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特色的意识形态

（深圳）刘水


    人需要一种信仰来支撑平淡的日子，在专制社会哪怕信仰歪理邪教，是反文明反人性反常识的，人们也不会捅破它，宁可顺从它。在中国，这种信仰往往以国家意识形态的面目出现，具有极大的强制性、蒙骗性和恐怖色彩。这种意识形态缔造的是一个被权力垄断的世界，它唯一的作用在于建造一个使人们屈从的秩序，而不是保护人们的自由权利，它没有游戏规则可言。中国意识形态具备极权与专制主义两种特征，是一个混合体，姑且叫它极权专制意识形态或“中国式意识形态”。换言之，中共标榜的“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说穿了即为极权与专制混合的社会制度。


“中国特色”的本质


    汉娜.阿伦特在其著作《极权主义的起源》中分析，极权主义本质上是反文明反法治反制度的野蛮行为，跟传统的专制主义不尽相同。她将斯大林和希特勒并列为近代史上两大独裁者，他们实行的共产社会主义和国家社会主义，都是以国家名义压制民主，侵犯人权，都已经被历史所淘汰。专制主义是与民主政体相对立的概念，指一个人或少数几个人独裁的政权组织形式，体现在帝位终身制和皇位世袭制上，其主要特征是皇帝个人的专断独裁，集国家最高权力于一身，从决策到行使军政财政大权都具有独断性和随意性。地方政府在政治、经济、军事方面没有独立性，必须严格服从中央政府的命令，一切受制于中央。专制主义权力来源于非法性，并且权力不受制衡和监督。二战以后4、50年，奉行社会主义制度的社会实践，先后失败破灭，国家消亡，已经证明社会主义是极权专制主义的翻版。

    极权专制意识形态营造的是一个金字塔社会，塔尖的是占据资源、享有特权的少数人，他们操控着一个国家所有的文化、政治、经济和军事资源，实行家天下和党天下的集权统治。他们依赖暴力以党的名义自我授权经营政府，用政府绑架国家，然后用国家名义统治人民。他们惯于制造个人崇拜，将暴力集团的头领拥戴为党的领袖，然后冒充国家首脑，号令天下。极权专制政权，永远不能解决执政合法性来源问题，因此，其权力的最高形式往往以暴力呈现，权力被滥用到极致，给社会的文明化进程设置了羁绊。用意识形态美化掩饰暴力，便成为他们通常采用的统治手段。

    中国特色意识形态精确地嵌入社会、单位、学校、家庭和个人精神的每个部位，就像无孔不入的电脑病毒，它窥探并左右着公共场合和私密空间的细枝末梢，意图制造全社会的恐怖，三反、反右、文革等都是对社会上一个种类的人进行集体改造和杀戮；中国特色意识形态同时也像乙肝病毒，弥散在各种交通工具、城市街道、乡村田野、各等旅馆、工厂车间、高楼大厦等公共空间，乃至空气中。专制政权迫害它的政敌，而极权主义却无情地消灭它的顺民。它甚至公然鼓吹和践踏人的道德信条，使得撒谎、做伪证、对他人行使暴力等做法畅通无阻。而这样一种新的面貌，是建立在一套意识形态推理之上的。这套逻辑将人类过去、现在与未来解释为一个封闭的整体，它有一个自己要去的终极目标。现代社会一大批孤独、无力、自感多余的人，所有这些形成了极权主义暴政产生的土壤。尤其是后者，一心追逐物欲满足的“原子化”的个人，与他人隔绝即意味着隔绝了使得人们的生活富有意义的共同世界。在丧失现实感的同时，丧失了对于周围世界健全、正当的判断，所以非常容易被尘嚣甚上的强权势力所左右。

    中国特色意识形态惯于在社会上制造普遍的恐怖气氛，通过四通八达的社会神经，强制制导每个人和每个角落。然后给你洗脑，让你失去是非判断，接受并融入它的系统，从而失去个人意志和自由选择。这个时候，国家意识形态便巧妙地以国家、政府或集体名义取代个人。它散播的便是“合法性伤害”的病毒，祇要你归顺这个意识形态，哪怕是假意的、伪善的，并不重要。唯一的前提是你要卸下你反抗的言行，祇要你把对执政者或政府的不满不在公开场合表达出来，那么你就会被纳入可信赖的“自己人”各个等级，在这个社会得到属于你的或优越或正常的位置，哪怕你是个低能的官员，无知的大学教授，平庸的艺术家，忍气吞声的拆迁户、失地农民、下岗工人，祇要你对这个政府表示顺服，对自己受到的伤害噤声。中国式意识形态不关乎道义、公平、正义、法制、良知、职业操守，各种人统统都被分类编制在意识形态这张巨网的不同网眼当中。


民间维权是终结恶制度的最好办法


    依靠谎言制造巨大的蒙骗，是中国式意识形态存在的先决条件。中国式意识形态也在与时俱进，近2、30年不再赤裸裸制造普遍的显性暴力恐惧，而是伪装成慈善的面孔。它巧妙地用传统文化包藏暴民文化、用民主协商制掩饰个人崇拜、用民族主义搅扰民主价值、用集体领导掩盖个人独裁、用经济自由取代政治自由。从其倚靠的文化、政治和经济资源获得能量，统治国家和人民，然后用从民间获得的资源反馈和强化权力系统，于是形成通畅硬挺的党权延续。党内权力更替同时也就主导了政府和国家权力的体内循环。现代中国式意识形态的另一个特色是，不再公开、主动地挑起全社会的阶层斗争和政治运动清洗，然后寻找消灭“敌人”，而是通过隐蔽地动用地方军警，强力压制民间群体性维权运动，对一切持不同政见者实施监控和逮捕，实施信息封锁，民众并不了解真相。中共从未解决政权合法性来源危机，因此在强势外表背后陷入极度焦灼状态，面对专制强权先天共生的维权运动和政治异议，自己又不得不充当救火队，极权专制制度的社会成本是非常巨大的。由于专制政府实施了有效的信息控制和地方政府镇压措施，民间群体维权事件并不能达到社会动员的普遍示范效应，因此新闻自由显得非常迫切。一个可见的、有益的事实是，对于那些民间维权活动中成长起来的、热心的人权活动家、律师和媒体从业人士，这无疑为他们提供了累积经验和树立威信的机遇，进而为具备民主意识的民间政治家诞生提供了舞台，这种民主运动递进的自我遴选机制，非常宝贵。中国的维权运动和政治异议活动，尚处于民间单方诉求的初级阶段，不具备与政府谈判的能力，但成长空间和希望巨大。

    中国经济繁荣掩盖了制度的专制极权本身， “中国国情”成为中共为专制辩护的万能词汇。“中国国情”说白了就是专制极权主义主导下的社会，权力说了算，官员说了算，权力成为评判所有人事的唯一标准。它脱离人类普遍的文明积累和人性，自成一个封闭的政治社会系统：有自己垄断的新闻媒体、评价体系和利益分配方式，乃至将人等级化的制度性安排。构成社会细胞的家庭和个体，都统驭在国家和集体的名义下，没有自我，没有权利以家庭和个体名义来对抗独大的国家，哪怕被政府绑架的国家在法律上认可你的私权，但是“风不能进，雨不能进，国王可以进。”

    对中国式意识形态主导下的市场经济，必须要有清醒认识。中国特色的市场经济，是中共基于自身生存和军政体制庞大开销需求被迫实行的，同时，它也非常有效地分化了人们对政治权利的关注度，而专制集权的政体并没有本质改变。经济自由对于民间积聚财富也有积极作用，经济权利的回归必然伴随着政治权利的诉求，因此，作为先行者的维权行为对自身经济利益的捍卫，弥足珍贵。经济人并非政治人，经济权利不等于政治权利。当公开的经济权益诉求达到饱和手段时，司法公正和新闻自由的要求就成为必然。媒体和司法公正地介入社会，让正义得以伸张，权利得到捍卫，这是一个漫长的博弈过程。


启蒙仍是须补的一课


    中国式意识形态本质上是反人性的，是一种刁民政治。中共的共产主义革命，一方面砸碎枷锁、推翻旧体制，但是另一方面，革命同时意味着要建立新的秩序。而他们标榜的以工人阶级为领导核心，以农民和知识份子为先锋队的革命组织，早已变味异化。50多年来，工人、农民和知识份子的悲惨遭遇，作为革命者的中共，最终变成了吞噬自己子女的恶魔。中共占有一切政治、文化、司法、行政、经济和军事资源，将党国凌驾于法律和道德之上，压制了人性中蕴藏的正义感、生命尊严和诚信能量的释放。让它们以一种异化、扭曲的方式释放出来，以欺骗对付欺骗，用狡诈对付狡诈，以暴力反抗暴力。中国历来盛产刁民文化，中共依然在制造这种文化。转型正义，可以预见将是中国民主转型的最大难题之一。

    民主宪政意识的形成需要社会启蒙。在中国式意识形态长期熏陶下，人们的自由本能会被消磨掉，从黑屋子猛然走到阳光下，需要适应期。信息开放和新闻自由，既是打碎国家专制迷思的最好办法，也是启蒙的最有效手段。纵观世界民主政治地图和全球经济热点地区，中国都是最受瞩目的地方之一，中国不能自外于人类文明；中国不但拥有地理的最高极和最众多的人口，还保持着世界人权最恶劣纪录，中国式意识形态随着经济扩张而扩散到世界各地，进而对民主宪政制度构成侵蚀和危害，这是正在遂行的一场黄祸。西方国家在获得经济利益的同时，也有义务推进中国社会的民主化转型。

    意识形态是文化的产物。有什么样的文化就有什么样的意识形态；如同有什么样的国民，就有什么样的政府。反则亦然。但这不是中国人的宿命。专制文化基因深深地渗透到了中国人的骨髓，当世界文明的大潮几次抵达中国的此岸时，中国人陶醉在粗布麻衣、老婆孩子热炕头维系的自给自足小农意识里，除了几个文人热切地呼喊自由之外，这个民族回头望了望紫禁皇城，然后继续维持沉默状态。每个中国人的背后都绑着一根绳子，被来自中南海的昏君巨手牵制着，一代又一代。他们的参与权和发言权被剥夺了。独裁者是傲慢而虚弱的，在世界文明浪潮的冲击下，他们构建的意识形态也越来越微弱、空心化。任何社会改良都不能打动独裁者，他们从不在乎社会成本和人民福祉，唯有造反和外族枪炮，才能让独裁者低下愚钝的头颅。极权专制者所不能主宰历史的一个逻辑就是：起于血腥止于血腥，当法律和正义不能被信仰时，恶制度最终会被来自民间社会的自然法则清算。

    （2007年12月26日初稿，2008年1月20日完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