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0年前后四川省的非正常死亡
丁 抒
（李井泉）把天府之国搞成地狱之国，死这样多人！如果四川是个独立王国，那早就亡国了。
——引自1962年萧风调查报告《四川情况》
四川省民政厅报的死人数字是四百万，公安部查的是八百万，我这里还有一个数字是一千多万，不知四川搞的什么鬼！
——1962年6月 中共中央书记处候补书记兼中央办公厅主任杨尚昆
一，从一张图表谈起
人称“天府之国”的四川，1958年大跃进时人口7，081万，是中国第一大省。这张图表是四川省从1954至1962年人口死亡率。我们可以看出，从1954年到1957年，全国的人口死亡率逐年下降，而四川省的人口死亡率却是逐年上升的。我们来看看原因是什么。
二，毛泽东的“社会主义”
1953年开始毛泽东发动农业合作化运动时，说农民有不入社的自由，但实际上到处都在强迫农民入社。据四川江津地区十个县统计，入了社的农户仅有15%是自愿加入的。
农业合作社叫做“初级合作社”，因为土地、农具可以入股，与社员的劳动一起参与分红。譬如四川井研县，“土地分配占60%，劳动日占40%.”按马克思主义的教义，凭藉对生产资料的占有以分享他人的劳动便是剥削。毛泽东又下令办“高级合作社”。所谓“高级”，就是取消土地、生产资料的分红，全部共产归合作社。很多初级社连一次土地分红都没兑现，就变成了“高级社”。四川江津地区从未分红的合作社占80%.地主富农早已在土地改革时被剥夺了，这一次剥夺的对象是中农。有的地方干脆将农民的土地证一律收走，农民从此就成了无产者。再以四川井研县为例，说是对耕畜、农具折价，分期付款，其实多数高级社根本没有付款。正如北京市委第一书记彭真所说：“农民所以支援我们，就是因为我们党领导他们取得土地。现在你轻轻地一办农业生产合作社，就把他的土地弄没了。”“土地不分红，牲口折价低，等于借办农业生产合作社，把中农的财产挖一块肉补给贫农”，“等于贫农又和中农平分了一次土地”。“把土地不分红当做一个普遍政策……是不行的。”但是，他说了不算。在毛泽东的强制推行下，农民仅有的一点财产被“共”掉了。
三，“统购统销”
不过，办“社会主义”的高级合作社至多造成减产，并不会直接导致农民饿死。死亡率的增加是由于中共从1953年办初级合作社时开始实行了“统购统销”政策。这类似苏共“余粮征集制”，粮、油、棉、麻等主要农产品的购销，全部由国家垄断。除了政府规定的“留粮”（含口粮、饲料粮、种子粮等）外，全部由国家统一收购、统一经销。按毛泽东的说法，“统购统销是实现社会主义的重要步骤”，“统购统销，就是把六亿人口的饭都管起来。”
每年“统购”的数字是在中南海决定的。地里粮食还没长出来时，收购指标就已分配到各省各县，成为“国家任务”了。明明是强制收购，却又冠之以“卖余粮”。至于有没有余粮，农民自己说了不算，因为“留粮”该是多少，也是党决定的。就这样，仅用一个数字，就“把六亿人口的饭都管起来”了。
自执政起，中共就开始实行剥削农民以积累资金发展重工业的方针。1950年10月，因介入朝鲜战争财政吃紧。在11月15日的中央财委会议上，陈云曾说∶“请农民帮忙。现在还不能向工人求援，亦不能向资产阶级找出路，公务人员亦没有什么油水……还是多剥削农民。”（1962年，邓小平曾承认“”过去剥削农民多了。“）
农民粮食不够吃，来年青黄不接时国家再将粮食调拨一些回来，谓之“返销”、“先征后销”。这“先征后销”，往返运输的浪费且不说，当干部不得不向上伸手要返销粮时，往往已经饿死了人。
农民反抗，当局便以“反对统购统销”的罪名加以镇压。许多农民因而被逮捕。譬如四川灌县（今天叫都江堰市），在1955年八月开展了一个“镇压反革命”的运动，被镇压的并不是传统的“国民党”、“地主、富农”，而是所谓“破坏统购统销、破坏农业合作化的反革命份子。”大量的是理应拥护共产党的贫农、下中农。
“征购”任务重——虚报产量─超额征购——“返销”太迟或太少——农民饿死。在1958年之前，这现象已经出现，祇不过规模没1958-1961年那么大而已。
1953年11月，崇庆县开始实行统购统销。全县统购任务本为1，400万公斤，可是干部召集农户开会，宣布摊派额。谁抱怨数额太多，当场捆起。由于层层加码，实际征购了1，864万公斤。到了1954年农民缺粮，要求政府“统销”时，政府却不见了。本来最肥富的温江、郫县、崇庆发生骚乱，农民到集镇抢购食物、哄抢集市的食物。这时，政府出来镇压了，逮捕、枪决了共116名“破坏国家粮食统购统销的阶级敌人和反革命份子”。与此同时，“统销粮”也增加了一些，但远远不够。在6月中至7月底的一个半月内，仅崇庆县羊马乡白庙村一个村庄里就饿死了18人，均为15岁以下的孩子及50岁以上的中老年人。78户贫农死亡5人，55户中农死亡8人，14户地主死亡5人。
四川省的非正常死亡就是从实行统购统销以后的1954年开始的。
四，反右运动的重灾区
四川是反右运动的重灾区。1957年反右运动，不仅有60万左右的“右派份子”，还有“中右份子”。就全国而言，“中右”的总数大约为右派数字的四分之三。而四川不仅抓了5万余右派，还有6万多“中右份子”，比右派数量还多。
由于毛泽东指示“对工人、农民、手工业者，一般不要扣右派帽子”，在工人农民中基本上没有抓右派，抓的是“反社会主义份子”。
四川“在运动中戴上反社会主义份子帽子的，全省约有40万人。”
工人、农民怎么会“反社会主义”？农民和农村基层干部的鸣放多就事论是，也不涉及社会主义，也无关共产党的政权，且看两个例子：灌县有1400多农民及基层干部被指为“反社会主义份子”，罪名是“否定合作化和统购统销，挑拨工农关系。”荣昌县，1956年县委书记强行推广种植双季稻，致使6万亩稻田颗粒无收，鸣放中许多农民及基层部抨击县委瞎指挥。但是，县委说这是“放毒”，将其中五千八百多人打成了“反社会主义份子”，其中47人还逮捕判了刑。
西充县337名“反社会主义份子”中，工人和营业员祇占27名，另外310人是农民。仅二十几万人的什邡县，抓了121名右派后，在工人、农民、城镇居民中抓了978名“反社会主义份子”。灌县的“反社会主义份子”是右派数的7倍，什仿县是8倍，双流县是9倍。
右派是“反党、反社会主义”，“反社会主义份子”祇比右派少一个“反党”，据中共党史专家廖盖隆说，反社会主义份子也按敌人处理。
此外还有名目繁多的各类份子，譬如四川郫县唐昌镇另有创造，在居民中揪出了31个“烂言份子”。
还有大量的没名目的份子。正如廖盖隆所说：“一些在农村里头划的反社会主义份子呀，什么等等，或者没有名称的，那就更多了，恐怕总有几百万人。那些没有统计的不算。”
广东省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成员罗翼群曾批评中共的农业政策，说过“农民在饿死的边缘”。1957年7月，毛泽东在部署深挖右派的青岛会议上曾提到他：“我们要讲右派怎样进攻，我们怎样捉住了一批右派，如广东罗翼群。”广东省委精心安排罗翼群下乡“视察”，实则一路组织斗争会，说生活如何幸福，“农民在饿死的边缘”如何荒谬。然而，不到两年，全国农民就从“饿死的边缘”落进了“饿死的深渊”。这时，“大右派”罗翼群再也没人提了。
五，反右使大跃进通行无阻
在1957年以前，毛泽东的“阶级斗争”还祇限于意识形态领域，各类批判未打击工人农民。将“阶级斗争”在全民、包括工人农民中铺开，是自反右运动开始的。把几十万工人、农民打成“反社会主义份子”，将成百万农民打成有名目、没有名目的各类“份子”，是1957年底到1958年中的事。中国农民从未见过这种规模的政治镇压。反右斗争不仅使知识份子噤若寒蝉，也使工人农民心惊胆颤。所以1958年春毛泽东发动大跃进运动时，工人农民和知识份子一样不敢说话。毛泽东一说要“全民炼钢”，无人敢说三道四。
由于公安部把拘捕权下放给生产大队，生产大队的干部就有权随意抓人拘留。祇要大队干部认为你对大跃进态度“消极”，就可以把你抓去劳改。无半点人身自由的农民小心翼翼，管住自己的嘴巴，连家中的铁锅被砸了去“炼钢”都不敢吭一声。
当年被毛泽东点名而成为“右派份子”的四川诗人流沙河说：“如果1957年不搞这个反右斗争，第二年的大跃进的胡乱搞绝对搞不下去，上千万人就不会饿死了。若敢那样搞，就会有很多知识份子出来说那样搞不行不行。但他那样整了，爱叫的鸡公都杀了，剩下都是不叫的。毛泽东要怎样搞大跃进，没得人敢出来说了。这是国家民族的大不幸。”
六，大跃进运动为害最烈的省份之一
四川是大跃进运动的发源地。
1958年3月4日，毛泽东乘专机飞抵成都，住进西郊的金牛坝招待所。中共中央在这里召开了一个为时近20天的工作会议。毛泽东在这里发动了大跃进运动。
会议期间的3月16日，毛泽东参观了位于金牛坝以西几公里的郫县红光合作社。红光社就成了大跃进运动的样板。7月底，早稻收割时，经过一翻手脚，红光社放出了一颗亩产3，752斤的卫星。《四川日报》的报道说，这块高产田位于毛主席走过的田坎傍，这是毛主席走过的地方，一定要它长出好庄稼！8月5日夜晚，郫县20多万人手持灯笼火把，到县城庆祝丰收。接着，红光社再开红花，“创造了在一块3.07亩土地上，平均亩产10，681斤的高产卫星”。
8月间，郫县犀浦乡将30多亩中稻“移栽”到一亩田里，宣布亩产2.76万公斤。9月12日，《四川日报》头版刊出“郫县友爱乡第九社亩产干谷8.25万斤”的大新闻！
当时，“移栽”是创高产卫星的合法途径。《四川日报》报导的荥经县亩产5，985公斤的卫星，“是公社组织劳动力以三昼夜时间，将24.5亩187块水田的乳熟期水稻移并而成。”渠县县委搞了个“亩产万斤示范田”，将24亩眼看要抽穗的稻子移到一亩田里。可惜密不透风，稻穗全部挤死，颗粒无收。
为了创造亩产万斤田，需要肥料。那时没有化肥厂，祇好来土的。
四川农民多住茅屋。仁寿县委要求水稻每亩施肥20万斤、亩产万斤粮，公社干部祇好打农民茅屋的主意，说是打墻泥作肥料。全县拆毁了大批民房。灌县县委要求每户积肥15万斤，有的地方完不成任务，干脆就烧房子积肥。
犍为县拆了18700多间民房。资中县有几百户农民，房子被拆后不得不住到山洞里。过了30年，他们仍然蜗居在潮湿的山洞里，手脚的关节都变了形。
扒拆民房是为了大跃进，反对拆民房就是“反对大跃进”。“反对大跃进”就是“反革命”。在人人听闻“反革命”而色变的中国，各地动辄拆掉几分之一的民房而几乎没有遇到甚么反抗，靠的就是“反革命”帽子的威慑力。
井研县盛产菜油，便用菜油作追肥施进稻田。
5月间的中央会议上，毛泽东号召密植，说∶“密植就是充分利用空气和阳光。现在不是反浪费吗？就应该把空气和阳光的浪费也反掉。阳光每天辛辛苦苦地工作，你们都不利用！”于是全国各地竞相搞密植。谁反对密植，谁就是反对大跃进。重庆有人想一亩田下1000斤种子，以便亩产10万斤。邓小平见到，提出异议，方才制止。
1958年，中共中央下达各地建“万猪场”、“万鸡山”，干部挨家挨户搜罗家畜家禽。然后不管搜了几头猪，一律称做“万猪场”。四川将全省农民的猪都集中到了“万猪场”，一个冬天下来，全省的猪死了10%，计300多万头。
成都平原的都江堰已造福人民两千多年，现在为了跃进，竟在它上游近旁又建鱼嘴水电站大坝。2、3万人苦干了两年多，耗资4千多万元，大坝造完了才发现泥沙淤积问题无法解决。总书记邓小平对四川领导人李井泉、李大章说：“不要（弄得）李冰父子‘二李’扬名千古，你们‘二李’遗臭万年。”他下令“恢复原样”，炸掉了鱼嘴水电站大坝。
大跃进，什么都要大干。温江专区调了10万民工修建岷江电站和成都至灌县的铁路，均半途而废。
8月间，四川还祇有100万农民炼钢，到9月间就调动了800万农民，自带口粮，上山炼钢。譬如宣汉县，“抽调农村劳动力15万人，上山办起土高炉2，500.”崇庆县委组织了数万人拆城墻，不分昼夜地将拆下的城砖运给山上的“炼铁兵团”。双流县派出四万八千青壮劳动力到崇庆、灌县去建土高炉，另有数万人昼夜兼程为他们送生活、生产资料。仁寿县炼钢的农民有10万人，其中3万人被调到100公里之外的洪雅县去炼钢。
结果便是《巫山县志》记载的这样：“农村青壮劳力上山钢铁，田间生产仅依靠老妪妇孺，成熟粮食多烂在田里，丰收未能归仓。”
据后来四川省委调查统计，全省抛撒浪费的粮食为当年总产量的10%，约220万吨。人民公社食堂吃饭不要钱、开流水席造成的浪费还不计在内。
七，假高产引致真高征购
“亩产万斤”，谎报高产，逐层往上，谁也不例外。
成都市委报告的市郊农村粮食产量是实产的一点八倍。全省1958年实产粮2，250万吨，省委宣布时夸大了一倍，4，500万吨。
既然农民的“留粮（含口粮、饲料粮、种子粮等）”是由党决定的，除了田赋（农业税）和“留粮”之外，都在征购之列。所以四川省委下达了一个远远超过1957年的征购指标。“征购入库（的粮食）占实际产量三分之一。”
1959年粮食产量比1958年减少了663万吨，征购粮却增加了73万吨。上交给中央政府的粮食增加了46万吨。
这是大跃进前后几年四川粮食产量和征购数：1959年四川调出这么多粮食，原有的运输工具不敷使用，开始时四川组织运输大军，到5月间，抽调沈阳、成都、武汉军区的军车运粮。8月开始增加济南和南京军区的军车运输粮食。
八，庐山会议前
四川1955至1957年3年平均死亡率10.55‰，1956至1957年两年平均死亡率11.24‰。而1958年的死亡率为25.17‰，就在大跃进高潮中，非正常死亡已达100万！譬如富顺县，一万多人非正常死亡。渠县也有1.4万人非正常死亡。
就在那样的情势下，四川省委盲目乐观，在11月间发出〈关于开展1959年农业大面积高产运动的指示〉，号召实行“”少种、高产、多收“。1959年6月再次提出这个口号。当年全省16，657万亩耕田，有2，481万亩没有种。白白空闲了15%的农田！结果是”少种、少产、多收“，1959年的粮食产量仅及1958年的70%.毛泽东的秘书、中共中央办公厅副主任田家英是成都人。1959年初，他率领一个工作组到四川崇义县，实地调查58年放了一颗”亩产稻谷两万四千斤“大卫星的人民公社。他发现农民已经在饿肚子，”公共食堂吃的稀饭涝清“。开始农民不敢说实话，直到他连续几个月拒绝公社安排的小灶、与大家吃一样的饭，并脱鞋下田割麦子，同社员一起拉大车，才逐渐相信了他。他们告诉田家英∶粮食亩产祇有几百斤，干部吹嘘多打了粮食，祇好多卖”余粮“，将社员的口粮都拿走了，公社食堂当然祇能”稀饭涝清“了。
5月间，四川主要粮仓温江地区已有许多公社食堂粮食告罄而关门，粮食征购任务无法完成。
6月，仁寿县农民饿死的消息传到了省会成都。省委书记阎红彦率工作组前去调查后，拨给了仁寿500万斤粮食。但全县人口近120万，人均不到5斤，杯水车薪遏制不了死亡。
5月初，泸州地委书记邓自力召开各县县委委书记会议，决定解散公社食堂，并把公社化以后收归公有的猪实行“公有私喂”，把社员被收走的自留地以“饲料地”等名称还给农民，又在生产队下划分生产小队，实行包产。这些举措受到农民的欢迎。他被百姓称为“邓青天”。
雅安地区荥经县也已发现严重非正常死亡。地委宣传部副部长刘恩前去调查死人情况，并写成了报告。各级干部对大跃进的严重恶果已经有所了解。四川省委迫于形势，一度允许个别坚持退出食堂的人退出，自行开伙。
九，庐山会议后
但是1959年7月的庐山会议扭转了形势。会上，李井泉作为西南组组长，坚决反对彭德怀，为毛泽东立了一功。
回到四川后，他继续大反右倾，批判“泸州地委以邓自力为代表的右倾机会主义”，将邓自力和地委书记崔章、行署专员陈怀堂打成了“反党集团”。连泸州专区都被撤销，各县划分到其他地区去了。
到荥经县调查非正常死亡情况的雅安地委宣传部副部长刘恩也因为他那份报告里讲了死人严重的情况而被打成“三反份子”。
各地搜索右倾份子的办法不一，以李井泉的法子最迅速、最准确。在省委扩大会议批斗50几个右倾份子的同时，下面各地区按他的指示对17级以上的干部（大约正副县长、县委正、副书记及地委正、副部长等级别的干部）作了个“”测验“，将彭德怀在庐山的发言发给他们，让其表态。由于干部们还不知彭已成”反党集团“首脑，纷纷表示同意其意见，于是纷纷落网。102名县委书记、县长以上的干部被定为”右倾机会主义份子“或”犯有严重右倾错误“。
重庆市南桐区区长李治平管辖的矿区内有农民。在上级逼他多交粮食时，他反问了一句“农民吃什么？”结果就被扣上了“右倾机会主义份子”的帽子。
十，“反瞒产”、“反右倾”、高征购
高征购的始作俑者是毛泽东。7月5日庐山会议期间批准1959年粮食征购报告时，又表示不赞成粮食销售（城市供应及部分农村灾区返销粮）427.5亿公斤的计划。他认为“略多了一点”，主张调整为400亿公斤，或405、410亿公斤，比1958年减少100亿公斤。他批示道：“告诉农民，恢复糠菜半年粮……苦一年、两年、三年，就翻过身来了。”
1959年初广东省委报告“粮食紧张完全是假像，是生产队和分队进行瞒产私分造成的”时，毛泽东曾亲自拟定文件，将该报告批发全国：“公社大队长小队长瞒产私分粮食一事，情况严重……在全国是一个普遍存在的问题，必须立即解决。”于是各省都以毛泽东的批示作为依据，搜刮农民的粮食。
毛泽东“恢复糠菜半年粮”的新指示，等于许可从农民嘴里挖口粮。庐山会议结束后，各省在反右倾的同时立即掀起了一场“反瞒产私分”运动，全国一律，没有例外。
李井泉是大跃进中新提拔的政治局委员，上交给国家的粮食占全国收购总数很大份额。他要在毛泽东那里保持这个光荣，祇有不惜一切代价把粮食从农民手中挖出来。11月间，省委决定就“农业是否增产”、“公社食堂好不好”等问题开展大辩论。与此同时，“核实”粮食产量，开展“反瞒产斗争”。
崇庆县也座落在丰饶的成都平原上。从1958年开始农民就“非正常死亡”，饿死了人，县委负责人不思罪己，却发动“治安运动”，对因饥饿而偷青、吃青的农民展开残酷斗争，对农民随意搜家、罚款、斗争，打死人及逼人自杀12起。
宜宾市，市委派工作组到下属石马公社，将几百名基层干部召集去开“”反瞒产私分“大会，当场捆绑、吊打了19名干部。宜宾市委书记又将此做法当作”“经验”在全市推广，斗争、捆打了2500多名基层干部。
宜宾县，（县委）“不仅搞瞎指挥，而且搞高指标、高估产、高征购。群众提了意见，就搞现场批斗，火线整风；完不成征购任务，就反瞒产私分……由于严重挫伤了干部群众的生产积极性，1960年，全县人民公社普遍减产，粮食亩产仅83公斤。”
仁寿县委把全县的公社干部召去开大会。会上将公社干部一个个轮流叫上台，让民兵抽打，逼问“把粮食放到哪里去了？招！”干部们吃不了皮肉苦，祇得胡乱报个地方，说藏了多少粮食。于是当即打电话回去搜查。农民仅剩的一点粮食就这样交了出去。
丰都县，县委召开“反粮食瞒产”现场会，逼迫基层干部交粮，交不出就打。县委第一书记刘维梓提出“先打第一线（公社管区支部书记、大队长、会计、保管员）、再打第二线（生产队长）、后打富裕农民”。“当场吊打7人，其中打死1人。会后，（各）区、乡召开打人现场会，当场打死173人，被撤销干部职务1，179人。”
“反粮食瞒产”的成果体现在征购数上。譬如夹江县，“1959年全县粮食比1958年减产1，098万公斤，征购反而增加750万公斤。”
十一，全国最低的口粮标准
四川除成都平原，多丘陵山地，人口众多，生产力低下，农村产粮除农民自食自用外，商品率祇在20-30%之间。1958年以前，四川平均每年征购的粮食占产量的31%，1959年实产1，582万吨粮食，比1958年减少了663万吨，但是在“反瞒产”过程中“”查“出大量并不存在的粮食，于是省委公布说产了3，500万吨，征购粮比1958年增加了73万吨，上交给中央政府的粮食增加了46万吨。征购的粮食高达产量的49%.四川的粮食征购率比全国平均水平将近高十个百分点，农民人均留粮比全国平均数低四分之一到三分之一。”“1959年四川农民人均留粮（包括种子、饲料和口粮）从1958年的512斤（256公斤）猛降为278斤（136公斤），1960年又继续下降到260斤（130公斤），两年都低于全国农村人均378斤（189公斤）的留粮水平。”去掉种子、饲料粮后，口粮已所剩无几。
四川省委规定口粮标准：“城市居民是21斤，干部祇有19斤，农村社员一般是十六两老秤的四至五两原粮。就是这么低的标准有的地方还不落实，祇有空指标没有粮食。”按5两计，为156克原粮，折合大米仅117克。
因为农民可以吃多少粮食是由省委、县委定的，因此非正常死亡就与该地是否富饶没什么关系了。丰饶的夹江县，县委规定，“口粮标准按年龄、劳力分为5级，吃16两制旧秤2、4、6、8、10两。”（0.063、0.125、0.188、0.25、0.313公斤）2两原粮，折合成大米，还不到50克，喂鸡都不够。在别无他食的情况下，吃2、4两的人必死无疑，吃6、8、10两的劳动力也不一定能熬得过去。
“反瞒产”、强行征购粮食后，农民的口粮完全不足以维持生命。譬如江津县，“1959年，全县农村人平分粮83公斤。”平均每人每日仅0.23公斤原粮，折合大米，仅170克。连一顿不够，遑论一日三餐？
宜宾市，“反瞒产私分”后，该市所属农村的十六万农民平均每人年口粮祇剩几十公斤。宜宾县，“”人平口粮最低时减到原粮每日三两七钱五（0.188公斤），导致全县肿病突发，不正常死亡严重。“
荣县农民的口粮更低。“1959至1961年粮食减产，征购的比重增大到40～45%.农村留粮大大减少。1960年农业人口人平粮食仅62公斤。”一个人一天祇有0.17公斤的原粮。
1961年，四川全省“农村人均口粮祇有129公斤。”
当时的中共成都市委宣传部副部长萧菊人曾这样回忆：“我亲眼看见好多人是怎么饿死的。当时让我带医疗队去农村医肿病，让病人开好伙食，所谓开好伙食就是每人一天有六两粮几钱油。……有一天我看见稀饭抬出来，一个农民拿着碗去盛，就那么几步路都未走到，就倒下死了，很可怕的。”
1962年中共中央办公厅财贸组组长萧风被派赴四川调查。他的调查报告里说：“口粮。1959年计划每人每天一斤。1961年后，规定贸易粮6两、4两（16两秤，下同），有600万人口的特别严重地区，每天祇有2～3两。”三两原粮，折合大米，祇有70克。谁也不能靠这点米维系生命。
当时四川城乡人民已经严重缺粮，可是1960年9月1日省委一道命令，宣布四川省粮票作废，剥夺了全省城镇居民逐日省下的四千八百万公斤口粮。半个月后，省委又强令城镇居民每人每月节约两斤粮食，实际上又一次降低粮食标准。
据当时的共青团中央委员、重庆市团委书记廖伯康一段回忆：“周总理知道四川很困难后，提出来要调几亿斤粮食给四川解决困难，他（省委第一书记李井泉）却一口咬定四川没问题。”李井泉在毛泽东、周恩来那里挣足了面子，四川人民则为他付出了千万条生命的代价！
十二，非正常死亡超过10%的县份
《四川省志 大事纪述》里有个统计表〈四川省1960年人口自然增长率（不含机械变动即迁移）〉，在1960年内全省173个县里有161各县人口减员超过5%：65个县超过5%，41个县超过6%，23个县超过7%，17个县超过8%，8个县超过9%，7个县超过10%.实际上，多数县非正常死亡超过10%.且取一些例子看看。
1.灌县：所谓“”天府之国“，历史上指的是温江地区这一片丰饶的川西平原，包括都江堰灌区所在的灌县、郫县、崇庆、金堂、大邑、邛崃等十一个县。该地区是四川的粮仓。拜都江堰所赐，灌县两千年来一直旱涝保收。1958年3月21日，毛泽东在成都主持会议、发动大跃进时，曾兴致勃勃地驱车到莲花村和都江堰观，感叹道：”“灌县是个好地方嘛，山青水秀哟！”由于1959年和1960年国家分别征购了44%和50%的粮食，造成12.3%的人口，四万二千多人饿死的惨剧。「图1」
2.再看都江堰与成都之间的郫县，即毛泽东发动大跃进运动时视察的红光合作社「后来叫红光人民公社合兴分社」所在的郫县。
由于1958年毛泽东曾视察过该县红光社，成了全省大跃进的先进典型。庐山会议后反右倾，郫县又打头阵，第一个完成粮食征购任务。但不久温江地委即发现该县的公社食堂相继断粮、关门，决定给他们一些救济粮。可是郫县县委拒不接受，农民祇有饿死。1957年该县人口28.15万，1960年仅22.92万。其中仅1960年一年内就死亡43，865人，占该县人口的六分之一。三年饥荒，20%人口非正常死亡。
1958年3月16日毛泽东视察过郫县红光合作社后，“”红光社，开红花，毛泽东到了我们的家“是郫县乃至全四川的学童们都得会背诵的歌谣。多少唱过”“毛主席到了我们的家”的学童饿死已不可考！
3.广汉县，12.1%的人口，4.1万人非正常死亡。
4.什邡县：“”非正常死亡“四万人，占人口13%. 5.成都北边，绵竹县，3.6万人非正常死亡，10.0%. 6.从成都往南，新津县，2.15万人非正常死亡，11.5%. 7.简阳县：17.0%.122万人中20万人非正常死亡！
8.夹江县，风景如画的青衣江从中穿过，到乐山舆岷江会合。会合处就是著名的乐山大佛所在。就在这块富庶的地方，每8个人饿死了一个！
9.井研县：13.2%，不到8个人就死了一个。《井研县志》说“人口死亡率超过历史最高水平”，正是实话。
10. 大足县，14.3%.峰值在1961年。
11. 从重庆沿嘉陵江上溯至嘉陵江、渠江、涪江会合处，是风景秀美而富饶的合川县。那里8.5万人非正常死亡，占人口的8.2%. 12. 犍为县，4.8万人非正常死亡，为1958年人口的13.2%. 13. 宜宾市及其所属农村：12.4%.若非正常死亡的90%发生在该市所属农村，则农村的非正常死亡为21.2%.总共三万八千人冤死。
14. 宜宾县：十万人饿死，占人口12.9%. 15. 垫江县，8.1万人，非正常死亡率15%.非正常死亡集中在1959、1960年，到1961年就恢复正常了。「图2」
16. 宣汉县，71万人口，四年间死亡11.9万人，其中近十万人非正常死亡。 非正常死亡也集中在1959、1960年。「图3」
17. 富顺县：饿死九万余人。非正常死亡率11.94%.1，399名儿童因父母双亡而成为孤儿。
18. 以“”巫山神女峰“闻名的巫山县，非正常死亡率为15%. 19. 到1961年底，仁寿县人口比1958年末少了14.3万，1959、1960年死亡人数厥如，但1961年还死了4.25万人20. 宜宾地区的高县，3万人，10.4%非正常死亡。
已经20个县了，四川非正常死亡最严重的一些县还没有谈到呢。
十三，“鬼城” 丰都
官修《当代四川大事辑要》载，当时四川的“”人口非正常死亡“，”“以雅安、乐山、涪陵、江津四专区最为严重。”1962年，四川省委组织部副部长苗前明到涪陵开会后到重庆，告诉重庆市委的干部：涪陵地区“”各县加在一起死了二百多万。“
以“鬼城”著称的丰都县就属于涪陵地区，当时叫酆都。沿长江而下，行不多远就是丰都。该县57万人口，十万人非正常死亡。「图4」1960年3月，县委第一书记刘维梓被撤职，5月，刘维梓、县委书记李志亮、县委农工部长余家发、公安局长杨坤山等被逮捕判刑。
1962年6月，当年共青团中央委员、重庆市团委书记廖伯康向中共中央书记处候补书记兼中央办公厅主任杨尚昆汇报时曾说：“四川死人最严重的地方，一个是雅安地区的荥经县，一个是涪陵地区的丰都县。”
其实，丰都的非正常死亡不是最严重的。大邑县的死亡率更高，34.7万人，其中20.4%，7.1万人非正常死亡。「图5」
内江专区的荣县也远比丰都严重。“1958至1961年……死亡18.95万人。”非正常死亡率为24.4%，几乎四分之一。
十四，荥经惨案
再看荥经县。据廖伯康回忆：“（1962年3月）四川省委工作会议期间，雅安地区的荥经县委书记说：他那个县人口死了一半。还描绘说有一个村死得一个人不剩，连埋人的人都没有了，祇得派另外一个村的人到这村来埋人。这些埋人的人没有吃的，又要挖坑，是重体力劳动。结果埋人的人也死了，祇好再从其他的村调人来埋这些埋人的人。”
若按县志提供的人口数字计算，从1958年到1962年从12.4万减少到7万，减少了接近一半。但按县志提供非正常死亡数仅2.87万，约23%.原因是有2.7万人“失踪”，县志未作任何解释，甚至没有解释是否“迁出”。而当时迁移者少得可以忽略不计。若把“失踪者”也计入死亡数，荥经县的非正常死亡就是45%，和1962年的荥经县委书记阎桂芳说的“人口死了一半”大致吻合了。县志的编者显然为某种目的压低、杜撰了死亡数。
那么，为什么会发生“人口死了一半”这样的惨剧呢？
《荥经县志》“1958年农村人民公社化后，农业税……改以（公）社为单位计征的比例税制。”1959年粮食大幅度减产，但是“1959年公粮征收高达457万公斤，比上年度196.5万公斤增长132.57%.”仅此一项就占去了当年粮食产量的36.6%.此外还有从1953年办农业合作社时开始实行的“”统购“。”1959年粮食大幅度减产，但统购入库高达481万公斤，比上年度多征收1.14倍“，”全县人平（均）留粮祇有几公斤。“「图6」
看了这些数字，对荥经饿死近一半人就不会惊奇了。
1960年3月，四川省委派人调查荥经的非正常死亡。李井泉放过雅安地区第一书记何允夫，下令将荥经县委书记姚青逮捕，判刑8年。该县科、局长全部撤换；并将一百七十名公社社长、书记一级的干部捉去坐牢。重庆市委办公厅主任李止舟是荥经人，李井泉对他说：“我把你们县委书记抓起来了。”其实，姚青1959年6月才上任，若要追究责任，首先应其撤办其前任李成栋。可是李井泉祇不过要找一个替罪羊罢了。
十五，男、女性死亡之异同
今以彭县为例。1958年有50.3万人，到1960年女性增加1.2万，属正常增长，而男性减少1.9万。这可能是因为农民祇是缺粮、并未断粮，所以劳作重、不耐饥的男子先死。而1961年四川粮食告罄，外省调去的粮食1962年初才运到。在那之前农村已断了粮，所以男性女性一样饿死。所以1962年彭县男子又减少1.6万，彭县女子也减少了1.4万。全县祇剩下46.6万人。全县大约饿死五万左右，约10%的人口，其中大多数是男子。
死亡率超过10%的南川县情形类似。1959年人口为40万，到1962年三年间男子共减少了3.75万，女子仅减少1.73万。男女性人口之比由109.16：100降至98.43：100.现双流县政府国土局职员左学富是华阳县协和乡人，当年14岁。据他回忆：“当时的主食就是野菜和谷糠。……我记得到后来饿死了好多人，一家一家的得浮肿病，死的好多都是年轻的男的，都是壮劳力。我的大哥、大嫂也都生了浮肿病，后来嫂嫂就死了。”
人死多了，社会良知似乎都被饥饿淹没。当时高县乡间小镇上有人公然用大锅煮食死难的小孩而受围观，但竟无人质疑煮食者是否杀人凶手，更无人将其揪至公安机关。
1962年4月，农业部部长廖鲁言、八机部（即农业机械工业部）部长陈正人依照副总理谭震林的指示派出了一个以顾大川为首的调查组赴四川调查。该组所写的《农村调查》中，有这样一段文字：“当时全公社每天都有人死亡，多的一天达一百多人。严重的队死了人没人抬，有的四、五天还没埋。同时也出现了吃死孩子的现象，如胡么嫂要活命曾将自己的四、五岁的小孩（死后）煮吃了……”
1961年，中共重庆市委办公厅副主任廖伯康曾到长寿县渡舟公社，他在其回忆录中写道：“”什么叫家徒四壁，什么叫野有饿殍，什么叫易子而食！我这才是真正眼见为实。“
十六 ，“死人多的主要原因”
中共中央办公厅萧风1962年的调查报告里说：“四川的同志们反映，死人多的主要原因：一是高指标，大改耕作制度，造成大减产；二是高估产，大压口粮标准；三是执行政策左……。
这个报告里没有提及“自然灾害”。
当时主管全省农业工作的中共四川省委书记（1965-1967任省委第一书记）廖志高90年代初反思，认为四川的饥荒格外惨重的原因有三条：
一，人民公社食堂“（1961年7月21日，省委才决定）取消人民公社分配中的供给制，不办公共食堂。”“这同全国多数省市区比较起来，四川晚了大约半年到一年的时间。食堂解散的时间越晚，群众遭受的困难和损失越大，肿病和非正常死人的情况也越严重，这是当时四川工作中的一个重大失误。”
二，农民的自留地“困难时期群众把自留地称为‘救命粮’，四川在恢复自留地问题上拖的时间太长，解决得很晚，没有及时起到它的救命作用，导致浮肿病和非正常死亡人数增加。”
三，反瞒产“（农民）即使有一点点自己可以掌握支配的粮食，也被‘反瞒产私分’强行搜走。在当时因过头调粮已经出现缺粮和饿死人的情况下，这三条失误实际上起了火上浇油的作用，从而加剧了四川群众生活困难好非正常死亡人数多的严重局面。”
由于“反瞒产”，“”1959年四川农民人均留粮（包括种子、饲料和口粮从1958年的512斤猛降为278斤，1960年又继续下降到260斤。两年都低于全国农村人均378斤的留粮水平。……外调粮食过多，城乡人民口粮严重不足，导致营养严重缺乏，是四川浮肿病流行、人口非正常死亡率高的主要原因。“
廖志高也没有提及“自然灾害”。
十七，基本正常的气候
四川省1957和1958年都风调雨顺，气候出奇地好，全省范围基本没有天灾。但是已经出现严重的非正常死亡。可见饿死人与老天爷毫无关系。
四川1959至1961年有旱灾，这正是丰、平、歉年交替的规律，决不至饿死人，更不至成百万成百万地死人。
紧邻重庆，嘉陵江旁的江北县，从1957年到1962年人口减少10.3万，非正常死亡6.76万。但除去1958、1961年的“机械变动”即迁出的0.73、0.49万人，另有1.2万人“失踪者”。应该也计入死亡数。江北县的非正常死亡数为八万，占大跃进前的人口的九分之一。（《重庆党史研究资料》说江北县饿死了十万余人）
四川巴县，据廖伯康说：“巴县对上级的瞎指挥采取阳奉阴违的办法来抵抗……减少了损失。为了对付高征购，上交的是早稻、晚稻，多留点饱水谷子的中稻，让社员尽可能多吃一点粮食。因此巴县饿死人不多。”
所谓“不多”，是相对的。由于“国家征购占粮食产量比重由1958年前的30%左右，提高到47%，农村年平人均留粮82公斤。”留给农民的口粮如此少，非正常死亡不可避免。巴县的非正常死亡为5.0%，比与巴县隔长江相对的江北县少许多。而巴县“十年九旱”，1959至1961年每年都有旱灾。这也反证了自然灾害是不足以造成非正常死亡的。
该县严重的死亡早在1959年就发生了。同在江北县，石鞋公社（今石鞋乡的十个村）饿死的人就少很多，原因是“单干活动特别严重”。省委书记亲自领队去搞四清“蹲点”。批斗石鞋公社“”破坏集体生产，策划单干，进行资本主义复辟的人“的干部。这也反证饿死人的原因不是天灾。
巴县的南边是南川县。该县人口减少了15%.仅1959和1960年的非正常死亡就已高达7.6%.尽管1958、1961、1962的死亡数未予披露，我们还是可以说非正常死亡在10%以上。
非正常死亡高达五分之一的大邑县，旱灾发生在1960年底到1961年初，影响的应当是1961年的夏收。而该县的非正常死亡绝大多数发生在1959和1961年，与天灾无关。
非正常死亡与天灾无关，荥经县是个最好的例子。大跃进前后的10年间，该县基本没有天灾，可是死亡了几乎一半的人口。
就全省而言1961年是灾年，旱灾。但是1966年的旱灾更为严重，几十年不遇。而1966年并没有饿死人。可见仅有天灾不是非正常死亡的原因。
十八，四川究竟死了多少人？
以大饥荒持续之久而论，四川是全国第一。“1961年后全国形势已开始好转，非正常死亡已基本停止，而四川……人畜还在大量死亡。”1962年初，四川告急。周恩来把副总理李先念、粮食部长陈国栋和副部长杨少桥找去研究如何从江苏等省调粮去四川救人命。
那么，四川的非正常死亡究竟有多少？
先看看当时的共青团中央委员、重庆市团委书记廖伯康的一段回忆：1962年6月共青团召开三届七中全会，廖伯康到北京出席会议。期间分别向团中央第一书记胡耀邦和中共中央书记处候补书记兼中央办公厅主任杨尚昆汇报了四川非正常死亡的情况。杨尚昆对廖说：“我们知道四川死人的情况严重，但详情如何，得不到证实，我们要四川报，四川始终未报。我们找民政部问，四川究竟死了多少人？民政部说是四百万，实际上四川省民政厅报告的数字，中央不相信。然后又找公安部，公安部是管户口的，那时的粮票、布票、油票、煤票、肥皂、火柴等一切生活用品都同户口挂钩，死一个人就抹掉一个人，这个数字应该准确啊！公安部通过四川省公安厅查，说是死了八百万。中央依然不相信，但究竟死了多少人，中央不清楚。”
廖伯康在其回忆录中说，他告诉也是四川人的杨尚昆：1960年底的四川人口总数是6，236万，1957年人口是7，215.7万，少了一千万。实际上不止这个数字。因为从1957年到1960年有个自然增长数；同时，1961至1962年上半年，全国都好转了，但四川却还在死人。他说：“”四川死的人……有文件可查的是一千万，再加二百五十万。……我认为这个数字是比较合乎实际的，但我正式反映祇说死了一千万。尚昆同志……立即吩咐秘书将书记处小会议室里的一个保密柜打开，从里面拿出一个旧式折迭账本式的本子，一折折打开看了后说：就是你这个数字！“
但是，从官方文献中是查不出“一千万”这个数字来的。
从1967年，国家统计局革命造反总部刊行的《革命战报》发表了四川省统计局的一篇文章。文内说∶“李井泉及其同伙，假报统计数字由来已久，报多报少都根据他们自己的政治需要来决定。……有的同志由于抵制，遭到了他们的残酷迫害，有的甚至摧残致死。”“几年来，全省国民经济统计数字，我省都有两本帐∶一本是经过篡改后，专门对付中央，上报国家统计局的；另一本是反映实际情况的帐，留省自用。中央发现这些问题后，曾先后数次通报，并几次派人来四川检查。但李井泉及其同伙，狂妄地自称四川是小国务院，拒绝上级的检查。”
现在可以找到的文献仅说，从1958年到1962年，四川农村人民公社的人口减少了779万人。如果按官修《1985年中国人口年鉴》计算，四川从大跃进到大饥荒的那几年内非正常死亡数是800万。
但是，《1985年中国人口年鉴》对全国人口的统计数字是不正确的。（见另文），所以，我相信廖伯康的“”1000万“的说法。
十九，结束语
李井泉的老上级、50年代离开四川到北京任职之前一手提拔了李的邓小平于1960年春到四川，在全省县委书记会上为李井泉说好话：“”四川的工作，中央认为满意，是全国工作做得比较好的（省）。“就在空前灾难还在继续时，李井泉被提升为中共中央西南局第一书记，掌管云、贵、川三省，比9年前与刘伯承共同主政西南时的邓小平的威权还大。
在1962年1月的中央工作会议（即七千人大会）上，有人写匿名信控告李井泉（当年没有查出作者，文革中红卫兵查出作者是四川省委宣传部副部长明朗），不少干部就饿死人的严重问题向李井泉发难，李不得不在四川组的小会上作检查，还掉了眼泪。但四川的干部对他的检讨不满意。邓小平两次到四川组去为他开脱：“该检讨的都检讨了，就是那么多问题。四川出的问题，中央也有责任。”邓下令停止追查李井泉个人的责任，说“会议再不能这样的继续开下去了”，保护李过了关。
当然，毛泽东不会追究四川的“非正常死亡”，因为一旦追究，就要追到他自己。李井泉懂得法不治众的道理，几次在四川省委的会议上说∶“我们四川有些问题，为什么别的省也有这些问题呢？原因就是大家都是一个妈养的嘛！”“这几年犯了一些错误，主要是死了一些人……以前为什么不检查呢？主要是为了体贴毛主席的苦衷。”
文革中，李井泉被毛泽东打倒，罪名是“西南地区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原因是他与邓小平、贺龙、彭真、罗瑞卿等人过从甚密，与那一千万非正常死亡是不相干的。
纵观四川历史，人口曾两次锐减。一次是13世纪宋末元初，蒙古军队几次攻破成都等数十城，大肆掳掠，“搜杀不遗”。川人长达三十多年的抵抗最终被蒙古侵略军打垮后，许多县的“”宋代遗民惨遭杀戮，或徙或逃，无复存者“，全川600万人祇剩下不到10%.另一次是17世纪明末清初，农民起义军、明朝官军、入侵清兵之间的争夺又绵延几十年，人口由300多万锐减至50万。
1960年前后的中国，既无内乱、又无外患，却饿死了那么多人。正如李锐先生所说：“”这是中外古今历史上承平之世绝无仅有之事。“在饿死了七分之一的子民后，李井泉竟然还官升一级，这更是历史上绝无仅有之事了。
（因篇幅有限，原文的注释发表时删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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