之后，政协、民主党派，早就该寿终正寝了。至于人大，如果依“无产阶级专政”的理论，它也早就应该改成绝对排他的“工人阶级代表大会”，至少也要改成“苏维埃”，否则何以“专政”呢。如果再依列宁关于党和阶级的关系以及“民主集中制”的经典论述，先锋队代表阶级、领袖代表党，人大便可径由党的中央委员会、党的“领袖群体”、党的“领导核心”取而代之了。人民、阶级、党、领袖、核心，沿这条线索早都“民主集中”过了，开什么人大政协，不是多此一举吗？

    按照与时俱进的江氏新理论——即“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取消人大与政协的理由似乎就更加充分：既然“先进生产力”、“先进文化”、“最广大人民群众根本利益”的全权代表已经辛辛苦苦地开会于前，又何必劳民伤财不厌其烦地让人大与政协再开会于后——未必这两会还能开出“四个代表”不成？

    可以不开，而又非开不可，这说明党、国家、社会主义全都有些尴尬。民主比较尴尬，专政也比较尴尬：“人民”比较尴尬，权力也比较尴尬；理论比较尴尬，实践也比较尴尬。由此我们可以理解，两会不可能不尴尬。


四、与西方议会制根本不同


    对于熟悉议会制度的外国观众而言，两会仿佛就是中国的两院制议会。在外交场合，中国的人大委员长和政协主席一向被当作众参两院的“议长”对待。上纲上线地说，这是严重的政治问题，是乱点鸳鸯谱，是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制度的重大误解，甚或恶意歪曲、无耻污蔑。鉴于西方政治学语汇之贫乏，洋人给两会乱贴政治标签不足为训。然而作为排名第二、第四的两位中共政治局的常委，居然接受且乐意被西方国家称之为“议长”，却难免有“资产阶级自由化”与“全盘西化”之嫌了。中国的人大与政协，岂可与资本主义国家的两院等量齐观？

    这是再明白不过的事情了：参会人数多达数千，一年祇开会十来天，99.9%的人从来没有机会大会发言，会场内从来没有争吵辩论，从来没有政党派系的公开竞选，议题全是预定好的，报告全是会前已通过的，人选全是“内定”的，“精神”全是会前已贯彻的，……，这样的会议，恰好与代议制的实质精神背道而驰。与其说它是议会，倒不如说它就是议会的对立面。

    还是中国的政治教科书说得好，中国特色的人民代表大会和政治协商制度，与西方的议会制有着“根本的不同”、“本质的区别”，其差距绝不可以道里计，其中一个比另一个要高得无比、优越得无比。


五、两会的“看点”和“亮点”


    2008年的两会是换届大会，台上台下都有新人登场。比如有一干“红色后代”加入了政协：毛新宇大校接了妈妈邵华将军的班，当了“毛委员”；周秉建女士顶了姐姐周秉德女士的缺，也当了“周委员”；据说邓朴方将荣升政协副主席，那就是“邓副主席”。新“入政”的“毛委员”并邀请“朱委员”（朱德之孙朱和平先生）“重上井冈山”，这也算是个小小新闻吧。再加上早已“入政”的刘委员、陈委员、李委员们，看来全国政协将成“太子”们的乐园。马上就要“转型”为世袭贵族的真正的社会主义“上议院”了。

    当然更大的看点是有几个“党和国家领导人”将在人大会上“崛起”（说错了，他们其实是在中南海的秘密会议上“崛起”的）。但这并不经看，十七大之前名份已定，大家心中有数，不必多说。

    两会的“亮点”当属国务院的机构改革，即所谓“大部制”。但说是“亮点”，未必会后还能“亮”得起来。有前几次机构改革的惨败作铺垫，我们最好还是冷静观察。反正机构改革难乎其难，败了可以不以为耻，虽败犹荣；胜了便是史无前例，不世之功。有人说这是一步险棋、一桩难事，其实谈不上冒险犯难，倒有可能成为一笔争权夺利的好买卖。所谓“大部制”，有人一厢情愿地说成是“政治改革”的先导，这大概是误解。无非是减少“条条”，怕人多不服管，再用“大条条”去辖制“强块块”，试图少一点“政令不出中南海”的窘迫罢了。修补集权体制、加强中央权威而已，这与“政治体制改革”实在扯不上多少关系。

    “民生”是十六大以来的老题目。这个“亮点”亮得太久，如今已渐渐黯淡。上学还是贵，看病还是难，房价还是高，“农民工”还是“暂住”。虽有心拿这个“亮点”作文章，对“胡温新政”歌功颂德，可叫人怎么好腆着脸皮开口，又叫人怎么好闭着眼睛自圆其说呢？


六、党不要再领导人大和政协了


    丘吉尔说：民主是个最不坏的东西。俞可平说：民主是个好东西。

    在泱泱大国搞民主，开“群众大会”可不行，非得有代议制议会不可。100多年前，梁启超写道：“问泰西各国何以强？曰议院哉议院哉。”150多年前，密尔写道：“理想上最好的政府形式是代议制政府。”他还说：代议制议会是政府行为的公开会、有害政务的谴责会、不端官员的撤职会、党派观点的辩论会、杰出意见的发表会、全体国民的诉苦会。

    人大是我国的民意代表机关，政协是我国的“界别共和”机关，按理说，它们也该是好东西才对。可是，天知地知你知我知，不是这么回事。如果说，一个古老而伟大的民族祇配拥有这样两个画虎不成的假议会，我等爱国者们必然不服气。如果说，这个古老而伟大的民族并不愿意长久承受这样的耻辱，那么，两会能否改革、怎么改革？

    第一个问题不用说，两会当然能够改革。如今是改革的时代，反对改革当属政治不正确。问题祇在于谁来改、向何处改、真改还是假改、小改还是大改。第二个问题比较复杂，有人说，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应该直选；有人说，要增加工人、农民的代表人数；有人说，要提高提案的质量；还有人说，要改善党对人大、政协的领导。这些意见都不错。但是，几千个代表的直选实在太铺张，工程浩大，开支不菲，未必搞得起来、搞得好；工人和农民未必就有能力写议案、发政论、审预算，也未必就最有资格代表工农的利益。是否属于工农与是否代表工农，这还真是两码事。还不如落实工人农民（和其他公民）对不称职代表、委员的罢免权为好；提案的质量当然是越高越好，滥竽充数的提案当然是越少越好，但是，如果为了排斥低质量的提案而增加预审层次，层层设卡把关，必然会适得其反。我们宁可不要那些经过审查的高质量提案，倒不如多来一点哪怕质量低一点却自由自发的提案；改善党对人大政协的领导，那当然也是相当的关键，然而，最好的改善，应当是党祇领导党员、不再领导人大和政协了才好。

    其实，两会的改革，说大也大，说小也小，说深也深，说浅也浅。政论家胡平说，形式重于内容，自由的言论比正确的言论更可贵。以两会的改革来说，多少人开会比什么人开会更重要，怎么样开会比开什么会更重要，怎么样审议比审议什么更重要，怎么样提案比提什么案更重要，怎么样选举比选什么人更重要。如果先从两会的形式改起，对于那些真正有志于两会改革的改革家来说，是否会更容易操作一些呢？

    杨支柱曾建议说，把大会的主席台拆掉，祇给发言者留一张台子，让主席台上的人通通坐到台下去。这项改革够容易的了，祇不过是要让“党和国家领导人”回到人民中间去，与人民的代表紧密团结、坐成一片而已。它与改善党的领导、提高提案质量相比，既要简单方便，又不多花纳税人一分钱，其意义实在不可低估，何乐而不为呢？

    我再提三条改革建议，其一，把参会的人数减到十分之一，再把会期延长十倍，以便人人有时间上台发言，以时间换空间，会议的总规模保持不变，会议的效果会大不一样。其二，把总理、三长（委员长、法院院长、检察长）工作报告的篇幅减到十分之一，另十分之九的时间接受代表们当面质询、当场答问，如此，这几份报告也会原形毕露，更加有声有色。其三，把按省分组的分组审议改成代表们自由组团、互相辩论、现场直播，最好办成“大专辩论会”或“超女”那样——歌功颂德的坐在正方一边，吹毛求疵的坐在反方一边；如果没有人吹毛求疵，或者居然没有人歌功颂德，就让他们当着全国选民的面表演哑巴吃黄连的“安定团结”，如此，两会的电视收视率必然会超过春节联欢晚会。


七、对人大政协抱一点“雄起”的希望


    有人把人大改革视为政治改革的“突破口”，也有人认为人大、政协无药可救。这两种看法都有道理。让我们乐观一点吧。

    在名义上，我们好歹是个“共和国”，也勉强算得上是立宪法、开国会的现代文明国家之一，尽管宪法和国会一直处于休眠状态之中。我国宪法给予人大的授权之多、之大，比绝大多数议会制国家有过之而无不及，甚至大到了没有其他合法权力可与之有效制衡的地步（当然，在目前情况下我们暂时还不必担心“人大的暴政”）。人大是“最高国家权力机关”：主权在这里施展，法律在这里出笼，政府从这里诞生，大政在这里批准，领袖从这里崛起，军头在这里任命。至少在理论上，我们不能排除有朝一日人大变得名副其实的可能性。已故的人大前委员长叶剑英曾经在著名的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上说：如果人大不称职，“那就是有名无实，有职无权，尸位素餐，那我这个人大常委会委员长就没有当好，就愧对全党和全国人民！”这话可是有点份量的。

    1989年5月曾有人联署召开人大特别会议以研究重大国是，可惜没有开成。如果它开成了，人大还会是摆设吗？我们可以设想，将来某一天，当国家出事而党权失灵、暴力失灵、秩序失灵之际，我们仍然保留了一条以民主与法治的方式来解决国家大事的渠道，现存的就摆在那里。也许，人大政协两会将能挽救我们免于堕入无底的深渊。

    中国的宪法有些话可以当真，大部分话不能当真。所谓全国人大的无上权威与尊严就属于不能当真的部分。然而时与势易也，未必就没有逐渐当真的可能性。前苏联之所以比较和平、比较顺利地解体了，有一个重要原因是联盟宪法载有结盟自愿、退盟自由的条款。那原本是假的，不可以当真，后来却阴差阳错弄假成真，想不当真都不行了。

    四川人有个词叫“雄起”。让我们多做一些能够让人大、两会尽快“雄起”的事情吧。如果公民们——包括那些在其位不能谋其政的代表、委员们——都朝着这个方向去努力，两会必会有“雄起”的一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