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彪富歇异同论

（北京）刘自立


一、从富歇废除私有制到文革


    法国革命和文革有无可比性是一个问题.这个问题带来无限延伸。其同其异，简直天壤有别，却又含带人类本性的很多共同迹象。就像我们考证和认识基督教末世论，复活论或者他的本体论和认识论一样，我们会发现，其实早在基督生死几千年以前，这些神话仪典和祭祀大庆，就在世界的东西南北开始成型演化。关于其中的革命性质，就是依靠屠杀牺牲带来新年展望，以便使死转活——其中的代价就是杀人，贡献.这个东西，后来就成为革命之爪伸向宗教的一个仪式。这个仪式，一开始是祭祀，后来成为杀戮异教徒，再后来就成为杀死革命之敌。

    这个共同仪式或者革命任务，就是以一部分人为“正确”一方，在他们以后成为“错误”一方的时候杀死他们——宗教的提法就是他们的解放和超脱，要以他们中人来祭祀神帝，于是，甚至一些神职人员自己也甘愿上断头台.但是一般情形是，祭祀们要指定非其身属的其他人或者奴隶上断头台.这样在上帝或者魔鬼的召唤下，很多人，一代代无辜者成为血祭的牺牲。到了这样一个时代，罗伯斯庇尔要毁灭这个宗教的血祭，就是用革命和革命敌人的身体——于是，血祭转了一个圈子又回来了。

    列宁主义或者毛主义革命，就是这个在20世纪“回来”的无神论血祭；其宗教或者伪宗教特征，同样是造神，供奉牺牲，杀人如典，如狂欢.我们记得在文革初期那种莫名以状的恐惧和兴奋俱在的文革心态.这个心态的始作俑者是谁？就是林彪。他的血祭大典起始于他制造毛主义和毛本人的神话。这个东西和法国革命时期里昂的雅哥宾俱乐部主席富歇的杀人祭祀——富歇是为了革命党徒的报仇雪恨——没有什么不同。一个是说上帝死了，革命是神；一个说孔孟死了，毛是神。东西方雷同，是革命和杀人仪式发出的最初信号。这个信号的专利者，是林彪和刘少奇——刘煽动的毛崇拜还是在党内，林宣传的对象是全国甚至全世界。

    就杀人革命而言，说法国革命是所谓资产阶级革命祇是说对了一半。茨威格认为在法国革命期间，甚至在世界范围内首次提出共产主义概念者，是后来成为拿破仑警务部长和伯爵大人、甚至成为拿破仑垮台后法国权利第一人，享有2000万资产的前革命者，弑君者和亵神者约瑟夫。富歇本人。

    茨威格说，共产主义概念是富歇第一次鼓吹，而非马克思或者巴贝夫或者以后的什么人首创的。“约瑟夫。富歇同革命的带头人罗伯斯庇尔和丹东大异其趣。罗伯斯庇尔和丹东还恭而敬之地宣布私有财产‘不可侵犯’；而富歇在宗教和私有财产问题上胆大妄为：他制订了雄心勃勃的、激进社会主义的、布尔什维克式的纲领.近代第一个公开的共产主义宣言，其实并不是卡尔。马克思那个最著名的宣言，也不是乔治。勃赫涅尔的《Hessische Landbote》（《黑森信使》），而是社会主义史册上几乎没有提及的《指令》。此项指令虽然是由科洛－德布瓦和富歇共同签署，但肯定是出自富歇一人之手。”这份宣言或者指令说：“革命是为了人民进行的。所谓人民，不得理解为由于富有而享有特权、占有生活的一切欢乐和全部社会财富的阶级。……倘若我们始终祇是嘴上谈空谈平等，而实际上，人与人之间因贫富悬隔而怕判若云泥，那么，革命便是对人民的欺骗，亵渎了人类。”他说，“每一个人，祇要他们占有的东西超过最必须的限度，……因为任何多余物资都是对人民权利的公然践踏。多余物资在个人手里祇会被滥用”，共和派鄙夷的金银要交给国库及其军队：“每个共和派祇需要武器，面包和四十艾居”……！！！（S.茨威格 《富歇传》）


二、正确与否的历史妄论


    在富歇恬不知耻加智慧圆融的权术操弄全过程里，一个革命概念被转换成为共产主义，再转换为专制主义和保皇主义，都是不成问题的机会主义策略。他可以在处死路易十六的险恶情势下，转弯一百八十度，从温和的吉伦特派反对处死的立场，在最后一分钟改变成为主张“处死”国王；他可以在罗伯斯庇尔面前公开主张反对意见，而背后运筹帷幄，策划于密室，点火于基层，搞串连拉拢，最后形成多数派，处死罗伯斯庇尔；他可以当面是人，背后是鬼，搞掉督政府时期的政客，转换朝政，倾向和投靠波拿巴；他可以和第一执政周旋对峙甚至阴谋阳谋并举，把波拿巴推为拿破仑，成为他的警务部长；却也可以和这个皇帝玩弄外交和政治游戏，使得他的无间道诡秘异常又毫无破绽.他可以成为拿破仑下台的最后一击者，把这个已经战败而“不值一滴墨水”的大人物，变成向他乞求的小人物而弃置如屣；他可以为了路易十八的复辟而迅速从法国权利第一人的位置，主动下台，而甘愿成为新国王的辅臣；他可以把拉法耶特这样的反拿破仑主义者召之即来，挥之即去，玩于鼓掌之上，再行抛弃；他可以和那个同为一仆多主的老狐狸塔列朗，并行于皇宫大殿，被夏多布里昂说成是“恶行依靠着背叛同行”。最后，这个弑君者，因为路易十六和玛丽。安东尼特的女儿之不容而被他的对手和敌人塔列朗，宣布流放而终结一生。

    于是我们看到，法国资产阶级革命中的“共产主义革命”，赫然表现在富歇活动于兹的里昂；在那里，此公对革命大众叫嚣：人们祇能够拥有不可多余的财产，其他一律充公；在那里，他逼迫主教脱下教衫，改教从俗，并且把十字架和《圣经》绑缚在一头驴子的尾巴上招摇过市，以行示众；在那里，他运用他做十年教师的沉思和修炼，锻炼得毫无人性，毫无情感和毫无廉耻；他唯一的兴趣，既不是饕餮，也不是女人，更不是小恩小惠，他的一生之大目的，是要把世界放入他的赌注，和革命赌博，和皇帝赌博，和复辟赌博，和全世界赌博；他和塔列朗，和梅特涅，和拿破仑赌博，和拉法耶特，和罗伯斯庇尔赌博。他基本上，稳操胜券，机关不露，逢凶化吉，即便是有着数学精准天才的拿破仑，也被这个处乱不惊，脸部肌肉甚至不会产生蠕动的政客，屡屡算计，无可如何。他是在这样一个革命大潮里，把马基雅佛利主义活学活用，到达极端、极致之人，却还是因为他身就一个权奴的本性而告失败。

    因为，他虽然是一个纵横摆阖，马到成功之辈，却因为他的奴仆属性而最终不能战胜皇权。一个区区前皇后之女，就把他轻易捏死了。

    于是，读者要问，何以要把这个富歇，这个历史人物，这个西方革命中事，相提并论于文革和林彪呢？

    首先，文革和法国革命有否一比之可能？横向而言，当然有得一比。这个比较中的同一性，就是暴力和杀人，且产生暴力有理，杀人有趣的现场感。当第一架断头机开始运行，他就无法停止。其中，“政治正确”，成为杀人的藉口：罗伯斯庇尔可以杀掉丹东，富歇可以杀掉罗伯斯庇尔，……杀人每天有，今天到你家；靠的，也就是正确和革命。三是，文革中所有派别都是毛的奴才，而法国革命不同，所有的牺牲，都是革命血祭的牛、马、人，连昨天最正确者，都无幸免；而文革中，唯一幸免者和主杀者，却是毛，非他莫属；这就给人一个启示：就连法国的屠杀，后面，也是暗含着民主多数和议员意志的；富歇要杀掉罗伯，不能不往来和说服于那些胆战心惊的议员；他们认为，罗伯杀人太过，人人面临自危，这是富歇说服他们干掉罗伯的籍口；但是，毛东杀西砍，所向披靡，无人象富歇一样要干掉他，也无人敢于接受富歇式的拉拢和反戈一击；而这，在自由法国，早已习以为常。于是，即便在杀戮和革命中，法国人和中国人，还是迥然有异，东西有别.也就是说，东方极权主义的根子，在文革，49年革命，19年革命中，都缺乏1789或者1793年断头台文化中，隐含的所谓民主议会和多数派、这样一些抑制或者减少滥权的因素。

    罗伯斯庇尔之所以被杀掉，丹东、马拉之所以被杀掉，还是因为他们争执于温和或者铁腕；这个吉伦特或者罗兰党人的温和，这个一度被这个富歇秉持的温和，这个后来被历史拉回来的温和主义，当时，成为革命与否的反标准，一切期望不施行废除私有制和摒除宗教的人，就要面临死亡；这个东西，就是东、西方共产主义暴力正确说的最早试验。

    此刻，第三等级的布尔乔亚主义和私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罗伯斯庇尔是这样主张的，却被富歇激烈的言辞完全拒斥门外——上帝之死，不是尼采宣布的，是富歇宣布的。

    而在中国，在文革，上帝之死又是谁宣布的呢？是毛和中国人自己。他们的天人合一之道中的“道”，瞄向了毛和党.在这个党文化本体论的荒诞剧目中，类似罗伯斯庇尔和富歇那样的、关于终极课题的各自表述，根本就不存在。那种毛式虚无主义，在变相的程度上，让人们看到，基督教和佛教中，不可有执的说法以及上帝本身就是魔鬼的摩尼教和诺斯替教教义，在杀戮上的一致性。这个魔鬼崇拜仪式的大祭司究竟是谁？我看就是林彪！

    为什么说林彪是毛式血祭的主祭司？问题很容易答复。因为毛是这个王国的国王，他让人们崇拜魔鬼和死亡，以此来换得他的“新世界”。所以，要想上帝或者魔鬼献上生灵，他们必须开始开动富歇式的断头机——这个开动者之第一人是谁呢？就是林彪。


三、林彪是毛氏血祭的始作俑者


    为何说林彪是断头机的第一开动者？回答很简单。因为在区隔毛是第一执政，是国家领袖和党魁的同时，他成为皇帝和上帝的做法之推手，就是林。从60年代中期开始，这个推手的全部任务就是竖立毛的神圣地位，把他推崇为历史天才，几百年，几千年才出来一个的神。这样一来，就像波拿巴成为拿破仑一样，毛从第一执政变成了皇帝，继而变成了上帝和魔鬼。他的个人迷信的颁布，他的语录的出版，林的“四个第一”的主张，周的《东方红》的出台，构成了毛变成神的第一步。于是，在这个迷信的鼓噪声中，刘少奇邓小平等人的国家机构，党务机构，政府机构，统统成为神祗属下的机构，毛成为高高在上的毛神——这样一来，文革的摧枯拉朽之势必不在话下。这个和法国革命之把圣经和十字架接于驴尾的做法，刚刚相反相成——不是把圣经当成秽物，而是把秽物当成圣旨/神旨。这个行为的最大责任者非林彪莫属。在林彪得此窜升的日子里，中国党里正好缺少一个打击林彪的富歇。没有人像法国革命一样断头轮回做，中国人很没有出息，他们的党或者人民都不是今天杀死罗伯，明天杀死丹东，他们祇是一个个被毛主席杀死。于是，中国的富歇变成了一种富歇变形者。这个富歇变形者又是林彪。

    何以见得？因为东、西方关于权术的研究，几百年殊途同归.林关于权力就是一切的演讲犹言在耳。

    他的政变经活脱脱证实了他对于他的西方老师富歇或者塔列朗的暗同暗合。富歇对于一切人生享乐兴趣寥寥——这一点正是王年一描述的林彪的百无聊赖像。但是在富歇看似百病缠身，萎靡不振的外表下，一颗权力野心，正如击鼓夯锤般形成节律和声威；林彪的百病缠身不是什么归隐和逃遁。共产党人什么时候变成这样一个王年一主张的林妹妹了？真是匪夷所思！

    林彪不是林妹妹！他的富歇主义学得很好；他不单是学习毛主义，还是很懂得富歇主义和马基主义的。祇要还有记忆者都会知道，林彪的名言就是机会主义的典型表述：政治斗争无诚实可言；政治斗争就是引诱对方犯错误.党人杀人手段论和杀人目的论，本来就是合而为一的；他的46、48年的长春之战，杀人盈野，正好是说为了这些人的“解放”。王芸生说，这个战术实在“可耻”，于是遭到陆定一漫骂。30万人在解放军的抢下被困毙死城。

    我们说过，即便你最后惨死外域，也正好是你与狼为伍，咎由自取之果。这里没有任何进步意义所在。如果说富歇在某个时间地点对抗了皇帝或者国王，林彪的对抗却祇是他的富歇主义权术失败的写照。我们说过富歇是一个从穷光蛋崛起为百万富豪的革命的叛徒和王室的奴才；他在1793年同意处死国王，剥夺私有财产，褫夺教会权利——时过境迁，他又成为私有制度和宗教典礼的参与和支持者。他女儿的婚礼就是采纳宗教仪式。故此，东方的林彪如法炮制.他可以在66年八一八叫嚣杀人，八一八难道仅仅是毛在“要武”吗？不是，林彪要“横扫一切牛鬼蛇神”那个声音，和富歇如出一辙，在他的晚年，他照样可以把他视若神明的毛骂得狗血喷头，一无是处。那些上了贼船的党人党魁，本来就是一些富歇主义者，今天他们可以是保皇党，明天他们可以是革命党；今天他们可以是毛派，明天他们可以是邓派。他们昨天可以鼓吹美国自由价值，明天可以跪拜斯大林；今天可以和赫鲁晓夫握手言欢，明天也可以称赞铁讬为“铁”；他们什么不可以说，什么不可以做呢？杀人是为了稳定；掠夺是为了发展；挺毛是为了大一统，为了秦始皇再现；分裂是为了苏维埃主义和劳苦大众；挺林是为了否定文革，批判他是为了成就或者继续成林彪的百年出一个的毛。


四、林彪荣登凌烟阁


    了解于此，难道还要说他的反毛是“政治正确”吗！不要说林彪反毛，毛自己还要反毛呢！人们看见八大否定七大，九大否定八大……话说回来，你们认为富歇说的剥夺私有制和他成为千万家财的朗特洛特伯爵之间有什么同一性之悖吗？没有！这个富歇主义或者林彪思想本来就是一种无原则，谁要为一个杀人劫货，甚至明火执仗的党徒来讲讲反富歇的良心之道，不是白痴就是奸佞。正像我们来不及详术富歇的某些做法之“进步意义”一样，对待林彪遗产的审视，也需要大量史料的填充——这一点我们必不否认——但是，祇要廓清林和刘邓某些政治遗产的区别，还是可以做出简单判断的。

    林彪挺毛，打击当时的党务军务或者政府机构是有目共睹的，他本人成为当时中央文革小组以外，另一个和国家机构对峙的非法机构的政治存在——虽然，党文化本身的政治概念本来就是胡扯。但是所有政治现象和历史现象，都要在政治分析里作出比照才能适当予以判断。这里，最为简单的判断就是，林彪在文革里是雅哥宾派，不是吉伦特派。换言之，刘邓派，成为吉伦特派的些微可能性还是存在的，固然其本质极其苍白。因为就连雅哥宾派，也是主张维护私有制的。祇是富歇这个混蛋走到废除之论——而中国文革起因就是因为在准私有制度上，如何加以把握之问题的争执而成。刘邓主张的自留地等准私有制，和毛的一切废除形成黑白反差。加上很多其他私人恩仇，毛遂发动了文革。在发动还是不发动文革上，党魁中央，虽然没有形成明确的反对派，但是，其起因显然是因为“七千人大会”，刘少奇关于人祸天灾的名言。这个东西成为刘少奇派当时比较开明的政治主张之证——虽然这个主张离开政治文明还差十万八千里——但是，毛的主张就差得百万八千里了！这就是比较法则带来的些微差异——文革起因，就在于这个差异。

    林彪是支持这个百万差异，而不是支持这个十万差异的。所以才有他成为副主席等等。这是显而易见的，就连白痴也是知道的。

    关于庐山会议，其实关系到毛主义一个原则.毛主义原则固然有着古往今来的一切机会主义和富歇主义特征，但是，他的概念中革命原则的地位，随着他坐进紫禁城，已经变得微乎其微。说毛要打击官僚，基本上是在胡扯。毛在和周恩来的沆瀣中，合作中，从给所谓二月逆流平反，到让邓复出，他本着一个坚决的原则，就是坚持任用老人——就是“红色官僚”。他还要还新揩旧，还旧仍新；就是同时重用江青，张春桥等人。

    他在左右这两个派系——其实是一个派系；而林彪位置究竟属于那个派系就是一个问题.林在65，66年初，是属于新派系，虽然那时候，江青还有待政治出生；到了九大和庐山，林彪就是老派系。他滚到张春桥的反面，朝向老派人马.因为林和党魁集团本来是一起打江山打出来的，他和毛一样看不起什么张春桥。所以，在文革中、后期，毛解放老干部等一系列所谓“体制内”措施里，他嗅到毛主义的这个富歇原则，就是耍弄新、老两派——他以为可以把老家伙再行组织起来，形成第二次“七千人大会”式的优势。但是，无论如何这个小富歇碰到了老富歇，他们的碰撞，就是老毛子说的，“大有炸平庐山之势”。老毛之所以可以不被富歇摆动，就是因为他知道，富歇祇有一个，法国革命不是文革，上下串连，点火基层，都是富歇的专长和专利，不是周恩来，刘邓的专长和专利——他们中，没有一个有富歇的胆识和智慧，祇能被毛一棍子一个个打个半死——再以检讨书的方式等待时机——类似富歇对波拿巴做最后一个弯腰。原因是拿破仑已经给出逊位诏书，而毛还是高高在上，邓在等待毛的死亡。于是林彪这次的倒向老干部派，在策略和手法上，都是操之过急，乏善可陈的。他不知道他本人不是富歇，他的属下没有富歇，毛，不是还懂得礼数的波拿巴。

    所以游戏好像结束了。就像以往的历史，既像中共，也像苏共——苏共的模式，也是因为布哈林或者讬洛茨基之间，没有一个纵横摆阖的富歇。为甚么法国有富歇，共党集团没有，因为道理很清楚——即便在断头台时期，法国的专制还是来源于那个希腊民主和罗马议会，那个影子，具有硕大的魔力。波拿巴要杀死富歇是要给出理据的；毛杀死刘不用给出任何理据。

    结论是，林彪唯一的一点点遗产，就是他临终时期，站到了党魁旧集团一边。这是造成当今太子们人无论东西南北，团结一曲，让老林加入“凌烟阁”功臣牌坊的道理所在。故此，我们说过，他们是不是把老林拉将进去，那是他们的事情，毕竟是拜了把子的弟兄，革命打仗一场——而坚持普世价值者也要参入进去起哄，就是不可思议的事情了。


五、庐山上的无原则原则


    至于林彪事件的毛式否定论，当然也是捉襟见肘不能成立的。就像毛对于刘的否定，对于彭德怀的否定，对于高岗的否定，都是所谓毛式否定和党式否定，就连邓否定文革，也是用邓氏党文化否定毛氏文革，都不是普世价值和常识方面的否定。如果我们看待刘少奇或者彭德怀就像看待林彪一样，他们的主要错误是跟着毛氏打倒蒋介石，奴役全中国——尽管在刘、彭等人的历史中，出现为民请愿或者暴露人祸，谴责毛的言论乃至罪行，但是，他们的屁股还是站在党文化和党利益的基础之上，并无丝毫改变。有几个历史上的“如果”，已经变成现实——这个如果就是：毛死后邓掌权。邓掌权，可以说成是林彪掌权，或者周恩来掌权，或者，甚至是彭德怀掌权——这个掌权的基本事实就是六四的血案，出动坦克的事实；和他们利用西方资本茁壮成长的事实。

    这个东西其实是他们所谓开明专制和毛氏极权主义，非市场或者非人性一元化统治的“改革”。这个改革，最终演变成为一种半极权，半专制的怪胎而不为全部东西方历史可以解释。于是，多少考证林彪70年代的庐山是非，其实并不很为重要；林彪即便当成主席，死在毛后，他的政治抱负或者经济策略，也不会高出官僚改革多少层级。当然，历史演进至今，相信林彪反对毛于庐山，就是滑稽之笑谈，毛氏正确说，已经在他的副统帅接班破产中像林彪一样跌破了头颅.我们说过，林彪死亡是毛氏和林彪的双双政治死亡，不是林彪活过来打倒了毛，也不是相反——是文革荒诞悲剧应有的全部完蛋论。这个完蛋论的功绩不是林彪，而是毛——也就是，叫做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

    我们根本不会站在林彪正确于庐山的立场上，也更加不会站在毛正确于庐山的更加荒谬的立场上。正确的立场究竟是什么，就是完全否定林彪的崇毛迷信和以后由此导演的文革——进而言之，我们要完全否定毛之建国有功论，不是建国有功，而是打倒蒋介石，奴役全中国。在这个基本判断上，林彪作为毛氏战争绞肉机的任何丰功伟绩，都是杀人机器的有效转动，如上述所谓法国革命的断头台的转动和血腥。毛氏和林氏的任何主义也就是什么主义也不是的富歇主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