谈判艺术和暴力行为
——西藏事件和台湾大选

（北京）刘自立


与极权政府谈判的不同机制


    西藏事件和台湾总统大选之间是不是完全没有联系？不是。其中变暴力为谈判，为选举，变砍人头为数人头，就是一个普世通则。台湾人从二二八的暴力和对于暴力抗争到美丽岛的自由主义事件，获取了反对势力的培养和壮大，乃至于转型成功，开拓了新局面；而西藏人还在效法一种没有指望的谈判艺术，且已经呈现谈判的失败和沮丧心态。这之中究竟原因何在？其实原因十分简单。台湾反对势力抗争和谈判的对象是蒋家专制主义政府，是曾经预留民主空间的蒋介石和蒋经国政府——而西藏人的谈判对象是中共极权主义政府——问题的本质不同。

    对于专制主义政府的谈判可能性是必然存在的。这种谈判进程包含了专制或者开明专制政权中本来含带的民主因子。这个因子作用于反对党的街头和室内斗争，产生对于民主的结合与催化，使得看来很为蛮横和傲慢的政权顷刻化解于和解进程。这个专制与民主的结合，正好证明了专制主义和极权主义政权的可塑性和不可塑性。也就是说，专制主义政权的政治垄断，并未在社会诸阶层，含文化思想和宗教信仰等领域，产生完全封闭和完全压制的现实。极权主义政权恰恰相反，他们的思想国有化和宗教国有化制度，使得思想和信仰领域祇能服膺共产党。于是，改革和转型的前提就被全数取缔。

    如果专制政权来自本土民主的殖民主义宗主国政府，那么，抗争的甘地式人物，曼德拉式人物，他们寄托法律斗争的可能性必然存在。甘地效忠英国政府的行为和他争取印度独立的行为并行不悖。在美国，黑人运动之所以可以把马金。路德金的民主运动和美国社会的法治和民主原则结合，就是因为对于民主国家来说，民权的完善既来自反对派运动，来自民权领袖，也来自美国社会的法治和政治协商机制。

    所以说，凡是对于民主和专制的反抗，往往诉诸于民意和民主运动，加上魅力型领袖的从中组织和争取，权利阶层往往服从于谈判机制和博弈规则而让度权利和自由。这个事实在上述甘地式运动中一目了然。反之，在和完全没有规则和理据可言的极权政府进行抗争的历史中，谈判机制不是被用作极权主义政府的策略手段，就是被他们完全拒绝。这也是同样一目了然的事情。比如在西藏人和中共进行的谈判中，双方博弈的规则本身就是两个规则，或者说已经陷入一种无规则状态。这个事实从现在达赖集团和中共的谈判中可以见得。


中共和达赖集团的谈判：拖延不决的游戏


    达赖集团和中共谈判的前提本来是可以存在的。这个前提就是西藏放弃独立，而中共获得达赖集团的国家认同，这个国家就是“人民国”。这样一个宽松的达赖前提，何以不为中共接受呢？原因也十分简单。达赖所言西藏自治，势必产生第二个香港。香港问题之所以让中共进退失据，左右为难，就是中共本身没有让度民主权限的任何传统和先例。所以，在香港人激切争取特首民选的抗争中，中共祇好虚以为蛇，久拖不决，以至于说出要在2017年做出决定的荒诞预言——而且，这个预言的不可实现，本是非常明确的。

    所以，达赖争取西藏自治的本质就不可为中共接受。这个本质就是，西藏特首要由藏民和汉民通过普选产生。这个挑战本来和西藏独立毫无关联，他关联的是挑战中共的非选举政治文化。如果“自治”问题一旦延展开来，新疆和内蒙的特首普选乃至全国的民主普选的预期，将会真正实现。这样，中共所允诺的民主期许100年的空洞诺言，将会填满实质性的内涵——而这个民主内涵，就从西藏的民主选举开始——这是他们根本无法接受的——所以，达赖的自治，乃是一种民主策略。

    这本是达赖喇嘛明知不可为而为之的努力。这个努力和很多其他民主努力一样，显得雍容大度，却几乎没有现实可能性。这个策略对于中共来说乃是一种致命武器，是他们绝对不可以想像和接受的。于是，他们枉顾达赖要求的说法和做法，也就可以得到证实。

    再者，如果作为一个无神论极权政府，果真听任西藏推行宗教自由和藏族文化，那么，统治西藏的精神资源，自然会转移到达赖那里。宗教传统带来的人心思变，自然会彻底边缘化马列主义和唯物主义宗教（唯物主义也是宗教。其崇拜的“物质”主义和任何历史上对于其他物质的崇拜，都可以算作准宗教。）一个极权、唯物主义国家，让度其宗教自由的不可能性，是十分明确的。笑言之，如果佛陀和耶稣不被共产党领导，他们的宗教就无法得到认可。这样一来，西藏人要抛弃伪装的藏传佛教，还原达赖喇嘛藏传佛教之真谛，就变得不可能，而且是完全不可能！

    于是，在西藏建立这样一个社会制度：一方面是西藏党委领导，另一方面，是达赖任其精神领袖——这个局面史无前例，完全不符合中共之所谓理据和现实，是完全不可想像的让步。

    当然，这还包括关于西藏经济建设和生态保护带来的问题；汉族移民带来的问题；西藏宗教文化和商品文化产生冲突的问题，等等。

    所以，中共和达赖集团之间的谈判，在没有前提，没有规则，没有希望的状态中，几乎成为一种拖延不决的游戏。这个游戏的无前景，无进展，无原则，已经让达赖喇嘛本人几乎绝望和灰心——西藏近期出现的和平请援示威，被官方暴力镇压，遂使得达赖喇嘛说出辞去其职的失望言词；这个失望的本质所在，难道不是上述所陈之因素在发效，在增展，在起作用吗？

    我们断言，西藏和平进程，和平抗争的所有空间，正在被中共体制的无可塑性和无灵活性，完全弹压和窒息。出现所谓“恐怖主义”抗争的前景正在出现。这个抗争，将会成为一种几乎不可预知的因素。

    这个前景包括：1、藏族抗争势力以旷日持久的自我牺牲，参与包括暴力在内的对抗和破坏——当然，是对于政权的设施和统治者的打击。2、藏民对于所谓经济援助的绥靖主义政策完全失望，他们会以精神复原代替经济繁荣，成就一种新型的精神运动，并以活着或者圆寂之达赖，作为永恒皈依的领袖。3、他们的抗争也许汇合中国的民主运动；也许成为汉藏对立的出发点。4、国际社会会因此大大消弱对于未来“中共民主”的信任，改而支持藏族人民之人权斗争。5、随着中共经济或者政治动荡，异议势力和印度方面的潜在或者明确支持，会导致中印竞争领域，渗入西藏问题。6、国际社会，会因为西藏问题的凸现，对于中共“责任大国”的说法大打折扣。7、谈判艺术，会随着暴力的发生和发展，逐渐死亡——这个谈判的过程，也许，会因为达赖喇嘛的圆寂而告终结。等等。

    于是，一个不可预估，或者说，对于现今西藏基本处于和平演进的现实，产生严重挑战和破坏。这个破坏稳定和进退失据的责任，则完全来自中共的冥顽不灵和不知进退。


台湾和大陆谈判的两难局面


    西藏问题谈判之可以预期的失败，将会使得台湾方面和大陆的谈判，呈现两难棘手的局面。

    一方面，马英九未来政府会因为顾及两岸稳定和和平之需要，淡化主权和本土意识，响应美国“维持现状”的政策呼吁，消除或者基本消除意识形态正确论。另一方面却失去，或逐渐失去主动出击的主权效应论，入联动议论和争取国际空间的攻略。在马政府的政策主张里，谈判艺术和暴力规避的运做，是不是会导致预期效果，会有很多挑战。这些挑战来自以下诸多方面。

    台湾主权意识，是要表达，还是不要凸现？台湾国际空间是要争取，还是不要争取？台湾民主价值，是要推广，还是划地自圆，采纳民主孤立主义原则？和大陆的关系，是秉承什么样的谈判艺术和谈判原则？国民党和他的历史，如何切割，如何继承？民进党如何改变被动，边缘局面，拨乱返正，继续做出制衡国民党的在野努力？等等。

    所有这些都包含一个如何面对中共绥靖和怀柔的软性攻略之问题。这个估计和西藏谈判之失败前景如何联系，是一个双向参证，不无价值的课题。

    如果马英九在主权意识不被强调的前提下施行统治，台湾人民的尊严和国家观念如何定位？是不是说台湾人的意识形态，就是附和不中、不台的二元朦胧论，并在可以预计的将来，培养出一班实用主义者，实行台湾无主权意识观？世界上有没有这样的无主权意识国度——他们主张把主权意识隐匿起来，祇是凸现要吃饱肚子（经济发展）之观念？哪个国家施行过这样的搁置主权意识的国民认同论呢？他们如何真正维持他们的国体和价值观？抑或，他们祇是附会美国的价值观和利益观，而干脆取消台湾认同？

    美国方面是不是可能出现台湾地位重新决定的政治家和政治智慧，抑或美国人在未来100年，仍旧采纳“台湾地位未定论”——这个台湾地位未定论，是不是就是台独，抑或就是统一？这个美国台湾观，是不是根本不允许挑战？这和美国的建国观和民主观关系如何？怎样估价？


台湾应该打民主牌


    如果中共一如既往打压台湾的生存空间，马先生的回应仅仅是规避金钱外交吗？“合作”运动的前景和中共打压之间，究竟孰优孰劣？关系如何？难道不是非常清楚的议题，非常清楚的前景吗？

    在大陆百姓看来，台湾的民主不祇是一个地区建设之榜样，他应该和大陆的民主产生某种互动，某种联系。这方为台湾民主之重要价值——如果不言其为第一价值的话——反之，如果台湾施行“民主孤立主义”，也就是说，对稳固和发展台湾民主竭尽全力，而对于大陆民主之推动却呈现若即若离之立场，鼓吹台湾民主好，大陆专制或者极权也好的主张，那么，中国民主进展势必因此大大延后。

    当然这个迹象已经比较明确。对于大陆，台湾打独立牌，不如打民主牌。但是，如何打民主牌，却仍是问题很多，内涵贫乏。如果实行台湾民主和大陆民主齐头并进，是一种局面——抑或实行我搞我的民主，你搞你的专制独裁，却要在双方各得其所，摒弃所谓意识形态争执，不知道这种无意识化政策，究竟来自何种政治观点，其理据何在！

    这个观察可以推广之，不单适用于台湾，也适用于美国、欧洲甚至日本。如果世界出现这样一种景象，欧美国家持续其民主治国，自由传统，但是，他们却认为中共和“中国特色”同样不可或缺，他们要利用这个廉价的中国市场和中国资源，且制定一揽子长远计划，与之和平共处，且不单30年，而且50年，100年，推进根本毫无效果的“和平演变”政策，使得开放之帝国，开放之极权，开放之奴役世代延续——在这个前景中，台湾民主楷模之地位又该如何定位？

    这个问题直接和历史上的国共谈判挂钩。这里的层次是：1，国民党是不是就是谈判党和媚共党？2，国民党本身就是一个定义根本模糊的政党。在历史上，他是专制主义政党和有些民主，民主很少的政党；昨天是专制党，今天是民主党。国民党有没有专制的传统和余孽尚存？历史不可以隔断，也无法隔断。故此，国民党要在执政过程中完全去除原来的旧党余孽和残迹，尚有很多反思要行，很多事情要做。现在，国民党在语词上的谦卑和包容，能不能改变所谓“一党独大”的制度效应，则还在未定之天。

    完全退出统治舞台的民进党，如何发挥在野党的作用，行驶制衡执政党的责任，他们是不是还有余力进行这样的制衡？现在，关于“讨党产”的运作，是不是还有空间操作？国民党遍布全台的金钱政治如何收敛，等等，遂成为棘手之间！

    作为台湾民主直接推手的民进党，他们在政党轮替中的作用，应该如何估计？这个问题，侠义看来，是民主反对党在执政过程里，重蹈权利——腐败之路；从广义看来，就是民主势力本身，一旦掌权，如何被统治权限腐蚀的历史。换言之，中国大陆的反对势力，是不是应该从阿扁这样的前反对者的权利－腐败中，汲取某些教训？


西藏与中共谈判，台湾和大陆谈判之异同


    西藏达赖喇嘛与中共的谈判和未来或许可以进行的台湾当局和大陆的谈判异同何在？

    一个首要的共同前提就是，西藏和台湾都是面对一个几乎没有伸缩性的大陆政权。这样的谈判究竟会出现什么结果，什么局面？

    首先说一说台湾和大陆谈判之几种前景。

    1，一种前景，就是不谈判。笔者认为这个可能性很大。其中要害在于“两个中国论”：中华民国和人民共和国。这样的所谓“九二共识”，就是“一中各表”；一中各表，就是两个中国。这样的谈判能产生什么结果呢？让中华民国回到人民共和国抑或相反？还是独辟蹊径，找到一个“新”中国——这种可能性有多大？这种“共识”基本属于妄谈。

    2，如果西藏实行普选自治，台湾实行“中国”表述——且被北京认可，这个局面的进展将会如何？这个进展的前景是西藏产生普选特首；北京、台北都进联合国——这是不是过于异想天开？

    3，如果产生这样的结果，香港是不是要及早实行普选？新疆、内蒙等地，含甘肃回族地区又该如何？

    4，台湾既然可以变成历史上被共军打败之中华民国，中共地位如何定位？共党历史合法性如何定位？毛历史地位如何定位？一言蔽之，中共不会认可“中华民国”——不会认可中华民国，马英九是什么国？这就回到主权议题。

    5于是，西藏自治和台湾独立＝中华民国，就演化为旷日持久的美国之“维持现状”——也就是美式台独。所有外延和内涵的逻辑推断基本枯竭。所有呼吁西藏自治和好自为之的理想和观念；所有关于台湾－中国正统论和悄悄本土化的台独努力，都会因为谈判理念的瓦解而告消亡。

    那么，前景又是如何？中共前景如何，台湾和西藏的前景就如何。

    这就是说，国际力量，民主社会，世界思潮如果默认了中共的合法存在，含其经济发展之合法性；政治变迁之良性化；国际外交之责任化；包含认可其奥运召开的正当性——那么，台，藏问题，就会继续陷入焦灼状态而不可能解脱。反之，如果中共在各种压力下实行民主或者半民主的制度改变或者和平转型——这个过程的基本条件现在并不存在——那么，西藏问题之关键，信仰和宗教自治自主就不会成为问题；2300万台湾人的独立抑或统一选项也会变得极为温和。人权至上主导的台湾独立不会受到中国的打压——统一，如果选票过半，也会适时实现。这样的前景，同样消弭了统独危机。


西方民主世界和中共的博弈及妥协


    在西方和中共的博弈和妥协之中，西方甚至会因此而牺牲台，藏的利益，博取中国大陆这块不可多得的肥肉；事情如果朝向这个轨迹发展，中共就会很快渡过难关，召开奥运，推广“世界中国化”，中共化，且赢中共模式成功论的很多“选票”。（这个推断的例证就是89六四。那时的历史就是今天的现实。那时的西方，就是今天的欧美。在对于屠城的一片尖锐的谴责过后，西方的政客和商人，很快就踏上了带血之路。他们和屠夫握手言和，弹冠相庆，唯一的理由，就是要开拓市场，自由贸易，赚取利润——这个“自由”，这个贸易，现在假奥运而行。历史上的事情往往发生两次；这个第二次发生——在西藏之“2008年六四”以后，即三月镇压后，国际社会是不是又要导演一场闹剧呢？）

    现在，两种倾向正在激烈较逐。

    我们当然愿意看到世界主流会一改89六四时期西方人心猿意马的两面策略，秉承他们争取本土民主时期的价值观，使之作用于中国，作用于世界。

    绥靖主义政治，在西藏问题出现以前，几乎已经甚嚣尘上，不可抑止。现在，在出现西藏挑战和台湾挑战以后，事情稍稍发生一些转变。除去美国人布什以外，法国总统和英国首相等，都出现回归价值论，批评北京的倾向。包含哈维尔在内的自由知识份子，在澄清和辨识普世价值论和西方利益论上，正在力挽狂澜，辨清是非，做出公断。哈维尔已经提出“静静的墓地”之说法。中国人因为言论钳制，自然不能发声；西方人，很多人，很多国家，却正在发声——我们的说法是，就像六四以后其发声一样，发声以后呢？是淡漠，还是遗忘？他们应该做些什么！

    西方价值体系的实用主义者和国家利益派，在面对西藏事件上，正在有限度回归威尔逊主义的民主价值观和自由诉求。这场博弈，也许正在悄然改变北京崛起论者枉顾人性和玷污人权的政治优势，从而使得西藏问题乃至中国问题呈现世界性重新思考的起点。这个重新思考，并不是取消所谓贸易自由和经济互动，而是倡议建设这样互动的人权前提和人权条件。在对待奥运的政治或者非政治化的争执中，美国人布什的纯粹体育论，已经随着他的前任抵制苏联奥运而被否定，被历史否定——也就是被现实否定。教皇方面，也在取向北京和要求北京的人权和宗教自由上，产生选择。

    一切，好像变得比较清晰起来。

    如果事情确是这样发展，我们则有理由相信，藏，台方面获得世界民主阵营的支持，也许会使得事情发生某种实质性的改变——这个抗争，也在引起北京的反响——一切正在归入重新定位和思索。究竟什么是文明，什么是西藏文化，台湾民主，什么是宗教自由，信仰自由，正在变成一种新的辩论和新的追溯。

    所有这些来自自由的压力，是不是会使北京做出一点点改变呢？这也是他们现在必须考虑的问题。反之，如果地球村的人们过于短视甚至惟利是图，那么，北京的变化，丝毫也不会出现——不但不会做出，他们还会把所有的民主实力化为其用，制造出一个新的、21世纪的列维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