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藏问题之我见

胡 平


    要认识这次西藏事件，首先我们必须明确两件最基本的事实：在今日中国，人民被剥夺了以和平方式集会游行表达异议的权利；现在的西藏并不是真正的由藏人自治。祇要我们记住这两件基本事实，整个事件的大是大非就一目了然了。


是暴乱引起镇压，还是镇压激起“暴乱”


    这次西藏人民的抗议活动，其参与人数之多，波及地域之广，实为40余年来所仅见。尤其是这场抗议活动是发生在89年西藏抗议活动遭到残酷镇压之后，发生在89民运遭到残酷镇压之后，发生在19年来中共一直强化其铁血镇压措施，发生在两会期间和奥运前夕，当局实行外松内紧的策略，加强控制，连访民都要大力驱除，把胡佳这样的人都要逮捕，拉萨本来就是敏感地区，拥有超乎寻常的军警力量，又是在3月10日即藏人抗暴纪念日这样的敏感日子（这日子别人记不住，中共决不会记不住），其戒备森严可想而知；而就在这样的背景下居然爆发了如此规模的抗议，它所揭示的意义就更加重大。

    中共声称是藏人先暴乱，然后他们才镇压。然而，就是按照中共自己的报道，这种说法也是站不住脚的。

    3月15日，西藏自治区公检法联合发出第一号公告。公告说，3月14日，一些不法之徒在拉萨有组织、有预谋地采取打、砸、抢、烧、杀等暴力手段。公告敦促组织、策划、参与14日打、砸、抢、烧、杀活动的犯罪份子投案自首。注意，公告说的是14日。也就是说，连公告也不得不承认，在14日之前藏人并没有打、砸、抢、烧、杀。

    然而我们知道，这次藏人的抗议活动是从3月10日开始的，早在3月10当天海外多家媒体就有报道。这一点中共官方对外也是承认的。据美联社报道，西藏自治区主席向巴平措在3月11日承认在拉萨出现喇嘛示威抗议活动。这就是说，从3月10日到13日这整整4天间，藏人的抗议活动是和平的。

    那么，在这4天内，共产党在干什么呢？莫非共产党的军警也像民主国家的军警一样，祇是默默地在一边维持秩序，保护示威者的表达自由吗？鬼都不相信！

    事实上，就连中国政府在接受西方记者采访时自己也承认，在藏人和平抗议的第一天，他们就拘留了60多个喇嘛（美国之音3月13日报道）。

    查看藏族作家唯色的博客和其他多家海外媒体的报道可知，一连4天，藏人都是举行和平的抗议游行，当局派出上千名军警镇压，殴打，手持电棒和枪械，使用催泪弹，封锁寺院，停止供水，关闭周围的饭店，还大量抓人，等等。这样，到了3月14日上午，拉萨上百僧人又游行抗议，遭到军警阻拦殴打，引起周围藏人的极大愤怒，上万藏民卷入抗议，于是激发了一些藏人的暴力行为。

    这里还有一个细节值得注意。新华社3月16日发表文章报道了3月10－13日的情况。其中有一句写的是：“哲蚌寺３名僧人还用刀具自伤肢体并互相拍照，企图掩盖真相，混淆视听。”这句话暗示读者，这几名僧人是用自伤的办法制造假像，试图让外界以为他们是被军警打伤的。但是早在3天前藏人发出的消息里，人家自己就写得清清楚楚那几名僧人是自己割伤自己，可见报道者很诚实，绝没有制造假像欺骗舆论的意思。藏人的这段报道，国内老百姓看不到，官方一定是看到了的。官方明明知道人家讲明了是自残自伤，却还要说他们是制造假相欺骗舆论想栽赃给军警。可见，恰恰是官方自己才是在混淆视听，欺骗国内民众。

    毫无疑问，这次西藏事件，是中共镇压藏人和平请愿抗议活动在先，一些藏人暴力行为在后；不是暴乱引起镇压，而是镇压激起“暴乱”。整个事件的因果关系不容颠倒，整个事件的基本性质不容混淆。

    如果我们再考虑到3、14事件里中共的欲擒故纵，空城计，再考虑到在3、14后的一个多月里藏人持续和平示威，中共进一步残酷镇压，那么，整个事件的性质就更清楚了。有的人仅仅根据3、14当天的一段打砸抢烧的录像，就一笔抹杀此前和此后的藏人抗议的和平性质，而把整个藏人抗议事件定性为暴乱，从而为中共镇压和平抗议的罪恶进行辩护，并进而为中共十几年来、几十年来在西藏的暴政进行辩护。这种论调无疑是极其错误的。


西藏问题的关键是自治


    这次藏人抗议，中共方面不由分说就扣上“达赖集团幕后指使”、“搞分裂”、“搞藏独”的罪名。这种指控或许能蒙骗国内一些不明真相的民众，但对国际社会则毫无效力。正像达赖喇嘛说的，他已经像念经一样不知说过多少遍他主张“中间道路”，不要求西藏独立，祇要求真正的自治。中共意识到，它若像过去那样压根否认达赖的“中间道路”主张恐怕已经不大行得通，于是就转而对“中间道路”展开批判。

    3月29日，新华社发表文章，题目是《达赖“中间道路”就是要“西藏独立”》。文章说，达赖集团宣称的“中间道路”，其内涵和实质与“西藏独立”主张是一回事，即都是要把西藏从中国分裂出去。文章又引用一位藏学研究中心的学者的话，说“真正自治”是达赖集团西藏独立“三部曲”战略中的重要一环，即第一步通过谈判先回到境内来；第二步是通过“真正自治”取得政权；第三步是通过“全民公决”最终实现“西藏独立”。显然，这两种说法是彼此矛盾的。按照第一种说法，“真正自治”实际上就是“独立”；而按照第二种说法，“真正自治”祇是实现“独立”的跳板，这就意味着“真正自治”本身还并不是“独立”。后一种说法本身就否定了前一种说法。

    要认识今日西藏问题，我们首先要问的是：今日西藏是真正由藏人自治的吗？答案无疑是否定的。今日西藏并非真正的由藏人自治，正如同我们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既不真正是“人民”的也不真正是“共和”的。所以，我们的当务之急决不是什么反对西藏独立反对分裂祖国，而是促进藏人自治的真正落实。即便你怀疑或认定达赖喇嘛有独立的意图，那毕竟还祇是一种意图；而西藏的假自治则是半个世纪以来的严峻事实，因此你也该把反对假自治，支持真自治放在首位。如果你对假自治的严峻事实不闻不问，不支持真自治的合理主张，却在那里高呼反独立反分裂，客观上不就是在维护假自治、不就是在支持中共一党专制吗？

    达赖喇嘛明确提出：“西藏政府应设于拉萨，应该有一个经民选的行政长官、一个两院制的立法机构和独立的司法体系。”按照中共的说法，这就是“否定西藏的现行政治制度”，就是不要党的领导，所以决不接受。可见，西藏问题的关键，达赖喇嘛与中共当局之间的主要矛盾，不是维护统一与分裂国家的问题，而是藏人民主自治与中共一党专制的问题。


再谈几句西藏自治


    国内有位网友提出一个问题：“什么是省？什么是自治区？”这个问题提得很好。自治区倘若和省没有区别，凭什么还叫自治区呢？另一位网友回答说：“省就是党治，自治区就是党狠狠地治。”撇下这个辛辣的讽刺不谈，我们再讲几句西藏自治的问题。

    1992年，台湾清华大学校长沈君山会见江泽民，谈到一国两制问题。沈君山说：“西藏倒是应该行一国两制”。江泽民回答道：“说法是对的，不过现在路已经走过来，不能再回过头来在西藏搞一国两制了”。可见，中共领导人其实很清楚，西藏是应该真正自治高度自治的。事实上，中共与藏人在1951年签订的17条就是一国两制。

    1951年5月23日，中共当局与西藏政府代表团在北京签订了《中央人民政府和西藏地方政府关于和平解放西藏办法的协议》（简称“17条协议”）。其主要内容包括两个方面：一是西藏政府承认中国对西藏的主权。“西藏人民回到中华人民共和国祖国大家庭中来”；一是中国政府认可西藏的特殊地位，规定西藏有高度的“民族区域自治的权利”：西藏原有政治制度不变；达赖喇嘛固有地位的职权不变，各级官员照常供职；不强迫西藏改革；保证宗教自由等等。应该说，这是中共最早搞的一国两制。所以不少人建议，中藏谈判可以回到17条，也就是回到一国两制。

    江泽民承认“西藏应该行一国两制”这种说法是对的，但他认为“现在路已经走过来，不能再回过头来在西藏搞一国两制了”。这是什么意思呢？既然走了几十年的反资本主义、反资本家的路，都可以再回过头来搞资本主义、还让资本家入党、很多共产党自己就带头成了资本家，为什么西藏就不能再搞一国两制了呢？很简单，因为共产党已经在西藏建立起一党专制，如果让藏人自治，共产党对西藏的一党专制就保不住了。这才是中共拒绝达赖喇嘛关于西藏实行真正自治的最根本的原因。

    这次西藏事件震动全球，海内外中国人也都表示关注。但我要指出的是，很多中国人——我这里主要是指汉人——其实对西藏问题一向是不大关心的，因此很缺少相关的知识。我问过一些89民运的参加者，我问他们在89民运期间，是否注意到那一年3月份在西藏发生的抗议与流血事件，大部分人说当时他们没留意，有的甚至不知道。我在过去对西藏问题也不关心，知道的讯息也很有限。祇是到了海外，特别是参加了民运，才增加了对西藏问题的关心。在海外这么多年，我阅读过许多有关西藏问题的书籍文章，参加过很多次有关西藏问题的讨论会。然而我发现这些书籍文章和会议的华人读者和听众数量都很小。达赖喇嘛几次来纽约公开讲演，听众如山如海，但其中绝大部分是洋人，华人极少。因此我相信在这次西藏事件中很多华人之所以作出不理性的反应，主要并不是出于爱国，而是出于无知。尽管很多人在很多问题上都能摆脱过去共产党宣传灌输的束缚而持有批判性的眼光，但那通常祇限于他们感兴趣，因此下过功夫，进行过独立思考的问题。一般人对西藏问题没下过这样的功夫，平时对这个问题没进行过独立的思考，一遇到发生大事，过去共产党宣传灌输的那套东西就自动冒出来了。这就是为什么很多很聪明的人在西藏问题上却很糊涂的原因。

    相反，凡是对西藏问题有着较长时间的认真关注的人（这中间也包括后来的我），虽然彼此之间也有很多分歧且争论不休，但是大家的共识也很强：几乎没有人认为中共现行的西藏政策是符合藏人意愿的。尤其是在如何解决西藏问题这一点上，我们彼此之间的最大公约数是：请达赖回藏，让藏人自治。

    中共说，让达赖回西藏实行自治，就是复辟万恶的农奴制。这话不对。过去西藏的制度到底怎么样，不是没有争议的。记得在文革期间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听根红苗正的老贫农忆苦思甜，忆“旧社会”的苦，思“新社会”的甜，可是讲着讲着就控诉起3年大饥荒的悲惨，就说起旧社会地主东家的好处来了。80年代初，达赖喇嘛的一个代表团获准回到西藏参观。事前有中共官员给藏民打招呼，告诉藏民见到这些昔日剥削压迫你们的贵族老爷要保持克制，不要扔石头吐唾沫。殊不知达赖代表团的到来竟吸引了远近大量藏人的朝拜，许许多多的藏人，包括许多翻身农奴，见到达赖的人就哭诉他们前些年受的苦，表达对达赖的殷切期盼。问题不在于旧西藏到底如何，因为这一页历史已经成为过去。假如说我们相信大饥荒和文革的灾难不会重演，那么我们凭什么又认定达赖一回来，藏人一自治，西藏就会复辟农奴制呢？你共产党能与时俱进，人家藏人就不能么？其实，藏人的进步非常大，比中共大多了。无论是在他们的各种纲领文件中，还是在他们的达兰萨拉流亡社区的具体实践中，你都可以看到这种进步。他们既能保留自身悠久的独特传统，又能接受普适人权的现代文明观念。


一国两制与高度自治


    考察中共在香港和澳门实行的一国两制，再考察中共对台湾提出的一国两制方案，我们可以发现，达赖提出的真正自治、高度自治并没有什么过份之处。

    例如移民问题。达赖强调，绝不是要赶走汉人，汉藏混居可以，但应该从保护西藏传统文化的角度出发，对汉人的迁入合理限制。这应该是可以理解的。既然香港和澳门的特区政府可以对内地人的进入和定居设立某种门槛，为什么西藏就根本不可以呢？

    香港九七回归前夕，有人问回归后中共是否在港驻军，耿飚说不驻军，被邓小平斥为“胡说八道”。不过到目前为止，中共在香港的驻军主要也是象征性的。中共并没有在香港成立中国人民解放军香港警备司令部或香港军区。中共给台湾开出的条件更宽。中共向台湾许诺，实行一国两制后的台湾依然可以保留自己的军队。达赖明确表示让北京拥有国防和外交的权力。藏人提出的高度自治要求，无论如何都并不比中共许诺给台湾一国两制的更高。如果台湾人接受中共的许诺就算是实现统一，那为什么西藏提出类似的要求就要算分裂算独立呢？根本讲不通嘛。

    在经济建设和资源开发的问题上，达赖的态度是积极的，祇是他比较强调环境保护和资源分享。至于所谓“大西藏”问题，也不像乍一看去得那么过份。达赖说的“大西藏”，主要是指现今中国版图上的西藏藏族自治区和附近省份的藏族自治州县，也就是中共方面也曾经同意由藏人自治的地方。需要提醒的是，这应是达赖的“讨价”，并非没有妥协的余地。这一点，曾经在西藏生活多年，就西藏问题发表过多篇文章与专着的徐明旭先生早就指出过了。

    在去年3月10日于纽约举行的第三届国际汉藏对话会议上，我在闭幕词里说，自治的地方大小不是最重要的。祇要实行真正的自治，地方小一点也可以，那都是了不起的胜利，其影响不可估量。与会的藏人和汉人都对我这一发言给以热烈的掌声肯定。所以，归根结底，西藏问题的关键是自治。

    至于有人说，达赖会把“自治”当作日后搞“独立”的跳板，因此，为了防止日后搞“独立”，现在就不能允许人家搞“自治”；这在道理上是讲不过去的。这叫因噎废食。既然假自治是错的，真自治是对的，你就该允许人家搞真自治。你不能因为担心别人日后有可能搞独立，就在现在反对人家搞真自治而继续维持假自治。

    从情理上讲，如果藏人得到了真自治，那祇会弱化、而不会强化他们搞独立的愿望。事实上，藏人的独立愿望大多是在其自治受到威胁和侵犯的情况下逼出来的。例如在1949年3月，中共大军节节胜利，大陆江山唾手可得，当时的西藏内阁大臣致信美国国务卿，请美国助其加入联合国。信上说：“众所周知，由于宗教和生活方式的对立，西藏与中共无法共存，为了抵制共产主义的侵略和保护我们的独立和自由，我们认为，西藏必须在联合国大会上获得成员国资格的承认。”1959年的西藏暴动则是由于中共在一些藏区开始“社会主义改造”而引起的。藏人知道自己力量弱小，如果不是他们的自治受到严重的威胁或侵犯，如果他们能够得到真正的自治，何苦要冒惨重失败的巨大风险去搞独立呢？

    毕竟，西藏不比台湾，它既没有海峡天堑护卫，又没有自己的武装力量，再加上它的地理位置和地理环境，外国势力很难进行实质性的干涉。除非它的处境特别悲惨，足以引起国际社会一边倒的巨大同情，才有可能靠着国际社会的压力迫使中共有所收敛。假如在中共允许西藏真正自治的情况下，藏人还要闹独立，那就很难获得国际社会的同情与支持，因此决无成功的可能。所以我们可以相信，一旦藏人获得真正的自治，他们是不会把它当作跳板进而追求独立的。

    也许有人会问，为什么中共允许香港真正自治？香港至今仍保有言论自由，立法局是民选产生的，特首好歹也要通过间接选举，未来还会直接选举。中共并没有给香港空降党委书记。在香港，共产党甚至没有以党的名义参加选举。中共能允许香港自治，为什么不允许西藏自治呢？

    是的，从理论上讲，中共能让香港自治，没有理由不让西藏自治。最近达赖讲话也举到香港的例子，更显出中共在西藏问题上的蛮横无理。但实际的问题是，香港本来就没有共产党的一党专制（共产党的幕后运作暂且不论），而西藏却是从1959年至今都是处在共产党一党专制之下。中共的逻辑是：我原先没有的，可以暂时不强求；我原先就有的，决不能放弃。专制权力的本性是扩张。在最死硬的中共专制者那里，一口吃不下的东西，可以一口一口地吃掉，但你别指望他会把吃掉的再吐出来。即便在不那么死硬的中共领导人那里，权力也是不能退让的。这就是江泽民说的“现在路已经走过来，不能再回过头来在西藏搞一国两制了”的原因。中共担心的是，如果藏人可以赢得真正的自治，如果中共一党专制可以从西藏退位，那为什么其他少数民族不可以真正自治、为什么广大汉人不可以真正民主，为什么中共一党专制不可以从其他少数民族地区、从广大汉人地区退位呢？这再次证明西藏问题的关键是自治，中共拒绝西藏自治的原因是它拒绝放弃它的一党专制。


历史的新拐点


    去年年初，中共恢复了中断多年的和达赖代表的谈判。藏人对之抱着深切的期望。在去年3月10日的汉藏对话会议上我表示，我们支持达赖喇嘛提出的以对话方式和平解决西藏问题，在西藏实行真正自治的主张。但是我又表示对中藏谈判是否能取得积极成果不敢乐观，因为很难相信中共方面会接受藏人真正自治的要求。我强调说，如果对话不能取得成果，那必定是中共拒绝真正自治。我们要让全世界，让全中国的人都清楚地知道，是中共拒绝西藏实行真正的自治，所以才造成对话的破裂。中共必须为由此而引起的一切严重后果承担责任。

    整整一年过去了，果然不出我们所料，中共再一次无理中断了和达赖代表的谈判。达赖的和平与温和路线再一次遭受严重的挫折。在过去的一年里，藏人不但很少有谁再提独立的口号，甚至停止了很多例行的对中共的抗议活动。然而这种善意并未换来中共的任何让步，反而招致了更严厉的打压。这势必会刺激起一些藏人采取激烈的方式抗争。其实，中共当初同意与达赖谈判，本来就是一场骗局，其目的是拖延时间。早在十几年前海外的讨论中，人们就看清了中共的如意算盘。那就是拖到达赖去世，然后，他们再推出一个他们中意的达赖——就像他们已经推出了一个他们中意的班禅一样。与此同时，中共将进一步严厉打击藏人的反抗运动，并把一些藏人的暴力反抗贴上恐怖主义的标签。这样，中共就能极大地削弱藏人的反抗力量。很多藏人已经意识到了这种危险。他们发现，如果他们不在达赖健在的时候展开更具规模的抗议，如果他们不利用北京即将举办奥运的时机展开更激烈的斗争，从而最大限度地引起国际社会的关注，他们也许就再也没有机会了。

    这次藏人抗议活动震惊世界，国际社会的反响空前强烈。这对中共构成了巨大的压力。如果中共能作出让步，自然很好，简直太好了。但更大的可能是，中共将继续以往的政策和策略。中共领导人们会想：“六四”那么大的国际压力不是也顶过来了吗？今天的中共，不是比19年前更强大了吗？接下来事态将如何发展是不难想见的。问题是，接下来我们该怎么办？国际社会又将会如何动作？

    西藏事件的爆发，以及此后围绕着奥运圣火传递而发生的冲突，一方面激起了国际社会罕见的强烈反应，另一方面也引出了海内外部分中国人的“民族主义”狂潮。我给民族主义打上引号，因为这里的民族主义太不真实，太少底蕴，因为太有选择性因而太没原则，因为太机会主义因而太是“做戏的虚无党”（鲁迅语）。但是它还是给人以震撼：怎么会发生这样的事？中国到底怎么啦？中国在滑向什么道路？

    我曾经多次指出，自六四之后，中国的改革就走上歧途。一般人祇看到中国经济的飞速增长与迅猛发展，他们没有注意到这种增长和发展是建立在赤裸裸的暴力与极端的不公正之上。这样的经济发展非但不能导向政治的自由民主，反而会成为自由民主的障碍。听任中国沿着这样的轨道走下去，我们将面对一个更加自信因而更加骄横，并且更加强大的专制政权。这样的政权对人权、民主与正义等价值更加蔑视，对人类的自由与和平更具威胁性。我承认，在眼下争取自由民主，阻力很大，风险不低；然而我们必须意识到的是，如果我们推迟抗争，祇会使阻力更大，风险更高。

    遗憾的是，在过去很长一段时间里，我们这种声音未能受到足够的重视。许多人为眼花缭乱的中国模式、中国奇迹而搞得头晕目眩，想入非非。尽管说此前已经有越来越多的人觉察到他们原来的看法是有问题的，恐怕是需要修正的，但是，重大的变化常常离不开某种突发事件的刺激。这次西藏事件和奥运圣火事件就起到了这样一种作用。它势必激起一切爱好自由与和平的人们——包括国际社会，包括坚持自由民主理念的中国人，包括中共党内残存的开明人士——的高度警醒。我们似乎可以说，自此以后，中国就变得不一样了，世界就变得不一样了。历史来到了一个新的拐点。一场决定人类命运的自由与暴政的斗争正在徐徐拉开序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