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南海面临危机

（浙江）昝爱宗


    中南海遇到了前所未有的危机，地方势力膨胀，割据一方，北京随时都一可能丢掉作为国家首都对全国的控制权。

    中国的大省若是欺负中南海，或不拿中南海当回事，中南海还真拿它没办法。此前人们说“政令出不了中南海”，这一说不准确，中南海的政令时刻都能出中南海，关键是对地方有用的就当作政令，拿鸡毛当令箭；对于无用无益的，自然不当一回事。中南海不是宪法法院，中南海也不认同司法独立，更严禁军队国家化，媒体也都是同一种声音，当一个个诸侯在经济上不需要中南海的时候，不仅仅是“政令出不了中南海”，而是中南海已陷入失去全国控制权的危机，政令不是法令，权威性和可操作性都差，中南海差不多到了刘阿斗治蜀的地步——其实是阿斗被他人治，自己什么也做不了主。

    今年5月，温家宝在四川大地震前线指挥救援时说了这么一句话，“是人民在养你们，你们看着办吧”，多么无奈，多么伤感，一个大国总理指挥不了救援队伍，温家宝到四川到底是帮忙还是添乱？

    我们再看温家宝欣赏的总理周恩来，他在“九一三”事件时直接报“我是周恩来”的大名，下口令关闭全国机场，军方尽管有情绪但还是立即服从命令，执行“禁空”。这个大管家确实有大管家的权威，而温家宝这个小管家，却连周恩来的一半权威都没有，如此虚位总理，岂不造就虚位中南海权力成“耳旁风”？

    再看温家宝在1989年时服务的上司、时任总书记的赵紫阳，当年他的权威就是中央电视台、《人民日报》等舆论基本上都控制在他的部下手里。可今天的温家宝，同样的《人民日报》，却破天荒地在今年9月28日刊登一篇纪念前副总理、上海帮重要成员黄菊的文章“黄菊同志在国务院工作的日子”，称“恪尽职守、鞠躬尽瘁”，黄菊去世时新华社还称他“为党和国家事业的发展殚精竭虑”。该文盛赞去世的副总理，从另外角度看分明是指责现总理没做好工作。中南海的喉舌《人民日报》难道成了“上海帮”的喉舌？

    温家宝在《人民日报》上到底有多少权威，看看报纸就可以知道。温家宝在《人民日报》上有两篇文章，一是诗歌《仰望星空》（2007年9月4日），另一篇是《关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历史任务和我国对外政策的几个问题》（2007年2月27日），提到共产党从不认同的“普世价值”，比如把“逐步实现社会公平正义”和“解放和发展生产力”放到同等重要的位置，共同构成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两大任务，“要大胆吸收和借鉴人类社会创造的一切文明成果”，“科学、民主、法制、自由、人权，并非资本主义所独有，而是人类在漫长的历史进程中共同追求的价值观和共同创造的文明成果，社会主义制度与民主政治不是相背离的”。可随后不久，一直遭受理论界的攻击，“普世价值”成洪水猛兽，几乎使温家宝抬不起头来。

    黄菊未去世之前，陈良宇一直是党内“同志”。幸亏黄菊胰腺癌发作不治于2007年6月2日去世，才少了一个障碍，此年7月26日中共政治局开除陈良宇出党，否则胡温真不知道该如何收拾陈良宇，此事可见黄菊的影响力丝毫不比温家宝差。

    更令胡温中南海逊色不少的是江泽民的排名，自2002年底以来都是第二位。明眼看是政治局九常委，实际上排序是10个人，江泽民是排名第二的不是常委的常委。

    有人戏言，胡锦涛提升官员可能不遇什么阻力，但若撤几个官员，恐怕就不那么容易了。由陕西调到山东担任省委书记，没多久就带病提拔到中央的李建国，稳居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和秘书长高位。《炎黄春秋》杂志今年第6期刊文揭露他治下的陕西及其本人腐败透顶（炎黄春秋杂志的标题是《“带病提拔”症结何在》），嘲讽这位“第一书记”现已高升为“国家领导人”。尽管通篇没点名字，但几乎明白人一眼就看出，但胡温也祇能装糊涂了。

    陕西华南虎事件，触目惊心的纸老虎，骗了全国人民，可陕西公然挑战中央实行司法管辖权，所谓“独立审判”，最后也不过是“柿子挑软的捏”，判不懂摄影、甚至不会用闪光灯的农民周正龙两年半刑。最高司法装聋作哑，中南海也当这个事情没有发生了。

    再看上海杨佳杀死警察案件，上海警方和司法机构秘密进行“公开审判”，中南海简直成了受气的孙媳妇，不敢对贾母说什么话，也不敢对王熙凤说什么话。不过，中南海可以学习阿Q自我安慰，明明自己挨了打，却说“儿子打老子”。对于上海来说，杨佳案上海审理对上海有利，当然必须要在上海审；若是在北京审理有利，那么上海就可以让“政令出中南海”了。

    拿最近的三鹿毒奶粉事件看，分明是中南海被地方牵着鼻子走，地方官员如何说，中央也如此为地方背书，基本上没有大的分歧。最后，中央需要几个替罪羊，就顶住压力撤下质检总局局长、石家庄市书记、市长，这也符合河北省的利益，无非是联手保一方平安。但毒奶粉上报中央的真相又在哪儿呢？反而成了一笔糊涂账。是地方刻意隐瞒，还是中南海也加入隐瞒的行列？详情恐怕祇有他们自己知道了。

    胡温上台之初，广州发生震惊之外的孙志刚事件，胡温也不过是借机废止了一部早该废止的收容遣送条例。而臭名昭著的严重侵犯人权的《国务院关于劳动教养问题的决定（1957年）》、臭名昭著的暂住证制度、禁止迁徙自由的户口制度，遮羞布般的信访制度，霸道的城市拆迁和农村征地制度，黑社会化的城管制度，却一直超越法律和宪法。

    北京的权威面临挑战，其实不是一天两天了，就华南纸老虎事件看，尽管名义上是中南海的中央组织部有对陕西省书记、省长的任免权，但纸老虎事件是陕西司法部门管辖的，领导的领导不是领导，下级的下级也不是下级，中央组织部根本就管不了陕西厅级一下干部的任免，又加上地方保护主义猖獗，利益集团坐大，地方权力搞割据，说正在“温水效应”的胡温体制正丢掉北京的控制权，丝毫不夸张。

    记得有一次我在一个省城访问一个厅级单位的官员，他办公室的桌子上电话响起来，他一看开店显示是北京的电话号码就拒绝接听。我又看见一县城某科级局的办公室主任用手机接听北京打来的电话，说“对不起我在开会”就挂了，其实他没有在开会，祇是不愿意接听北京的电话，因为“打电话的都是骗子，骗钱的”。看来，戏剧里说“洪洞县无好人”，恐怕中南海里也剩下不几个好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