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仆的暴虐与草民的血泪

（山东）张铭山


    从文字记载的历史到今天正在进行的社会运作，在我们这块土地上上演的都是少数人对绝大多数人的奴役。虽然更加暴虐的中共上台后，把那些社会低层的草民尊为“主人”，自己谦卑地自称“公仆”，以此让那些陷进更深泥淖的人们在精神欺骗的幻想中得以麻醉，减轻痛苦的挣扎，延长暴虐的统治。但那些被称为百姓、人民的人群，从来都不过是牧民者享乐的材料。

    “苛政猛于虎”。且不说大大小小的自称“公仆”的老爷，对硬给套上“主人”链子的草民过于负责的或拳脚或国家机器的“教育改造”，也不说“公仆”对“主人”们“我的是我的，你的也是我的”掳掠的“实在”，仅仅“雇佣”“公仆”的费用，就把“主人”们的腰压弯了。2005年中国预算内与预算外行政管理费支出9，646.14亿元；2004年仅公车、出国、吃喝高达9，000亿元；对付法轮功、监控异议人士、堵截维权上访人员、封堵网络、兴建办公楼建造“面子工程”的花销，肯定也是个天文数字；再加上越反越烈地贪腐，什么样的铁脊梁压不趴下？天可怜见得是，据国家发改委去年年底的不完全统计：全国有大约2亿农民的年收入不足300元人民币。

    为富不仁。我国的富人是“中国特色”的，绝大多数顶尖的富豪是“掌勺”的端走了“大饭锅”（秦晖语），几乎所有的富人都是帮着“掌勺”者端锅致富的。为富时不仁，富了后还是不仁。3，000个贪官挖走6.7亿，大大小小的“太子党”占了金融、外贸、国土开发、大型工程、证券的摊子。2008年《社会蓝皮书》数据，营业赢余由原来20%提高到30.6%，而工资收入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逐年下降。基本民生的公共投入占GDP的比重直逼世界第一。注意，这里面还有很大一块是富人的“老大哥”——官员们——虽然“基本不用”却一涨再涨的工资，和特殊的待遇在内。

    本来“大鱼吃小鱼，小鱼吃虾米，虾米吃淤泥”是“天经地义”的祖制，老祖宗们就是这样熬到入土的，祇不过时代不同了，现在讲究“与时俱进”，当然在程度上比过去也得“进步”。最大的问题是原来还讲究点“温情”，还戴一戴“面纱”，现在不但是赤裸裸的，而且突破了底线。

    有病自杀无钱上吊，早就成了规则，这是我们早就接受了的“人的能力”问题。而“小心别让宝马车撞了”，也早就成了我们的共识；黑砖窑及各种矿难，也不大容易触动我们早已麻木的神经；哀求发还拖欠的工资爬爬塔吊，早被人斥责“做秀”，挨打挨刀子，也早成了常事；何祚庥院士早就谆谆教导过我们：“谁让你不幸生在中国”，我们经过毛式“革命”邓式“改革”的历练，早就有了这个觉悟。让我们不安的是，现在“与时俱进”的速度太快，“喝血”社会的进展速度，使我们的“可持续忍受”一时适应不了。这不，现在又时兴起的挑脚筋，又弄得我们一惊一乍。

    莱州市驿道镇神水院村村民刘洪江，1991年秋在日照一家建筑公司打工时，因讨要工资，被打掉牙齿打碎膝盖挑断脚筋后，用车拉到江苏扔进公路边的路沟里。刘洪江爬回日照建筑工地继续讨要工资时，早已楼卖完人没踪影了。刘洪江在日照靠拣垃圾箱里的食品生活了17年。2007年12月8日，刘洪江的哥哥听到消息后把刘洪江接回家。刘洪江因被打碎膝盖骨挑断脚筋成了残废，祇能侧躺着大小便。

    所谓的改革进行到现在，每一步都是以“弱势”群体的血泪为代价的。权力和财富，一直是“中国特色”改革过程中的形和影，它们的暴戾残虐，撕裂了中国社会。权力和财富，频频向麻木的弱者出击，刺激他们的痛感神经，让他们不得不挣扎应付。不公不义的掠夺和把“弱势”者视为猪犬的傲慢，不断地超越“弱势”者“可持续忍受”的限度，加重着“喝血”社会不和谐的阴霾。强势者每一项政策的制订实施，都是把更多的麻木者激活，把越来越多的人们驱赶到对面的堑壕，全国早已处于战争状态。每一次突发事件，都是“弱势”者被逼到墻角的困兽犹斗，都是“弱势”者为生存而拼命的突围，越演越烈的维权运动就是“弱势”者固守最后那点生存权益的被动防御战。

    权贵强梁们一步步的进逼，把越来越多的“弱势”者逼到绝路，走投无路的“弱势”者队伍不断扩大，最后难免发生质的变化。随着这种较量的不断交互作用，明白“我是鸡蛋，我怕谁”道理的民众，最后必然找到集体抗争这种最有力的武器，一旦某次突发事件的火花足以燃起民众久蓄的怒火，很可能演变成法国式的“革命”。

    在社会积怨弥漫的今天，祇能用民主的手段来消弭社会宿怨，以此避免整个民族悲剧的发生。而在“无邦国”“无官正”一党独裁的大环境里，幻想用恩赐民众“温加饱”的方法，把这种“人吃人”的制度维持下去，无疑是缘木求鱼。实践证明，在民主不存一党独裁的大环境里，权贵的贪婪富人的不仁没有任何制约力量约束，幻想恩赐民众“温加饱”也是不可能的。（2008-1-1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