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民唾弃的央视名嘴张召忠

（北京）余杰


说谎者：中国“首席军事评论员”


    法国知识份子索尔孟将他对中国的观察写成《谎言帝国》一书，这是对“中国特色”最为准确的概括。以谎言肆虐的程度而论，今天的中共政权与昔日的纳粹德国可以相媲美。今天的中国，到处都是无耻的说谎者，说谎如此普遍，以致于说谎者已经意识不到自己是在说谎了。当年，那些投票给希特勒的德国民众，同时也选择了戈培尔当帝国宣传部长；今天，那些喜欢观看中央电视台节目的中国观众，也是那批巧言令色的主持人、记者、官员和嘉宾们存在的土壤。作为中国最有影响力的也是最具垄断地位的媒体，中央电视台早已取代了《人民日报》和新华社等传统的“喉舌”，成为中国最大的“谎话大王”。央视的名嘴们则个个都是这一世界上最大的谎言媒体麾下的说谎者，他们在比赛谁更能说谎，谁便有更多的上镜的机会。

    在央视的军事频道上，露面最为频繁的嘉宾便是张召忠。在张氏的博客上，有如是显赫的简历：“国防大学军事后勤与军事科技装备教研部副主任，副军职，海军少将，教授，军事装备学学科带头人，军事战略学博士研究生导师，一九九三年起享受国家政府特殊津贴。先后在北京大学、国防大学、英国皇家军事科学学院学习，长期在作战部队、科研院所及军事指挥院校工作。”央视将张氏命名为“中国的首席军事评论员”，他配得上这个地位吗？


“萨达姆的总参谋长”——张召忠的预测每次必错


    伊拉克战争爆发之后，中央电视台的新闻直播节目中，一个几乎每天都会出镜的嘉宾引起了许多观众的注意。这名佩戴大校军衔、口若悬河的“军事专家”名叫张召忠——正是凭藉着伊拉克战争，张氏出尽风头。果然，不久之后，张氏便升迁为少将。内地有马屁报刊如此评论说：“他对战争的评论即席而来，分析头头是道，信息量大，经常妙语连珠，十分吸引人。”然而，在大多数观众心目中以及在互联网上的评论中，这位大名鼎鼎的“军事专家”却获得了截然相反的评价。因为他的谎言太拙劣、太愚蠢了，所以在央视的历史上，还从来没有哪个名嘴像他这样受到全民的唾弃。

    这位“央视首席军事评论员”的最突出的才华在于：他所有的预测全都与战争的实际进程背道而驰。固然，再博学的专家也会犯错误，但从来没有哪个专家会像张召忠那样，在所有的问题上都犯错误。美伊刚刚开战的时候，张氏斩钉截铁地认为，美军将陷入“人民战争的汪洋大海”，萨达姆是在“诱敌深入”；当萨达姆的共和国卫队根本没有经过像样的战斗便放弃了抵抗、美军兵临巴格达城下之时，张氏胸有成竹地评论说，美军在巴格达将面临一场艰苦的巷战，其伤亡人数将远远大于越战；当美军轻松地拿下巴格达、并受到伊拉克民众的热烈欢迎之时，张氏又突发奇想地指出，萨达姆的精锐部队已经撤退到了其家乡提克里特，在那里将发生最后的决战，美军将全军覆没；当提克里特不战而降、萨达姆不知所终之时，张氏又猜测说，共和国卫队一定躲藏在某处的地下掩体内，养精蓄锐，以逸待劳，一举改变暂时的败局……然而，再愚蠢的观众，耐心也是有限的。到了这一阶段，网友们纷纷撰文嘲笑说：张大嘴的此种猜测，缺乏最基本的军事常识。即便是对现代军事部门的组织结构没有多少了解的人都知道：数十万军队和若干重型武器，怎么可能做到人不知鬼不觉地躲藏在地下掩体中而不被发现了呢？难道他们都学会了《聊斋志异》或者《魔戒》中的隐身术？

    日子一天天地过去了，张召忠期望的一切都没有发生。他的每一个预测都落空了，最后他最崇拜的“中东雄鹰”萨达姆在地洞中向美军投降。张召忠的异想天开再也持续不下去了，他陷入了自言自语之中，在电视屏幕上迷惑不解地对观众们说：“我真不明白伊拉克人为什么不炸桥梁？不焚烧油田？几枚炸弹，几根火柴就可以完成。他们也太懒惰了。”再过几个月之后，伊拉克人民积极参加选举、民主制度逐步巩固，连54岁的库尔德老兵阿米尔。巴齐也欢欣鼓舞地表示：“在此之前，伊拉克从来没有出现过民主；但在此之后，它将遍及伊拉克全境。”张大专家仍然杞人忧天地说：“伊拉克人民如果学习毛主席的游击战争，不难取得最后的胜利……”伊拉克人给了他一耳光，他祇好背过脸去，假装没有看到这一切。

    以张召忠的智力，他根本无法理解伊拉克人为何不愿为捍卫伟大领袖的统治而“抛头颅、洒热血”。这是一个见了棺材也不掉泪的“军师”。张召忠在《美国是怎样陷入伊拉克战争的泥潭的》一文中指出：“美国无中生有，以‘莫须有’的罪名对伊拉克开战，把一个主权国家、一个联合国正式成员国的政权推翻，总统绞死，军队解散，把一个本来很有秩序的主权国家搞得分崩离析，伊拉克人民备受磨难，数十万人死于战火之中，数百万人背井离乡，流离失所。美国人妄自尊大，忘记了朝鲜战争和越南战争的沉痛教训，又开始重复那段失败的历史：重开地面战，卷入城市战和巷战，从而陷入旷日持久的战争泥潭而不能自拔。”他所谓的“秩序”，就是在暴君的统治下老老实实地当奴隶的秩序——他本人的生存状态便是如此，他便以为所有的中国同胞和伊拉克民众都与他一模一样。他不知道，有的人天生便更加爱自由——“生命诚可贵，爱情价更高。若为自由故，两者皆可抛。”

    美国没有被张召忠唱衰，萨达姆也没有被张召忠吹成肥皂泡。张召忠不断地给萨达姆政权打气，不吝使用最美好的语言祝福之。他还真的认为自己是萨达姆的总参谋长呢。其实，张大教授并不了解伊拉克人民的心声，伊拉克人民不是他所臆测的那样，是因为“懒惰”而放弃抵抗的。张大智囊不了解最基本的常识：得民心者得天下，失民心者失天下，没有多少伊拉克人会为了捍卫萨达姆“一个人的王国”而与美军作战。比武器和科技更加重要的，乃是人心，乃是伊拉克人民对自由的渴望和对尊严追求。正是这种“民心所向”，导致貌似强大的萨达姆政权在战事启动之后一个多月便崩溃了。2003年4月9日，美军入城的那天，许多市民自发地站出来帮助美军推倒萨达姆塑像的壮举，显然是张召忠难以接受的——那可是人人爱戴的伟大领袖啊！你们的此种行为可是卖国啊！萨总统杀回来秋后算帐的时候，看你们如何追悔莫及！

    其实，张召忠教授并没有我们想像的那么愚笨，他的聪明足以让他心甘情愿地做一名纸上谈兵的总参谋长，在演播室里“点到为止”。他愿意在千里之外遥控萨达姆，却不愿“为朋友两肋插刀”，去前线与之共同承受弥漫的硝烟。张大将军没有在萨达姆倒台之前申请签证飞赴伊拉克，去充当萨达姆父子的军事顾问；更没有在萨达姆倒台之后潜入伊拉克，与萨达姆共同在地洞中策划抵抗运动。无论是总参谋长还是敌后游击对司令，张大将军担任起来都会游刃有余的。他不是精通毛主席的游击战术吗？将毛泽东思想的精髓传授给复兴社会党的残余势力，说不定还可以帮助萨达姆的徒子徒孙东山再起呢。


是舌头有病还是大脑有病


    张召忠因为对独裁者的热爱和对民主自由价值的蔑视，因为在“专业”上的极端无知，因为从来不为自己的错误而道歉，受到了广大中国观众的唾弃，他与萨达姆的新闻发言人萨哈夫一起被人们称之为“双子星座”。故而，网上有许多人亦称之为“张哈夫”。与善于制造笑料的央视足球解说员韩乔生一样，“张说”与“韩语”在“笑林”中具有同样举足轻重的江湖地位。

    张召忠是萨达姆的粉丝。当然，与其说张大教授热爱萨达姆，不如说他更热爱“毛邓江胡”。他知道中共当局心底里为萨达姆“抱不平”，便自告奋勇地将这一席“心里话”说了出来。所以，尽管“张哈夫”在中民众心目中早已名声扫地，成为一个笑柄，但央视仍然将话筒递到他的手上。一个全民唾弃的垃圾，在央视那里却神奇地“变废为宝”。这个“活宝”亦成为央视的一个醒目的招牌。

    对于伊拉克人，张召忠的情感是“哀其不幸，怒其不争”，他给伊拉克人的“国民性”来了一次会诊，他诊断出来的症状乃是“懒惰”。抗击美军不过是举手之劳，你们为何不揭竿而起呢？说到“懒惰”，言下之意是，我张大将军乃是十分“勤奋”的学者——确实，在大大小小的书店里，通常都摆放着若干本署名“张召忠”的著作。

    这是一名愿意为“学术”而献身的“学者”。张大嘴今天在电视屏幕前侃侃而谈，殊不知往日他曾经笨嘴拙舌。此种“剧变”是如何实现的呢？北京《现代教育报》的记者在一篇对张召忠的访谈中，写到了他青年时代为了学外语而动舌根手术的“感人故事”：1974年10月，张召忠作为“工农兵学员”选送进北京大学上学。分配给他的任务是学习阿拉伯语。直到这个时候，张召忠才第一次听说世界上还有这个语言——阿拉伯语。

    学习开始了。长期从事科学技术工作的张召忠，突然转学外语后极不适应。科学技术主要是理解原理，灵活运用，外语则是死记硬背。你有天大的理解本领和创造潜质也离不开一句一句把外语读下来、背下来，这需要千百次的重复再重复。

    最让张召忠头痛的是那些颤音，无论费多大劲，音都发不准确。生性要强的张召忠急得团团转，就是找不到感觉。后来老师告诉他，是你的舌根硬，要想发好音，必须下决心动舌根切割手术。动手术那天，班里的同学都焦急地挤在手术室外等待。而张召忠则静静地躺在手术台上，汗珠顺着额头向下流。医生说：“别紧张，这是一个小手术。”

    其实，张召忠不是紧张，而是在想，手术后自己的颤音真的能发好吗？一个小时后，张召忠走出了手术室。大家都问同一个话题：“手术的结果怎么样？”张召忠点头示意：不错。几个星期后，张召忠伤口好了，他就跟换了个人似的，颤音发的既标准又流利，口语成绩直线上升。张召忠终于松了一口气。张召忠为学好外语，动了舌根手术，一时在北大传为美谈。

    这位记者将这个故事写得极其煽情，简直要让人“热泪盈眶”了——古代学子之“头悬梁、锥刺股”亦为之而黯然失色。北大这些年来出了不少可以“感动中国”的名流，如阿忆，如孔庆东，如旷新年，如张召忠。我到北大的时候，已经是九十年代了，张氏的“美谈”已然烟消云散。不过，我很怀疑张召忠的外语水平究竟如何。据我所知，“文革”时期的许多“工农兵学员”，根本没有受过几天正规的学术训练，他们的文凭大都是“注水文凭”，难道张召忠是有过例外吗？

    从张召忠的诸多的“著作”和在央视演播室中的表现来看，此人似乎从未读过外文著作。他的头脑中所拥有的，祇不过是一点僵化之极的“毛泽东军事思想”和冷战格局中“美帝是纸老虎”的教条。他不仅对现代军事理论和技术一知半解，更对现代国际政治、经济、文化的主流趋势完全无知。为了意识形态的缘故，为了保持“忠党爱国”的姿态，为了饭碗中有更多的油水，这位“学者”不惜扭曲常识、颠倒黑白，既无“自由之思想”，亦无“独立之人格”，既是“帮忙”，又是“帮闲”，偶尔还充当一次“帮凶”。

    因此，我认为，对于张召忠而言，不是舌头有病，而是大脑有病，他最需要做的手术，不是舌根手术，而是大脑手术。一个大脑有问题的人，纵然舌根手术成功了，能滔滔不绝地说话了，但说的都是废话、错话、荒唐话，又有什么用呢？


“苦孩子”为何热爱独裁者


    那么，张大评论员、张大参谋长究竟患的是什么病呢？“斯德哥尔摩综合征”乃是当今中国最流行的疾病，张大教授便是病入膏肓者之一。张召忠本人的青少年时代，有过与许多伊拉克人民相似的经历——那是无比黑暗的毛泽东时代，那是饿殍遍野、人与人互相仇恨的时代。记者在访谈中写道：“张召忠从小吃过的苦是现在许多人难以理解的。18岁以前，他几乎没有见过零花钱，一年吃不上一次肉。到18岁时，他才吃到平生的第一个苹果。困难时期，每天都有好多身边的人饿死，这对张召忠幼小的心灵是一个非常大的冲击。”让人遗憾的是，这种巨大的“冲击”不仅没有让张氏对共产专制主义有所反思，反倒使他更加遵循“适者生存”的原则，为了免于被饿死的命运，他不惜出卖个人的灵魂。张召忠在苦难中总结出了一套生存哲学：谎言是最好的粮食，说谎的人不仅可以避免被饿死的命运，还可以成为被主人重用的奴才。

    张召忠确实是一个“苦孩子”，记者描述了他上中学时的艰苦生活：“上中学，学校离家远，不可能天天回家，他就背着经过精确计算后够吃一周的干粮上学，每天一两个黑黑的红薯面窝头，外加几把地瓜干，一天的伙食不超过四五两。更要命的是，那些黑窝头刚拿去的头一两天还算是‘美味’，但天一热，黑窝头发霉后，就拉出长长的霉丝。吃还是扔掉？第一次吃这些发霉食物时的张召忠，实在是咽不下去又馊又涩的黑窝头，但那却正是他赖以充饥的主要食物，他祇能闭着眼，硬着头皮，吃了下去。东西是吃下去了，但肚子却一直在‘抗议’。不大会儿工夫，里面就热火朝天地闹腾起来了。后来，还是老师告诉他一个‘偏方’，喝点盐水给肚子‘解毒’。”这样的生活，未必就比生活在萨达姆统治下的伊拉克人更加幸福。张召忠却能够“苦中作乐”。

    实际上，毛泽东与萨达姆一样，都是凶狠残暴的、以“杀人”和“吃人”为乐的专制魔王。然而，张召忠从来就没有思考过苦难生活的根源，他的“觉悟”还比不上那些用拖鞋痛打萨达姆铜像的伊拉克的孩子们。这也从另一个侧面说明，毛泽东及中共政权对中国民众的洗脑，远远比萨达姆对伊拉克民众的洗脑成功。张召忠是极权主义教育和宣传制度的牺牲品，同时又是其积极的参与者，也就是说，他在“吃人”的同时也在“被吃”。20世纪90年代以来，在其诸多著作和论文中，这位深受大陆媒体追捧的“军事专家”，不是面目狰狞地宣称要出兵台湾，就是赞赏与恐怖主义相似的“超限战”理论。在中国驻南使馆被炸和中美撞机事件当中，名不见经传的张召忠及时抓住高调“反帝”的机会，上窜下跳，煽风点火，处处以权威发言人自居，逐渐成为中共官方煽动民间反美思潮及制造极端民族主义的先锋人物。此一身份的确立，也使得他本人的利益获得了最大化。

    “苦孩子”热爱独裁者，其实并不是一个悖论，而是一种常见的情形。最热爱独裁者的，偏偏就是那些有过“苦孩子”经历的人。“苦孩子”比普通人更有改变当下处境的决心，说谎话和干坏事的时候更没有道德上的障碍。除了张氏以外，今天的贪官和酷吏当中，不少人都是“苦孩子”的出身。谎言一开始是以强制的方式让人们接受，后来逐渐便成了人们不得不依赖的毒品式的“糖衣炮弹”。人们就像离不开水一样离不开谎言了。保加利亚裔学者托多罗夫在《极端的面目》这部有关极权主义恐怖对人的个性影响的研究著作中，论述了现代极权主义制度是怎样利用人的基本习性使之遵从的。在确立了舆论一律的不可抗拒和个人无能为力的印象之后，纳粹和共产党通过提倡互有戒心和群众告发而败坏了它们社会的道德风尚，人们逐渐狂热地相信那些荒诞的谎言，这套精密的宣传术“其目的是要把即便是内心的反抗都变成自我怀疑的根源，并变成一种政治偏向，最终使孤立的持异议者也不得不悔改”。张召忠身上所展示出来的，正是典型的极权主义统治下扭曲的人性和不自知的愚昧。

    经历了重重磨难的伊拉克人，仍然还有追求自由的勇气和信心；同样历经过苦难生涯的张召忠，却已经变成了动物庄园中的行尸走肉。对张大将军来说，要从“非人”的状态重新变回“人”的状态，似乎难于上青天。我无比怜悯这样一个可怜虫，他已然沦落为专制制度下的帮闲学者，热衷于指鹿为马、信口雌雄，用鲁迅的话来说，这是一名标标准准的“奴在心者”。换言之，他已经由“奴隶”进化而为“奴才”。对于这样的奴才，惟一拯救的方法，乃是动一次大脑开颅手术，把其脑袋中充斥着的污秽全都清除出去。

    （2008年7月22日定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