且说萧军崇毛

（北京）宋嵩


    1976年10 月19日，毛泽东逝世不久，作家萧军写了两首诗：

    毛泽东主席逝世有感
    
    一

    万众同悲陨大星，古今中外拟何从？一生赍志拯中国，天地为心济世穷。
    八亿黎庶活化雨，千章古木挹春风。谆谆遗教篇章在，涕泪抛将读大经。


    二

    狼蛇狐鼠一时狂，鬼雾妖氛夜未央。霹雳一声天地震，万山红叶艳经霜。
    生民额手欢同庆，白璧青蝇玷莫伤。大道何能终若发，羊肠九阪事寻常。

    这是流行于大陆为“伟大领袖”歌功颂德的一种应制诗体，不论其是发自肺腑，还是应景违心，许多内容都很不真实。众所周知，毛泽东统治大陆27年，给中国人民带来了巨大的灾难：他实行极左政策，“运动”“斗争”不断；剥夺一切所有者，压制不同意见；积案如山，怨声载道：“大跃进”千万农民死亡；文化大革命多少人妻离子散，家破人亡；中华文化备受摧残，国家经济濒临绝境……如此罪错累累，何来“八亿黎庶活化雨，千章古木挹春风”？！又何来“羊肠九阪事寻常”，“白璧青蝇玷莫伤”？！


一个桀骜不驯的汉子


    写诗的作者萧军，一个桀骜不驯、刚烈耿直的东北汉子，其性格表现得淋漓尽致的，是在1942年10月延安召开的“鲁迅逝世六周年纪念大会”上。

    那一次，萧军在大会上公开为王实味鸣不平，引起了和7位作家（丁玲、周扬、柯仲平、李伯钊、刘白羽、艾青、陈学昭）的一场车轮大辩论。萧军一个人“舌战群儒”，从晚上8点到凌晨两点，两千余参会者无一人离场。

    且看会场上最后一段对话：经过大会主席吴玉章的周旋，萧军气消了不少，站起来说：“吴老的话还让人心平气和。我先检讨检讨吧，百分之九十九都是我的错行不行？那百分之一呢？你们也想一想是不是都对呢？”

    丁玲也站起来说：“这百分之一很重要。我们一点没有错，百分之百都是你的错。我们共产党的朋友遍天下。你这个朋友等于九牛一毛，有没有你这个朋友没关系。”

    萧军一听，气又来了，他说：“我百分之九十九都揽过来了，你们一点错都不承认，尽管你们的朋友遍天下，我这根毛也别附在你这牛身上。我到延安来没带别的，就是一颗脑袋，一角五分钱（一角五分钱可以买一颗子弹）就解决了，怎么都行，从今天起，咱们就拉—蛋—倒！”说罢，用手势重重地顿了三下，怒冲冲拂袖而去。（王德芬：《我与萧军风雨50年》）

    多么直率、硬朗的汉子啊！


性格决定命运


    然而，倔强的性格却给萧军带来了坎坷的命运：1948年，萧军在哈尔滨创办《文化报》，因一篇文章提到“各色帝国主义”，和另篇小品文涉及一个俄国老太婆和三个女孩子的一场小闹剧，受到刘芝明主编《生活报》连篇累牍的批判，嗣后，中共中央东北局作出《决定》：萧军被定为“反苏反共反人民”份子，从此打入另册，“入土”30年不见天日。

    1957年“反右”运动中，经毛泽东点名，萧军和丁玲、艾青等人受到“再批判”。原来，萧军在延安曾写《论同志之“爱”与“耐”》一文，中心意思是呼吁同志间的“说服，教育与理解”，并强调要“随时随地和丑恶与不义”，包括革命队伍内、外及自己心里的“撒旦”作战。此文经毛泽东审阅删改后，发表于1942年４月８日延安《解放日报》；12年后却成了“再批判”的靶子。1957年，毛泽东在一次中央省市委书记会议上说：“对于萧军、丁玲之类的人，杀关管都不好，要抓他许多小辫子，在社会上把他搞臭。”

    在文化大革命中，萧军又成了“牛鬼蛇神”，遭受批斗、抄家、关押的命运，特别是1966年8月23日，萧军和老舍、骆宾基、荀慧生等近30人，在北京“文庙”遭到“红卫兵”的凌辱和轮番毒打，后背的衣服被打到皮肉里，老舍被打的第二天投湖自杀。萧军的大儿子萧鸣被多次毒打昏死过去，幸亏在火葬场被工人发现尚有口气，给拉了回来……


“经是好的，歪嘴和尚念歪了”


    笔者有幸和萧军有过一面之缘，那是文革结束后1982年的一个夏日，在北京银锭桥西海北楼“蜗蜗居”寓所。作为一个编辑和记者，出乎对“有民族气节的”老战士的景仰，我访问了这位老人。此时的萧军已恢复名誉，洗刷了泼在他身上的一切污泥浊水。这个被掩埋30年的“出土文物”又重见天日，成为“红人”。那些日子，他忙于参加各种活动，接受报刊采访，应酬不断……

    在饱经沧桑风雨、心情和生活得到安定之后，萧军晚年的性格有了很大变化：不再桀骜不驯，而是谦和尔雅。这一年，他写文反思自己“渺小”，想“狠下决心自己动手割掉”“那种永远也得不到满足的自负的尾巴”。狰狞岁月伤害了这位老人的心灵，消磨了他的锐气。交谈中我几次试图了解有关他过去的某些细节，都被托词回避开来。萧军不愿回顾那些令人心悸的前尘往事，谈得较多的是他平反后舒畅的心境和生活。“我一生的最大希望，是求得国家的独立，民族的解放和老百姓的翻身。今天，这些目标都已经得到实现。我感到高兴！”他坐在沙发上，带着东北口音，满面笑容地对我说。

    当谈到文化大革命为什么发展成为一场“浩劫”时，萧军说了两句话：“经是好的，歪嘴和尚把它念歪了。”意思是说，文革的恶果是林彪、四人帮一伙“歪嘴和尚”造成的，不能怪罪于“伟大领袖”。萧军的话使我感到十分惊讶！当时人们都十分清楚：文化大革命这本“经”本来就是“歪”的，念“经”的“和尚”不过是照本宣科而已。身受其害的萧军为什么要为“始作俑者”开脱责任？！


第一印象效应


    心理学中有“第一印象效应”现象，说的是人际交往，第一次印象非常重要，往往形成对某个人的基本看法。

    萧军于1938年、1940年曾两度去延安，成为毛泽东的“座上宾”：毛泽东为萧军设宴洗尘，亲自登门拜访，两人多次促膝交谈，书信来往不断。毛写信给萧说：“你是极坦白豪爽的人，我觉得我和你谈得来。”并建议萧军加入共产党。有一次，萧军因看不惯延安的某些现象和人际关系紧张，一气之下离开延安去附近的乡下务农，毛泽东叫秘书胡乔木把萧军请了回来。毛一生鄙夷知识份子，对萧则情有独钟。特别是，萧军因多次坦护王实味而没有受到株连，因此对毛感戴不已。

    在萧军的《延安日记》里，记载着对毛泽东的一些印象：“毛的为人使我对他起了好感，诚朴、人性纯厚、客观……吃烟过多，他的牙根大部变黑了，脸色黄的，有些浮肿，眉毛是稀薄的，眼睛常常是睡眠不足的样子……从他的脸上看不出棱角，眼睛也没有桀傲的光，他是中国读书人的样子。”“他使人的感觉是：松弛，不易集中，不立即对一件事透彻地解释，有些地方虚无脉络。他是个敏感轻他的人。他不是哲人学者，他是农民性的中国式的自然主义式的领导者，单纯的政治家。他的唯一长处大约就是能够在松弛里含孕着一种神经性的力量，也就是‘大智若愚’的表现吧？”“毛泽东讲演如何反对党八股的问题……他很精彩和很恳切地骂了这些用党八股的人是鬼风、阴风、狗叫……每个听着的人全是那样幸福地笑着。”“他是有天才的，但是感觉性的天才，后天酝藏性不够，是一个经验性的天才，哲学性不够，深度不够。是一个优秀的政治家、政论家……但不是一个深刻的、洞彻的思想家。……权威的力量，可以使人发生迷惑！祇有真正懂得本质的人，才能不为他所影响，走出这影响。” …… （萧军：《人与人间——萧军回忆录》）

    萧军在延安对毛泽东有着“好感”：“诚朴、人性纯厚、客观”，“有天才”……他看到了毛泽东的魅力：一席讲话，机智幽默，文采风流，可以使“每个听着的人全是那样幸福地笑着”；也看到了毛的某些“本质”的东西——“农民性”，阴柔、与“中国式的自然主义”，以及毛的一些弱点——“敏感轻他”，“后天酝藏性不够”，“哲学性不够，深度不够”等等，对这一切，萧军当时没有、也不可能去作进一步的探究。

    延安时期的毛泽东给萧军留下深刻印象，萧从此对毛产生了一种特有的感情，视毛为“大星”，终身服膺，即使沦为“阶下囚”也无怨无悔……


毛泽东、鲁迅是否同道


    萧军对毛泽东怀有“好感”的另一个原因，是一直把毛引为鲁迅的同道。萧军一生崇拜恩师鲁迅。在延安，毛泽东多次讲话，高度赞扬鲁迅是“中国第一等圣人”，“最伟大和最英勇的旗手”，“中华民族最正确的方向”；延安建立了“鲁迅图书馆”，成立“鲁迅研究会”，萧军担任主任干事……对这一切，萧军是满意的。他常说：“鲁迅是我的父亲，毛泽东是我的哥哥。”他写给儿子萧燕和女儿小滨的诗：“思想精神毛鲁路，登山应向最高峰。”

    萧军把毛泽东和自己比喻为和鲁迅一脉相通的“兄弟”，并勉励自己的孩子走“毛鲁路”。实际上，毛鲁两人“思想精神”并不相通，所走的路也不一样。鲁迅是彻底的革命者，他痛斥封建帝王的专横、暴虐和权术，主张“尊（重）个性张（扬）精神（自由）”，并且“无情地解剖自己”；毛泽东则反其道而行之。

    毛泽东当年颂扬鲁迅，对萧军“谦恭下仕”，主要是出乎政治上的需要。正如萧军的儿子萧燕所说：毛泽东没掌权以前需要朋友，掌权以后他更需要奴才。果然，毛掌权后，到了1957年便翻脸不认人，“秋后算账”，对丁玲和萧军进行“再批判”，其“醉翁之意”不过是“杀鸡惩猴”，让所有的知识份子俯首贴耳而已。

    值得注意的是，这年3月毛泽东在上海和罗稷南的那次对话——毛说，如果鲁迅还活着，“要么是关在牢里，要么识大体不做声”，毛的用心和手段呼之欲出！萧军的女儿萧耘说：“父亲是一个不计旧怨的人。”鲁迅则相反，对他的“怨敌”“一个都不宽恕”。萧军对1957年毛对他的“再批判”可以宽容；如果他生前看到毛罗对话，知道毛在掌权后将怎样惩治鲁迅，面对恩师和“父亲”的遗训，他能宽容毛吗？！


“应是无声胜有声”


    1977年，步入“古稀”的萧军写了一首小诗：

    “不叩不鸣一老钟，秃柯古寺自凌空。
    沧桑风雨行经惯，应是无声胜有声。“

    这首题为《古钟》的诗，是萧军在北京东坝河村居时“所见所感”之作，写的是“古钟”，实乃“自况”。当时文革刚刚结束，这位饱经“沧桑风雨”的“秃柯”老人犹是戴罪之身，在偏僻乡村里，像“古寺”“老钟”一样，被“凌空”挂着，“不叩不鸣”，等待着时局变化。这首诗反映了萧军当时“静观待变”的心境。

    3年后，1980年，情况大变了！萧军恢复了名誉，重新得到社会的承认和尊重，参加活动，接受采访，撰写文章，发表谈话，他又“有声”了。

    多年以前，萧军就有自传体《我的生涯》的创作计划，1947年写了“自序”，并完成了《我的童年》部分的写作；之后，由于受到政治的冲击而“搁浅”了。恢复名誉后，他应各报刊之请，又陆续发表了《忆长春》《哈尔滨之歌》《青岛怀踪录》等回忆录。人们希望萧军继续坚持把回忆录写下去。然而，萧军却郑重宣布：“我不写了！”任谁劝也劝不动。

    这座“老钟”突然“不鸣”了，究竟是为什么？萧军对他的子女作过这样的解释：“过去的事，就让它过去吧！留在心里，总是个负担。更何况我这近八十年的生活，快乐的事不太多，痛苦的事却不少！写回忆录，如同是在揭已经长好的伤疤。对别人，也许是没什么，而对于我自己，那确实是血淋淋的现实啊！如果说，他（或许是她）当年曾经昧心地、违心地亏待过我，伤害过我，而他们的子子孙孙却没有伤害过我啊！……”

    萧军不愿意“揭已经长好的伤疤”，而且还顾忌到怕伤害“伤害过我的他们的子子孙孙”，这种豁达和仁爱的基督情怀令人心动！然而，仔细一想，除了以上所述理由外，萧军续写回忆录也有他的难处：能写的都写过了，该续写的是1948年离开哈尔滨来到北京的30年。这是毛泽东“以阶级斗争为纲”的30年。其间，不仅萧军，其他许多鲁门弟子（如胡风、冯雪峰、徐懋庸等），以及几乎所有的文化人，都一个个被整肃了，“血雨腥风”，“斯文扫地”。萧军怎么书写这一段历史？是掩饰呢，还是暴露？是批判呢，还是歌颂？他无法解答这个难题，祇能干脆避开不写——“应是无声胜有声”。

    记得20世纪30年代，萧军在鲁迅身边的时候，曾和萧红、叶紫3人一起创建过“奴隶社”，出版了“奴隶丛书”。鲁迅先生为 “奴隶社”这个名称叫好，说“奴隶”比“奴才”好，奴隶有反抗性，奴才则是顺从的。那时的萧军，可以随心所欲写自己想写的东西。50年后，萧军从旧社会的“奴隶”变成了新中国的“子民”，时值80年代，神州大地批判“两个凡是”，涌动着“非毛”激流，此时的萧军，还在“涕泪抛将读大经”，惦念着“白璧青蝇玷莫伤”……萧军身上本来就有着中国封建专制文化传统积淀，他摆脱不了思想上的“子民”心态重重阴影，冲不破四周的禁锢藩蓠，也就无法续写一段属于他自己的重要历史。这是萧军的悲剧！也是我们时代的悲剧！

    （写于2007萧军诞辰100周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