诉求民主，祈愿和平

（四川）文强


    中国今天的任何问题都离不开政治问题。同样，今天西藏的任何问题都绕不开中国的政治。西藏问题是中国的一个老问题，也是藏人的一个“难题”。人民谈到这个问题的时候更多的把它当成一个民族问题来对待，这诚然是一个民族问题，但在这民族冲突的后面却不可忽视它的政治方面，西藏的问题与其说是一个民族问题，毋宁说是政治问题，是一个民主政治问题。这个问题随着最近的“拉萨事件”及其它地方如甘、青、川的“骚乱事件”再一次凸现在世界的面前。


民族问题是政治问题


    正如经典政治家们对民族问题的本质概括那样，一切民族问题都是政治问题。“职业革命家”列宁把旧俄国形容为一个不同民族的大监狱，俄国的大国沙文主义对其它民族与其说是民族歧视，不如说是政治压迫，沙俄的专制主义是旧俄国民族问题的症结。历史的反讽在20世纪又再次在前苏联重演。布尔什维克在旧俄的土地上再次建立了另一个多民族的大监狱和大熔炉：民族的、社会的和政治的一切都在苏维埃专政的钢铁机器下熔化。它说明在专制体制下民族问题主要是一个政治问题。

    在西方对可能导致前苏联崩溃主要原因的探索中，如经济论战中的政治潜流、持不同政见运动以及对新上台的领导人那些不切实际的幻想等，都不能不说没有思想见地，苏联的崩溃当然是源自戈尔巴乔夫的“改革”，但事实证明，这个帝国崩溃的最关键的部位和滥觞是各个“加盟共和国”，民族问题肇始了前苏联的崩溃应该是一个明证。正如历史上已经发生的诸如此类的事实那样，专制帝国的崩溃首先是被它长期专制的其它民族从中心的分立。

    同前苏联类似，自1949年以来，中共对其它民族的统治方式也是建立在暴力基础之上的，名义上的“自治”当然也是以暴力统治为实质的，这是毋容置疑的。这同样说明，中国的民族问题也主要是一个政治问题，是一个没有民主的帝国专制和压迫的问题。在这种情况下要寻求西藏的“高度自治”必然要碰到帝国的政治根本，必然要触及中共的政治神经。而中共也必然会对任何真正的自治（中共舆论之分裂）报以强烈的反击和镇压。显然在中共的眼里，民族问题也同样就是政治问题，因为它威胁着中共的统治基础。在苏联崩溃后，中共对此应该是有充分认识的。

    达赖喇嘛向中共寻求“高度自治”表示出的善意在中共目前的僵化和坚硬的政治体制下碰壁了。民族自决或自治对中共来说本身是一剂毒药，中共不会看不到这点。更重要的现实是，今天的中国和西藏早已不像过去那样单纯：几十年来，由于政治经济的持续恶化，由于中共的拒绝民主宪政，社会和政治的两极分化成为中国血淋淋的现实，寡头政治和垄断经济下的中国社会已呈现出难以调和的社会和阶级对立，于是，类似西藏的“高度自治”在今天又不仅祇是个政治问题了，它同时也是一个经济和利益的问题。中国的民族问题因为带上了这些特征而显得比过去更加复杂。


骚乱缘起于不合理的利益分配


    此次藏人对中共的反抗其直接诉求当然不是“达赖分裂集团”的独立，也很难直接说是如达赖一直所期望的“高度自治”要求的驱使，当然，人们不可小视宗教的社会的影响，但我们可以看到的是这次事件表现出的诸多迹象，表明它更带有一种社会的、政治的对中共的反抗，“骚乱事件”缘起于目前藏区不合理的社会政治秩序，不合理的经济秩序，不合理的人文环境，以及最重要的不合理的利益分配格局。这样的反抗跟独立没有多大的关系，而跟现实有关系。

    就像中国本身没有民主宪政一样，西藏的政治现实不会比内地更好。中国目前的基本政治经济特征是寡头政治下的垄断经济，这一经济格局与一党专制互为表里，形成了一个相对坚硬的政治经济的现实铁板。无庸讳言这一体制与前苏联的政治体制有类似之处（这是它在政治上不可忽略的地方），同时当然也带有东亚国家转型期的经济特征，带有一般资本主义发展时期的特征，政治专制和经济垄断交织成了今天中国，而由此产生的诸多社会不公成为中国社会的基本矛盾，这是东方专制主义的中国。垄断经济和“体制内经济”的高度发展，把本来复杂的中国社会更因为民族问题而推向更加复杂矛盾的境地。

    对于期望“藏独”的人来说，独立可能是一个梦想；但对于当下的每一人来说，不管他是喇嘛还是一般藏民，他却不能不生活在现实之中，人们祇能正视现实。现实是肮脏的：源于它的不公正。过去他们漠视了这种不公正，现在他们没有办法漠视，因为这是一个已经开放了的世界，是一个已经开放了的西藏，和已经开放了的人民。

    专制和垄断的政治经济特征造成了截然对立的中国现实，对立的政治和经济，和开始对立的阶级和阶层，民族矛盾无非是政治矛盾的体现，虽然它可能表现为民族之间的表面化的矛盾，但它不是根本的：就像中国文化中对少数民族称“蛮夷”那样，四川人对“藏蛮子”的印象当然也是表面化的——一个统一的帝国从来没有真正了解和它共处的那些“少数民族”。专制没有“和谐”，也没有真正的民族勾通。对汉人来说是这样，对藏人来说也是如此。


民主宪政才是解决民族问题的根本


    人们可以认为这次藏区对中共的反抗可能是这个帝国崩溃点的一个前奏。由于这次事件实际凸现了中国固有的那些政治的和社会的矛盾，即使中共能在短期内通过强力控制局势，但民族问题已开始和中国的政治问题牵连在一起，解决民族问题同时政治问题也需要一并解决，而这样的问题对于中共来说是相当麻烦的，就目前中共的简单粗暴的解决方式来看也似乎没有什么根本大计，现在的西藏问题已不是一个可以用权宜之计就得以解决的。

    我们期望中共能与达赖喇嘛在互信的基础上增加交流，但这可能祇是我们的一厢情愿。至少现实如此。但如果中共没有这样的诚意和行动的话，西藏的任何问题都不会得到解决。作为一个中国人，作为一个汉人，作为一个民主主义者，我们深知正是这样的僵局造成了民族之间的误解、冲突乃至极个别的恐怖活动；我们反对任何形式的恐怖活动，因为任何恐怖活动都祇是使无辜者受难；解决西藏问题必须要有目前仍是相当强硬的中共的善意的和解和妥协。否则，人们所不愿意看到的可能的恐怖或许就是我们未来的某种现实。

    正是因为没有民主宪政，一切良好的政治诉求才显得如此艰难，不能实现。在祈望和平的时候我们更需要反对任何形式的专制。面对专制的不妥协，我们祇能诉求民主，虽然民主在中国也是如此的艰难。然而正因此民主才显得如此可贵。因为祇有民主才是解决中国民族问题的根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