模糊该模糊的作不受欢迎的少数派
——对六四不能中断的反思

（北京）周舵


    六四19周年纪念日马上就要到了。反思六四如今已经不算大逆不道，想当初可不是这样。六四屠杀之后那些“激情燃烧的岁月”当中，祇有敌我二分和“站边”才是政治正确——选一边坚定地、毫不妥协地站过去，宣布和另一边决一死战；谁对立、斗争、永不妥协的调门高，谁收获的鲜花和掌声就多。19个年头过去了，虽说“反思”之声不绝于耳，“凡是敌人拥护的，我们都要反对”，“一边倒，没有中间道路可走”，这种极端主义政治文化及其深层的截然二分思维定势直到现在仍然大行其道。

    我却宁愿作不受欢迎的少数派，按照复杂世界的本来面目去认识世界，反对黑白、敌我、善恶、正邪截然二分的大简化思维——历史不是一条单行线。存在的不是唯一合理的，它仅仅是诸多可能性当中实现了的一种可能性，而不是唯一的可能性。按照政府方面的温和派（以赵紫阳、胡启立、阎明复及“三所一会”等为代表），和反对派方面的温和派（以“首都各界爱国维宪联席会议”为代表）双方的主张，“在民主与法制的轨道上”，通过协商、对话、相互妥协和让步，和平解决分歧，这种可能性本来是完全可以实现的；不幸的是，最终却是双方当中坚持不妥协的强硬派、极端派占了上风，这才导致了谁都不愿看到的流血惨剧的发生。——我们从中应当得出的最主要的教训就是：永远不要让极端派成为主流！

    ——引自《我们没有敌人——纪念“六四”事件十五周年》文中的这段六四反思，恐怕到现在还是会招来骂声一片。

    尽管如此，今天我还是要重施故伎，宣扬中道、和解、妥协和宽容，鼓吹“模糊截然对立的界线”——当然，是合理的、有限度有原则的模糊，不是唯无是非论，不是相对主义和虚无主义。


中国民主化事业的最大障碍：反传统的极左教义及思维模式


    除了少数自我毁灭的文明之外，所有人类文明的主流都是“和谐导向”的，都反对走极端，反对煽动仇恨、斗争、分裂和战争，倡导和平、团结、宽容和爱——从儒家“差序格局”式的有等差的爱，到基督教“爱你的仇敌”式的博爱；同时，所有人类文明也都包含与此相反的反主流的叛逆亚文化。在极左派的意识形态图景中，这种亚文化按照统治－被统治、剥夺－被剥夺的黑白二分思维模式，被说成是穷人和下层社会英雄式的“革命造反精神”。但这根本是民粹史观的虚构和谎言。王学泰的《游民文化与中国社会》揭穿了这一谎言，令人信服地描述了完全不同的另一幅历史图景——在传统社会当中，被极左派们高声赞颂的“造反”有很不相同的两种：一种，是真正的“逼上梁山”，被社会不公逼上绝路，为了活命被迫揭竿而起；另一种则完全不同，是不务正业、游手好闲的痞子无赖和刑事犯罪份子自觉选择的生活方式，和社会不公正、剥削压迫、各种自然和人为的灾难几乎没有关系。麻烦就在于，这两类人很难仅仅从“反社会行为”这一点上清楚区分，他们混杂在一起形成一个具有自身独特亚文化的群体；这一群体的亚文化就是王学泰所说的“游民文化”，它和常态社会的“俗文化”、民间草根文化根本不是一回事。游民文化的原始文本是一些民间“话本”和说唱艺术，经游民知识份子加工润色，就成为《水浒传》、《三国演义》、《七侠五义》一类的“文学经典”。毛泽东当年给儿子毛岸英开的必读书，十之七八都是这些东西。我们必须清醒面对这样一个冷酷的现实：哪怕是再健康正常的好社会，祇要人间还不是天堂，这第二种人就会永远存在并且不断再生产出来；到了乱世和王朝末年，游民更成为历史舞台上的主角，而革命党，照余英时先生的解说，无非就是一小批激进的理想主义精英和游民群体（“边缘人群”）的结合；革命的理论和策略，就是乌托邦崇高理念和无道德底线的流氓手段的结合；革命，就是冠冕堂皇的正义旗号下的“比狠”，心黑手狠者为王，谁不够狠谁完蛋。

    究竟是什么原因造就了这些游民和犯罪份子团伙，左派和右派给出了截然相反的解释。简而言之，左派认为责任在社会——不公正的社会、邪恶的制度、贫困的经济状况造就了这些人；右派则认为责任在个人，每个人必须为自己的行为负责，因为并不是所有的、甚至也不是大多数穷人和下层阶级都走上了这条路。这两种解释当然也都可以推向极端：极左派把责任全部归于社会，极右派则全部归之于个人。当然，我们中国人被灌输的完全是极左的一套解释。改革开放30年了，“思想解放”的口号叫喊了30年，早就成了陈词滥调，现实情况却是，极左的一整套教条体系、尤其是极左的历史观和深层思维定式仍然牢牢攫住我们中国人的灵魂，一有机会便冒出头来兴风作浪。

    很少有中国人清醒地意识到，中国民主化事业的最大障碍并不是中国传统社会的皇权专制，而是表面看上去和皇权专制完全相反的那一套激烈反传统的极左教义及其思维模式。延续两千多年的皇权专制当然是一笔沉重的历史遗产，但是，这祇是一种“匮乏症”，使我们营养不良，对自由民主几乎全然无知；而极左的极权主义却是多长出来的癌瘤，比营养不良的危害大得不可比拟——尤其是它涂着厚厚一层“完全彻底民主”的炫人眼目的油彩。五四把责任全推到传统上，不但诊错了病（不全错，错了一大半；传统当中是有很多糟粕，这是不容否认的），更糟糕的是开错了药，引进了激进革命的极权主义。时至今日，激烈反传统的知识份子仍不在少数，其中有一部分人不是由于认知错误，而是因为怯懦——不敢批判主流意识形态，祇好指桑骂槐。他们应当问问自己：指桑骂槐会比指鹿为马好吗？“中国知识份子的怯懦”也是一个被人说滥了的话题，我却偏要多一句嘴：中国祇有知识份子怯懦？乌云压城时鸦雀无声，镇压的铁腕一旦松动便争先恐后充当“抗议”和“反对”的急先锋，这么干的可并不全是知识份子！我宁可相信，极权主义的一等大罪，是扼杀高贵的灵魂、造就卑怯的奴才，这项“伟大工程”的威力所及，才不管你是有知还是无知！


一个很少被人提及的因素：西方左派精英的误导


    不仅仅是长达两千余年的皇权专制、游民痞子文化、五四激烈反传统的文化激进主义、近百年激进革命的极端主义政治文化、毛泽东的民粹型极权主义阻碍着中国的民主进程，还有一个很少被人提及的因素——西方左派的误导。长久以来，我都误以为文革中“毛主席是全世界革命人民心中的红太阳”这句官方颂词祇不过是极权政府的无耻自夸罢了，后来才猛然发现，无情的事实反倒是，那时的毛主席千真万确是“全世界革命人民”、也就是全世界极左狂热份子心中的红太阳。很多中国人以为，“文革”不过是毛泽东个人的疯狂和梦呓，殊不知，他真正是20世纪60年代那场“沛然莫之能御”的全球性极左大泛滥的头号英雄和旗手。毛个人一贯的皇帝梦当然有据可查，但这完全无法解释为什么全世界左派都热烈赞颂“文革”。“文革”的病根不能在中国传统当中挖掘，必须到西方文明当中去找——真不幸，我这又是一句不但得罪中国人，而且得罪西方人的，自找倒霉的傻话！祇会“站边”的中国人和西方人，都绝不会喜欢我的以下观点：西方文明当中有最好的东西，比如法治下的自由、宪政、科学，等等，是不但中华文明没有，其他非西方文明也都没有的，我们必须老老实实、恭恭敬敬地学过来；然而西方文明当中也有最坏、最坏的东西，从卢梭、法国大革命、巴黎公社到十月革命……一路传下来的马列毛这一整套极左教义，就是其中毒性最大的一种，这也是所有非西方文明全都没有的。太不幸，我们偏偏就选了这一套最坏的东西，还把它当作神明一样供奉！

    不要以为，苏东崩溃之后这套极左教义在西方世界就烟消云散了——全然不是这回事。20世纪60年代狂热的极左思潮和遍及全球的“文化革命”不但整整养育了不止一代西方的左翼精英，而且极大地败坏了西方的主流文明，颠倒了西方传统的价值观和生活方式，其深远的破坏性影响不亚于毛的“文革”对中国人文明根基的败坏。更令人忧虑的是，这些西方左派今天仍然在全世界煽风点火，输出变换了面目的革命——激进主义的民粹民主，和打着“民族独立”、“民族自决”神圣旗号的民族分裂主义。

    有两本美国右翼知识份子批判60年代西方极左思潮的好书颇值一读：科利尔和霍洛维兹合着的《破坏性的一代》，和马格尼特的《梦想与梦魇》，北京出版社翻译出版。尽管这两本书不是没有偏颇之处——特别是他们对左派不作“中左”和“极左”的区分，全都一棍子打死——我们仍然能从中获得极大的教益。我甚至认为，从毛泽东式的民粹型极权主义向自由民主转型，要比斯大林式的官僚制极权主义更为困难——不仅由于前者更原始落后、更无法无天，更因为它与西方左派所推崇的民粹民主有更强的亲和力，也就因此而更具有欺骗性。

    从这个角度看，中国知识界的现状并不乐观。除了埋头过自己的小日子，和不择手段发家致富的政治冷漠的大多数之外，还关心点政治的知识份子，也要么是一党专制的拥趸，兼反西方、反美的民族主义者，要么是标榜决不为政府说半句好话的破坏性反对派，兼迷信般崇洋崇美的全盘西化派。这两批人看上去黑白分明、截然对立，其实本质上是相同的——不仅对民主的理解非常一致（都是民粹民主，祇不过评价截然相反），思维方式更是几乎一模一样（都是黑白二分、势不两立），两者都是“红旗下的蛋”。

    著名量子物理学家普朗克曾有名言：新理论之所以战胜旧理论，通常不是因为信奉旧理论的人改变了信念，而是因为老的一代人死掉，新的一代人成长起来了。这番话近于黑色幽默，相当悲观，然而，你要是到今日之中国走一走，就不难发现普朗克恐怕还嫌悲观得不够。我的意思是，六四理想主义的一代老去，新的“八零后”成长起来，也许局面会更糟。他们“截然二分”倒是没有了，可是任何的区分和标准也都没有了；敌我二分的僵死意识形态倒是多少“化解”了一点（不多，一点点而已），而所有的理想主义、奉献精神、崇高高贵高尚品质却实实在在荡然无存了！稍稍比较一下美国60年代极左的那一代，和中国六四后的“80后”一代，也许不无助益。

    美国60年代那一帮人，简而言之，是高度的理想主义加上放纵不法的反叛。这场反叛活像是一场迟到的美国式共产主义革命——也许是冥冥之中上帝之手有意摆布，让一向极其保守的、太右的美国尝尝“左”的滋味，补上这历史的一课。这其实并不奇怪——极右引发极左，向来如此。祇是由于美国保守主义的制度和民情根深蒂固，终究还是抵挡住了这场大动乱，但同时也留下了一道永久的巨大创伤，想彻底回到过去是绝无可能了。据我猜想（也许不对），与此相应的后果之一是，在对外关系方面，美国成了向全世界推销极左极右两道大菜的最大牌的行销商——个中奥秘，可以参看Amy Chua的“World on Fire”（蔡爱眉：《起火的世界》）。这书的大意是说，冷战结束以来，美国一直向全球推销由两道大菜组成的套餐：极右的一道，是世界银行和IMF到处鼓吹自由放任的市场经济即市场万能论；极左的一道，是推行不计代价、不问条件地立即实行普选制的民粹民主。极右的一手，一方面确实促进了经济增长，但同时造成严重的贫富悬殊和阶级对立；配上极左的一手，穷人有了政治影响力，立即把仇富、反精英的民粹政客选上台，开始推行和旧统治集团完全相反的极左政纲，大肆清算所谓“主导市场经济的少数族群”，实行种族清洗。1998年印尼的疯狂排华就是一个典型案例；拉美眼下正流行的左倾大潮也是同一类现象。其结果是，“民主”倒是有了，但不是法治宪政下人权得到坚实保障的自由民主，是反自由宪政、无法无天的劣质化民粹民主；同时，市场经济的经济自由和绩效也就一风吹了。如今全球盛行的反美主义，不是伊拉克战争这个单一因素可以解释的。美国人至今没有作真正深刻的反省，原因其实也简单得很：他们太自夸，太不了解外部世界，所以没有参照系可供作为反省的标准。自己的事都没搞清楚，60年代极左的影响依然如故，他们怎么能懂美国之外的事？


坚持特立独行的精神品格：不从俗，反时尚、反潮流


    中国的“八零后”，也许祇有一个方面和美国60年代那帮人完全一致，那就是，自我中心、唯我主义，不要任何束缚的“彻底解放”式的个人自由，否定一切是非对错标准的文化相对主义和道德虚无主义——美国60年代的反文化运动（也叫“文化革命”！）认为“各人管各人、各做各的事”、“表现你自己、做你想做的”、“干！祇管干！”……所有这些才代表真正的、自由自在的、健康的、有意义的自我；该“新文化”认为，“所谓优点和优秀都是虚构的……何谓优秀？没有考卷能够证明”，“优秀”是一种和“美丽”相似的东西，而大家都知道，情人眼里出西施；价值完全是主观的，对它下定义就是强权政治（所谓“后现代”、“解构主义”全是这种调门！）；西方文化代表的是压迫阶级的意识，宣扬的是对穷人、有色人种和第三世界的掠夺和剥削；西方传统不仅仅没有意义，而且压根是错的，它祇反映少数自私的有闲阶级和达官贵族的思想；……总而言之，60年代这一代，是性革命、毒品革命、“成为你自己”、自我满足革命、我不负责、我不受惩罚的“我”之一代（《梦想与梦魇》）；他们彻底颠倒了黑白，将文明礼仪、遵纪守法看作压抑人性、束缚个人自由的枷锁，把粗野无礼、流氓痞子行径当作光荣的时尚、把刑事犯罪份子看作反抗社会压迫的英雄。

    至于理想主义、批判当代资本主义的庸俗性、反物质主义、对穷人和弱势群体的主动关怀……这些美国60年代极左派的积极方面，我们的“八零后”几乎连边都不沾。

    公正地说，这不能归咎于“八零后”。“没有坏孩子，祇有不合格的父母”：“没有坏学生，祇有坏社会和不称职的学校”，“八零后”的整个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体系，完全是六四血腥镇压之后那个专制倒退加庸俗功利主义的江－李政权，和一部分丧魂失魄的痞子化庸俗化“精英”合谋制作的产品。道德滑坡、价值真空、灵魂失落，这是比其它经济、政治、社会、文化疾病更致命的精神的癌症，没有任何速效的药方或手术可以治疗，祇能靠几代人持久不懈、坚韧不拔的努力和积累。对这些社会疾病、尤其是抹煞一切是非对错标准的相对主义、虚无主义精神癌症的诊断和治疗，是决不能含糊其辞的。该模糊的要模糊，不该模糊的决不能模糊。

    在这个“谄媚多数的三位一体”的恶俗时代——这“三位一体”是：紧盯多数消费者钱包的市场经济、多数专制式的民粹民主、庸俗不堪的大众商品娱乐文化——最需要的不是那种民粹式的所谓“人民性”、“大众性”和极端平等主义，而是一种机会平等基础上的精英主义和贵族精神，一种“走最难走的路，作不受欢迎的少数派”，坚持原则、追求真理，不跟从流俗，反时尚、反潮流，特立独行的精神品格——“你们要进窄门。因为引到死亡，那门是宽的，路是大的，进去的人也多；引到永生，那门是窄的，路是小的，找着的人也少。”——《圣经》马太福音。

    （2008年5月9日－10日）

    （本文小标题为编者所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