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中国左派时文的点评
（江苏）北山
最近在网上看到这样几篇文章：7月12日，17名原部长及高级将领联署致函胡锦涛及政治局各委员，并于7月14日，在《毛泽东旗帜网》发表，题为《十七位老部长、老同志建言十七大》。该信长达7千多字，痛陈改革以来出现的种种弊端，详述当前各种黑暗现象及党内外的怨愤。
权力失落的中国左派的悲鸣
7月15日，28名已离退休党政军高干联署致函胡锦涛及中央政治局，题为《我们的责任和忧患》，该信全文5千多字，从现行路线上、方针政策上、列出了政治上、制度上、经济上、社会上、对外路线上、对台湾方针上6个方面已经背离了社会主义制度和共产主义理想。信中还列出了15个方面的危机、忧患，如：“已形成了官僚有产特权阶层，导致整个社会制度变质；社会主义制度的社会基础已经基本瓦解，导致政治危机随时会发生爆炸；政治上的权力、经济上的剥削和压榨，造成了矛盾激化，导致党和群众关系发生了质的变化；社会上贫富悬殊造成两极化，导致社会上各种形式各种诉求的抗争活动，正向政治层面转化；国有资产被官僚侵吞，数以千万亿计的资金外流；社会道德、文化日益没落，危害中华优秀文化的同时，对子孙下一代影响将积重难返；党组织堕落变色、领导干部严重腐败变质，丧失了领导权和凝聚力；帮派和各种山头主义活动，以各种藉口向中央要权、要钱、要闹分治……”
此外，还有内容相同的《170位革命家对党的十七大的献言书》等。为了简单方便起见，在这里，我拿《十七位老部长、老同志建言十七大》的文本来做一个分析和评论。在这些向最高领导人的建言文章中，他们所看到的社会病相和人民大众所看到的病相是一样的：“现在，贫富反差之大，已达世界前列。据世界银行最近测算，我国基尼系数为0.469，已经超过了印度、印尼、埃及，也超过了日本、英国、美国！”
但是他们开出的药方，我认为却和人民大众的意愿相去甚远甚至是背道而驰.这源于他们的思维方法已经形成一种左的意识形态固化，他们在文中说：“邓小平同志曾经说过，我们的改革开放如果导致两极分化，那就说明我们走上了邪路。邪路，无非就是错误、邪恶之路，资本主义之路。”
他们的认识在这里出现了问题.什么是邪路，这是一个需要认真分析思考的问题.一说到资本主义就认为是邪路，这是一种社会主义的自圣思维.在他们的思维定式中：社会主义是正道，资本主义是邪路，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是绝对真理，无产阶级专政是社会主义的法宝，民主宪政那套玩艺都是属于资产阶级的，与无产阶级无缘。而且这一切都是理所当然，不需要实践检验，不需要客观证明，不需要民众拥护，也不需要当今世界的普世价值观来认同。
但是认真务实地看一看当今世界的大多数国家，走得都是一条经济上自由竞争，政治上宪政民主的道路。恰恰是政治上宪政与民主的道路，把原始积累时期显得相当邪恶的资本主义之路走到了现今的福利社会之境，那些所谓资本主义国家中的社会主义成分实际上比我们这个号称为社会主义的国家还要多。而我们国家恰恰是拒绝走向宪政与民主的政治体制改革，祇在经济领域里进行改革，这种改革才不可能不受权力寻租的影响，以至于把社会主义的道路走到了资本主义的原始积累阶段。这究竟是经济制度的问题，还是政治体制的问题？其实广大的知识份子和人民群众，要比这些身居高位、曾经享受着权力的好处，如今又忍受着权力失落之痛的部长和高干们明白得多。
这17位老部长要求：“从政治思想路线上、建国方略上做出符合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符合广大人民需求的正确的决定。”
这里又出现了一个问题：他们凭什么认为符合马列主义泽东思想的，就是符合广大人民需求的？在过去那种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统治下，人民群众从来就没有得到过自己需求的东西。倒是改革开放后的社会局面，才多少开始满足了一部分人民群众的需求。
他们“建议在十六届七中全会和十七大召开之前，掀起一个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热潮。由中央决定选择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中的一些重要文献，如《共产党宣言》、《反杜林论》《国家与革命》、《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等文献中的经典论述，以及《为人民服务》、《愚公移山》、《学习白求恩》、《反对自由主义》、《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等毛主席著作……”
这种建议实在是幼稚可笑。这些著作解决了中国社会过去的问题吗？并且能够解决中国社会现在和将来的问题吗？已经被实践检验过了的现实是：马列主义的经典著作针对的是当时资本主义社会的一些现象，难以解决一百多年后社会主义发展的现实问题.社会主义道路正是因为走不顺了，走不通了，才需要改革开放。从这个意义上说，“与时俱进”这一理念对的。无论是在理论上，还是在实践上，我们都需要与时俱进.否定改革开放，回到毛泽东时代才是一条邪路。我倒是认为，作为当政者多读一读政治上反对派的文章，要比死读马列重要得多。马列主义的自圣系统，已经把它的信奉者带入一个自我封闭的思想系统，沉溺于它诞生时的那种道德优越感，无视社会的变化与时代的发展。面对一个日新月异的世界，面对民主与宪政的世界潮流，这些老部长、老干部们依然要祭起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大旗来做克敌制胜的法宝，这就像义和团用大刀长矛和符咒去对付洋枪大炮一样可笑。义和团虽然勇气可嘉，有着国家兴亡匹夫有责的一面；但它毕竟是专制王朝的工具，其本身也不乏愚昧和残酷的一面。
他们认为：“总之，对于一切反马克思主义的错误思想，必须彻底批判，拨乱反正，确保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
谁都知道，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汗牛充栋，他们上面所提及的那几本书祇是这个主义的九牛一毛。那么又由谁来诠释马克思主义，来当他们所认为的真理的掌门人呢？过去在苏联是斯大林，在中国是毛泽东，我们都知道这两个掌门人利用他们诠释真理的权力给这两个国家的人民带来了巨大的灾难.我们难道还还需要一个产生于100多年前并且不容修正不容置疑的理论来彻底规定我们现在的生活和未来的发展吗？
他们写道：“现在真可以说，民愤告急，党和人民政府严重脱离群众，社会主义岌岌可危！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
确实是民愤告急。但是和过去不同的是，告急的民愤，多少可以通过已经松动的舆论控制表达出来了。而过去的民愤告急，都被舆论控制所压制。这正是改革开放带给人民群众同时也带给这些老部长、老干部们的一些表达意见的空间.如果是在毛泽东时代，像这样的联名上书岂不早就被打成了反党集团？他们有这种连名上书的自由和勇气，也全凭改革开放所赐.这些下台干部们能公开表达自己的意见当然是一件好事，但是我想问一句：他们在台上时是否曾允许别人作这样公开地与己不同的表达？并且他们对目前的这些党内腐改与社会不公，是否完全不负有责任？
“党和人民政府严重脱离群众，”确实如此。但这绝不祇是今天才发生的事。它当年违背广大农民的意愿硬搞土地归公的人民公社和脱离实际的大跃进，直至发生饿死数千万农民这样的严重后果时，它不脱离群众吗？它当年为了某位领袖的一己私利，把全国人民甚至党和政府都带入文革十年灾难时，它难道不脱离群众吗？人民群众确实想要一个不脱离自己的党和政府，但是我相信他们中的大多数绝对不想再回到改革开放前的那个党和政府的怀抱之中去。人民想要的并不是一个空头的社会主义，而是自己实际的利益和正当的权利。他们为什么不明白这一点或者故意无视这一点.他们警告道：“如果十七大还是这样坚定不移地、毫不动摇地走下去，叶利钦式的人物就一定会出现，亡党亡国的悲惨局面马上就会到来。”
以苏联和东欧的变化为鉴，耽心亡党亡国，实在是可笑、可悲亦可鄙。为什么非要一厢情愿地认为苏联和东欧的变化是悲剧，而不肯承认他们眼中的悲剧恰是他国人民参与上演的正剧或喜剧呢？在那里，共产党结束了使命，这是苏联和东欧各国人民的选择。某个党消亡了，但是国家和民族不但没有亡，反而焕发了生机.你们为什么却如丧考妣呢？苏联和东欧的变色易帜是耶非耶福兮祸兮，应该问问如今的俄国和东欧各国人民，他们是否愿意再回到旧日那种共产主义的旗帜和体制之下？被你们谈虎色变的叶利钦，在俄国人民眼中究竟是英雄还是罪人？否则，拿苏联东欧的亡党亡国说事，就像当年世界上最苦的人却大言不惭地要去解放世界上三分之二的受苦人一样可笑！
但是面对当前社会的种种问题，他们这些医生下诊断了：“根本问题出在哪里？就出在20多年以来，我们执行的是一条错误的理论和错误的思想为指导思想的错误路线.”
那么请问：20多年以前我们执行的难道是一条正确的路线吗？我们是要回到华国锋两个“凡是”统领一切的路线上去？还是要回到由毛泽东授意和支持的祸国殃民的“四人帮”的路线上去？
他们这些医生开出的药方是：“面对如此严峻的形势，在这极为重大的历史关头，我们还建议中央常委和政治局考虑最佳方案，从根本上消除各种消极因素，克服与改变当前不利的局面。中央政治局应向全党发出号召，联系实际、联系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关于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的学说……”
够了！不正是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中关于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的学说，才把中国人民带到10年动乱之中，才把国民经济带到了濒临崩溃的边缘，才把社会主义搞到了岌岌可危的地步，才要靠改革开放来挽救中国的命运.回到改革开放前的中国，祇能是死路一条！改革开放二十多年来之所以不够理想，就在于祇在经济上放开了对人民的束缚，而没有在政治上逐步赋予人民相应的权利。错的不是改革开放，而是某些共产党人在改革开放的过程丝毫也不想放弃已经获得的特权。现在社会的腐败与不公平并不是所谓资本主义复辟带来的，而是没有民主监督、没有宪政制衡所造成的。这是权力之错、之乱，不能不分青红皂白归罪于市场经济。人民想要的局面，是稳妥地进行政治体制改革，而不是放弃经济上的改革，交还支配自己财产和经济活动的权利。
在看到这几篇老干部的文章的同时，我还在网上看到一篇中央民族大学教授、证券研究所主任张宏良谈《从证券监管与金融安全看宏观调控的失败》的讲稿，说的似乎是证券监管和金融安全的问题，却醉翁之意不在酒。把不受制约的权力之过统统归结给所谓的社会精英。他也是由黑砖窑事件入题，大放厥词：“这反映什么问题呢？这反映了中国的所谓民主法制道路走错了，走上了一条精英民主、精英立法的道路，其实质就是精英专制，精英专制是比奴隶主专制、比封建皇权专制更加野蛮残暴的专制政治模式。在奴隶社会，奴隶是奴隶主的个人财产，不会被随便虐杀，如同农民不会随便虐杀自己的牲口一样；封建社会，百姓是皇帝的子民，即便有生杀予夺大权，也不会随便虐杀；祇有在精英专制条件下才会随便虐杀百姓。”
中国的问题是资本主义还是专制主义
对于这一位先生，我实在忍不住说，不要转移目标，把什么都往精英专制上扯。当今中国到底是什么专制，大家都清楚得很。
他说道：“可以说，今天中国伦理道德的丧失，人类文明底线的突破，就是实行精英民主精英法制的结果。本来一个好端端的中国……”
我要问一句：在你的心目中，什么时候的中国是一个好端端的中国？反右时的中国是好端端的吗？大跃进时的中国是好端端的吗？文革十年的中国是好端端的吗？中国的问题到底出在民主法制，还是某种专制？中国社会的民主法制虽然举步维艰，但在改革开放的推动下毕竟还是在一点点前进着。否认这种法制上的进步，不知他意欲何为？
他说：“中华民族能够堕落到今天这个程度确实难以想像，一个拥有六千年文明的伟大民族，居然不到30年的兽性训练，就出现了一座座人间地狱，甚至其残暴程度超过了关于地狱的最恐怖描述。所以今天大家再回顾当初姓资姓社的争论就会感觉到那不再是毫无意义的争论了，放弃社会主义不再是解放思想了，现在才真正理解了马克思那句名言”资本从来到世间，从头到脚都滴着血和肮脏的东西“。
我要再问一句：权力来到人间，难道不是从头到尾都滴着血和肮脏的东西？你为什么祇批资本主义，不批专制主义？祇看经济活动中的错误，不看政治压迫下的罪恶？“不到30年的兽性训练”，还有什么样的“兽性训练”能超过人与人之间残酷斗杀的文革？现在的社会不公确实造成了许多残暴的现象，但是其残暴程度比起文革中那种人为的阶级斗争，恐怕还是小巫见大巫吧？如果有兽性训练，那也不是改革开放后开始的。一个中国人可以用这样的仇视态度来看待改革开放，在现实生活中还真是所见不多。
他振振有词道：“可惜已经太晚了，两次大讨论（第一次是姓资姓社的讨论，第二次是姓公姓私的讨论）让中国老百姓丢掉了一切，几十万个国有企业丢了，一百多万集体企业丢了，上亿亩土地因被圈占也丢了…… ”不准罢工“的宪法条款又紧紧捆住了工人反抗资本的手脚……最为可悲的是，中国人民经历的这个”血和肮脏“的原始积累过程，并不是不可避免的自然历史进程，而完全是人为的选择……是经过一次次大讨论经过一次次解放思想，排除阻力人为选择的结果……”
把国家权力之过错归罪于思想解放，其用心又是多么卑鄙！
他说道：“是用国家政权的力量，强制性让中国人民重新经历了一次原始资本积累过程，重新经历了一次贩奴运动。”
但这是资本主义的问题？还是政治体制的问题？他为什么要在这里故意搅搅浑水？这样残酷的资本原始积累在实行宪政制度的民主国家里可能进行吗？
他说：“现在大家应该看到资本主义的血腥了，应该明白为什么不能走资本主义道路了吧？”他为什么不说：现在大家应该看到权力寻租的血腥了，应该明白为什么要进行政治体制的改革了吧？在大谈了一番政治之后，这位证券研究所主任终于来谈经济了：“外资摘桃子砍树引发了中国改革以来的第三次争论：姓中姓外的争论。中国改革以来左派右派共有三次大规模华山论剑，第一次是姓资姓社的争论，第二次是姓公姓私的争论，目前是第三次。三次华山论剑左派输掉二场，目前是这第三场也是最后一场。如果说左派输掉第一场是中华民族灾难的开始，那么如果再输掉这第三场，则有可能是中华民族的彻底终结.”
原来在他的心目中，中华民族的福祉全都寄讬在左派身上。左派输了是中华民族的灾难？可我们这个民族的受难史告诉我们，中国人民所承受的最大灾难，全都是由左派的胜利所赐！
“目前外资对中国产业和金融的扫荡，就其对中华民族的威胁来将，完全是瓜分中国的第二次鸦片战争，祇是第一次是领土瓜分，这第二次是经济瓜分；第一次是用鸦片摧毁了我们民族的精神，把中国人变成了一盘散沙，这第二次是用非毛化的唯利是图摧毁了我们民族的精神。”
他对外资进入中国的耽忧或许并非没有道理，但是毛的精神就是中国人的精神吗？还有谁比毛的个人自圣精神更无情地摧毁了我们民族的精神？毛是说过中国人民从此站立起来了这样的话，但实际上呢？趾高气扬地站起来了的祇是他一人而已，其他所有的中国人在精神上都是跪在他这个现代皇帝面前的臣民。
他说中华民族的确到了最危险的时候。这也许也没有错.但责任归谁？是精英集团误导中国改革，还是执政党迟迟没能有效推进政治体制改革从而阻碍中国改革？他却一直在打马虎眼。
他说：“美国的幸运，在于它有一个维护国家利益的精英集团；中国的不幸，同样在于有一个出卖国家利益的精英集团.”
他绕来绕去的把改革开放以来的所有罪责都归罪于这个精英集团，却不明言这个精英集团到底是什么？得出的结论和我前面所引述的那些老部长、老干部的言论如出一辙：就是以不能走资本主义道路为理由，否定经济改革，否定思想解放，要把中国引回到改革开放前的老路上去。这就是他们这些左派为当前的社会病所开出的药方。还是那付老药：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加无产阶级专政。
共产专制不能治疗社会腐败之病
左派们总嫌共产主义的旗帜举得不够高。可说到底，这个社会的主要问题恰恰是这面旗帜带来的！因为这面红色的旗帜不允许有其他各种美丽颜色的旗帜插上自己的国土。他们从不这样想：国土是属于人民的，而不是属于旗帜的。应该是人民决定自己举什么样旗帜，而不是某一种旗帜决定人民的意愿。应该是大多数公民来决定执政者的进退，而不是由一个不肯退位的执政者来决定国家和民族的命运.为什么非得把一个早已声名狼藉的共产主义和中国人的命运捆在一起？中国人没有共产主义就不能活吗？
我想，人类社会好比一台电脑，根本的意义在于其本体，而不是为其服务的外来程序。原本的程序不够用了，就要安装新的程序。已装上的程序不合适了，就应该卸载掉。没有任何一套程序的价值大于这台电脑本身，也不应该有一套程序宣布自己就是终极程序，一旦占领了这台电脑就决不肯再退出，并且拒绝其他更新、更合理、更好使用的程序进入。共产主义的思想和体制，应该是可供这台电脑选择安装并适时卸载的众多程序之一，而不应该是一个装上了就不能卸载的不可逆程序，直到整个系统崩溃为止。
新中国这台电脑的问题，就在于从建国之始就被强行安装上这这样一套排他性的程序，一开始运行还算正常，但很快就出了各种错乱的毛病，直到十年文革已经把国家这台电脑搞到了崩溃的边缘。改革开放的伟大意义，就在于适时地为这台濒临瘫痪的电脑引进了一些新的程序。这些新的程序为这台电脑的起死回生起到了相当大的作用，这些新程序在运行过程中与占统治地位的旧有主程序发生矛盾和冲突是必然的。现在这个社会的种种乱相，正是这种程序冲突的反映。
在种种乱相之中，大家都看到了社会不公。但是社会不公的根源何在？治疗不公的药方又是什么？却在认识上的差距极大。左派们希望的是党中央拥有决定性的一键恢复功能，要将国家这台电脑彻底回到改革开放前铁板无缝的无产阶级专政，回到僵死的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统治之下，认为这就能解决当今中国的种种问题，实在是痴人说梦。
许多有识之士早就对当今社会之病有了更理性的诊断：社会的腐败、混乱与不公，罪不在改革开放，而在于政治权力的不开放。由历史积累下来的专制集权之错，不能惩罚到自由经济身上去！他们开出的药方是：社会腐败之病，不能用专制权力的药来治！而应该用宪政民主的药来治。当然，用药宜缓，在权力的释放与转移过程中应该有一个柔性的缓冲，以免激起大的动荡，平稳地过渡到一个真正的和谐社会。讳疾忌医，在政治体制上维持现状，中国是没有出路的。
什么是和谐社会？祇有政府权力和公民权利的平衡，资本家和劳动者权益平衡，才能达到社会的和谐.有一个高高在上的不受监督和制约的执政权力，有一面一旦插上了就再也不允许别的旗帜迎风招展的独门大旗，社会就不可能达到真正的和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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