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京生1992年在狱中就西藏问题给邓小平的一封信


邓小平先生台鉴：

    近来你不仅对自己选定的“接班人”颇为不满；而且对一直由你主持的西藏事务也颇感不安。于是马屁帮们忙不迭地炮制一份《西藏主权归属与人权状况白皮书》，来粉饰他们的也就是你的无能和无知；继续用旧的谎言和歪曲来蒙蔽你和中国更多的人，以保持他们的地位和权势。其结果必然是待大多数国人大梦醒来时，西藏已不复存在于中国的版图之上；由此引起的多米诺反应还将波及远不止120万平方公里的版图；而你将永远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成为嘲笑和唾骂的对象。

    若要改变这种状况解决西藏问题，首先就得知道有什么问题。祇听信顺耳的谎言，无助于认识现实和找出问题的所在，也就根本不可能去解决什么问题。本人对西藏历史的研究虽也不过浅尝辄止，祇鳞片爪，但自信比你和你的马屁帮还略微清醒一些，所以不揣冒昧给你写下此信，并希望你能创造一个自由发表意见的学术环境，使天下有识之士能更多地发表真知灼见，方才可能找到问题，掌握真实的而不是歪曲和编造的情况；不致丧失最后的机会，避免走到苏联和南斯拉夫那样的局面。

    西藏问题难就难在它的特殊性和主权归属的不明确性。其实，现行的国际法早已不敷使用，而且他还常常是自相矛盾和不能自圆其说的，不能简单的用来判断当今世界上的各种复杂的事物。过分强调这种过时而又没有约束力的东西丝毫也无助于寻求解决问题的良方。例如加拿大和澳大利亚在现实中无疑拥有完全独立的主权，如果仅凭其国家元首为英国女王；总理等高级官员就职须经英国女王“册封”这些礼仪性的“事实”，就认定其是英国殖民地甚至英国领土，岂不是滑天下之大稽。要解决问题就得面对现实，而不能仅仅在书本上找“证据和事实”。

    西藏的情况比上述例子更特殊更复杂。甚至他与中国（清朝、民国）的联合形式也极为独特，所以很难为大多数学者们所理解。而你的《白皮书》的作者甚至不如一般的学者，他们提出的理由基本上没有说清事实真相。金瓶挚签祇是由外部权威势力协助解决宗教权力纷争的手段，与行政管辖无涉。例如你家庭内部有纷争请刘伯承来调解，能就此说你家受到刘帅管辖，邓家也就成为刘家的附属部分了吗？这不仅是无知，而且是歪曲事实进行诡辩。你过去的熟人牙含章、平措汪杰等对此都应十分清楚，可惜你连他们的意见也听不进，否则何至于被撒谎小人所骗？！

    驻藏大臣并非如《白皮书》编造的那样是什么“平定准噶尔部叛乱后设置的管理西藏的最高长官”。而是在平定西藏的属国尼泊尔的叛乱后，为今后平定类似叛乱的方便而派驻西藏的“联络使臣”。他的地位甚至不如殖民地总督，而与驻文莱的英国大使相似，可以“会办和参知西藏的军事和外交事务”；事实上他也从未拥有对西藏行政事务和军务的任何管辖权，权限远低于英国驻文莱大使。他统辖的清军和川军，正如《白皮书》作者无意泄露的那样，是由清廷供养而非由西藏政府供养的“外国军队”。而被《白皮书》作者有意隐瞒的一点是：这支军队的名义是驻藏大臣的卫队，难道美军驻扎欧洲，欧洲国家的主权就会因此发生转移吗？

    从西藏按自己的方式选择国家元首和行政机构并以自己的方式和意志实行统治；和拥有自己的军队并由自己的政府指挥军队这些要点来看，他无疑是一个拥有主权的国家，而不像克罗埃西亚、乌可兰那样是丧失了主权的国家。即使它是丧失了主权的国家，它仍然有脱离宗主国的权利，“从未有人承认它是独立国家”能够成为解决什么问题的理由呢？用它在大学讲堂里诡辩还能唬住不少人；但对认识和解决问题丝毫也没有帮助。你不承认，现实也仍然存在，所以不如老老实实尊重对方的权利，在争取信任上还保留着主动权。

    西藏的特殊地位表现在它虽未丧失主权，但并不是一个独立的国家；虽然并不独立，但又不是殖民地和附属国。既不像独立主权国家那样完全自己照管自己；又不像“中国的一个省”那样由朝廷派官治理。而且在内部自己治理完全自主的情况下，把对外的主权与清朝廷联合为一体。所以才会使许多不明真相的中外人士误以为它是“中华帝国的一个省”。这种联合很难找到相同的类型，从法学角度看，与不列颠联合王国和将来的欧共体——欧洲联邦相似，但又不完全相同。相同的是：人民认同于同一个国家（英国、欧洲和中国）的同时又认同于一些各自独立的国家；联合是自愿的，不自愿时有权分裂。不同的是：英国通过王国的合并确立了国家主权的合并；欧洲通过平等的民主联合形式构建了一个主权联合体；而西藏和中国却是通过最高统治权的相互参与构成了实际上的主权联合体。西藏和中国的联合并非法律意义上的合并。

    所以，清军和它的继承者按协议和惯例，祇有在达赖喇嘛提出要求时才派兵入藏，并在完成达赖要求的事务后立即返回四川、青海等省，形势上没有常驻西藏的军队，祇有一支名义上是驻藏大臣卫队的川军驻在拉萨的指定兵营里。一方面，清朝廷部分和不经常地负责西藏对外、军务的安全和镇压叛乱等责任；另一方面，以达赖喇嘛为首的宗教势力则担负着清帝国用共同信仰维护各民族统一的责任，达赖喇嘛出任清帝国国教的最高精神领袖。

    在当时，清帝国3/4领土上（西藏、新疆、青海、甘肃、云南、缅甸的一部分和内、外蒙古、东北各省以及俄罗斯远东地区等）和沿边界外的蒙古族统治区有着甚至比皇帝还大的影响力。皇太极此时改信喇嘛教的主要理由就是：“欲安诸蒙古，必联合喇嘛教”（指蒙古诸部统治区）。而喇嘛教则成为维持中国在历史上最大的版图（大于现在的俄罗斯）的主要支柱之一。反过来，清廷用军事力量和每年供奉的大量财富维持了达赖喇嘛在西藏的至高无上的地位和权力，并维护了比现在大得多的主权。

    在这种联合中，双方获得的好处已不能仅仅用一个“巨大”来形容，而是各自成为对方的主要存在条件，所以这种联合才能是稳固的和持久的，在这一联合体中，双方的法律地位是平等的（这就是代表皇帝的驻藏大臣与达赖“地位平等”条文的真实含义，否则驻藏大臣就得听凭达赖的差遣了），虽然双方的实际权力并不相等，而驻藏大臣，金瓶挚签和内地每年向西藏输送的大量供奉等等，则是双方关系中维持平衡的措施，否则宗教领袖的影响力的自由度将超越世俗皇帝，导致双方关系的不平衡以至不平等。虽然随着时代的变化，双方关系中有不少此消彼长反反复复的变化，这一基本格局却维持到大清末，双方关系仍然极其稳固；所以西藏才没有像朝鲜、越南、老挝、缅甸和蒙古那样，在外国的威逼利诱以至军事干预下从中国分裂出去，甚至在英军占领首都拉萨的情形下也未动摇过与中国同命运的立场。

    其主要原因，就是共同利益基础上的自愿联合，比其它任何形式的合并都更符合人类社会的规律；这一规律就是现代社会理论所说的“主权在民”，“人民的利益高于一切”的原则；违背这一原则，即使你有比驻藏大臣、金瓶挚签更充分的理由也无济于事；近两年的苏联和南斯拉夫不就是最好的例证吗？甚至说同一语言的同一个民族，也可以为几个国家，而勿论“国际法”如何评价，难道人们对美国、英国、爱尔阑、澳大利亚和加拿大的各自独立的主权会有什么异议或不习惯吗？这些都说明：人民的意志和主动的愿望是构成主权的主要因素；丧失了一部分人民的自主的愿望，也就丧失了这一部分的主权；而由所谓的“主权法”规定的其它各项条件都必须建立在人民的自主愿望和民族自决的基础之上；其它各种形式上的主权若失去这一最主要的基础，将最终失去其有效性，军事占领和行政管辖都无法改变它，特别现代是如此。

    西藏与中国在49年以前的关系，就是建立在这种没有军事占领和行政管辖、而完全依靠自主愿望和民族自决基础上的联合，因此它是牢固的，从清末到民国的一百多年间，虽然中国由于虚弱而没有尽到保卫西藏安全的责任，但达赖喇嘛政府始终信守条约，没有做过任何有损于主权联合的事，达赖喇嘛政府始终对得起中国；其实他们若真有意分裂，在中国内乱，列强极力怂恿它独立之时，他早就可以毫不费力地从中国分裂出去，像外蒙那样。

    事实上《白皮书》所说：“从未有人承认西藏是独立国家”并不准确，英国在统治印度时期，特别是在西姆拉会议期间，曾经正式给西藏留有一个独立国家席位，试图以不正规的方式使西藏独立成为既成事实，祇是达赖喇嘛政府拒绝了这种待遇，才未获成功。而虚弱的中国的政府代表的抗议等等，在当时并不像事后吹嘘的那样有分量。特别在当时中国政府已长期没有履行义务、西藏的大片领土被侵占和“外附”的情况下，这种立场就更加难能可贵了。

    正是在这一时期，中国和西藏的关系疏远了，一方面，中国在逐渐进入现代社会时，宗教的维系力已经逐渐减弱，不再如元、明、清朝早中期那样重要了，但其影响力仍不可低估；另一方面中国本身虚弱无力西顾，西藏已学会仅靠中国的“旗鼓仪仗”自己保卫自己的安全，中国的军事援助已不再是必须而且也难以指望了， 第三则是西藏与中国紧密的市场联系正在逐渐为英印商品所破坏；第四点则是中国文化体系已丧失了它对周边文化体系的优势，减弱了它对藏民族和人民的吸引力。

    在这一疏远过程中，人民的疏远程度远大于政府间的疏远；而心理的疏远有大于其它各方面的疏远，在藏族人民的心目中，狡诈无信（主要是你们四川人和西北回民）的汉人形象取代了同盟者和保护者的形象；在自以为开化的汉族人心目中，落后愚昧野蛮的“半人半畜”形象取代了“活佛的臣民”的高贵形象。这种彼此歧视和蔑视虽没有造成立即分裂的结果，但它为后来的仇杀和将来的分裂奠定了基础；导演这一幕悲剧的正是你邓小平本人。

    早在40年代，西藏上层统治集团已在酝酿社会制度的改革，但他们希望的是像英国或印度那种类型的社会制度和温和并充满宗教色彩的改革；而且按照几千年来的惯例，他们希望的是由他们自己来改，而不是由外国人或近似于“外国人”概念的“汉人”来改他们（国民党注意尊重了这一传统，所以国民党对藏关系比较成功），并不希望“打土豪、分田地、屠杀阶级异己份子”的革命方式；这些不仅仅是上层集团的意志，也是全社会的意志。所谓“翻身农奴盼望共产党”祇是你的肉喇叭的调门，并不是农奴们当时的真实感情；这一点你可以去请教你的老部下牙含章和平措汪杰，问问他们在西藏煽动农奴曾有过什么“伟大的成绩”，你就会明白我并没有丝毫的偏颇。

    其实这才正常，绝大多数国家（例如德国、俄国等等）在“解放农奴”的过程中遇到的最大的阻力都来自农奴们的反对；正是这种上下共同的意志和中共当时的做法，造成了西藏政府不反对与国民党的联合却坚决拒绝共产党入境，并借“驱汉”为名驱逐了平措汪杰为首的西藏共产党。这些“外交措施”恰好说明西藏在当时完全行使着主权（包括外交权和国防权），被驱逐的川军和藏共是通过“外交途径”安排从印度回国的。

    但当时的中共正处在鼎盛时期，而且和所有的共产党一样，“党的利益和主义的扩张高于一切”，并不怎么尊重主权和民族自决权，而且印度刚从英国统治下独立，无力帮助西藏抗拒中共，所以，拒绝共产党入境就必然以失败告终。但是，当时年轻的达赖极易受蒙蔽和西藏官僚的腐败庸懦，恰恰成为共军顺利进占拉萨的主要条件，这倒颇具讽刺意义。否则，如果把60年的“全民抗战”颠到50年来打，我想，你这个久经沙场的老军人恐怕不难估计到它的后果。

    在这一过程中，你和毛泽东等商定的“和平解放”的决策倒是非常正确；虽然《和平解放办法》颇有“城下之盟和缓兵之计”之嫌，按你们爱搬弄的“国际法”它应该是无效的，但如果切实地坚持下去，达赖政府也完全可以接受，弄假成真变为既成事实，中国与西藏的主权联合继续稳固地维持下去，国际社会也就不得不接受这个现实；这样的局面就比现在好办的多了，西藏很有可能不致成为中国的一大头疼问题。因为藏族是一个很重信义、很守本分的民族，没有多少花花肠子。

    遗憾的是，随着朝鲜战争的“胜利”和经济恢复的成功，包括毛泽东和你人在内的中共头头们的自大心理开始膨胀，在各方面都开始忘乎所以；在内地“大进”和大左倾的同时，在对西藏事务的决策上也“左病”大发，作出了所谓“加快民主改革”的决定，实际撕毁了《和平解放办法》。从而触发了西藏各界层人民对共产党高压政策的不满，在反抗外族异教的口号下暴发了反抗极左政策的人民战争，即所谓的“西藏叛乱”。

    在这场战争中和之后的长时期中，藏汉两族的相互歧视和蔑视的心理起到了推波助阑的作用；是造成军队滥杀无辜，官吏虐待百姓，加剧民族隔阂，推动民族独立斗争的主要原因之一。在这种局面中妄谈什么主权，祇能是火上浇油，并使人意识到共产党打算继续以往的所作所为，不独立怎能脱离这“水深火热之中”呢？双方对立的格局和口吻都很像当年的殖民地国家，也很像当今的南斯拉夫。看来这条路肯定走不通，何必等到事情不可挽回时再后悔呢？

    最近在国际上就有一正一反两个类似的例子可供我国借鉴和思考，一个是南斯拉夫，持有和你们相似的立场，不到最后时刻，绝不承认其它民族的自决全权，甚至用武力抗拒到底，结果赔了夫人又折兵，不仅没有达到目的，还结下了大量的仇怨，今后的很长时间里还得继续为此付出代价。另一个是前苏联俄罗斯，好合好散，尊重各民族的自决自主的权力，结果不仅保留了联合体，而且为将来恢复更加紧密的联系保留了余地，保持了历史留下来的亲密和信任的感情。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二者之间的差别会越来越大。

    而本来塞尔维亚的条件远比俄罗斯好，俄罗斯作为压迫民族做的坏事和其它各族中引起的恶感远比塞尔维亚大的多；仅因为处理方法的不同，将带来截然不同的结果，在其它条件都相似的情况下，最大的不同就是俄罗斯遵循了人类社会的规律，尊重了各民族的自决权和自主权；所以其它各种有利于联合的条件才能发挥出作用。现在的人类社会中，联合的趋势毕竟大于分裂的趋势，正所谓事在人为，过分强调“主权，某某对某某民族的管辖权”恰恰不利于联合而有利于分裂。

    综观现代人类社会中已经和正在分裂的社会，恰恰都是过分强调社会内的某个民族对其它民族的不受一切限制的管辖权；而那些已经联合和正在联合中的社会所遇到的最大的阻力，也正是过分强调主权和担心丧失自决的权力而被迫服从他人的意志；联合的好处是如此明显；然而分裂的理由也是如此有力。为什么偏偏也要强调分裂的理由，非要南其辕而北其辙呢？在现代社会中仅仅靠高压政策就能维持不分裂的例证，你能找出一个吗？即使找出来，那也不过是时候未到而已，你们叫喊了一辈子反殖民化和民族独立，其实你们根本不懂什么是和为什么要反殖民化和民族独立；他们和你们的其它口号一样，仅仅被你们当做“实现主义的工具”而加以利用，勿需懂也勿需真相信。这正是你们的“左病”之病根所在。

    中国和西藏的关系远比苏联、南斯拉夫好的多，截止49年以前中国从未压迫过西藏，也没有强迫它臣服，而是双方完全自愿选择了主权联合；即使到现在，有利于联合的条件也大大优于独联体和欧共体，所以达赖喇嘛在被迫流亡的初期并没有提出要独立，即使现在，也并没有把口封死，这说明不分裂的希望非常大，而你们却顽固地坚持旧的思想和旧的政策并任用旧的官僚，正在努力一步步把西藏推向分裂，这不能不使人忧心如焚。清朝祖先们留下的疆域已在历代败家子手中丧失了将近一半，再这样败下去，我们的子孙们将祇得靠“劳务出口”打工度日，那还有希望“振兴中华”呢？

    现在要消除40年来镇压和屠杀带来的恶果，使汉藏关系恢复到往日的轨道上并前进一步，需要做许多事情，其中最主要的也是最紧迫的是下述三件：首先必须消除汉藏间心里上的仇视和歧视；其中最主要的是消除汉族人因40年来的宣传“误导”而在心理上留下的“老藏民落后的简直像小牲口”的错误观念，前40年的宣传给干部阶层特别是藏区（不仅仅是西藏）干部造成了很强的歧视观念，并反过来加深了藏族人对汉族人的仇视；这方面的实际情况之糟糕不是你所能理解的，而且和你的马屁帮们的描述截然相反。举几个小例子可助你了解情况的严重性。

    （例一）我的父母即没接触过藏民也没研究过藏族，他们对藏族的了解完全来自你们党内的文件和公开宣传，而这些宣传留给他们的心理印象就是个“半牲口”的形象；所以当我准备和一个藏族姑娘结婚时遭到了他们极强烈的反对，以至于要和我“断绝父子母子关系”。当然，后来他们认识这位藏族姑娘后完全改变了看法，但是人家藏族家庭的自尊心却不能容忍这样的“亲家”，所以我到底也没做成藏族的女婿。

    （例二）我在藏区（青海牧区）蹲监狱时听到的许多谈话，使我清楚地感觉到，那儿的汉族干部对藏族的歧视和蔑视已达到病态的程度，甚至凡和藏族有关的东西也受牵连而蒙冤，比如藏犬是极名贵的狗，而汉族干部却要养从内地带来的狗；当我告诉他们藏犬（即獒）如何名贵时得到的却是嘲笑，祇到外国人高价购买藏犬的消息公之于电视上，他们才相信了我的话，又如他们无论如何不相信我说黄油就是酥油，总认为西餐馆的黄油是高级的外国人吃的高级食品，低级的老藏民大量食用的普通食品怎么会是“高级食品”呢？再如牦牛肉是最高级的牛肉，其细嫩美味和营养价值是其它任何牛肉所不可能达到的，而藏区的汉族干部们却一致认为：“现在买不到什么肉吃，祇好吃点牦牛肉了”。所以，当一位给我打针的藏族犯医听说我不仅爱吃牦牛肉，并且想托他买酥油时，竟然惊奇地眨着眼不相信，转而又把我当做了“半个自己人”，送了我一口袋炒面一皮筒酥油。这些事例恰好印证以前所说的许多事例，其它例子就不必一一列举了。

    仅这几件小事就可以看出，藏区的共产党干部是如何看待和对待藏族人了；这样的心理隔阂与白种人对黑人和印地安人的歧视，无论在质或量上都有过之而无不及。坦率地讲，你们自己在内心里就蔑视歧视藏族，在你们的文件、讲话、宣传中就不知不觉地向下级灌输了这种“精神”，于是上行下效互相感染，并产生反复迭加作用，使藏汉民族心理上的隔阂越来越深，最终祇能分裂。

    积40年的冰雪非一朝一夕所能融化，但却需要每一朝一夕的“功课”去积德化怨。首先是领导层从中央到地方都得注意撤换那些对尊重少数民族人格（而不仅仅是“政策”）阳奉阴违的干部，同时也不要搞“少数民族特殊化”，应该一律平等，特殊了反倒有一种不是自己人的感觉；在各种宣传上清除大汉族主义更加重要，40年来有一种把狭隘民族主义和民族沙文主义当做“爱国主义教育”的倾向，这正是种族主义的思想基础，不要一开口就是“文成公主入藏”，似乎是汉族公主去西藏当救世主；这种牛皮吹的也过分了，并不符合历史事实；我在青海住的劳改农场就是吐蕃军以少胜多全歼薛仁贵十万大军的地方，从而导致了文成公主去吐蕃和亲，但那儿所有的干部都不知此事，以为是汉族公主入藏才使藏族“开化了”，今天他们又来“开拓”藏族世代居住了几千年的“蛮荒”之地，一派殖民者的口吻。正是在你们这种片面的教导下，才使干部普遍产生种族歧视的心理病态；矫正它也必须彻底改变《白皮书》作者们所习惯的那套假大空。

    第二是加速建立和拓展西藏的市场经济，并使内地经济与西藏市场间的关系更趋紧密。近百年来西藏的市场被英印商品侵入的太多了，近40年来遭受了极大的破坏和压抑。特别是对藏区畜产矿产的“社会主义计划价格”像宗主国剥削殖民地一样，使西藏经济蒙受了巨大的损失；你那点“援助”根本抵偿不了人家的损失，况且这“援助”多用来修建和供养那些被藏族人视为压迫机构的东西，或用来为“汉族人的科研”作实验。如：各级机关，汉族人专用的医院和宾馆，军事设施，天文实验台，地热电站，抽水蓄能电站等等，这些并非西藏经济所最急需的东西，无论你怎样辩解，人家并不像你想像的那样傻，人家看出你并非真心帮助他们，自然不会相信你。

    应彻底改变决策层不把西藏当自己家乡的这种不负责任的态度；要像对自己家乡一样把援藏资金都用在刀刃上，真正发挥资金对西藏经济的最大作用，藏族人民是会明白的；撤除各种关卡和“管制价格”，疏通西藏地产进入内地市场的渠道并给予最优惠的价格等等，以及其它一切密切藏汉地区经贸关系的措施；使藏汉地区市场联系更加紧密，是巩固藏汉关系最重要的基础。

    第三是放弃扣押西藏宗教领袖作人质的传统政策。过去的这种做法给笃信宗教和不信宗教的藏族人都带来很大的逆反心理，而且也无法用以解释你的“尊重人权”。应彻底放弃“大汉王朝”的自大狂心理，坐下来和达赖喇嘛谈判。人家既然不放心，就说明你过去没什么信用，那就让他自己选谈判地点；他想回拉萨就让他回到他的人民中去。这都是合情合理的最起码的条件，有什么不可以理解？凭什么不能同意呢？连人家的助手是谁也要你批准，未免霸道得过分了吧！

    其实，找这些藉口拖延不谈，祇是你的助手们缺乏自信怯懦的表现，他们担心动真格的，自己那一肚子的臭大粪的南郭先生就露了馅儿；而你纵容他们这样胡作非为，就是在拿国家和民族的利益奖赏自己的亲信，是对国家和民族极不负责的行为。祇要谈起来，西藏留在中国的希望就增加了一倍，所以应放弃一切先决条件来谈；最好是能把达赖喇嘛请回拉萨，这样比让一帮玩火的冒险家包围他好多了。

    其实他心里应该非常清楚：脱离了与汉族人的联盟，野心勃勃的印度人比汉族人更好？锡金、不丹、尼泊尔就是将来独立的西藏国极好的榜样。如果我们表现的更好一些，他们何必脱离业已存在了几百年的联合体，去自己找罪受呢？况且现代的潮流和趋势都说明：迟早还是要联合，联合利大于弊。从达赖近年的表现看，我觉的他并不糊涂，肯定比我更明白上述的道理；祇是身在曹营，确有他不得已的苦衷。我们就不该再逼他，把他推到别人的怀抱中去。

    （魏京生  1992年10月3日定稿5日发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