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宗教局长”如何变成“谎话大王”？
——评叶小文访谈《宗教与社会主义的难题如何破解？》

（北京）余杰


    2008年3月17日的《南方周末》发表了宗教事务局局长叶小文的长篇访谈《宗教与社会主义的难题如何破解？》。宗教事务局及其首脑长期处于某种“隐形”状态，宛如秘密的情治部门。此次叶小文高调在《南方周末》这一相对比较开明的媒体上谈论官方的宗教政策，该举动耐人寻味。《南方周末》在编者按语中描述说：“在新的时代背景下，中国的宗教政策日益成为海内外关注的焦点话题。中国30年的改革开放史，不仅是一部经济发展史，也是一部宗教工作史。现任国家宗教事务局局长叶小文先生，在迄今长达13年的时间内，担任国家宗教事务管理的最高行政官员，亲历了执政党破解宗教与社会主义难题的重要进程。”

    令人遗憾的是，这篇专访并没有透露出中国官方的宗教政策会有任何松动和调整的信息。叶小文以凌驾于五大宗教之上的“太上皇”的身份，泼妇骂街式地将罗马教宗和达赖喇嘛辱骂一番，也点名攻击了包括我在内的中国基督徒，不仅在他不喜欢的宗教信仰者的头上统统扣上“分裂祖国”这顶大得吓人的帽子，还将海外传教人士视为“渗透”和“颠覆”的危险力量。因此，这篇访谈的效果可能适得其反，不仅显示出中共的宗教政策在新时期里进退失据，而且泄露了这样一个“国家机密”——在中国，宪法所规定的宗教信仰自由根本得不到保障。


上帝应当服从共产党吗？


    叶小文在谈话中充满了无神论者对宗教信仰的轻蔑、狂妄、无知，丝毫看不到一点尊重的宽容的成分。他说：“一位基督徒曾借用《圣经》中大卫赞美耶和华律法的诗句评价说，‘你的话是我脚前的灯，是我路上的光！’这‘脚前的灯’就是执政党关于宗教问题的基本观点和由此决定的基本方针，这‘路上的光’就是法制建设。”

    这是毫不脸红地说谎，这是对圣经的扭曲和侮辱。我不相信有任何一名真正重生得救的、被圣灵充满的基督徒，会说出以上这段匪夷所思的话来。叶根本不敢“注明出处”，说出究竟是姓甚名谁的基督徒在什么时间、什么地点说以上这番话的。很明显，这是叶小文本人编造的拙劣的谎言。因为所有的基督徒都清清楚楚地知道，圣经中所说的“脚前的灯”和“路上的光”，指的是最高的全能者上帝的话，而绝对不是指“执政党关于宗教问题的基本观点和由此决定的基本方针”和“法制建设”。叶小文居然将圣经执笔者之一的古代犹太王国的大卫王也拉出来为其背书，仿佛大卫王成了中共忠心耿耿的党员，仿佛圣经成了对中共党章的注释，仿佛上帝也要服从中共所制定的各项法律法规。叶小文的胡说八道，显示出了一个没有敬畏心的专制政权的官僚的真面目。

    当记者问及当今中国宗教信仰者的人数时，叶小文斩钉截铁地回答说：“中国有多少人信教？你问我，我祇能引用周恩来的教导，说‘差不多有1亿多1点’。”用王朔的话来说，这真是“无知者无畏”。周恩来已经死去30年之久了，周恩来何以知道30年之后中国有多少宗教信徒？中共党魁胡锦涛不是口口声声宣扬“科学发展观”吗？叶小文的说法既不“科学”，也不“发展”。他在没有任何科学的调查研究的基础上，居然随口就拿出30年前周恩来所列举的一个数字来。今天中国社会的方方面面都与毛泽东、周恩来那个时代有了天壤之别，为什么偏偏祇有宗教信仰者的数据停滞不动呢？这根本就不符合常识和常理。

    叶小文是何许人也？我在国家宗教事务局的网站上查到了他的简历，发现此人具有一定的学术背景，是胡锦涛从贵州提拔的共青团系统的官员：1983年任贵州省社科院哲学所助理研究员，次年任贵州省社科院社会学所副所长、省社会学学会副会长兼秘书长。1985年任共青团贵州省委书记，1990年任团中央统战部副部长，全国青联副秘书长。1991年任中央统战部民族宗教局局长，从1995年起任国务院宗教事务局局长（1998年“国务院宗教事务局”更名为“国家宗教事务局”）至今。他还是中共16届、17届中央候补委员，全国政协常委。在国务院系统的部级和副部级干部中，叶小文算是新生代中的“能员”，文化程度高，知识面广，能说会道，还可以讲一点英文，比较有灵活性。所以，他在国际舞台上的表演，一改多年来该部门封闭、阴暗和僵化的形象。他主管宗教事务局的时间，横跨了江、胡两朝，对内严密控制各宗教团体的发展，对外则积极展开外事宣传活动，他与美国前总统卡特、著名牧师葛培理等人都有一些交往。他声称他本人没有宗教信仰，担任此职务一直“战战兢兢”。在出访期间，以一副开明、温和、“可以同你讨论任何问题”的派头，出现在西方人面前。他能在此重要职务上保持13年岿然不动，中共如此重用之，表明中共的对宗教的控制趋于精密化和专业化，也开始重视对外的形象塑造和宣传工作。

    叶小文对外放下身段，广交朋友；对内却声色俱厉，官气十足。他多次指责和谩骂拒绝向宗教局登记的基督教家庭教会、罗马教宗及服从教宗的地下天主教会、藏传佛教的精神领袖达赖喇嘛及其信众，以及法轮功练习者群体等。在宗教界，叶小文无疑是地位最高、权力最大的“无冕之王”。赵朴初、傅铁山、丁光训等老资格的、作为官方统战对象的宗教界名流，多半被誉为“中国共产党人的老朋友”，甚至还兼任了人大副委员长、政协副主席之类的闲职，并由此进入“党和国家领导人”的行列。如果单单以级别高低来衡量，叶小文仅仅是一名副部级官员，祇能算是赵、傅、丁等人的“下级”；但是，叶在共产党系统内有“中央候补委员”的身份，而且国家宗教事务局是“主管宗教事务”的政府机构，所以叶的实际地位比赵、傅、丁等为高。所有“官办”的宗教团体及其附属机构（学院、出版社、基金会等），因为经费依靠国家宗教事务局拨给，对叶小文更是卑躬屈膝、伸手乞讨。所以，叶便施施然地以“大祭司”和“大老板”自居，正如他认为上帝也应当服从共产党一样。


“宗教局”是违宪机构


    叶小文在访谈中不经意间说出了一个小插曲：“我第一次去美国，在洛杉矶海关被美国人拦住了：”你是中国国家宗教事务局局长？我们美国没有这个单位，你这个单位是假的，你有移民倾向，请你回去。‘我跟他说，我们负责的是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比如哪里需要修教堂，涉及到公共利益，我们就去协调，去管理，去帮助他们。那个美国人似懂非懂地说，噢，你是做这个事的，OK！“这场争端以叶小文的”胜利“和美方的”让步“告终。其实，这不是一场误会，这也不是”文明冲突“，乃是民主制度与专制制度的重大差异之一：民主国家的政府无权、也不敢干涉公民的信仰自由；而专制国家的政府则控制公民的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的各个层面，当然也包括宗教信仰。以民主制度来衡量之，”宗教局“乃是违宪机构，”宗教局长“乃是乌龙官僚。

    国家宗教事务局这个机构，早在1954年政务院改组为国务院之时便存在了，可见中共当局自建政之初便相当重视宗教问题，以“官办宗教”作为控制宗教界的灵丹妙药。70年代后期，该部门一度被取消，但又迅速恢复，并扩大编制。然而，这一部门的合法性根本无法诉诸于宪法：中国的宪法尽管存在诸多缺陷（如序言中有“坚持四项基本原则”），但毕竟明确规定了公民有宗教信仰的自由。在此一大原则之下，也就意味着政府应当遵循文明国家所通行的“政教分离”的规则，即政府无权干涉公民的宗教信仰自由。政府强行设立类似于“宗教事务局”这样一个居高临下的“管理机构”，本身就是对宪法的蔑视和羞辱，并对公民的宗教信仰自由造成严重的伤害。

    宪法不能被当作一纸空文。国务院宗教事务局是一个违宪存在的部门，它非法存在于政府序列之中，与公安部、安全部、宣传部、文化部、新闻出版署等部委以及从中央到地方的各级党政军部门一起，成为中共实施宗教迫害、宗教控制的“先锋队”。所谓的“宗教事务局”，其实是权力无限的“宗教裁判所”。它“草拟宗教方面的法律、法规”：“研究制定部门规章和有关宗教工作的具体政策”：“对有关宗教的法律、法规和政策的贯彻实施进行行政管理和监督”：“引导、促进宗教在法律、法规和政策范围内活动，防止和制止不法份子利用宗教进行非法、违法活动”；甚至“支持宗教界人士进行爱国主义、社会主义、拥护祖国统一和民族团结的自我教育，团结和动员广大信教群众为改革开放和经济建设服务”。可见该部门的职能非常广泛，既是行政机构，又是立法机构，堪称无法无天的“超级教宗”。

    这个机构有存在的价值吗？中共对宗教团体实行实用主义政策，以“统战”为最终目标。祇要这些团体顺服其独裁统治，便赏赐其一定的生存空间。叶小文在《中国宗教》杂志撰文指出：“要善于把党的方针政策通过法定程序变为法律法规，成为政府管理经济、文化和社会事务的法律依据。……政府对宗教事务的管理，既是一种公共管理，又是一种社会服务。”事实上，广大有宗教信仰的公民，很少甚至根本没有从这个部门得到任何的“服务”；相反，它耗费了纳税人大笔的税收，却从事诸多限制和伤害公民的宗教信仰自由的非法勾当。

    公民的心灵自由是不容任何权力机构窥视和压制的。那些企图控制公民的心灵自由的政权，必定是专制独裁、以公民为敌的政权，如罗马帝国、纳粹德国、苏联帝国以及共产党中国。历史已经证明并正在证明：没有任何政权的统治可以永远依靠压制而维持下去。我坚信，在未来的民主中国，“国家宗教事务局”这样的违法机构必然会被撤销，叶小文的继任者们一定会遭遇失业的命运。宗教信仰自由真正得以实现之日，便是国家宗教事务局消失之日。至于叶小文本人，那时候他是否有勇气和良知，在家里写出一本真实的回忆录、全面呈现他本人参与过的若干宗教迫害事件，并对此深切忏悔，就祇有去问他本人了。


美国为何关注中国的宗教信仰自由


    在这篇访谈中，叶小文用了很大的篇幅来攻击和辱骂美国。叶小文多次访问过美国，在美国的公开讲话中，通常都可以表现得比较轻松而平易，给很多普通的美国人留下不错的印象。但他一回到国内、一面对国内的媒体，那穷凶极恶的真面目便暴露无遗。这是一只狡猾的变色龙，他知道在一个文明的社会里应当文明地说话，而在一个不文明的社会里就肆意不文明地说话。

    叶小文谈及美国的时候，措辞尖锐，甚至咬牙切齿：“美国藉口宗教问题向中国施压，已经长期化、政治化、机制化、法制化、国际化。11年来，美国连续在联合国人权会议上，就宗教问题提出反华提案。美国还有一个国家宗教自由委员会，每年发表一个《国际宗教自由报告》，连续8年将中国列入‘特别关注国家’，说‘中国的宗教自由的评语仍然很差’。2006年，布什在白宫会见实际上是‘政治异见人士’的所谓的‘基督教家庭教会代表’余杰。”这是叶小文以及中共高级官员首次在国内的大众媒体上表达他们对于两年前美国总统布什在白宫会见包括我在内的3名家庭教会成员这一事件的“愤怒”。

    叶小文提到我的这句话让人啼笑皆非。我的基督徒的身份，与我的批评中共专制制度的公共知识份子的身份并不矛盾——朋霍费尔不会认为基督徒不能反对希特勒。叶小文的上述说法，既是对美国内政的粗暴干涉，也是对中国公民宗教信仰自由和政治参与权利的公然践踏。与外国的国家元首见面，不是胡锦涛、温家宝的特权，而是所有中国公民的权利。与外国的国家元首讨论宗教信仰自由等人权问题，也不是胡锦涛、温家宝的特权，而是所有宗教信仰人士的权利。我们3人与布什总统会谈，无需事先获得中共当局的恩准；而布什总统决定与我们会谈，同样无需看中共当局的脸色。

    美国并没有歪曲中国的宗教信仰自由的真实情况。“国际宗教自由委员会”每年发布的宗教信仰自由报告，涉及中国的部分我都仔细研读，其中列举的若干宗教迫害案件我都有较深的了解。叶小文不敢提及任何一个具体的案件，便像被踩了尾巴的小狗一样蹦起八丈高来。对于叶小文来说，面子比真相更重要，谁不给我面子，谁就是我的敌人。于是，他认为美国关注中国的宗教信仰自由问题，乃是“狗拿耗子，多管闲事”，即便中国的老百姓都没有宗教信仰自由，又“干卿何事”？于是，他认为美国的关切乃是“别有用心”，乃是将宗教问题政治化，乃是“美帝亡我之心不死”。他便恼羞成怒地说：“美国政界人物以炒作宗教问题拉升民意支持率的行为，福音化中国的百年梦想，以及中美之间关于宗教自由的定义的差异，使得宗教问题已经溢出了传统的外交渠道，成为目前中美关系的一种结构性的障碍。”并进而认为，西方试图“以宗教问题为分化、西化中国的突破口”。

    与叶小文谈宗教信仰自由，乃是“夏虫不可以语冰”。面对美国善意的批评，他祇能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以叶小文那颗狭隘的心灵，根本无法理解：美国深切关注包括中国在内的专制国家的宗教信仰自由状况，因为宗教信仰自由是一种普世价值，而不是美国或者西方的价值。在2004年总统大选辩论中，布什指出：“我相信上帝愿意每个人都有自由。这就是我相信的。而且这是我外交政策的一部分。”在2005年1月的第二个任期的就职演说中，布什亦指出：“给我们的世界带来和平的最大希望就是在全世界范围内扩展自由。如今，美国最切身的利益和我们最深沈的信念已经结合在一起。自建国之日起，我们就宣告了，世上的每一个男女都拥有权利，都拥有尊严和无比的价值，因为他们都具有造天地万物的造物主的形象。”正是在此意义上，所有人，不同种族、肤色、国籍和文化传统的人，都是平等的，都应当享有宗教信仰自由。

    中国对外开放30年了，偏偏对外来传教士关闭大门。其他任何领域都可以开放，宗教信仰领域仍然闭关锁国。叶小文大言不惭地说：“我们必须警惕境外利用宗教进行的渗透。境外利用宗教对我们进行的渗透仍然是咄咄逼人的，越演越烈的。在一些国家，基督教的渗透已成为国家行为，有统一的指挥。……韩国基督教的渗透，我们就很头疼。几千个传教士，从东北一路走到广州，到处传教。当社会不公平问题突出起来，大量的农民和知识份子流动起来，如果利用基督教的火种进行渗透，传播的恐怕就不是‘福音’了。”从这番话里，我看到了叶小文和胡锦涛们的心虚和恐慌，他们已经看到，大势已去，真理不在他们那边。共产主义意识形态像肥皂泡一样破灭了，而耶稣基督的公义和慈爱已经降临中国。福音在中国的传播，不是人的作为，乃是神亲自做工，无论他们如何抵挡，也是蝼蚁撼树、螳臂当车。

    所以，我建议叶小文和其他中共的官僚们，立即停止辱骂和攻击美国，立即停止剥夺和伤害中国民众的宗教信仰自由，立即停止将中国人民当作奴隶一样来欺侮和驱使。否则，当最后的审判来临的时候，你们必定在地狱的最底层。


中国宗教信仰自由状况急剧恶化


    叶小文认为，中国早已实现了宗教信仰自由。他抱怨说，中国政府尝试通过出版刊物向美国介绍中国宗教的真实情况，却苦于这些刊物与声音在美国落不了地。他本人就编撰了一本名为《把中国宗教的真实情况告诉美国人民》的“著作”，这是与美方有关人士的“对话”的汇编。胡锦涛访问耶鲁大学的时候，赠送给耶鲁图书馆的一批中文书籍中，便包括这本书。叶小文为此而感到沾沾自喜。但这本书在美国并没有人看。为什么美国人没有来拜读和“学习”局长大人的这本巨著呢？

    我祇需要摘录出其中几个题目，便知道这究竟是怎样的一本书了：《有理、有利、有节地反击美国反华势力在宗教问题上对我的攻势（代序）》、《不要在中美两国老百姓之间增加误解——对康原先生一再询问“名单”问题的答复》、《不能借宗教问题干涉别国内政——与美国“国务卿国际宗教自由特别代表”赛普尔会谈》……从这些题目中便可以看出，叶简直就像是一祇好斗的公鸡，“反击”、“不要”、“不能”等军事术语、否定判断比比皆是，仿佛是文革时期的大字报。此种“出土文物”，不用说在美国无人问津，就是在中国也绝对不会有读者自费掏钱购买。叶大局长大约祇能通过国家宗教局的官僚系统，命令省市县的各级宗教局用公款定购之。

    叶小文指出，中共当局“不惧怕基督徒聚会”，中国政府切实保障公民的宗教信仰自由。他举出一系列“首先在政治上靠得住”的宗教界上层人士的例子来论证中国公民的宗教信仰自由。庙堂之上的都是傀儡，我们应当去关注那些大地上的真相。长期搜集中国大陆宗教迫害案例的华援助协会，在2008年2月7日发布《中国大陆境内基督教家庭教会遭受政府迫害的2007年度报告》中指出，在2007年，家庭教会遭受政府迫害的已知教案涉及18个省区和一个直辖市，迫害案例60件，比2006年上升30%；受迫害总人数788人，比上年增加19%；抓捕总人数693人，比上年增加7%；判刑16人，比上年下降6%.此外，还有两种案例需要特别关注：一是在迫害中发生的人身虐待（拷打、折磨、心理摧残）事件17件，比2006年上升325%，虐待人数315人，上升400%；二是许多外国基督徒也遭受逼迫，主要方式是抓捕、审讯和驱逐出境，总人数达100多人（其中84人得到确认），较上年增加833%.根据迫害案件总数、迫害总人数、抓捕人数、判刑人数、虐待事件总数、受虐待总人数，以及外国基督徒受逼迫总人数，这7个衡量指标综合计算可知，相比2006年度，2007年度的总体迫害严重程度上升约69%.这些数据揭穿了叶小文的谎言。

    谎言需要用许多假相来支撑。叶小文是制造假相的大师，让他感到洋洋得意的一项政绩工程是：2006年4月，官方控制的“中国基督教会”在美国举办了声势浩大的“中国圣经事工展”。该展览先后出现在美国数十座大城市，叶小文亲自赴亚特兰大出席开幕式，说了一番甜言蜜语：“中美两国教会真诚友好的交流，会跨越万水千山，不仅对两国基督教的弟兄和姐妹有着重要的影响，也有助于推进两国政府和人民，在‘利益攸关者’的基础上，向着建立新世纪的建设性合作关系的目标迈进。”然而，中共当局舍得花费数百万美金举办展览，却在国内残酷打压印刷和传播圣经的基督徒。在中国大大小小的书店和超市里，几乎找不到一本圣经。

    看来，“宗教局长”必须身兼“谎话大王”的角色。圣经中说：“虚谎的舌恨他所压伤的人，谄媚的口败坏人的事。”（《箴言》二十六章二十八节）谎言说一千遍也无法变成真话。稍稍有一点理智的人，都有能力甄别什么是真相、什么是谎言。美国总统林肯说过，你可以在一段时间之内欺骗所有的人，也可以在所有的时期都欺骗一部分人，却无法在所有的时期欺骗所有的人。换言之，谎言总有被揭穿的那一刻。叶小文炮制了一个接一个的谎言，这些垃圾信息得不到国际社会的认可和信任，更不会被本国民众所接受。叶小文要想让海内外的人们都相信他，首先就要学会做一个诚实的、说真话的人。但是，在中共的官僚体系之中，说假话乃是基本的生存之道——稍稍说了一点真话的、党的总书记胡耀邦和赵紫阳，便立即遭到无情的罢黜。将乌纱帽看得跟生命一样重要的叶小文，怎能迈得出这关键的一步呢？

    （2008年3月18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