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不明真相的群众”

（湖北）卫子游


“不明真相的群众”是中共处理危机的官话


    中共执政后，创造了许多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经典官话，在这些注定将遗笑千古的官话中，“不明真相的群众”一说，肯定最为举世闻名。每当发生大规模群体性反抗事件后要出台世界级丑闻时，“喉舌”们几乎总是要下意识地炒作这句话。1976年如此，1989年如此，当瓮安发生骚乱后，这句话又被抬将出来。在经过无数次重复后，现在每当听到这话时，我们通常都会下意识地意识到，共产党又遇到了麻烦，又要找替死鬼了，现在祇等着看撞到老共枪口上的是哪个倒霉蛋。

    “不明真相的群众”成为中共处理公共危机时必不可少的切口，或者称宣传策略，不是没有理由的。这里关系到执政党执政地位是否合法这个要命的问题。执政党以人民政权诳骗天下，又坚决拒绝人民选举，执政合法性全在于其“喉舌”制造出来的、子虚乌有的“得到大多数人民拥护”。发生群体性反抗事件，参加者都是人民，动辄数万数十万数百万的群众，群情汹汹，矛头直指执政党，共产党如果承认这么多人都反对自己，无异于告诉国内国外，有许多人民对执政党的统治极为不满，人民反对执政党统治是真实的。这就是向国人和世界承认自己的政权不得人心，间接承认执政党政权是违逆人民意志的政权。所以，从自身合法性着眼，执政党必须使用这招。祇有如此，才能勉强自圆己说，好在世人面前炫示自己的执政仍然“得到大多数中国人民的拥护”，反对者“祇是极少数”。

    这句话暗藏的另一个玄机是，为秋后算帐打伏笔。共产党相信法不责众，在历经“苏区肃反”、“延安整风”、“三反五反”、“四清”、“文革”等残酷的政治运动后，屠刀被无数头颅磨钝了，“政治运动”、“人人过关”、“发动群众斗群众”等老办法都成为过街老鼠，行不通了，现在要用这些招数惩办所有参加者，既不现实，也会留下许多更严重的后患，说不定还会反蚀自身。现在遇到大规模的反抗事件，专政机器的威力不可能发挥到百分之百，大多数情况下就祇有和稀泥，借助于权宜之计，得过且过，安宁一时是一时。在这种情形下，它就通过假定大多数参加者祇是不明真相的群众，不是执政党的敌对势力，用这招来为自己找个台阶下。既然确实发生了大规模的反抗，那么，就祇能把反抗事件说成是“一小撮别有用心的人”操纵煽动所致，与此相对应，事后追究“少数野心家阴谋家”的法律责任，也就可以顺藤摸瓜。这就为镇压找到藉口。数十年来执政党处理公共危机的模式无一例外，无不是事后找几个替死鬼，把那些在反抗事件中表现最积极的、最坚决的给杀掉，企图既收杀一儆百之效，又可向人民“交待”：你们看，反对执政党的确实祇是“一小撮”。


执政党制造“不明真相的群众”


    “不明真相的群众”说还有一个作用就是起到所谓“安民告示”的作用。共产党用这句话间接告诉那些参加反抗的人们，我们祇会杀几个，多数人不会有事，祇要你不顶风上，祇要你在风头上识时务，及时向共产党的屠刀低头就成了。同时也糊弄那些未参与群体事件的人们；不要不明真相跟着起哄，听我们的话，这才是真的，少数别有用心的人所说的全是假的，而实际上共产党拿出来要人们相信的才正是假的，所以说，实际上“不明真相的群众”是执政党拿来制造“不明真相的群众”的手段。

    尽管“不明真相的群众”说有许多炒用，但它的缺点也无人不知。最突出的缺陷就是破坏自身诚信。每次群体反抗事件中的参加者——除了围观者，可以断定几乎无一例外地就是冲着执政党而去的，我明明反对你，你却说我并不反对，这不是公然撒谎么？“不明真相的群众”这个短语，其实是个谁也不相信的鬼话。长期重复这些谁也不相信的鬼话，正是共产党丧失公信力的原因之一。

    它的另一个副作用就是为下一次反抗埋下种子，既然法不责众，和稀泥，不从根本上解决反抗，也就不可能清除反抗的种子。反抗的种子一旦遇到适宜的条件，就会在另一次群体事件中再次萌发。和稀泥的办法，对反抗姑息迁就，祇能把突发的火苗暂时浇熄，而不能熄灭尚在深处燃烧的火苗，这也就是所谓祇能治标不能治本，这就会在暗中积累矛盾。矛盾一次又一次不是消化了，而是压下来，反抗的种子就在执政党看不到的人心里生根发芽，最后的结果，一旦遇到某个突发事件，积累的民怨就会在瞬间爆发，大量无利益相关的群众自发参与到反抗中，像瓮安和重庆等地已经发生过的情形，正是这种情况的预演。

    愚不可及的官员们根本不明白，“不明真相的群众”表面看来是为群众开脱罪责，实际上包含有对人民尊严的侮辱。群众都是不明真相的，都是愚民，祇有你共产党什么都清楚？这个短语在侮辱人民时，还暗含了共产党的狂妄。单纯从知识的角度而论，群众不是不明真相，反倒正是最明真相的。每个人回应世界的知识，祇有每个人自己清楚，这种知识分散在每个人心里和生活中，根本就不可能被某个人或某个集团所完全了解。通过某些机构收集起来的信息，充其量祇是人们在某一个方面的相同或相似之处，不可能是信息的全部。大量的信息以分散的方式，由当事人自己所掌握或者甚至以当事人自己也说不清道不白的形式存在，你执政党如何知道？以这次瓮安事件而论，按贵州巡抚石宗源先生的说法，事件的真相是“瓮安当地‘一些社会矛盾长期积累，多种纠纷相互交织，一些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一些没有得到及时有效的解决，矿群纠纷、移民纠纷、拆迁纠纷突出，干群关系紧张，治安环境不够好’”，发生骚乱是“被少数别有用心的人员煽动利用，黑恶势力直接插手，公然向我党委、政府挑衅”。然而，真相真的如此么？一万多人参加，个个都是因为这些原因？这一万多人有没有公开说过他们是为什么参加的？有没有人仅仅因为反对共产党的统治而参加？有没有人仅仅因为厌恶你石宗源之辈而参加？你石宗源有没有对这一万多人作过全面调查或抽样调查？没有调查，在事发仅两天你凭什么就作此结论？如此武断的自以为是，就是真相？这种真相有几个傻瓜会相信？声称别人都不明真相，蕴含着自己最明白真相的说辞。可执政党果真就明白真相吗？瓮安这次，石宗源先生所说到底是不是全部真相，我无法否定也无法肯定，可是，每次出事后执政党拿出来说服世界的“真相”，都不能让人信服，却是无法否认的事实！


共产党不可能弄清真相


    换个角度看，共产党比群众更加不可能弄清真相，公众若是想从共产党那里获知真相，则近乎痴心妄想。这里面主要存在信息滤过的问题和舆论操纵的问题。一般来说，所有的多层级决策体制，都存在因为逐层信息传输所带来的信息失真问题。而这个问题在共产党这里，因为还要加上故意的信息过滤和人为操纵，失真更加严重。由于实行严密的信息管制，共产党高层没有直接接触民意的可靠管道，其决策无法立足于真实民意，必须借重于所谓的“调研”，祇能通过基层逐级上报来的资讯才能了解到具体情形，导致中央决策时对基层信息产生严重依赖。基层虽然对事实接触最多，但为了避免引火烧身，无一例外，总是设法将那些有可能给自己带来灾祸的信息过滤掉。基层端给上一层看的，充其量祇是一些有利于自身而不利于冲突中另一方的信息。在共产党里，一层骗一层一级哄一级的现象不是偶然，而是地球人都知道的普遍存在的事实。由于瞒和骗的大量存在，信息从基层逐级上报到中央时，离所谓的真相已是相隔十万八千里，经过多层倒手后，黑的成了白的，白的变成了黑的。基层通过这种信息过滤和操纵，事实上往往能玩高层于股掌之中，所谓的英明伟大正确的中央，有时不过祇是任凭基层官僚们奸污的那玩艺，像前些年中广东番禺太石村那样的，中央为基层小官僚们背黑锅，政治局为下面黑社会势力当黑后台当免费打手的现象屡见不鲜。不仅如此，即使完全失真的信息，到了高层后，裆中央及其宣传机器出于自身合法性和舆论导向方面的需要，还要追加增、减、变等处理，最后公众看到的所谓真相，已经全都不过是人为制造的假像。这个方面，历史为我们提供了无以数计的这种真假莫明的事例，如果我们相信执政党提供的真相，中国的亩产在60年代就早达到了50万斤，孙志刚则是死于心脏病，1989年已经过去19年，到底死了多少人，谁下令杀人的，死者姓甚名谁，至今都是个谜，人民至今不明真相。

    按“不明真相的群众”之说，人民总是不明真相，政府总是明了真相，好像祇要当了官就能明白一切真相。然而，所有当过官的人无不心知肚明：场面上说的那些话，没一句是真的。


「附」

贵州省委书记石宗源的讲话


    人民网贵阳7月3日电（记者孙海涛）因为对“6.28”事件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瓮安县公安局政委、局长今天被省委书记建议免去党内及行政职务。

    在贵州省委今天召开的瓮安“6.28”事件阶段性处置情况汇报会上，省委书记石宗源指出，这次事件，表面的、直接的导火索是李树芬的死因，背后深层次原因却是瓮安县在矿产资源开发、移民安置、建筑拆迁等工作中，侵犯群众利益的事情屡屡发生，而在处置这些矛盾纠纷和群体事件过程中，一些干部作风粗暴、工作方法简单，甚至随意动用警力。

    他们工作不作为、不到位，一出事，就把公安机关推上第一线，群众意见很大，不但导致干群关系紧张，而且促使警民关系紧张。加之有的领导干部和公安民警长期以来失职渎职，对黑恶势力及严重刑事犯罪、群众反映的治安热点问题重视不够、打击不力，刑事发案率高、破案率低，导致社会治安不好，群众对此反应十分强烈。

    石宗源说，这次事件中，黑恶势力正是利用群众的这种不满情绪挑起事端，公然挑战国家法律的尊严和权威，借机扰乱社会、趁火打劫。因此，这起事件看似偶然，实属必然，是迟早都会发生的。对此，瓮安县委、县政府、县公安局和有关部门的领导干部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这里，首先建议免去瓮安县委常委、县委政法委书记、县公安局政委罗来平和县公安局党委书记、局长申贵荣的职务，请按程序办理。并请纪检监察部门按照《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查究瓮安县委、县政府主要领导和有关领导的责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