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3.14到6.28

（重庆）郭子宽


    6.28 瓮安事件好像已经真相大白。７月８日公布的第三次尸检报告和前两次一样，小女子系溺水身亡，并无任何奸杀迹象。然而，县委县府和公安大楼被围被烧的事件，绝非一个尸检证明而够解释得清楚，也不是几个官员的免职就可以为这起打砸烧事件画上句号的。

    “打砸抢烧”：官方对６。２８瓮安事件的定性和对３。１４拉萨事件的定性口径相当一致，而地方长官气势汹汹地要严惩罪犯的强硬作风也如出一辙，还有就是邀请外国媒体进行采访报道和当众进行第三次尸检一样，也同样在试图赢回公众的信任。

    如果３。１４事件由于涉及到汉藏民族关系（胡锦涛却说不是民族问题，不是宗教问题，而是分裂与反分裂的问题），汉人在“民族大义”之前无法对“西藏独立运动”（其实是Ｆｒｅｅ　Ｔｉｂｅｔ）进行公正的评判（于是王千源成了汉奸和“最丑的女留学生”），那么，这次贵州瓮安事件再次给了一个客观检讨中国社会存在问题的机会。

    为何人民公安、人民政府成了人人喊打的过街老鼠？不明真相的百姓，为何总不明真相？黑恶势力为何总要插手这类群体性事件？群体性事件怎么就成了要当地政府千方百计要杜绝的事端？有媒体、有警力的政府，怎么就不能像黑恶势力一样来“利用”不明真相的百姓？

    有媒体说瓮安事件暴露了政府的信任危机。其实，哪里是信任危机，根本就没有信任可言。在中国大陆，这种官民之间信任何曾存在过？大家各按其命，各谋各的营生罢了。信奉“枪杆子和笔杆子”的政府，哪里需要信任，甚至从来就不曾惧怕过民怨沸腾，所惧怕的祇是群体性事件，要维护的也祇是社会（统治）稳定。各级官员拦截上访、竭力消除群体性事件，祇是因为这种事端关系到自己头上的官帽子。然而，一个民怨沸腾的社会，不解决根本的问题，祇注重表面的歌舞升平，怎么会没有事端？

    没有信任，但政权要照样运转，凭藉的便祇能是国家机器和“暴力”统治。人民警察首当其冲，成为弹压移民搬迁、矿权纠纷和国企改革矛盾引发的群体性事件的有力工具，而警察作为政府机关的一个组成部分，当然也同时凭藉权力，作威作福。

    虽然党中央号召立党为公、执政为民，虽然党国领导人说利为民所谋，权为民所用，情为民所系，但是那祇是一种说辞，一种宣传，一种表态。哪个官员不知道自己的乌纱来自上司来自党？小小的老百姓，不过是谋求生存，哪里有机会管国家大事？孩子有个好成绩，考上大学才是改变命运的开始，如果能够考上公务员，才真正进入了另一个官的阶层（每年多少人为公务员考试而挤破头，而哪怕做村官也是一个新起点）。即便是黑恶势力，也是生长在这片土地上，由于官府的“不作为”（石宗源语）而慢慢滋长，得风得雨。一个黑恶势力横行的地方，恰恰说明了政府的为虎作伥、狼狈为奸。而警匪一家，几乎是一个人人皆知的常识（被免职的瓮安县公安局长，接受媒体采访时也坦诚警察和黑帮有勾连）。

    政府官员没有能力，政府机构不被信任，黑恶势力应运而生，呼风唤雨，老百姓祇能依靠双手在红与黑的狭缝中谋求生存。库区搬迁、矿权纠纷、国企改制，当然还有计划生育、宅基地、小孩的上学和找工作，城管执法、物价疯长、在中国生活过和工作过的人都知道，问题重重，矛盾累累，谁没有怨言，谁没有冤情？

    一个少女蹊跷的死了，一群“不明真相”的人聚在一起了，要求严惩凶手的要求提出了，“斩木为兵，揭竿为旗，天下云集响应，赢粮而景从”（语出贾谊《过秦论》），这对于生活无着的老百姓而言，有什么错呢？

    （党和）政府无法取得百姓的信任，祇能是（党和）政府的错。 （党委和）政府成为人人喊打的机构，也祇能是（党委和）政府的错。

    是谁说要做人民的公仆，为人民的服务啊？仆人服务的不好，主人就不能批评？仆人不接受批评，主人就不能动动“家法”？可怜的还是主人家，家法也祇是最原始的砖头和瓦块。

    （党和）政府的错误，不能自己想改就改，自己想怎么改就怎么改。因为这样的改法，同样无法取得人民的信任。

    好像媒体公开了，报道自由了，但人民活在恐惧中的状态没有改变。７月９日，在网络上登陆ｗｗｗ。ｇｏｏｇｌｅ。ｃｎ，查找“瓮安县”地图，居然是“不支持”！而在官方成立的危机处理小组中，有关人员也坦诚有十几个人，专门上网跟贴，引导舆情。在这种引导下，真相怎会大白？

    19年前，不也是有学生要和政府对话，形成占据北京天安门广场的群体性事件？为了镇压“暴乱”和抓住“黑手”，那可是动用了野战军和装甲车的。现在，黑恶势力又利用不明真相的百姓，不镇压行吗。

    尸检报告出来了，真相大白了，可是老百姓会不会仍旧不明真相？

    要犯罪嫌疑人自证其罪，很难，要一个污点证人取得陪审团的信任，更难。

    公道自在人心，哪怕是不明真相的人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