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是我们家族的灾星

（广西）卢汤


    我小时候曾经住在南方的一个村子里，全村约200多号人，男子几乎都是同根同源的本家兄弟叔侄。在大陆沦陷之前，虽然是举国私有制，但就象中国南方的许多地方一样，我们村里村外有许多族产，有属于私有制之下的家族“共有制”的农田；除了族田之外，甚至还有类似于家族企业一样的经济组织。当时家族里的精英们管理这些家族共有的产业，每年有分红的好事。我们的家族崇尚知识，鼓励读书上进，族规规定，如果谁家孩子能够考上初中以上的学校的，一律给予一定的物质奖励，家庭经济有困难的，可以从族产中得到借贷，利息甚微，不用受高利贷之苦。我们祖祖辈辈生活在这样的环境下，大家都安居乐业。

    然而，1949年之后，传统格局被中共暴力所打破。家族的精英人士多被中共以革命名义处决，或者外逃。中共名义上让穷人当家，说得实在一点是让庸人当家；家族企业被中共霸占，无家可当了，各自耕种自己的2、3亩田地而已，人人成为弱势阶层。家族精英人物或死或逃，剩下众多沉默的基本民众，在中共极权高压之下，任由中共宰割。中共主导把村里的族田分配给穷人。本来我们的族田就是共有财产，由公推的家族精英管理，祇有德高望重者才胜任；族田出租给本族子弟耕种，收取适当的地租，用于家族公益、分红，并无恶意盘剥之事。这种传统的农业结构被中共推翻，按照中共的土地改革政策，族田分给土地少的农民。

    我们家族在村子之外还有不少商业性质的族产。据长辈说约有80间商铺，建在一个比较平缓的山坡上，成为一个集市的主体，是我们村和附近几个村的同族同胞共有的产业，这个产业的“股东”约有几百人，都是同根同源的家族子弟。这是我们共同的祖宗大约在公元1550年创下的工商基地。经历大约400年的发展壮大，由最初的10间商铺发展到大约80多间，成为地方重要的贸易场所，解决了不少人的就业问题。清朝时期农民起义频繁，洪杨金田起事挥师北上才过几年，又爆发饥民运动，大成国北路大元帅姚新昌部饥民起义的队伍来到我们这一带安营扎寨，也没有对我们的家族企业产生非分之想，双方相安无事，经营者与起义队伍进行贸易，也没有构成资匪罪名，事后朝庭也不责难，环境相当宽松。

    中共执政后，这一经营了约400年的企业家族资产所有权终被中共霸占，变成国有财产。自从家族企业被中共抢夺后，我们的生活质量就下降了。我父亲少年丧父，经济条件不好，幸得家族财富的荫庇，他还能于1948年考上县中学读书。家族企业被扼杀后，他因经济问题不得已辍学回乡。家族企业被霸占之后，许多人失去在工商界就业的门路，成为纯粹的农民。经过土改后短暂的小私有制经营，中共又把农民推上集体化之路，集体经济搞得一蹋胡涂，生活如雪上加霜，吃不饱，穿不暖。

    30年河东，30年河西，近年政府大肆变买国有资产，当年我们的家族企业资产经国家霸占营运多年后，终于借改革之风变买成个人私产，官员们捷足先登，成为新财主。

    上世纪50年代政府无偿划拨我村一块土地建设粮所，现在粮所已经关闭弃用，当局丝毫没有退还土地之意，算是国有产业。50年代末，政府在村边征地6分建成一个汽车站。后来要扩大用地范围，就无偿借用我村约4亩坡地。10年前，上级车站当局偷办了借用的农地的“国有土地证”，然后变买给地产商，得了几十万元，引起村民不满，当局动了手脚，分化了村民，祇花几万元就让村里老实巴交的农民闭上了嘴巴。60年代，中国军方征地在村边建设一座小兵营，住10来个大兵。他们缺少运动场地，就借了我们6分地做运动场。1983年邓小平主持大裁军，小兵营在撤销之列，军方却没有把借用的6分地归还，算是移交地方政府，政府顺势霸占变买。70年代初，政府工商所要去我们村子的晒谷场约2亩地皮，用于建设贸易市场，没有支付地价。仅支付重建晒谷场的材料费若干。90年代，政府以建设用地征地名义，多次召开村干会议，不惜扬言不通过就不散会，要求村干部签字同意征地，村干部经不起镇长书记软泡硬磨，终于就范，政府花15万元征去我村10亩水田，用于房地产开发，政府从中发不义之财。90年代，政府畜牧部门征用我村良田4亩，名义是建设生猪市场，每亩补偿万余元。建设生猪市场实际上祇用去约3亩地，其余约一亩是搭车征地，拟用于建设工商所职工宿舍，下了地基，至今快20年了，因资金出现问题，一直没有建成，丢荒了。

    不良制度之下的集体土地，是人人都想吃一口的唐僧肉，我们的土地不断流失。中共独裁统治造成了我们的困局，造成我们的人权状况恶化，造成我们的土地财产权利无从保障。中共统治给我们家族带来了什么？先是消灭了我们经营了约400年的家族企业，然后又把我们置于任人宰割的境地，中共是我们家族的灾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