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把农民当同胞

（北京）淮 生


    从血缘上讲，中国农民与中国城里人、中国领导人等非农群体之间，毫无疑问彼此是同胞关系。但是在中国主流社会，到底有多少人在内心深处里把农民认作自己的同胞呢？情况叫人悲观。农民身陷艰难困苦处境，原因就在这里。如果主流社会把农民当作同胞，为同胞生存提供便利，那么中国就不会出“三农”问题，农民就不会如此深久地陷在赤贫的泥潭里不能自拔，农民在就业、经商、上学、医疗、养老、迁徙、居住等方面就不会如此艰难。

    在北京奥运会的开幕式上，几千表演者代表中国，在全世界人民的目光下齐声诵读“四海之内皆兄弟”，以昭示中国文化里关于博爱平等的“中国价值观”；在今年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的新年贺辞中，照例向“港澳同胞、台湾同胞、海外侨胞”祝福，照例将大陆外华裔称为“同胞”。这么称呼没有什么不对，我想提醒的是：不仅港澳台同胞是我们的同胞，作为中国人里最庞大的群体，农民也是我们的同胞。农民非常穷苦、非常无力、非常沉默，以至于被很多人忘记他们也是同胞。因为常常被忘记，以至于中国农民在国内遭遇到的通常不是同胞待遇，而是敌人待遇、非人道待遇。


“台湾同胞”与“农民兄弟”

    当中国执政者把台湾人当同胞的时候，我们会看到台湾人获得了哪些“同胞待遇”：2005年3月4日，胡锦涛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会见参加“两会”的台湾代表时发表了重要讲话。在这个讲话中深情地说：“台湾同胞是我们的骨肉兄弟……对台湾人民的利益诉求，祇要是对台湾同胞有利的事情，都应尽最大努力去做、并且一定努力做好；对待台湾同胞的合理关切，无论在什么情况下都尊重他们，并且设身处地地为他们着想，千方百计照顾和维护他们的正当权益。”他特别还当场提出，要推动解决几个攸关台湾同胞切身利益的问题，如：解决台湾农产品在大陆的销售问题，两岸客运包机常态化问题。

    胡先生讲话之后，大陆出台了一系列让人眼花缭乱的“惠台政策”以照顾“台湾同胞”的利益。针对台湾农民的创业难、农产品出售难，大陆出了政策：凡是台湾农民或是台湾农业企业到大陆投资兴业，都能享受一揽子优惠，比如：台胞在大陆建农业合作试验区与台湾农民创业园，大陆将会在项目审批、用地划拨、设施建设、财政融资、通关检验检疫便利化等方面给予全面的扶持；为台胞提供优良的生产、经营环境；为了保障台湾农产品输入大陆特别开辟“绿色通道”；在大陆最主要的农产品消费市场以及各大城市设立专场、专柜，帮助台湾农民出售岛内滞销的农产品；自2005年8月1日起大陆对原产于台湾的15种鲜水果正式实施零关税；之后又增加蔬菜、水产品等19种农渔产品；大陆方面承诺将根据需要随时扩大台湾农产品进大陆的类别；中国海关专门开设“台湾农渔产品专用报关窗口”，优先接受台湾零关税农渔产品的通关……

    台湾人在大陆的教育权益享受方面，大陆早就有规定：台湾人在大陆的随行子女需要入学的，经申报与批准程序后，可到大陆中、小学、幼儿园取得平等就读资格；台湾学生大陆上大学，享受同大陆学生同等收费。

    大陆对台胞利益保障，有时候甚至还能“法外开恩”：一个多月前，CCTV4《台商故事》栏目播出的一期节目透露了这么一件事：一个在海南承包鱼塘养名贵鱼的台湾渔农，因为承包合同到期，发包方（海南一个农村基层村委会）要将这个渔农养鱼的池塘收回，而这个台湾渔农不愿，希望继续承包。这个问题小不小？很小。但是，这个小问题居然通过台湾人在大陆的权利维护渠道，把信息反馈到北京的“国台办”，最后在国台办首长陈云林介入下，这个台湾人如愿以偿。——台湾农民这样琐碎的个案获得部长级官员的直接帮助，这等好事对大陆农民而言是不可想像的。

    在为台湾同胞解忧、在体现对台湾人的“利益关切”上，大陆决策人的政策出台堪称神速、密集、高效、灵活、针对性强、无微不至。体现了大陆对同胞的真挚情感。

    其实，大陆农民在国内的政治、经济与社会生活中，遇到了更多、更大的麻烦，涉及更多的利益诉求、利益关切：每年大陆农民都会出现农产品卖难问题，比如“卖粮难”现象在国内存在了几十年得不到解决（直到国际粮食市场稀缺行情出现之后）；农民工的孩子在城市入学难的问题至今一直都存在；农民创业与发展难题一直都存在；农民一直渴望自己的权益受损态势能够受到高官的注意而不知疲倦地“上访”、或者潜伏在高官的必经之地等待“阻轿告状”的机会……可是，大陆农民在他们生产生活里遇到的痛苦、麻烦和不便，一直被漠视，远远得不到台胞现在正享受到的“同胞待遇”。遇到问题的大陆农民数以亿计，他们如同搁浅在沙滩上的鱼群，几十年如一日地等待“政策之水”的救援，但是，望穿双眼，总是等不来。

    对台服务如此之贴心，给人一种感觉：大陆相关决策部门一直手握显微镜对准台湾同胞，以便随时发现台胞的需要、随时施加援手、随时推出造福台胞的新政。台湾同胞在民生层面上确实受到了同胞的礼遇，大陆官员确实尽到了对同胞的情分，这个礼遇就是：既然彼此是同胞，出于同胞情谊，我们忧同胞之所忧，急同胞之所急，解同胞之所需，一家人不说两家话。如此，许多问题就结了，同胞的幸福指数就会大幅度提升。

    关于大陆对台胞的优惠政策，我没有什么意见。我祇是为大陆决策层忘记大陆农民也他们的同胞而感到难过，为“一样同胞两样对待”而感慨。如果当局把农民当同胞，就会对同胞遭遇的痛苦感同身受，就为同胞提供方便。很多时候，中国上层决策人祇要要举手之劳、祇要行个方便、甚至祇要发一句话，农民的生活境况就会好很多很多，农民会免除很多麻烦和忧愁。

    举例说：和台湾农民在狭小的岛内寻找不到太多的经济出路一样，大陆农民也普遍面临同样的烦恼：他们承包的农地规模比台湾农民更狭小，他们也渴望获得台湾农民在大陆享受的种种优惠；他们也和台湾人一样出门寻找生活的出路。今天，已经有10倍于台湾全岛人口的大陆农民辗转于中国各个城市，其目的无非是希望在城里谋得一个岗位、或者谋得小额经营的一席之地。但是我们的农民同胞在城市营生的过程中遇到了一系列麻烦：他们普遍忍受着各个城市的城管人员的压制、驱逐与摧毁；他们的子弟缺乏就地就学的机会，这个开学季节，仅仅在我住地的周围我就看到有三四个想进中小学念书的学生因为没有北京户籍被学校拒收，最后都抱憾地离开了父母的怀抱返回老家；他们居住条件普遍恶劣，我认识一大批在北京居住了10年的农民工，他们蜗居在人均3-4平方米狭小陋室里10年没有改变——通常是年青夫妻带一个年幼孩子，3口人住10平方米的、不通风、不向阳、无厨卫的出租房里。这个现象极其普遍——他们像货物一样“堆砌在北京”、而不是“居住在北京”——这么住宿状况简直不能算是居住。——这个景象，和通过奥运画面传递给全世界的那个富丽堂皇、美轮美奂的北京，反差惊人。

    我说没有什么人愿把农民当同胞，是因为我知道：如果中国最富有的、资源在握、决策权在握的主流人群若是把农民当同胞当兄弟当自己的亲人，那么他一定不会容许城管肆无忌惮地去捣毁那些流落城市的农民的摊位——那不是摊位，而是同胞求生的饭碗，他甚至可以考虑把城管解散、把城市里那些星罗棋布的临街“城管执法岗亭”的小房屋利用起来改成商铺，请这些商贩们大规模地入驻、让其在一个免于风吹日晒的空间里经营他们货品；如果他把农民当同胞当兄弟当自己的亲人，他一定会把他掌管的学校的大门敞开以接纳亲人入学；如果把农民当同胞当兄弟当自己的亲人，他一定把那些买不起商品房的穷困兄弟请到一块块闲地，让兄弟去盖四川地震灾区那样的“活动板房”作栖身之所。——要知道：内地各省捐助给四川地震灾区的那些20平米一套、专供地震灾民一家3口人使用的活动板房，都是通风向阳、通路通水、住室外还额外配套了共用厨卫设施的。这虽然是灾民非常时刻临时将就的、简陋的住宿安排，但这样的房屋对栖息在大城市里的大多数农民工而言，都属于是奢华的、可望而不可及住宿条件。


农民同胞和“动物待遇”

    假如一些国人不想自欺欺人，认为实在无法做到视农民为同胞，那么，我想对你们说的是：你们能不能做到：视农民为同类、视农民为人？让中国的农民在自己的祖国，不要获得偷渡者的待遇、不要获得敌人待遇、不要获得犯人待遇。——最低限，要让他们获得到不低于动物的待遇。

    说到“动物待遇”，这是一个让人意味深长的话题。国际上有一个不为人熟知、但具备广泛影响力的组织：“世界动物卫生组织”，它现在由包括中国在内的大约170个国家组成。该组织在2004年3月2日拟出了“动物五大福利”标准。我祇想引用一条，是关于“动物生活环境”的。这一条动物福利标准要求：动物应该有比较舒适的生活居所，包括：面积不能过于狭小；能保暖御寒；能通风；有日照，等等。

    如果对照“动物生活环境”福利标准，我们会羞愧地发现：进城求生的流动农民，尽管他们是威名赫赫、竞争力强劲、让外国劳工畏惧的“中国制造”的主力军；尽管中国今天空前经济繁荣局面几乎是完全仰赖他们的血汗铸就。但是，世界上没有几个人知道：这些堪称劳苦功高的中国财富的创造者们，他们居住条件普遍达不到动物居住标准。这个情景叫人悲伤。这不是农民工的耻辱、不是中国穷人的耻辱，这是中国社会的耻辱。为什么出现这样难堪的局面？显然：如果不是国际社会对动物的福利标准定的高得离谱，那就是农民工的居住条件差得离谱，那就是中国主流社会在对国内穷人居住条件的改善问题上漠视得离谱，没有尽到改善民生的责任。如果我们的社会把农民工当作同胞，情况绝对不会如此。改变现状难不难呢？一点都不难：很多人通常有一个错觉，认为大城市的土地寸土寸金，没有多余。可即使是在北京这样的大城市，我也能看到有很多很多闲置的、遗弃的、足以安置所有外来劳工的空地、和可用空间。可悲的是：城市当局不许可农民工使用，宁可任其荒废。要是中国的决策人愿意点一个头、行一个方便，允许农民工在上面建临时性住房——哪怕允许这些贫困同胞自己动手去建像四川地震灾区一样的活动板房，那么，他们糟糕的住房状态就能得到迅速的、突飞猛进的改善，“居者有其屋”根本上就是一个很容易实现的愿望。反正闲着也是闲着，还不如造福于同胞、不如体现一下“以人为本”的执政理念呢。改善城市里最穷的外来人口的居住条件，甚至一点都不需要政府部门拨款：他们自己花钱、自己动手建造。真的祇要中国的决策人点一个头，发句话，行个方便，就够了。

    高层点一个头，对底层同胞的生活真很有影响吗？真的。再举个例子：1978年以前，弥漫于全国的严重饥荒折磨着中国几亿农民。渴望活命的农民恳求邓小平点一个头：让我们农民在自己的地上搞包产到户吧！让我们有效率地种我们地里的庄稼吧！邓后来点了头，中国农民就迅速终结了挨饿、终结了随时可能被饥饿夺去生命的悲惨命运。迄今30年过去了，农民都没有重返饥饿。在这个惊人转变中，邓小平当时做了什么？除了点了个头什么也没有做，国家财政当时做了什么？什么也没有做，一毛都没有拨。

    在血缘上我们是同胞，但是在做人的情分上，中国底层很难看到来自强势同胞一方的体谅、关照、慈悲、善意等诸如此类的同胞情谊。底层民众的命运是被控制的、身不由己的。如果是在一个可以用选票来说话的国家，那么基于农民人数，上面所提到的农民所有麻烦将统统不会出现；就是出现了，也犯不着今天这种企盼高官出政策的途径。所以，本文是有前提的。在一个底层民众的选票不能作算的国家里，如果还加上不被看作同胞、不被友善的对待，那么他们的处境往往祇能是雪上加霜。

    在和平时期，我们的主流社会不能尽到同胞的情分行一些方便，而要等到大敌当前的时候却如此动员说：“农民兄弟们、同胞们，敌人侵略我们，祖国需要你们上了！需要你们浴血奋战保家卫国……”如果在国难当头时才想到农民是自己的同胞，这会叫人悲伤。

    “兄弟同心，其利断金”，这是海峡两岸政治人物见面时候讲过多次的一句话。如果中国社会真把农民当作同胞，那么，农民同胞面临的生存危机、生存苦难就会让中国的决策者（乃至全体中国人）寝食难安，并且调用一切资源来应对。如此，危机就会过去，问题将不再成为问题；即使问题来了、即使问题有如“断金”之难，那么任何问题一定可以在“兄弟同心”的情况下，迎刃而解。

    每个中国人都需要扪心自问：真的能够把农民当自己的同胞、兄弟来看待吗？

    这是个问题，甚至是一个挑战……

    （2008-9-2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