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国土在沦陷
（四川）谭作人
引言
除去社会政治、经济、文化以及道德价值的普遍沦陷外，在中国还有一种大面积的沦陷时刻在发生。在面积超过960万平方公里（80年代确界为1042万平方公里），沦陷的内容是中国生态环境和将被祸及的地球生态环境。
中国有600多个大中城市，其中400多个城市（占67%）在地面沉降中沦陷，每年下沉几毫米至几厘米。比如，上海正在“下海”。上海旧城区及浦东新区因地下水超采导致地层压缩，地面沉降，每年“下海深度”2至4cm，以致新建几年的建筑下沉、开裂、成为危房。上海、天津海水倒灌，北京形成“大漏斗”上千平方公里，成都地下水位下降已达3米，西安大雁塔因地面沉降而倾斜……纯粹物理学意义的国土沦陷还包括沙漠化、荒漠化、盐碱化、沙尘暴、地质灾害、洪水溃堤、土壤侵蚀及水土流失。而另外一些沦陷，比如植被减少、湿地减少、河流断流、湖泊干涸、冰川消融、气候改变、环境污染、生物入侵、物种灭绝、能源短缺、人口失控、泛城市化、经济失衡、政治困局、媒体缺位、文化注水、道德崩溃、社会冲突、公共危机……则正在成为一种经常性和普遍性的现象，挑战崇尚天人合一的中华文明，考验国家政治制度的合理性。
长城后面固守5000年
古老的中华民族有超过5000年的辉煌或不辉煌的历史，曾经影响过世界文明的进程。为了证明这一点，人们常常提起长城。
中国进入皇权社会以来，修建长城就成为历代统治者的头号政治任务，筑墻、积粮、称王成为国家政治经济发展战略的三步棋，几乎每一个朝代都要重复一次。在抵御外辱的“国家需要”和“有国无家”的强征暴敛面前，中国大陆上长出了无数瘢痕式的难看东西，取代了莽莽沧沧的原始森林。这些东西就是长城，包括齐长城、战国长城、秦长城、汉长城、魏晋南北朝长城、隋长城、金长城、宋长城、明长城、清长城，还有难以确认的唐长城和辽长城。这些城墻最早是始建于公元前555年的齐长城，距今2560年。最晚的清长城是湘西凤凰的碉堡长墻，长百余里。能够号称万里长城的祇有秦长城、汉长城、金长城、明长城。众多的长城累计总长超过10万里，虎踞龙盘，翻山越岭，在荒漠化的背景中可谓瘢痕累累。从此，中国人民为墻所累，在名为外辱实为内压的生存状态和各种各样的大墻之中左冲右突，难以脱身。墻式思维成为“中国盒子”的哲学核心。
仅从修长城来看，中华民族是一个防御型、封闭型和内敛型的民族，属于划地为牢的品种。修长城的政治划界和显示防御姿态的意义远远大于军事价值，大于保境安民的实际价值。长城表现了“在德”而不是“在险”的政治理想，是封建帝王防君子防小人不防强人的心理安全防线，是皇帝消费百姓买单的皇家花园的围墻工程，墻上记录了无知、胆怯和傲慢。历史证明，中华民族并没有因为修了长城而消弥外患。
也许是偶然巧合，也许是必然结果。当我们俯首中国地图，追踪长城的脚印，却发现长城与中国地理地带的南北分界线关系密切，充满自然地理要素。比如，北方长城（蒙、冀、晋、陕等）与400mm等降雨线重合，长城南为半干旱的暖温带，长城北为干旱的中温带及寒温带。长城南为森林草原，长城北为荒漠及荒漠草原。长城南以水蚀为主，长城北以风蚀为主。长城南为农业区，长城北为牧业区等等。长城内外两重天。综观中国历代长城的走向，大部分都有类似特点，即与中国自然地理要素及地理地带伴行或重合，成为中国雨水线，万里风沙线，农牧区划线、干旱半干旱、暖温寒温带、乃至行政区划线的人文地理标志之一，以及国人长期的精神文化图腾之一。
我们无法证明修建长城与环境资源耗竭及生态环境破坏的因果关系，也不可能把塞外大面积沙漠化、荒漠化及干旱化完全归罪于长城。但是，我们确切知道修长城作为历代帝王大事，耗竭了大量的国家资源之后，却并没有达到修建的工程目的。当北方强悍民族的铁蹄视长城为无物而恣意践踏之际，专制残暴愚昧的封建君主，通常都是弃城而逃，一走了之，显示出封建王朝的不负责任和苍白无力。目前没有证据证明长城在军事上避免了战争或赢得了战争，却有大量事实表明因修长城而削弱了国力，天怒人怨。孟姜女哭倒长城现白骨的传说，就是对秦朝暴政和“修城经济”的民意表达的曲折反映，是暴政之下“不和谐”的民间声音。
当今天的某些国人欺骗世人，把“月球上可以看到长城”的谣言四处播散时，长城的意义已经不仅限于历史、生态、文化和旅游经济，而具有了现实的思考意义。因为，在精神文明的豆腐渣工程里，在当代大大小小的造城、修路、建坝、架桥、植绿和造林工程里，特别是在近年来全国性的建水坝运动中，我们都看到了长城的影子，看到了躲在公共工程后面的封建意志和私人利益。甚至修复长城的工程本身，也表现出某种封建意志的重复和连续。
5000年前，华夏先民在黄河流域聚集，从采集、渔猎、游牧到农耕，产生过影响世界的农耕文化，发育出古代世界四大文明源头之一的华夏文明。古代中国文化生态繁荣昌盛，包括诸子百家，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百废待举、百科全兴。然而自秦以降，也就是从兴建万里长城开始，封建皇帝全面专制了中华民族。远交近攻，内紧外松，封建割据、官场博奕、文化专制、唯我独尊的政治攻略成为既定国策和主流文化。以民为本，民贵君轻的传统价值被彻底颠覆，中国的自然生态与社会生态开始恶化，并开始为大一统的封建帝王统治支付高昂的环境成本和社会成本。
据考察，现在风沙蔽日的黄土高原，曾经是大树参天的原始森林。荒凉广葇的中原大地，野象曾经成群出没，水肥草美。而黄河源区，河套平原，关中平原，曾经都是生物总量极高的华夏文明发祥地，真正的原始绿地。两千年间，仅靠发展小农经济，供养封建官僚、贵族及皇室，就把这些地区亿万年的地球储备消耗干净，使其变成荒滩戈壁，黄沙漫地。长城与黄河时而伴行纠缠，时而交叉袭夺，交互作用，在北纬35至40°的北方大地标示出一条黄色的生态脆弱带。其中有的干旱荒芜，有的沙进人退，还有的已经退化成为北方沙尘暴的沙源地。顺着地球北纬线，从山到河到江到海，形成了中华文明从北向南的3个发展台阶，以及“逐生态而居”的历史足印。这些足印表明：高纬度高海拔的黄河文明正在被废弃，中纬度中海拔的长江文明已难以承受人类生存压力，低纬度低海拔的下游和沿海地区正在超负荷地接纳人类的生态移民，成为新的文明发育区。
从黄河文明，到长江文明，直到海洋文明，人口与经济不断南迁，荒漠与沙化追随着人类脚印南移。这些事实证明，人类的不当行为将造成环境退化，退化的环境将改变文明的进程。早年移居西北干旱地区的回族民众，是历史意义上的生态移民；而今天游动在全国城市之中的河南安徽农民，则是现实意义上的生态难民。根据国家环保总局分析，我国现有22个省共1.86亿人口需要生态移民，而全国各地仅有0.3亿人的接纳能力，还有1.5亿人无法安置。
5000年来，究竟是什么生存方式，把中国大陆变成了一个由西而东和从北向南的“脱水模型”和“脱绿返黄模型”？值得国人深思。
单边主义横行了50年
在5000年历史中，50年祇是百分之一的瞬间。就在这个瞬间，古老的中国正在抬腿向现代国家形态和现代国际社会迈进。这是一个历史性的大跨越，也是一个抬腿50年的超级慢动作，至今不知落脚何处。然而也就在这50年中，国家民族的支撑正在沦陷：自然资源即将消耗殆尽。
1955年，全国人大以全票赞成通过了包括三门峡工程的《治黄综合报告》，会场上没有反对票。会场外，祇有黄万里（人大副委员长黄炎培之子）和一个叫温善章的技术员提出异议，黄反坝，温主张低坝。如黄预言，三门峡水利枢杻工程建成不久，形成渭河下游拦门沙，15亿吨泥沙淤死了八百里秦川和千万亩良田。三门峡最后放弃了360米淹没线，3年后被迫炸开施工底孔导流排沙，经多次改造后功能全废仍无济于事。如此废坝废库，却给关中平原造成了“枯水沙尘满天，汛期小水大淹”的环境灾难。几乎完全失败的三门峡工程，引出了陕西省两会每年都在呼吁炸坝的大问题，并影响了陕豫两省安定而不团结的政治局面。再看50年后的治黄成果，在十几座干流大坝和上百座支流水坝的拦截下，高山让了路，河水低了头——黄河从三年两决口，百年大改道的大河，变成10年8断流的干涸死河。仅1977年至1999年28年间，断流年份多达22年（80%），1998年黄河更出现连续断流6次，累计226天（62%）的千古生态奇观。黄委会的专家断言：黄河成为内陆河及季节性河流已成定局，不可逆转。
80年代初，关于“长江会不会变成第二条黄河”的争论，争来了长防工程，在一定程度上暂时救了长江的命，却也招来了祸福难料的三峡工程。如今，“长江会不会变成第二条淮河”的问声又起。人们更应该问的是：一条河流，如今为什么活得这么胆颤心惊？
古人治水，且疏且导。大禹导江，东别为沱；开明拓峡，蜀地疏渠；李冰筑堰，四六分成，这都是顺天理，得人心的环境生态工程，历千年而不衰，造福后代子孙。比如岷江中游的千年水网，上至都江堰宝瓶口，下至彭山江口，金堂淮口，在成都平原的冲洪积扇上形成自流灌溉的巨型扇型水系，世所罕见，至今还在发挥工程效益。古人治水顺势而为，四两拨千斤，今人治水好大喜功，千斤移四两。治淮工程跨部跨省跨市跨县区，好心办好事，结果不如意。治淮10年，投资几百亿，淮河越治越死，终于难以复生。今人治水犹如治人，水路一堵一截，祇要水利效能；言路一打一禁，祇容一种声音，如此治国治水，怎能“和谐”？还要强词夺理，辩称“中国国情”，真是天下奇闻！
50年前，批个马寅初，多生几亿人；冷战梁思成，残缺北京城，压制黄万里，黄河水不行；臭骂梁漱溟，错批百万人。多年来，人杰与人祸的战争，是中国环境问题的深层病根，现代语言叫制度性缺陷或体制性弊病。问题是，当政者的一意孤行总能得逞：人杰因言论而致祸，遭受打击，被群起而攻之；人祸却能因祸而肥，明知故犯，集体作弊，损人利己，败中取胜。这个机制，使博奕双方最终都先后成为输家，成为制度陷阱的牺牲品。50年来几乎一成不变的政治制度，使公务部门成为高风险部门，使公务人员在权力金字塔的传送带上骑虎难下，左右为难，舍名求利，铤而走险，成为另外一种意义上的生态难民。所以，国家环保总局潘岳副局长说：“环保问题，实质上就是政治问题”。真是一语中的。
过去，政治就是专制；后来，政治挂帅经济，不问环保；如今，抓经济、讲政治、秀环保。这是一个被颠倒的错误程序。一个负责任的政府，对于生态环境的保护应该优先于政治制度设计，而不是相反。因为，政治理想的基础，不应该是无米之炊和塑料宴席。
人能忍，环境不会忍。环境的报应都是现世报，还要加收高利息。自1957年“挖出”敢说话的55万右派后，1958年开始“超英赶美”。随之而来的大跃进大开杀戒，砍光祖宗的山，毁掉子孙的林。其报应是直接造成3年大饥荒，全国树皮扒光，草根吃尽，泥土充饥，易子而食，竟然在和平时期因人祸活活饿死几千万人。
明未清初，张献忠诛杀川人600万，“清史”留名。共和国建国10年后，西南王李井泉饿死川人1200万，占当时四川7000万总人口的17%左右，却无人过问。革命左派李某治川，心狠手辣，一左到底，比变态反王张贼有过之而无不及。李某鼓吹“一条心，一股劲，一个样”，“团结起来犯错误”，终至于以“三分天灾七分人祸”，“把‘天府之国’搞成‘地狱之国’”。李某宁左勿右的施政方针，受到毛泽东、周恩来的赏识和庇护，在国内有5个省长或书记因饥荒大面积死人而下台之际，抢粮冠军李某却进了政治局并升任西南局第一书记。李氏治川方略，使当初的“革命”初衷受到怀疑，在现实中戏弄了“为人民服务”的崇高目的。李政委从晋绥到西南，以祇向上负责的单边主义而青云直上，酿成千年惨案，成为人治及左祸的一个政治标本。这是一个不应回避更不应淡忘的新鲜的历史教训，国人应当记取。“左祸”祸国秧民的严重后果，超过法西斯主义，世界深受其害，中国沦陷最深。
在政治上采取单边主义，将直接导致专制主义，导致左祸发生。在生态问题采取“人类中心论”的单边主义，就是从理论上把丛林原则普世化，把环境暴力合理化，依此原则，人类不管其它物种，能杀多少杀多少，能用多少用多少，一代不管下一代，报复性的消费主义。如此行事，再有10个地球也满足不了人类的毁灭能力，再有几十亿人口，也会被左王们饿死，被先富们穷死，被环境困死。
河流干枯了，水体污染了，沿河而居的城市村镇，很多都“守着大河没水吃”，我国有1/3的农村人口喝不上干净的水，有400多个城市常年缺水。仅我国7大江河已经不多的水体，被污染水体即超过2/3，其中重度污染的劣Ⅴ类及Ⅴ类水体高达37.6%，中度污染的水体占37.6%，可饮用水体仅24.8%，不到1/3.以水利社会和亚细亚生产方式闻名于世的中华民族，正走向无水可用的生态绝境。
“盛世经济”的“未世心态”
2005年1月，中国总人口达到了13亿整。50多年来，中国人口增加了近3倍。中国960万平方公里土地，天然无法居住的占1/3，50年来水土流失总面积超过1/3，可供居住的祇有1/3.由于土地沙化和荒漠化，可使用土地减少了一半，由600万平方公里下降至300万平方公里，人均土地面积从13333平方米下降至2308平方米，锐减5.8倍。中国的人口密度是世界平均人口密度的3倍。中国人均自然资源占有量是世界平均水平的1/2，人均耕地量是世界平均水平的1/2.人均水资源是世界平均水平的1/4，人均淡水拥有量是1/6.中国是世界13个贫水国之一，人均拥有淡水量为2400立方米/年，为世界第109位。按照世界平均水平，中国能够养活的人口按淡水计为3.2亿人，按耕地计为2.6亿人，按林地计为1.7亿人。在生存资源发生巨大危机的前提下，潘岳多次提出，现在的问题不是为子孙后代造福的问题，而是这一代人能不能安全度过的问题。
中国的生态危机迫在眉捷，一触即发。而制造虚假繁荣和橱窗经济，肆意侵害生态环境的政府行为和社会行为，还在大量发生。比如，从“十五计划”开始的全国性的大坝运动，对中国大江小河进行了全面性的规划和开发。梯化河道，石化河岸，硬化河床，渠化河流，意在把中国河流全部变成提款机器，以支撑GDP.现在全国江河唯一没有纳入开发计划的是雅鲁藏布江，唯一没有开工建设的是怒江（怒江已规划13级电站梯级开发，并已进入前期工程，因遭受普遍性的反对而暂停）。不正确的发展观和淡漠的生态观为害神州，使集水区干旱化，农牧区荒漠化，汇流区明渠化及水库化，河枯湖淤湿地沙化污染日甚，水生态危机此起彼伏，难以遏止。
全世界现有大型人工水坝49697座，中国占了52%，达25800座。如果计入各类中小水电站，中国已建水坝8.6万座，已建水库8.48万座，水库总库容达4583亿平方米，全国地表水17%成为“库容”，名列世界第一。无序开发，强行向河流索取电力，把生态资源变成经济利益，变成政治资本，这可能是近年来中国生态退化乃至恶化的根本原因之一。而牺牲千年河流生态换来的电力，祇能接受当今世界高耗能高污染工业和初级加工工业向国内转移，可谓得不偿失。
从70年代末期开始，欧美掀起了反坝运动，主动拆除了大量干流及支流水坝，其中美国拆除水坝500余座，欧洲累计拆除水坝上千座。拆坝运动把河流从混凝土的束缚下解放出来，重新还给自然，还给同样有权享受河流的动物和植物。我们希望，中国政府和有良知的知识份子，在修水坝之前，应该具有更深远的环境思考而不是祇顾眼前利益。因为，修水坝短期受益（大中型水坝使用寿命为50年），获利有限，其环境负面影响及生态后果，却远远大于修长城。
我们并不是反坝主义者。问题是，很多干流大坝或支流水坝都是违法工程，有些是秘密进行的黑工程，或者是欺上瞒下的“假评估伪论证”工程。2005年初，国家环保总局发文叫停30个未经环评（EIA）的违法工程，其中26个是水坝工程。几天后，国家环保总局又公布了第二批46个违法电力项目，其中国字号的大型企业占19家。在《环评法》公布实施1年多之后，国家职能部门被迫拿起法律武器来依法行政，但愿不会遭遇被其它利益部门联合抵制消解的命运。
过去20年，为加快发展步伐，在国内曾采用过区域性的差异发展战略，以经济特区和各类开发区为区域经济龙头，集中而不是优化经济资源配置，刺激区域经济发展。结果在很大程度上成为杀贫济富的一场劫夺，对一些人的倾斜发展，侵害了一代人的生存权力；而对一些地区杀鸡取卵式的资源提取，原住民得到的祇是仅够糊口谋生的以工代赈。西部大开发曾被叫做“管线工程”。西电东送、西气东输、西油东送、南水北调，油路气路电路公路铁路，齐请西部资源下山，有水快流。自然资源变成国家财富从西部原住民手中溜走，中央财政收益和部门利益拿走了西部可持续发展的物质基础，西部更穷了。东部振兴老工业基地，中央财政的“毛毛雨”根本无济于事。在众多资源枯竭型的工业城市里，矿区采空塌陷，矿厂及初加工业停产停工。正在出现大批工业生态难民和移民。中部自称塌陷，滞涨由来已久，开发程度并不高，经济更加难以崛起。国家发展战略和产业规划中，对资源开发利用采取了平拉开，一起上，有水快流的刺激政策，对自然资源的保护和战略储备，却缺少有效的规划及控制，缺乏生态补偿机制，缺乏有效制衡和监督机制，造成资源破坏、无序开发、经济行为短期化和发展后劲不足。
前总理朱镕基，一手签WTO，单脚入世；一手抓GDP，8%主义。如此宏大的经济安排，却欠缺环境思考——不与环境资源打商量；也欠缺政治认同——国内国际都不满意。朱总理绕开了不应该绕开的东西——政治与经济的配套改革，以权宜之计行国家大事，结果是好心办错事：既“焊死”了开放改革的方向，又认可了权力寻租的交易，还助长了生态破坏的行为。然而，作为“不管政治，祇管经济”的国家“业务”总理，他能有其它选择吗？
1998年长江洪水之后，环境保护问题终于被上升到国土安全的高度，从天然林全面禁伐开始，打响了国土保卫战。然而由于欠账太多，由于权力割据和体制缺陷，更由于利益集团欲罢不能，旧的掠夺还没有停止，新的掠夺又在开始。国土继续沦陷，在生态退化而不是政治进步中改变颜色。近年来，更出现了极权政治与“市场经济”同在并勾肩搭背，“盛世经济”与“未世心态”并存且同比增长的社会怪像，出现了以经济小发展来作为政治大退步的理由的国家怪局。这个怪局，埋下了深刻的社会危机，以及危机自我爆发的危险指数。
抢救日益沦陷的国土
盛世来了，河流干了，花不见了，人更狠了。
改革开放20多年来，资本和GDP成为新的上帝，掠夺资源的浩劫正在大面积加速度发生。被政治化的GDP成为脱离市场规律的脱缰野马，瞎跳瞎闹。由于依靠投资拉动GDP（投资在GDP中占40%以上），各级政府不惜血本地炮制出大量的政绩工程和形象工程、包括“钓鱼”工程、“烂尾”工程、“拉链”工程、“洗钱”工程、“洗煤炭”工程、权力美学的“养眼”工程和招商引资的“钩框锯”工程，造成了表面繁荣的假像，经济空转的事实。“经济空转”，就是依靠唯生产力的经济中心论，片面地、孤立地强调经济发展，致使物资生产偏离了生产目的而无节制发展，有限资源超常规地转化为无限的物资生产。经济空转使物资由短缺变成过剩，造成极大的社会浪费，而有限资源由短缺变成即将告馨。自身资源已然不足，还要让人分羹——过份依赖出口的产业结构（外贸依赖程度高达70%），使世界低端市场主宰了我国资源分配的方向，高消耗高污染的夕阳产业大量拥入，垃圾产品大量生产，企业在不对称的国际化过程中成为国际资本的生产工具。8亿双袜子换1架波音，到底谁在赚谁？60亿双出口皮鞋，要耗费多少猪皮牛皮，退化多少雪山草地？连年翻番的纺织品出口换汇套现，谁为生态环境买单？当代主政者在“世界加工厂”的梦境中耗光了中华民族赖以生存的有限资源，却在欧美“绿色壁垒”前一再碰壁，一再妥协，万分委曲而求全不得，不断遭遇封关扣单，压船压仓压库乃至退货返销，造成浪费惊人。
如此巨大的环境资源代价，祇能被转化成为“经济毒品”和不断衰减的效价关系，却不能成为国民生产总值的可靠支撑力。清末，中国GDP占世界GDP51%，民初占27%，1922年占12%，1949占5.7%，2003年仅占4%.这说明，牺牲资源与环境去和世界“拼经济”，实在是得不偿失。仍在山坳之中的中国，没有足以称雄世界的国家资源，没有工业扩张的技术体系，因此必须放弃自欺欺人的宏大叙事和恶性竞争，回到生存、温饱、和谐发展的基线上来，调整社会发展目标。不负责任的盲目发展不是硬道理，而是少数人的歪道理。
有人拆字“和谐社会”，言称“和”为人人有口饭吃，是经济安排：“谐”为人人皆可说话，属政治领域。“和而不谐”必生内鬼，争端四起。而“谐而不和”则饿鬼遍地，刀枪相见，争夺生存权利。吃饭与说话同等重要，并不矛盾，应该共存。所以，要得社会和谐，应使政治、经济一起发展，不可偏废。国人应知雄守雌，生存者适；社会须以外和内，和衷共济。惟此才可达成“君子国与理想国”的和谐社会发展目标。乍一想来，此说似乎合乎实际，言之成理。
可能出于对国家工业落后的恐惧和对社会“生产能力”的怀疑，近百年来，政府主要目标祇有事关权力的政治目标和事关金钱的经济目标，权钱成为社会最高价值，生活本身似乎已无足轻重。这就是资本主义早期出现过的异化现象。政治挂帅，经济中心，而文化却一而再，再而三地被革命，唯恐消灭得不彻底。在政治经济的联手掠夺下，“文化”从社会生活的各个层面上被弱化乃至消失，过早地进入博物馆和收藏领域。于是，生活质量被改造成金钱数量，生产数量代替了产品质量，物质文化解构了精神追求，商品价值转换了文化价值，物质财富与精神财富的总和——文化将退化成为政治经济的标志——金钱的一个记号，祇标明钞票产地。社会价值体系的崩溃，成为生态环境全面大破坏的直接原因。
从90年代中期兴起的GDP主义，正在成为中国生态灾难的边际效应。数字政绩和泡沫经济，正把中国推向难以逆转的生态危机。美国及瑞士的研究表明，在世界144至146个国家的可持续发展指数（ESI）中，中国排名133名，为倒数第12名。其经济不稳定性系数为世界平均水平的4倍。研究表明，中国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造成的直接经济损失，占去了GDP的13~15%，其GDP每1元产值，环境的代价为6元，高居世界第一。GDP成本超过50%，也是世界第一。中国GDP总能耗是世界平均水平的3倍，GDP耗水量是世界水平的5倍。中国化学耗氧量（COD）世界第一，排放温室气体世界第一，水体污染世界第一，能源消耗世界第一。CO2排放量世界第二，农药生产量世界第二。我国单位产值排污量是世界水平的十几倍，单位能源消耗量是美日的5~7倍，劳动生产效益，却是发达国家的几十分之一。
再来看看发展前景。据统计，我国主要矿产资源不及世界水平1/2，15年后，45种主要矿产资源将祇剩下6种。我国石油储量为世界水平12%，天然气为世界人均水平4%.5年后我国石油将有57%~70%依赖进口，5年后铁矿需进口57%，铜矿需进口70%，铝材需进口80%.我国探明石油总储量仅能维持20年，是世界平均水平的1/2，而美国石油储量可用60年，高于世界平均水平1/2.2020年，在超过70%石油依赖进口的条件下，中国汽车年产量将达到2000万辆，保有量将超过1.3亿辆，届时中国城市街道与道路将因缺油而铺满废铁。
在中国特有的物质文化的新台阶上，汽车祇是某种私家玩具和公关“礼器”。而在主政者眼里，它是新一轮经济增长点。在环保NGO看来，它将耗竭大量的能源和资源并产生大量的污染。而在消费者心中，它祇是一项新的家庭消费预算。在下级“劫持”上级和屁股指挥脑袋的时代，人们在普遍性地近视和弱视之外，祇能争先恐后地去占领欲望的制高点，在经济泡沫中消费最后的消费，包括自己。
中国国土正在沦陷，洪水开始滔天，而极少数人正在抢运财宝，抢捞救命稻草，用公共权力给自己打造逃生的小船。近几年来，已有4000贪官携4000亿美元成功逃离，登陆他们仇恨的资本主义。大多数人逃无可逃。就如泰坦尼克号沉船之前，祇有那支4人小乐队的演奏还在坚持。
我们将在盛世或未世的歌声中面对死亡。 怎样守护祖先传给我们的土地？怎样珍惜从子孙那里借来的资源？怎样诚实地面对3亿未成年人的眼睛？怎样让自己活也让别人活，让自己活得坦坦荡荡，问心无愧？为了不做环境的历史被告，我们需要的，祇是一点点勇气和良心。
国土仍在沦陷，生态继续远去，花儿谢了，我们不能背过身去。
有人预言，中国的生态危机和经济危机，将先于社会危机和政治危机发生。也有人说，任何一个危机发生，都将引爆其它几种危机，形成复合型的公共危机。对社会而言，任何危机都是一种灾难，应该合力预防和规避。本届政府的施政方针，就是要落实科学发展观，以人为本，建设和谐社会。为此必须及早启动政治体制改革，以减小社会成本，增加社会效益，防范社会危机，争取“起个大早，赶个早集”。中国自然环境问题的解决之道是社会生态的改善，社会生态改善之路是宽松的人文环境，改善人文环境必须进行政治体制改革，把政治对立和对抗变成对话和对等，实现官民和睦和社会和解，实现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建设的有机统一，实现与经济发展阶段相适应的政治软着陆。为了政治软着陆，必须切实保证言论自由，新闻自由和出版自由，让国民能够切实成为国家资源的拥有人及看护人。
稳定压倒一切，还是一切压倒稳定，并不取决于“长城”的长度和厚度，也不取决于富裕的程度和管理的力度，而是取决于制度的合理性和政府的亲和力，包括社会改革的希望和决心。
在“罪感”文化主导的欧美，专门拈过拿错的乌鸦嘴振兴了社会；而在“耻感”文化行世的中国，报喜不报忧的喜鹊们终将会唱衰神州。
因此，抢救在资源短缺和环境恶化中日益沦陷的国土，要害在于主张公民政治，推行生态政治，实施民主政治，全社会一起来重构社会理想，重建社会诚信，共建文明社会新秩序，共建“和而不同”而非“同而不和”的和谐社会。舍此，别无它途。
（作者为四川省绿色江河环保促进会副秘书长。本文发表时有删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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