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一届三中全会前后的权力斗争与改革开放的启动

（北京）杨光


十一届三中全会没有启动改革开放


    30年前，1978年的12月18日至22日，中共召开了为期5天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在全会之前，刚刚召开了一场长达36天的中央工作会议。在全会之后，又马不停蹄地召开了一次政治局会议。后来，人们将这三场连轴转的会议统称为“十一届三中全会”。随着时间的推移，十一届三中全会逐渐变成了一个政治神话，被冠之以“改革开放的里程碑”、“中国当代历史的伟大转折”。由此，1978年也就被追认为中国改革“元年”。照此算来，今年是改革开放30周年，是该纪念一下了。或者，是该祭奠一下了。

    但是，这个公认的改革纪年法其实大有问题。事实是，“改革”并不是十一届三中全会的议题，更不是全会的“主题”。在1978年底那三场前后衔接的高层会议上，中共大佬们既没有讨论、也没有制定、更没有通过有关“改革”或“改革开放”的“路线方针政策”。

    在那个年头，“改革”、“开放”还是中共政治词典里的生僻词：三中全会的公报中祇有两处提到“改革”（文革期间九大、十大的政治报告也都曾提到“改革”，所以，这两处“改革”谈不上有多少特殊意义），没有提到“开放”；在邓小平那篇《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的著名讲话（这篇讲话被视作三中全会的纲领性文献）中也祇有4次提到了“改革”，同样没有提到“开放”。邓小平说了一句带有鲜明邓氏语言风格的“狠话”：“如果现在再不实行改革，我们的现代化事业和社会主义事业就会被葬送。”但尽管如此，邓小平这篇讲话却没有“吹响改革开放的号角”。因为邓当时更关心的是除旧、而不是布新，他最想做的事情还不是改革，而是与华国锋争夺对“完整、准确的毛泽东思想”（或“毛泽东思想精髓”）的阐释权、对高层权力分配的主导权。所以，邓讲话对“改革”祇是轻描淡写、一笔带过，可谓言不及义、语焉不详。大体上，这一时期邓小平所说的“改革”既沿袭了文革时期这一概念的用法（比如“改革与生产力不相适应的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也与他1975年惯用的“整顿”、“调整”涵义相近。邓所表达的祇是一个笼统的想法：一种走出当前困境、终结文革灾难的空泛愿望。——总而言之，三中全会时期的邓小平和中共中央还远未形成明确的改革思路和可操作的改革方案。在三中全会的重要文献中，祇有“改革”的祇言片语，我们没有发现关于改革的任何理论或路线，更没有发现有关改革的任何方针政策。因此，我们不能认定三中全会曾经特别强调过、或者特别关注过“改革”，当然，我们更没有理由断言这次全会是一场“改革开放的动员大会”。

    与36天的中央工作会议和1天的政治局会议相比，5天会期的中央全会显得平淡无奇（大概唯一可以称奇的是这次“不扩大的”全会居然违反党章让9个不是中央委员的“老干部”以委员资格参会）。除全会公报外，三中全会一共讨论、通过了以下3个文件：《中共中央关于加快农业发展若干问题的决定（草案）》、《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试行草案）》、《1979、1980两年国民经济计划》。需要特别指出的是，这3个文件均毫无改革气息，文件强调现行农村体制（即“人民公社三级所有、队为基础”的体制）要“稳定不变”，甚至还明确宣布：“不要包产到户”，“不许分田单干”。对于那些相信三中全会改革神话的人来说，这些措辞多少会有些令人意外。显然，即使我们不去追究这几份全会文件“阻挠改革”之罪，那么至少，应该实事求是的说，三中全会对农村改革的发动没有丝毫实质性的贡献，它与当年年底从小岗村自发启动的土地大包干改革扯不上太多的瓜葛。所谓“十一届三中全会为农村改革破题”这一广泛流行的说法应属无稽之谈。实际上，农村改革是在农民、地方官员“非法”实行了1年多以后才获得中共中央的暧昧认可，到了1982年“一号文件”之后才在全国迅速展开的。


“工作重心转移”也不是十一届三中全会的“转折”


    那么，十一届三中全会为什么成了中共的改革神话？究竟发生了哪些事件，使之成为众所公认的“伟大历史转折”呢？对此，有一个说法是，三中全会“实现了全党工作重心的转移”。但这个说法其实也不能成立。

    “工作重心转移”是由邓小平提议、华国锋确定为中央工作会议增设的一个议题（其他议题有3项，讨论两个农业文件、一份两年计划和李先念的一个讲话）。但这是一个当时已经无人反对、无需讨论因此也就无人真正关注的议题。在华国锋掌权之后不久，“全党工作重心”未经宣布早已悄然转移，三中全会不过是马后炮，谈不上“重大突破”，更谈不上“伟大转折”。“粉碎‘四人帮’”之后，“华主席、党中央”将“四个现代化”作为最突出的国家战略，华氏提出“大量引进”、“全面跃进”，包括“三分之一的大寨县”、“十个大庆”、“二十个宝钢”、“1980年实现农业机械化”等一系列颇显急躁的短期经济目标（中共党史讥称为“洋跃进”）。在中共十一大上，华国锋正式宣布“第一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已经胜利结束”。这位“英明领袖”虽仍然在口头上坚持“以阶级斗争为纲”，但实际上，此人并不是“阶级斗争”的行家里手，既缺乏对“阶级斗争”的内心热情，也明显缺乏在“阶级斗争”中取胜对手的实力和本钱。所以，华国锋理所当然更热衷于在“四化建设”上建功立业，而不是在“阶级斗争”中显拙露短。——当然，公开宣布的“重心转移”比祇做不说的“重心转移”要扎实可靠得多，但是，若尊重史实，我们就应该承认，“工作重心转移”并不是十一届三中全会的“转折”。

    在那40多天的会议里，真正引起了争议和交锋、实现了突破和转折的，不是党内已有高度共识的“重心转移”，而是“高级炮手”陈云“突然袭击”提出的一串“历史遗留问题”。当时没有任何实职实权的中共元老陈云脱离正式议程在会上“放炮”，要求中央为“天安门事件”平反，为“六十一人叛徒集团”、彭德怀、陶铸等人翻案，还要求清算毛泽东的“肃反专家”康生。这些全是高度敏感的政治问题，是威力十足的“重磅炸弹”，桩桩件件均与毛泽东直接相关。解决这些问题当然符合国情民心，却必然导致对毛泽东和文革的具体否定，也会间接危及华国锋的“接班人”地位。对于陈云的突然发难，华国锋难以招架、措手不及，于是，会议爆场，“畅所欲言”，群情沸腾，一片哗然。陈云的发言在各分组会上得到热烈响应，胡耀邦、万里、王震、萧克等全力支持，聂荣臻、杨得志、陈丕显等人进而提出了四川“产业军”、武汉“七二0”、上海“一月风暴”等更多的“历史遗留问题”。与会代表拒绝按华国锋的要求回到既定议程，这样一来，“中央工作会议”摆脱了“中央”的控制，“向前看”变成了“向后看”。由于心中有气的“老干部”、愤愤不平的“文革受害者”在会上占居主流，以华国锋为代表的“文革受益者”处于明显劣势，所以，超过150万字的会议发言几乎一边倒，华国锋的理论观点、干部政策、宣传政策、经济政策甚至个人资历、任职能力均受到旁敲侧击的责难，华的主要政治盟友副主席汪东兴、中宣部长张平化等人则因阻挠冤假错案平反和“真理标准讨论”而受到了指名道姓的围攻。

    这里，我们附带说一下三中全会的“对立面”华国锋，两年前，他还是当仁不让的政治英雄。毛泽东认为华“忠厚、不蠢”，是个“总认为自己不行”的“老实人”。叶剑英则说，“‘英明领袖华主席’是我提的，他当之无愧。这个事情（指秘密抓捕”四人帮“）祇有华国锋能这么干。周总理在世干不出来，小平也干不出来，我也没有想到有这么一下子。”关于华国锋“拖延”邓小平复出的问题，叶剑英说，小平这个人哪，不甘寂寞，擅权，他一出来就会喧宾夺主，就显不出华主席来了。（见熊向辉之女熊蕾的回忆）邓小平对华国锋的评价是“缺乏能力，不能胜任”、“祇是一个过渡，他本身没有一个独立的东西，就是‘两个凡是’”。而在于光远、胡绩伟等人的回忆中，华的形象则是待人宽厚、礼贤下士、出言稳重、处事温和。这些评价各有其道理。但全面来看：华国锋并不“老实”，他祇是比绝大多数中共高官要老实一些；他是一只牙齿不够锋利的老虎，得势时害人较少，失势后得以善终（这也说明他的对手不太忌惮这个“老实”、无害的“废帝”）；华国锋很有自知之明，他知道自己权力虽大却没有根基，不得不依赖毛泽东的余威，而毛的余威既成全了他、又最终拖垮了他；他之所以用政变手法“粉碎‘四人帮’”，是为了获得对“毛主席临终嘱咐”的独家发布权（毛死后华国锋最害怕的人物莫过于毛远新、江青，最害怕的事情莫过于毛远新要到十届三中全会上传达他所不知情的“临终指示”，所以，不抓“四人帮”他不敢开中央全会），他之所以宣扬“两个凡是”，是为了永保对“旗帜”和“刀子”的独家使用权；华国锋缺少人脉、没有远见、不擅权谋，“缺乏中央主席所必要的政治能力和组织能力”（见1980年12月“政治局通报”），所以他不够自信、没有底气，权大威小、不敢霸道，他开会往往压不住场，表态往往吞吞吐吐、模棱两可，遇事往往和稀泥，这注定了他比毛邓更适宜于“党内民主”。事实上，1978年也是中共党内有史以来最“民主”的一年。华国锋最大的错误是不明时势变化、不识党情民心，在“天下苦秦久矣”、全国人心思变的年月，他却忘乎所以、固步自封，当毛泽东思想、“阶级斗争”已在党内、社会上脱魔、祛魅，他仍不愿意更换他的权力护身符，还误以为那是战无不胜的“旗帜”和克敌制胜的“刀子”。


十一届三中全会引爆高层权力斗争


    1978年中央工作会议的结果是：汪东兴丢盔卸甲，华国锋空前孤立，陈云一鸣惊人，邓小平摘桃揽权。随后，在三中全会和会后的第一次政治局会议上，陈云、胡耀邦、胡乔木、王震等人权力上升，张平化去职，汪东兴则被削去中办主任、警卫局长、8341部队政委、毛着编办主任、党校第一副校长、中央专案组长等一干实职。一年多后，1980年初的五中全会上，毛泽东的晚年宠臣汪东兴、陈锡联、纪登奎、吴德去职，胡耀邦、赵紫阳升任常委。两年以后，1980年底中央政治局连开九次会议批华，在中共大佬中，祇有叶剑英、徐向前婉转挺华（叶曾主动替华承担责任并试图以自己辞职保华过关），其他人则都希望华国锋出局。1981年六中全会华国锋正式下台，胡耀邦任中共主席，邓小平任军委主席。

    显然，十一届三中全会的真正“转折”，在于引爆了一场高层权力斗争、启动了一场对中国未来影响深远的权力分配。后来，中共官方对十一届三中全会的“伟大转折”又增加了一个新的解释：“十一届三中全会确立了邓小平同志在全党的领袖地位”（另一个表述是：邓从此成为“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的核心”）。但这种解释既夸大了邓小平的个人作用，也没有厘清三中全会与改革开放的关系，这似乎是说：1978年之所以是“改革元年”，就因为它是“邓小平元年”。


三中全会前后的权力斗争与改革开放的关系


    无疑，邓小平是十一届三中全会的最大获益者，但邓本人对三中全会贡献甚微。当邓小平从东南亚访问归国时，中央工作会议最热闹的前5天已经过去，这时，会场内外的攻守形势已经翻转，胜负已无悬念。为了跟上形势，邓小平匆忙否定了胡乔木为他起草好的讲话稿，改由胡耀邦、于光远另行组稿。此事说明三中全会的政治进展超出了邓的预期，不是邓小平主导了三中全会，而是三中全会主导了邓小平。邓小平的真正作用不是登高望远、领袖群伦，而是接收战果、打扫战场、收拾残局。当年邓在中共权力场上有其独特优势，他在文革中几度被“打倒”的经历、他与“四五运动”的暧昧关联，使得早已厌弃了毛氏极权体制的体制外精英对他抱有一种复杂的期待，也使得吃尽了毛泽东文革苦头的党内精英对他怀有更多的信任。简言之，1978年的邓小平刚好在正确的时间、正确的地点，处于最有利的位置之上。而与邓小平相比，主持平反和“真理标准讨论”的胡耀邦，10年不发言、发言惊四座的陈云，他们对三中全会的局势变化做出了更有实质意义的贡献。而华国锋的贡献更是不可不提，他的贡献还是双份的：一是“十月政变”兵不血刃颠覆了毛氏亲信集团，为三中全会的到来清障开道，二是78年以后顺从时势、相忍为党，为减低中共权争的残酷性、破坏性再立新功。

    虽然十一届三中全会并没有启动改革开放，但是，三中全会之后，中国的变化确实加速了。几乎与三中全会同时，中国发生了两件对改革开放影响深远的大事，一是安徽小岗村18个农民按下血手印搞“大包干”（协议的主要内容是要求对上面的人保密，“谁讲谁不是人”，如果队干部坐牢，其小孩由全队社员共养），二是中美建交、邓小平访美。与三中全会相比，这两件大事对改革开放才真正具有指标意义。中国的改革与开放是从两个方向发动起来的：小岗村事件在当时是对现行体制的反抗行动，它生动地说明，初期改革的发动不仅不是中共、邓小平的功劳，相反，它是由一批反中共体制的人在各自的领域自行发动起来的。小岗村的农村改革如此，“民主墻”的媒体改革也是如此，二者所不同的祇是，前者后来被政体吸纳招安，后者则被当局打击排斥。而中美建交则拉开了中国对外开放的大幕，仅仅几个月后，蛇口工业区创立、广东福建筹办特区、全国人大通过《合资企业法》。与改革不同，对外开放最初是由政府主导，后来才逐渐形成由点到面、由边缘到中心、由官方到民间的大开放格局。大体上，中国的改革与开放走的是两条不同的路径，改革是从体制外、从民间启动，后来转为政府接管，再后来转为“权贵”操办，而开放则是最初由中央推动、地方经办，后来转由民间社会、民营企业、“三资企业”成为开放的主体。今天改革与开放的不同局面，与这两条不同的路径具有一定程度的因果关系。

    为什么三中全会之后改革开放得以逐步启动呢？这当然也不完全是巧合。这涉及到高层权力斗争与社会、经济局势之间错综复杂的互动关系。事实上，正如没有纯粹的路线斗争一样，也没有纯粹的权力斗争。一方面，权力斗争之发生、权力分配之改变不是孤立的高层政治现象，往往是因为社会的紧张、经济的困顿削弱了当权派的势力，增强了权力觊觎者的信心，另一方面，权力斗争的胜负、权力结构的变化，也会改变体制外民间力量的生存条件和活跃程度，对某些自发性社会行动起到或激化、或压抑的作用。以此而论，我们也就不能说十一届三中全会与改革开放毫无关系——至少，它们仍然具有间接的联系：三中全会的权力斗争给中国社会、体制外力量发出了一个变革将至的模糊信号。

    通观1979年以来中国改革与中共权力斗争之相互关系，我们可以得出一些初步的结论：第一，每次重大的权力斗争之后，往往会伴随相应的改革变更——或有大的改革举措出台、或有大的改革事项搁浅、或有重要的改革方案修改。可以说，权力斗争的变数是改革变速或转向的先行指标之一；第二，每当重要的改革项目惹出麻烦、遭遇失败，往往会引爆比较激烈的高层权力斗争，这意味着，失败的改革是权力洗牌的最好理由。如果改革的主动权不回到体制外、公民社会手中，改革与权争之间的这种关联仍将不可避免。

    再回到十一届三中全会与“改革元年”的问题上，让我们作一个总结。从1976年“四五运动”、毛泽东驾崩，到1978年的“真理标准讨论”（顺便提一下，“真理标准”讨论表面上是针对一个幼稚“理论问题”的哲学秀，实际上它是一场中共高官重新站队排序的政治秀）和三中全会，中国发生了许多重要的政治与社会变化。择其要者，有以下几点：第一，毛的自然死亡和毛氏亲信集团的覆灭，使得毛的神性消散、毛泽东思想的“万丈光芒”迅速收敛，虽然程度有限，但对于中共局部调整毛式体制已经是足够了；第二，一大批文革受害者重新获得权力，这使得毛式极权体制的权力结构发生了局部的解构和变异，虽然程度有限，但对于中共上层展开一场权力斗争也基本足够了；而更加具有决定性意义的，则是第三，由于五类分子摘帽、冤假错案平反、知识分子地位上升、理论界“思想解放”等事态的进展，中国的社会结构（尤其是精英结构）迅速变迁，民间社会空前活跃，体制外的政治参与急剧扩大，这就对中共政体形成了巨大的压力和动力。在此情形之下，中共高层不得不顺应时势，以实现对体制内新兴势力和体制外政经力量的部分吸纳和局部同化。经过十一届三中全会期间的权力斗争，吸纳和同化得以完成。对中国来说，这可能是一种幸运——因为如果社会的整体变化得不到中共的顺应，那么，它可能会以激烈的民间反抗或地方反叛的形式爆发，后果难以预料；同时，这也可能是一种不幸——因为来自社会的巨大变革力量被一场高层权力斗争所吸纳、化解，这又导致即将到来的变革被权力所劫持，其深度与广度都会受到严重的局限。

    （2008-10-2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