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当局应从杨佳事件中吸取教训

（上海）冯正虎


从依法上访到“以暴抗暴”


    我在《破解申诉上访怪圈的法律武器》一文中一开始就指出：“申诉上访的民众比当官的人更相信中国共产党和政府，他们遭受地方贪官污吏、奸商恶徒的欺压与掠夺，继而又遭受昏庸法官的司法迫害、截访人员的殴打绑架，但是他们始终没有‘以暴抗暴’，仍然坚守法律，和平地走申诉上访之路，不断向党政、人大领导部门倾诉，期望用他们的苦心与血汗来打动官僚的铁石心肠。但是，申诉上访之路已没有尽头，变成一个无穷的怪圈。申诉上访的民众每经历一圈，就增加了愤怒的情绪，减少了对党和政府的信任。而且，越来越多的民众卷进申诉上访的怪圈。国家花费大量人力、物力、财力，也无法填满信访的黑洞，无法缓解日益增长的官民冲突，此伏彼起的群体抗议事件很可能会引发一场革命，甚至是暴力革命。如何缓解社会危机，解开申诉上访怪圈的死结呢？这是申诉上访民众亟盼解决的问题，也是执政的中共中央应当考虑的问题。”

    这篇文章刊登于6月4日的《督察简报》（2008年第4期总12期）上，第二天我就被非法行政拘留了。本人倡导并实践“护宪维权”的政治理念，一再主张中国公民维权运动本质上是改良，而不是革命，是运用法律的手段行使与保障中国公民的宪法权利，追究与限制当政者的违法侵权行为，树立与维护宪法法律的权威。越来越多的上海维权上访人士正在走一条坚守法律的、和平的、公开的维权道路，但是上海当局依然推崇暴力，一再动用警力违法迫害上访民众。本人编辑的一系列上访材料汇编就是为了打开人为封闭的司法途径、破解申诉上访怪圈的一个举措，让愤怒的申诉上访人有机会得到司法救济，从街头暴力的对抗回归到司法讲理的途径，避免“以暴抗暴”的社会动荡。但是，上海某些为权贵者效劳的员警喜欢暴力，把我们这一些主张“护宪维权”的维权人士抓起来。这样，社会上就会出现更多的“以暴抗暴”的民众。我认为，6月28日贵州省瓮安县民众打砸烧公安大楼、7月1日杨佳在上海市闸北区公安局办公楼内追杀警察的暴力事件仅仅是一个开始。


对司法公正失望：杨佳事件的根源


    这些官逼民反的暴力事件已经引起官方与民间的思考。2008年7月11日上海《报刊文摘》头版转载的文章在分析贵州瓮安事件时用了官方的说法：“时下有些领导干部，对所管辖地方的矛盾、群众的利益诉求，不是不了解、不是不清楚，可往往持一种无所谓的态度。他们总是指责反映诉求的群众不讲理，总是埋怨有意见的群众不通情，而较少检讨自身的不足。他们在权力的行使过程中时常带着一点蛮横，带着一点一意孤行，而较少考虑行政对象的接受程度和心理感受。他们虽然也知道‘水能载舟，也能覆舟’这句古语，可总以为权力在手里，即使群众有意见，有怨气也没什么大不了。对权力的错误理解使他们过于自信，殊不知此种自信最终带来的将是被动。”7月10日齐鲁晚报《瓮安公安局长为什么等到免了职才讲真话》一文写道：“动辄出动警力，为那些极有可能违法的行政行为、为同为利益主体的纠纷一方‘保驾护航’，久而久之，政府的公信力就会大打折扣，公安部门威信扫地，打砸公安机关便不奇怪了。”

    贵州瓮安离上海很远，而杨佳暴力袭警事件就发生在上海，刀刀见血、6死4伤的残杀场景依然历历在目。南方周末的记者在《杀人者杨佳青春档案》一文中已对杨佳的生平作了详细的介绍：他从小就有的一个特点是凡事讲究规则，不乱穿马路，看不惯父母乱丢垃圾，会跑过去捡起来，“连玩丢沙包的游戏都从不作弊耍赖”。而且，网路日志中的杨佳，阳光、健康、活跃、渴望结交女友；现实中的他，倔强、阴郁、沈默，但挺懂事的、乐于助人，喜欢看书、登山旅游。一个通情达理、遵纪守法的杨佳为什么会突然成为一个穷凶极恶的冷血杀手，宁愿犯死罪，也要给“一个说法”？杨佳长期以来亲眼目睹他母亲上访的艰难历程，官官相护，没有道理，除了遭受拘留打击，8年的上访始终没有公正的结果。他自己在上海遭受冤屈后，又饱尝上海员警死不认错、无法无天的骄横，使他对上海的司法公正失望了，他无法忍受像他母亲一样的上访悲哀，为了自己做人的尊严与权利，为了要向国家公职人员讨回一个公道，需要持续8年的上访，甚至没有终日。所以，杨佳首度解释犯案动机的第一句话是：“有些委屈如果要一辈子背在身上，那我宁愿犯法。任何事情，你要给我一个说法，你不给我一个说法，我就给你一个说法。”对于没有道理、崇尚暴力的强权，杨佳选择了暴力反抗，同归于尽、两败俱伤，6位无辜的民警成为刀下亡魂。

    更加值得反思的是，在官方的主流语境中，杨佳是“一个丧心病狂，滥杀无辜的凶手”、“毫无人性的暴徒”，应当口诛笔伐，罪不容诛。但是在舆论强势的网路中绝大多数的网民却给予杨佳同情以及祇有近年焦点人物有过的那般待遇：“刀客”杨佳有了自己的“武林列传”；性刚烈如杨佳者，不惧死而惧受辱，一朝受辱，必流血百步，伏尸数人；甚至还把他与两把菜刀闹革命的贺龙元帅相提并论。同样应该值得同情的遇难员警却在网路上受到冷落。中国人刚刚经历了一次让所有人更加意识到生命是宝贵的、一个生命遇险就有几十人一起进行救援的一个大地震，但几乎是在短短的时间之后又出现了这样一个对生命漠视的现象。为什么杨佳不珍惜生命，包括他人和自己的生命呢？为什么民众把员警与粗暴、不公正划上了等号呢？杨佳袭警事件震撼中国，不知是否也让上海当局反思？珍惜生命、尊重法律不是仅仅针对杨佳而言，应该是对所有中国人的呼吁，尤其是对政府机关，公安、检察、法院中的国家公职人员的要求。如果掌握权力的国家公职人员珍惜弱势民众的生命，依法行政，公正司法，在弱势者没有成为凶手之前就善待他们，这样就没有杨佳的冤屈，也没有杨佳母亲8年的苦难上访，更没有成为冷血杀手的杨佳。


上海当局长期迫害上访民众


    “闸北袭警案以及它所引发的各种言论，着实引人深思。一方面，我们要思考什么才是生命的尊严，祇有真正理解生命珍视生命，才可能拥有更加和谐的心灵世界和人类社会；另一方面，有关部门也应以此为教训，深入思考怎样柔性化、规范化执法，怎样抑制反感情绪滋生，怎样塑造公职人员的良好形象。”这是2008年7月23日上午杨佳袭警案中6位遇难民警的追悼大会后，上海电视台新闻综合频道《新闻透视》的结束语。

    上海当局及其公安、司法部门的某些公职人员应当反思过去是如何迫害上海的上访民众？他们的执法、司法过程中是否尊重人权、珍惜生命、遵守法律？我们要问责：上海有多少访民死在员警以及有关部门雇佣的社会保安人员手下，多少活生生的生命含恨离开人世，多少人毒打致重伤，多少人蒙受冤狱被劳教、判刑及行政拘留。

    据不完全统计，被毒打致死的访民有：段惠民、杜荣林、戴荣、陈小明、周凤福等。被毒打致伤的访民有：马亚莲、周敏珠、马春英、吴党英、童莉雅、朱金娣、刘华琳、蔡正芳、颜芬兰、方文斌、朱黎斌、孙健、裘美丽、陈幼鹤、华玉桂、胡佩琴、夏伟民、何美君、孙喜成、葛秀珍、王惠芳、居荣麟、周建国、徐桂银、张锡祺、彭蓉琴、段春芳、顾丽明、叶成业、吴赵村、虞春得、金建民、张翠珠、徐国阳、詹荣妹、许永道、郑蓓蓓、金长涛夫妇、赵玲娣、俞康平、秦裕泰等，他们有的被打得鼻青眼肿，有的全身软组织受伤，有的肋骨被打断，有的大小便失禁，有的残废。

    被劳教的有：张翠平、杨新民、段惠民、张锡祺、王水珍、蔡文君、宣雅芳、陈恩娟、朱东辉、徐桂宁、谈兰英、毛恒凤、马亚莲、李惠芳、王巧娟、戴玉英、龚浩明、赵凤娣、李萍、李林、徐兆兰、王颖、王磊、石萍、孙健、周有梅、金成福、周亚明、程志英、曹仁荣、吴宁、刘华琳、叶根生、姚克俭、姚克勤等。被判刑及行政拘留处罚的有：张耀龙、顾凤芳夫妇、陈小明、毛恒凤、田宝成、杜阳明、许正清、王水珍、周金妹、张信义、王黎庆、邬玉萍、张兆林等。遭到精神摧残，非法关押于精神病院的有：刘新娟、虞春香、洪玲玲（被关至今）等。

    非法闯入公民的私宅抄家、扣押电脑、资料等个人物品已成为上海便衣员警的特权。被非法关押、限制人身自由的上海访民已不计其数，尤其在召开官方的重大会议期间，侵犯人权的违法行政行为达到随心所欲、肆无忌惮的高峰。

    申诉上访的上海市民是善良的、宽容的，他们遭受的冤屈与迫害远远大于杨佳，但他们都没有“以暴抗暴”，有的市民甚至用汽油自焚，但没有去伤害迫害她的员警，仅是表达了誓死捍卫自己的合法权益与做人尊严的决心。但是，上海访民的忍让，却助长了上海权贵的淫威。或许，在上海某些权贵的眼里，上海访民都是一些生性胆怯、施与小钱或暴力严打就足以使其屈服的草民，因为他们拥有控制地方财力与国家机器的权力，他们可以随意动用警力、支配法官，“为那些极有可能违法的行政行为、为同为利益主体的纠纷一方保驾护航”，他们在地方上可以为所欲为、不可一世，他们要谁坐牢，谁就难逃牢狱之灾。

    如果一个国家、一个地区依靠仗势欺人的暴力维护自己的利益，不讲道理，不遵守法律，今天掠夺民财，明天随意抓人，不堪忍受的民众也会用暴力反抗，今天出一个杨佳，明天出一个杨佳，瓮安事件就会此起彼伏，这个国家、这个地区就无安宁之日。

    《天涯杂谈》网路上一位作者发出一篇很有震撼力的文章《在弱势者没有成为凶手前，请善待他们》，指出：“众所周知，富人与穷人的博奕从古到今都难有所谓公平可言，这就相当于拥有飞毛腿导弹的军队与石器时代的肉兵进行的对战。富人们凭藉手中掌握的财富、资源和关系网络等武器，对与之有矛盾和与之交锋的穷人实施”指哪打哪“战无不胜的攻击。而他的对手，绝大多数都祇能采取打落牙齿和血吞的招数，祇有少数，会采用跳楼或上访之类成本极高但效果并不见理想的招数。而祇有更少的人，会采用极端的报复手段，他们的口头语是：光脚不怕穿鞋的；兔子逼急了会咬人！于是，便时有背着炸药包讨工钱，绑架老板讨债甚至与充当人肉炸弹与对方同归于尽的惨剧发生。这些都祇是隐藏在当今贫富差异越来越大，阶层之间的利益冲突问题日渐严峻背景下的一些火花。

    祇有富裕阶层承担起更多的社会责任，并善待贫穷阶层的时候，社会才能稳定，富人们平安快乐的生活才能有持续性。试想，当一个农民赖以生存的所有指望被富人们如掸尘一样轻描淡写不当一回事的时候，我们能想出会有什么结果呢？在这里，我决不是为罪犯的罪恶进行辩护，我祇是想说，在这些罪犯成为罪犯并犯下恶行之前，也即是他们还是老实巴交的穷人之前，请给他们相对公平的游戏规则，并尊重这些弱不经风的对手。不要对自己手中所拥有的强大常规武器太自信而忽略了对手的不对称打击力。在弱势者没有成为凶手之前请善待他们！这不是乞求，是忠告！


上海维权人士不屈不饶


    上海某些权贵及其有关部门打压上海访民的残酷手段及压迫程度、整人精度都可以名列全国前几位，但是上海维权人士及申诉上访民众的抵抗力度、不屈不饶的精神也是世界闻名的。由于地方上权贵霸道，无法无天，人们普遍有一种不安全的恐惧感觉，也有一个维权互助的需求，都会感悟二战后马丁尼莫勒牧师在犹太人墓碑上写下的一段话：“当他们（法西斯德国纳粹党）追捕共产党时，我不是共产党，所以我们没有站出来；当他们追捕犹太人时，我不是犹太人，所以我们没有站出来；当他们追捕天主教徒时，我不是天主教徒，所以我们没有站出来；当他们要追捕我时，已经没有人为我站出来了。”所以，针对贪官污吏、奸商恶徒、昏庸法官的狼狈勾结、官官相护，上访民众势必团结互助，携手共进。祇有依靠民众的团结力量，才能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防止强权的侵犯。

    团结互助，众志成城。地方权贵压制上访民众的各种违法的暴力手段已经越来越难奏效，不能吓住民众，反而会刺激民众的抵抗。每一个市民一旦听闻其他市民遭受官方的暴力侵权事件发生，就会纷纷站起来，慰问受害者，谴责违法者，起诉违法者，迫使地方当局追究违法犯罪者的责任。我们今天捍卫别人的权利，也就是为了明天的持续安宁，为了自己的权利不受侵犯。在维权互助的过程中，公民社会健康成长起来，公民的自信力也会提高，民间的力量也在逐渐壮大，当民间的力量与公权的力量达到平衡时社会就真正的和谐了，因为公权受到制约、人权有了保障、国家公职人员不敢滥用职权。祇要申诉上访的民众能被公正、公平地对待，有讲道理的希望，对法律的权威还有信心，就不会出现瓮安县、杨佳的暴力事件。

    成千上万的中国访民是伟大的，他们长年累月、坚忍不拔、百折不挠、不惜代价地在维护自己的合法利益，主观上是为了自己的利益，客观上是为了中国的进步。绝大多数的访民至今都尚未达到维权的个人目标，但是作为访民的群体已在推进中国的法治化进程、在普及尊重人权的公民意识、在公民监政中做出卓越的贡献，已成为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拥护者与推动者，就如当年那些所谓不务正业的农村刁民与城市小摊贩者是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拥护者与推动者一样。我们对有权有势的贪官污吏、奸商恶徒、昏庸法官说“不”，对非法行政行为追究不放，对冤假错案决不息诉服判，我们使中国的法律从天上落到地上，维护宪法法律的尊严，也使中共中央胡锦涛总书记提出的以人为本的美好理念及其方针政策走出中南海，在地方上具体落实。

    护宪维权是我们行之有效的维权理念及其道路，也是通向社会和解的光明之路。宪法法律是官方与民间对话的普通话，是抗争与妥协的依据。祇要中国官方不背弃自己制定的宪法法律，民众就有讲道理的希望。祇要中共中央、全国人大、国务院还在出台利民的法规政策，民众就有法律武器对抗地方权贵的迫害。中国公民维权的目的不是夺取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政权，而是争取与捍卫自己的合法权益，所以我们完全可以在现有的体制内进行维权，宪法与法律就是最有力的斗争武器，公开、和平、快乐地维权，不怕委屈、不怕打压、不怕坐牢，让维权也在阳光下运行。争取与捍卫中国宪法规定的公民权利，就是在保障中国人权，就是在建设一个自由、民主、法治、和谐、尊重人权的新中国。


平反冤假错案是社会和谐的前提


    中共中央提出建立和谐社会的愿望是美好的，老百姓听了也很舒服，但是中央对地方的控制力已经越来越弱，地方权贵的一贯手法就是上有政策下有对策，某些地方的和谐社会已变成严厉打击或封杀不同声音、异议人物的恐怖社会，把反对地方权贵违法行为的呼声全部“和谐”光了，表面上的“和谐”掩盖着实际上的分裂与冲突。中国老百姓是很善良的、宽容的，但并非健忘的。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权势者不认错，被害者就会记仇一辈子，以鸡蛋碰石头的精神拼命抗争；权势者纠正自己的错误，被害者还会与他握手言和，好了疮疤忘了痛。陈良宇走了，上海的上访民众没有随之而消失，而是越来越多，上访北京、集聚上海人民广场，他们在要求上海新领导人负起政治责任，必须为前任的负债买单，解决上海违法行政、司法不公正所遗留的问题。

    一个强盗抢劫了别人的财物，被害人与其论理要求归还，强盗反而会认为这位被害人无理蛮缠、破坏和谐，应该忍气吞声、自认倒楣，这就是强盗的逻辑，强盗社会盛行的风气。上海是一个强盗社会，还是一个有法制的社会呢？我们认为，即使上海是一个以强凌弱的强盗社会，这也渐渐成为过去，上海市民越来越有力量来改变这个社会，不容许这个强盗逻辑继续存在下去。

    本人编著了经济类的工具书《上海日资企业要览（2001年版）》中文版（ ISBN 7-900609-33-4 同济大学出版社出版），该书的出版得到时任上海市长徐匡迪、副市长周禹鹏以及其他领导人、新闻媒体的好评，参与合作出版的同济大学出版社、光碟制作公司都平安无事，但是上海的公检法联手制造冤案，唯独使作者蒙受3年冤狱，10万罚金。7年后，知错不纠的上海第二中级人民法院还企图以执行罚款、限制出境的报复手段压制我的申诉。多年来，为了法律的尊严，为了捍卫公民的出版自由权利、著作权，本人誓死决战到底。

    常雄发没有想到，不愿让江苏省太仓县检察长曹泽兰的妻子、孙子的户口从江苏省太仓县的户籍迁入自己的家里落户居住，这件平常的事却招惹奇耻大冤。曹泽兰动用上海警力，20天内就顺了心愿。但常雄发不仅房屋被非法霸占，还遭受刑讯逼供，伤痕累累，3次坐牢、开除公职。常雄发一人独占28个官司，但公检法强强联手，他的官司场场必输。他没有退路，祇有拼命实践他的维权上访理念：“呐喊我要生存！呼唤我要房屋！追求我要活着！”

    宁大良是一个有60多年党龄、17岁参加革命的离休干部，其妻也是老干部，但是他们的儿子被上海警官张伟民的滴血结拜兄弟俞阿林殴打致死，至今3年多未被立案追究，尸体仍停放殡仪馆死不瞑目。80多岁老人上告无门，写信向中共上海市委书记俞正声求援，“我们当年跟着共产党，奉献生命，打下江山，今天难道就让这些贪官污吏、地痞流氓当道吗？连我们革命后代的生命也难保，无辜被殴致死也无法讨回一个公道。上海还是不是我们共产党领导的地区？”上海员警包庇罪犯，漠视老革命晚年丧子之痛，被害人的家属怎么能咽下这口冤气呢？

    赵汉祥是上海市虹口区多伦路99号私有住宅产权人，他的私宅坐落在上海11个历史优秀建筑风貌保护区之一的多伦路上。1999年4月时任虹口区区长薛全荣以区政府的名义发出《限期拆迁决定书》，用暴力方式将赵汉祥全家赶出家门，不花一分钱就霸占了赵汉祥的花园别墅，并非法出租给他的朋友经营古董商店。在户口名簿上赵汉祥至今还是该私宅的户主，但他无权无势，祇好有家不归，居无定所，状告无门，悲痛万分。一个近70岁的老人接受自由亚洲电台记者的现场采访时，谈及悲惨的遭遇情不自禁地哭诉起来，直至泣不成声。他的凄怆痛哭声令全世界听众心寒。上海非法行政、司法不作为，他祇有依靠民众自己的力量夺回祖传的私宅。

    许正清的家10年前被上海市普陀区人民政府（时任区长胡延照，现为上海市副市长）非法强迁， 至今未得到任何补偿和安置。由于他经常上访北京、法律援助其他上访民众，得罪于上海权贵。2005年元月28日他上北京进入赵紫阳家，悼念他最敬仰的老人家，但是上海市普陀区公检法就以此案由联手制造冤案，以寻衅滋事罪名重判有期徒刑3年。上访北京、悼念已故的中共总书记赵紫阳是寻衅滋事吗？许正清当然不服。他认为，“对我的捏造事实的莫须有罪名的刑事判决和裁定，是一场地地道道的司法恐怖主义恶作剧。”

    马亚莲是维权群体里的巾帼英雄，她与上海的维权人士陈小明、许正清和郑恩宠同时荣获国际知名的“住房权利卫士奖”。她也是因官商勾结违法商迁、强拆3层楼私房，致使她无家可归，走上维权上访之路。她的不断上访，她敢于挺身而出帮助其他访民维权，影响上海政府官员的“政绩”，所以招致打击报复，被枉法劳教两次，还常常遭到毒打、被非法限制人身自由。虽然她是个残疾人，走路要靠双拐，身上伤痕累累，但志不可夺，永不屈服，誓将民告官的诉讼打到底，冤案不平反，私产不归还，决不甘休。

    郑恩宠是闻名世界的中国维权律师，曾代理500件维权官司。原本他是上海市政府的座上宾，是政府与动拆迁户协商沟通的桥梁，后来因他不愿同流合污，继续揭露黄菊、陈良宇、韩正、周正毅等官商勾结黑幕，得罪于上海权贵，被诬陷向境外提供国家秘密，蒙受3年冤狱。从此，他就成为上海当局的对立面。陈良宇、周正毅倒台后，韩正、刘云耕、吴志明等上海权贵仍然把郑恩宠视为眼中钉，继续动用警力打压他。郑恩宠也不示弱，直逼上海权贵，他得到国家法律、上海访民、国际舆论的支持。两军对峙，何时休战？

    在此我们无法将在《上海司法不公正的见证——不服上海法院裁判上访申诉案件汇编》第1集上的其他101位信访人要求平反冤假错案的决心与态度一一列出，更无法将成千上万的上海访民诉求一一表达出。虽然每个申诉上访的公民遭受权利侵犯的具体事由各自不同，有房屋、土地等财产权、人身自由权利、结社自由权利、信仰自由权利、舆论自由权利、出版自由权利、著作权等等其他权利，他们要求平反冤假错案的具体诉求也会不同，但是所有的信访人都有一个共同的决心：冤有头，债有主，有债必还，有错必纠，讨回公道，维护权利。

    上海当局总以为权力在手里，即使群众有意见，有怨气也没什么大不了。它没有诚心去平反冤假错案，而是采用对付上访民众的惯用手法：知错就赖。不受理、不回复、不立案，无赖到底，让信访人陷入申诉上访的无穷怪圈，耗尽财力体力以至生命；暴力打压。权力在手，就可以滥用法律、动用警力。非法拘捕、关押、殴打信访人。以政治需要为藉口，以领导交办任务为理由，肆无忌惮地违法行政，截访，抄家扣物，限制公民人身自由；哄骗做秀。中央领导一重视，地方各级官员就会关心几天信访工作，在电视上露几个做秀的镜头；北京一有重大会议，访民也可以被重视几天，天天有官员来关照、许诺、塞钱，祇要不去北京上访什么事都可以谈判。

    上海当局仰仗权力、轻视人民群众的做法使愤怒的市民在上海人民大道200号市信访办大楼前、肇嘉浜路308号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门庭前越聚越多，上访北京的人数也日益增长。而且，越来越多的上海访民已不信任上海的领导人，纷纷直接向中央领导人告状、向国际社会申诉。上海当局应当明白：公民维权运动是深入民心、涉及千家万户、没有信仰主义区分的、没有固定成员的、祇有志愿者没有领导人的群众运动，是中共中央实施“以人为本”治国理念、国家保障人权的过程，是要求国家公职人员必须坚持为人民服务思想的过程，是国家法制统一、树立法律权威、重塑公检法公信力的过程，是平反冤假错案、达成社会和谐的过程。虽然公开上访申诉的民众肯定是整个人群中最小的一部分，但这一部分的呼声是最强烈的一部分，最具代表性的一部分，每一个信访人都代表并影响一个家庭、一个家族及其周围的人群，直接决定一个地区的社会和谐。


将奥运精神留在中国


    北京奥运即将召开。我认为此时中国各级政府首先应当要学习奥运精神：相互了解、友谊、团结和公平竞争。政府要信任人民，不要怕人民群众，把人民群众当成敌人，对付人民最多的警力也不够用。中国人民是善良、宽容、通情达理的。连最严厉批评北京奥运会、受到北京当局迫害的胡佳先生在狱中还为北京奥运会祝福与呼吁，他在给妻子的信中写道：“尽管我国的法治不健全，人权状况不佳，但这个时候，政府与公民搁下争议，以宽容的心办好这届奥林匹克盛会。神圣休战！就像我们面对大地震时的那种共识，那种合力，那种不分彼此。神圣休战！需要我们民族的胸怀、智慧、勇气。” 当奥运圣火经过上海时，上海当局派出员警及保安人员非法关押上海访民，怕访民反对奥运圣火，但上海访民周金妹等10人从上海府村路500号的关押场所逃脱出来后，却是去观看与热烈欢迎奥运圣火，还上了电视台的镜头。在汶川地震的天灾中，数百上海访民自觉组织起来集体捐款，还有志愿者赴灾区第一线抗震救灾。这几天北京奥运会临近召开，草木皆兵的上海当局又在非法关押上海访民，怕他们上访北京，结果适得其反，原本不想去北京上访留在家里观看奥运比赛的上海访民，担心被关押，纷纷逃离上海，直奔北京上访控告，并观看奥运盛况。

    北京奥运会将会准时召开、准时闭幕，一场体育盛会引来多少是是非非，辉煌的，悲哀的，20天后一切都瞬间消逝，但愿奥运的精神留存于中国。中国的公民维权运动已传承奥运的精神，重要的是参与而不是取胜，宗教信仰不同、政治见解不同、民族不同、性别年龄不同、社会阶层不同、贫富差别不同的公民都参与维权，相互了解与支持，在艰难困苦的漫长上访中超越自我、修炼自我，运用公平、公正的法律及其规则与强势的侵权者进行抗争，争取与捍卫中国人的权利。中共中央、中国各级政府也应当有诚心平反冤假错案，尤其是一些重大案件，必须首先第一步是还原历史事件的真相，并给它们正确的历史定位，从而使人们通过真相的澄清而得到和解，也使后世子孙能汲取教训，不让历史悲剧重演。同时给与受害者应有的经济补偿。受害者方面也将以宽恕来回应，以期共同创造崭新的未来，达成社会的和谐。

    （小标题为编者所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