噩梦：我身边的文革（续四）

（江苏）夏韵


    任何时代，祇有普通百姓的经历，才是这个时代的经历。这里，我仅想以我卑微的个人经历，折射经历过的那个时代的一斑。——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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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丈夫和女儿来探望，女儿小大人般的往耳后抿了抿散发，轻轻抚摩弟弟说：小弟弟，你认识我小姐姐么？我们回家去好吗？丈夫欣慰的望着我和孩子，几个月来我们第一次舒心的相视一笑。

    “真的是是非曲直自有公论，院里已有为我们鸣不平的大字报。”

    “为我们鸣不平？”我吃惊的问。

    “是的，大字报说院党委执行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把革命群众打成反革命。政治处那帮人为了证明自己大方向正确，正狠批猛斗院长冯，不说他是叛徒了说他是走资派”

    “书记刘呢？”

    “还在靠边站，他曾为你的事提醒左派大娘注意政策。她依仗着她爱人的势力，用毛主席语录训斥刘书记：革命不是请客吃饭，不是绘画，绣花……说他对敌人心慈手软。”

    我叹了一口气，何以人对人竟有那么多邪恶，那宽宽的因撕咬弱者而呈现着亢奋和快感的脸再次浮现在我面前。她也是有儿有女，也是女人母亲，但是在特定的宗教政治催化下，人性，人道，人心均被异化，任何一个被喝指为敌人的人都不再是人。她当然不能免俗，我不再恨她。

    丈夫嘱我不要着急出院，静观事态发展，我送他们父女到梯口，注视着他们远去，忽然女儿又气喘嘘嘘跑回来对我说：“妈妈你千万记得要把弟弟带回来啊。”我蹲下身，双手抚摩着女儿的小脸说：“放心吧。”

    我还想对女儿说什么，护士喊道：“ 6床，量体温。”

    我边往回走边注视着她蹦蹦跳跳的身影，眼角湿润了。女儿快4岁了，为了一双儿女我要尽力检讨自己，争取一个好的结局。

    我又在想那封要命的信，那定我反党反社会主义罪的一句话，那个梦。

    那封丢失的信，才下眉头，又上心头……我一直在思索，始终没敢告诉丈夫。

    我心路茫茫，思维像精灵漂浮着，想串联他们谈何易，几次都汇到一个点， 一个人身上。“不是人待的地方”，“不是人干的事”，“不是人吃的东西”，是谁张嘴就带这个切口——“不是人……”，是她，是杨某人她常挂在嘴边的话。

    我吓了一跳，忙扯回思路，我没有证据啊，祇有我的信能证明我无罪，那封我托她代寄的信到底被她“寄”到哪儿去了呢？官场积极分子抄家为找它，我也在急切地找它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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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和丈夫婚后因工作需要分居两地5年，每年除了14天的探亲假团聚，一年365天，351天是分离的。茫茫天涯路不通长途电话，相互不得音信，素笺一封，是年少夫妻唯一的慰藉。

    记得在约定的日子，我望眼欲穿的盼着绿衣人的身影，我知道下午4点钟，邮递员会准时来到单位的收发室，我早几分钟等在那，迫不及待的接过邮递员手中的一扎平信，一封封翻着直到我熟悉的字迹出现，往往是边走边读一遍，便珍藏在身边。夜晚洗漱完毕，钻进集体宿舍属于我的一张床的蚊帐里，再细细从头直尾一遍遍品读，直到拥尺素而眠，那一夜的梦一定是最美的。

    最初两年，新婚燕尔天各一方，倾诉不尽绵绵相思情话，女儿出身后舔犊情深，一封封飞鸿上海——北京——内蒙接替传递着女儿的信息，她会笑了，会走了，会看着我们的照片喊爸爸妈妈了。

    现实生活中充满着套话、冠冕堂皇的话、假话、已够累人的了。夫妻间有限篇幅的信中当然不会复述。

    现实中触及“高压线”的，不能说出口的、表达真实思想的话，早被头脑中的“自动控制阀”封死——譬如，每个活的中国人都知道，饥饿不能说饿，要说形势一片大好，浮肿不能说营养不良要说有病，等等。

    我们还没有愚蠢到连说都不能说的话、会白纸黑字写出来。谁人不知宪法里的言论、 通讯、 居住自由是有阶级性的。那自由是有条件的，即使你是人民一分子，也祇有说“能说的话”的自由，一旦你的“自动控制闸”失灵，说了不能说的话，哪怕你是开国功臣，你就不再是人民。不是人民便不再是人，惨烈的事例太多了。使得人们对自己头脑的“自动控制阀”时时维修保养，惟恐失灵，祸及自身及家人。

    我们夫妻间200多封信，不是被政工干部和官场积极分子翻了个底朝天，字里行间推敲过了么？不是没找到一丝对当朝政治不敬的言论么？

    这到底是怎样的一封信，既然已定我有罪，为什么还逼我交出罪证。我百思不得其解，委屈郁闷迷茫，但身为非人，无权辩解，出路祇有一条——认罪。

    我脑子里忽然串出一串问号，我是因“罪证”成“罪人”，还是因是“罪人”要交“罪证”？到底是先有鸡还是先有蛋？“罪人”我和“罪证”信，谁是鸡谁是蛋？谁先谁后，谁是真谁是假？到底是鸡生蛋还是蛋生鸡？我的思维完全混乱了。泪眼迷离不知所措。

    “六床，喂奶的时间到了。”护士轻轻把孩子放入我怀中宽慰我说：“不要东想西想了，会影响到你的奶水，没有过不去的桥。”

    我说声：“谢谢。”不听话的泪还是滚落到儿子脸上。

    儿子饿了，大口大口地吸嘬着奶水。我俯视着儿子憨态可掬的小脸，心头挥之不去的仍是那封信，它给我们母子带来多大的伤害啊。烈日下的苦役，没完没了的批斗，人不人鬼不鬼地狱般的日子，我的儿子还没来到人世就经历了那么多的苦难，护士宽慰我不要再想过去的事，过去的就让他过去。可是这事能过的去么？我的苦难会有尽头么？

    我的悲剧性人格缺陷使得我凡事悲观退让，总是从可能发生的最坏的结果预测未来，没成想，一语成纤，1966年的苦难祇不过是冰山一角，更大更惨的苦难还在后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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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夜萧萧风起，冬天悄然来临。1966年的冬日，风蓄满寒意挤进门缝，钻入骨子里，彻骨冰冷扑身。依窗外望，已是遍地严霜。煤炉上的水壶“嘶嘶”吐着白色热气，小屋盈满暖意。担心煤气会弄伤小儿，我一会儿把炉子提到走廊。一会儿又提进屋里，就这样每天反复好多次。好在，休产假的日子里，不知什么原因，官场积极分子们一直没来找我的麻烦。

    丈夫每天按时下班，没人再逼他写检查交待材料。如火如荼的运动像是打了个盹。整人者悻悻然，被整者依然是低眉顺眼，忍辱含垢，期盼着解脱。人人自危的恐怖气氛，宽松了不少。

    几个要好的同事分别偷偷地溜进我家来看我。每每四目相对，总是泪眼婆娑，他们不约而同地都夸小儿长的漂亮，都拉着我的手说着同样宽慰话：老天给了你补偿，儿女双全了。她们都小心的避开“文革”的事，没敢深言一句犯忌的话。仿佛根本没有发生过什么“运动”一样。我的心热乎乎的甚至刹那间误认为阴霾已离我远去。

    产假使我远离喧嚣的尘世，生活平和宁静了些许。暮色苍茫的冬日里，儿子吃饱后睡了，我仍轻轻哼着催眠曲“宝贝”——一首印度尼西亚歌曲。因为歌词中有句“你爸爸去打击敌人，我的宝贝。”我便自认为它是没问题的。一年后又一次被整，还是被人抓了辫子，说我唱靡靡之音。

    我和着旋律轻拍着儿子的繦褓，唱着。儿子睡梦中双眉紧蹙，我忍不住轻吻了他一下，见他眉头舒展一下，又吻了一下，又舒展一下。终于妈妈的吻把他的眉头舒展开了。他娇憨地用力伸起拳头举过头，小肚皮撑起，睁开双眼，灵瞳灼灼定睛凝视我不动，仿佛在凝神读我，张开小嘴笑了。

    夕阳西下，冬日的夕阳浑混沌沌。黄昏时辰最伤人，凝视儿子的笑脸，想到自己身陷是非，难申难辩，不知会给儿子带来什么样的厄运，我心苍凉。忍不住提笔写些什么，任思路在笔端流淌驰骋。不觉丈夫下班回来了。他以为我在看书，边走近边说：“人家说产后不能急着看书，会伤眼睛的。”

    见我写在本子上的一排排淡淡的诗句，他万分惊恐的说：你在写什么？你苦头吃得还不够吗？抓过本子撕得粉碎。

    纸片像秋后的落叶，狼籍撒满一地。我从来没有见过他发那么大的脾气。潸然泪下，说：“我们的儿子太可爱了，这爱，心盛不下，流到笔端，对不起，我再也不写了。”

    我俯身双手从水泥地上捡起纸片投入煤炉，泪一滴滴落在纸片化成的灰烬上，融成了一个个坑，深深地留在我的记忆里。

    我可怜兮兮的样子触痛了丈夫。他温和地对我说：“没事出去看学校的大字报，刘少奇肯定玩完了，没有他制定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我们不会打成反革命，吃这么多苦头，可恨极了，我们要把帐算到他头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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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睁大眼睛看着丈夫，一下子变得陌生了。他一直是平民色彩十分的人，政治距离他很远，他常说：“单位组织领导就是你的天，要相信他，恪守本分，政治是搞政治的人去玩的，我们是技术人员，报效国家是用自己的技术不是嘴巴。”

    大学里，他玩足球、篮球，玩音乐。朋友中有先进有落后。他人缘特好，无论在哪里身边不乏朋友，且都是些人尖儿。有领导看他是钢是有用之才，有领导看他是抹不上墻的泥。

    他家庭出身好，解放前上学时就跟着地下党老师像个小听差跑前跑后，居然连共青团员都不是。我笑他落后。他说：“生不逢时，解放前年纪小，解放后，信仰成了荣誉，真假难分，我便独善其身了。”

    研究生毕业走入社会，他有幸遇到求才若渴的长征干部老院长，他一门心思搞技术，事业一帆风顺，成为知名专家。谁知一场领导干部之间的莫名其妙的恶斗之后，老院长败北，随后中层领导和一些党员也纷纷调离。有人劝他走，他却都天真的认为自己是搞技术工作的，他们不会把他怎样。

    没想到一茬领导一重天，“城门失火秧及池鱼”，得胜的新领导祇重政治不重业务，丈夫一落千丈。先是把我家朝南的住房换成朝北的见不到阳光的，继而一顶“技术集团”的帽子弄的纷纷扬扬。我生孩子没满月，便逼他出差，说：“乡下劳动人民生完孩子就下田干活。”

    直到“文革”开始，第一版官版大字报便把他和已调离的老院长连在一起定罪为“三家村”黑店。可能当权者自觉不能自圆其说：一个连小组长都不是的技术员怎么能和行政9级的高干组成“三家村”呢，便给他扣上“反动学术权威”的帽子，赶入“牛棚”。

    奇怪的是共产党干部中总有赏识他的人，两院合并后，院长冯也很赏识他。我一直思忖，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们是否存在着两种思维的人：一种是假大空，一种是务实勤政亲民。书记刘、院长冯和政治处主任就是这两种完全不同的人。市里、省里、中央里都可能存在着这两种人。

    假大空者奉行“阶级斗争”“政治第一‘”“顺我者昌逆我者亡”，追求的是不合民意的虚妄，身边多是庸才，奴才，鹰犬。

    勤政亲民者奉行务实仁爱和谐礼贤下士，追求的是国强民富，人民安居乐业，不折腾百姓，身边多诤臣良将，贤才。

    记得1962年著名的中共 7000人会议后，丈夫曾感慨的对我说：“多亏周总理和刘少奇，不然我们国家还不知被折腾成什么样呢？”我玩笑的揶揄他说：“你这种人也就是刘少奇、周总理喜欢的，毛主席肯定不喜欢。”

    文革初期他自身和家小遭受的苦难，决定了他必然受骗附逆造反，去批判所谓的刘少奇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但最终毛主席的革命路线还是没能接受他，1971年他还是被销掉城市户口，踢到农村，并告知他“好好改造，下半生，争取能当个民办教师就不错了。”这是后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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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别老闷在家里，出去看看大字报，看来我们要自己解放自己，站出来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了。”丈夫正要去上班又回头对我说。他浑厚的声音我听起来即陌生又模糊，仿佛从远处飘来。我凝视着他那因激动而微微泛出红润的脸，不明白是什么魔法使得一向超脱不问政治的他卷入政治旋涡，与沾不上边的刘少奇较上了劲。

    我家所在的宿舍楼，左边是大学的图书馆，右边是大礼堂，后边是大操场。出门不远便是无处不有遍地林立的大字报栏。我本能的厌恶他们，懒得瞅一眼。一天，决心去看看。

    我在一个个大字报栏前留连，看到的是，往日官版的系统整版批判“反动学生”和“牛鬼蛇神”老师的长篇文章，大多数已被民版的中央革命支持的各路“诸侯”的声讨刘少奇的大标语和转抄北京来的大字报覆盖。国家主席刘少奇的名字多处被打了大大的红叉。

    ——刘少奇是中国的赫鲁晓夫。

    ——刘少奇是炮制资产阶级的罪魁祸首。向刘少奇讨还血债。

    ——刘少奇是“三家村”黑店的总后台。

    ——刘少奇是复辟资本主义的急先锋。

    大字报，大标语迎面扑来。

    高音喇叭高声聒噪着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声调，和半年前聒噪着横扫牛鬼蛇神的声调一样的激烈，一样的昂扬。祇是不知不觉中概念已被政治家偷换。我十分惊讶。

    当初被领袖接见激荡起来的，挥动铜头皮带抄家的左派学生，红袖标红底黄字，毛泽东手书的风情万千的“红卫兵”三字依然行云流水般潇洒，人却不在那么风光了，甚至有些许灰溜溜的。他们悻悻然的也在看大字报。精神上曾饱受他们惊吓的我，有点幸灾乐祸，不由得瞄了他们几眼。给我的感觉是他们脸上写满迷惘。

    我在一篇转抄自“北大”的题名“刘少奇是中国的赫鲁晓夫”文章前停下脚步，足足两万多字的大块文章匆匆粗读了一遍：——他的“容忍”“委曲求全”的“修养”

    ——他的“全民国家全民的党”

    ——他的“三自一包，三和一少”

    ——他的反“左”，“阶级斗争熄灭论”

    ——他的把工程技术人员、教授、教员、科学家、文化工作者不作阶级分析统称为“劳动人民”与“工人”“农民”并列……

    批判者的语言苍白，牵强，没能激起我的义愤，被批判的国家主席的语言，掷地有声，反倒唤起我对已罹难的他，从心底泛起的一丝丝共鸣和哀叹。

    皇帝轮流做，今日到我家，什么时候政治家之间的争斗不再是败者为寇。

    我记起三年灾害大饥饿过后，我豫东老家一个老贫农在我耳边悄悄对我说：喊毛主席万岁饿肚子，该喊刘少奇万岁！

    我记起，三年困难时期尾，我在内蒙古伊克召盟沙漠边缘的一个小村庄轮流下放劳动。住在一个老贫农家，一条火炕男女老少共居一室，最暖的炕头留给我，边上是他们的女儿，知道我爱人在北京，她羡慕的说，那你一定有条绒穿。

    原来，一年能吃上一次黄米糕，姑娘结婚能有一身条绒——灯心绒衣服。就好比登天了。内蒙当时用布票也买不到条绒。

    一次闲聊，我无意间自言自语，不知什么时候农村能富起来——我的原意是什么时候能吃饱肚子，怕犯忌换了个字眼。

    大伯用力磕了一下烟袋锅，拖着西北人浓浓的乡音说：“要富起来也易，祇要按刘少奇的办法干。”

    一个荒漠边远犄角旮旯的老农民能悟出的道理，为什么中共党员上千万除了彭德怀没人敢站出来说句良心话。“三自一包”刚刚使“三面红旗”给中华民族造成的创伤结茄，又被无情的撕开，血淋淋的展示，鞭笞，这是对中国百姓民心的蹂躏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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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忽然，一阵噪动，我回身看见几个“红袖标”扭在一起，看清是几个人在打一个人。我情急高喊：“要文斗不要武斗。”不知是我年长者的身份，还是脱口而出的毛泽东语录威慑了他们，他们住手了。那个被打的红卫兵嘴角挂着血，他咬牙切齿的骂道：“你……你们敢打老子，狗崽子不要高兴的太早，秋后有你们的好日子。”打他的几个红卫兵又要冲过去。

    “你才是狗崽子，保皇狗，狗腿子，要秋后算帐么？看到吗，你们的后台已经完蛋了”为首者指着打着红叉叉的刘少奇的名字说。

    伸向我面前的臂膀上的红袖标写着“毛泽东思想红卫兵”七个金黄色毛体字。张狂飘逸的七字更胜“红卫兵”三字一筹。

    我认出他是几个月前被整的很惨的反动学生。从当时的大字报上看，他不是狗崽子，家庭出身很好，是那种崇尚个性自由，专门和班干部作对的不问政治被党团组织称为落后分子的人。

    旁边一个正抄录大字报的中学生摸样的大男孩拍手称快，喊道：“‘毛泽东思想红卫兵’打‘三字兵’打的好。”

    几个工人摸样的人也应声：打得好。

    几个教师模样的人相互对视片刻，抿嘴笑笑，各自继续看大字报。

    “三字兵”嘴角的血触动了我天生同情弱者的悲剧型人格心理，怜悯驱走幸灾乐祸，目送他一拐一瘸远去的身影，我心里在想：打人总是不对的吧。但是如果打的是那个逼我拖着八个月的身孕跪着洗厕所的人；如果是那个逼得我一家4口差一点命赴黄泉的人，我会怎么样呢？不仅会高呼打的好，还会动手给他两拳。

    想起毛泽东的一段著名语录：“在阶级社会里，每个人都在一定的阶级地位中生活，各种思想无不打上阶级的烙印。”套用毛泽东的话可否说，在文革中每个人都处于不同的地位，各种行为无不打上所处地位的烙印。

    就总体人口来说，整人的人和被整的人总是少数，充其量各占10%吧，还有80%是大头，这80%的人的价值坐标取向反映了人心向背。

    也许是被打成“反动学生”“牛鬼蛇神”的人太多了，也许是“扫四旧”的红卫兵践踏人权、人性、人道的暴行激起的民怨太深，在毛主席打出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这张牌后的1966年底，造反已成为潮流。凡是经历过的人，把手放在胸口说句良心话，造反的不是坏人一小撮。英明领袖扇风能烧不起来么？

    不可否认这些造反者多是社会和政治边缘人群，但他们不是坏人，更不是一小撮。他们不会是反右运动的积极分子，不会是三面红旗的狂热追随者，他们祇可能是历次政治运动的“运动员‘”，不可能是“裁判员’”，更没资格成为官场积极分子。

    毛泽东鼓动造反的本意是防止修正主义上台，还是行其剪除异己的心愿，仁者见仁智者见智，百姓谁人知晓。毛泽东把所有源于他的“左”的路线造成的恶果，全部强加在刘少奇头上，自己反倒成了救冤屈者于危难的救世主。江青怜爱被打成反动学生的孩子声泪俱下的表演，令多少人动容高呼毛主席万岁，千万遍感谢毛泽东的大恩大德。1966年被大字报围攻批斗抄家的群众和同情他们的人统统站到了刘少奇的对立面，因为毛主席说把他们打成反革命是刘少奇干的。政治家反手为雨覆手为云铸成了文革运动“革”与“保”的错位。毛主席巧妙地调动了刘少奇的社会基础造了刘少奇的反，也埋下了平民造反者必亡的伏笔。

    但是能超脱当时的总体氛围，洞若观火者毕竟凤毛麟角。我祇是芸芸众生之一，祇凭直觉感到，丈夫不该与沾不上边的刘少奇较劲，整我们的官场积极分子左派和刘少奇不是一路的。自己内心对刘少奇的政治主张的共鸣也令我十分恐惧，对丈夫也守口如瓶，我甚至还埋怨刘少奇何必趟文革这滩浑水，染那么一脚。毛泽东要除掉你，无论你怎样做，都注定是错的，何必为了紧跟他， 讨好他，把王光美推上第一线整学生，授人以柄，为毛泽东搬了一块巨石砸向风雨飘渺的自己。

    就在我写这段文字时，读到解放日报总编马达先生的文章。《1966解放日报始末》中对造反者的描述称：（1966年底）带头造反的不是干部，不是党员，不是运动的积极分子，而是过去受压抑的人，不受重视的小人物，他们没有什么既得利益可保，趁造反之机，取得过去无法得到的利益。还有一个现象是这些造反的人千方百计把自己打扮成最热爱最坚决拥护毛泽东思想的人，而把反对毛泽东思想的罪名安到被打倒对象的头上，结果与毛泽东思想无缘的人最不了解毛泽东思想的人举的毛泽东思想旗帜最高，所有单位的造反派莫不如此！

    这是对造反派最正统的诠释。代表了“无既得利益可保的，趁造反之机取得过去无法得到的利益”的人的对立面——“有既得利益要保的”人的普遍一致的看法。

    是的，这些“无既得利益可保的，单位里过去受压抑的人”中的大部分人——像王洪文那样本来就是政工干部左派的除外，不仅“与毛泽东思想无缘，不了解毛泽东思想”，而且就思想意识而言还都是偏右的，是刘少奇政治主张的暗合者，他们是与当朝狂热政治格格不入的另类。他们什么都可以是，就不是左派、不是官场积极分子，更多的是历来跟不上左的潮流，也无心紧跟的、祇求衣食无虞过个平安日子的人。

    但是“既得利益者”们热衷三天两头搞政治运动，没完没了的搞阶级斗争，弄的大家在粮票、布票、煤票、糖票、油票、肉票、火柴票、草纸票中打转转且不说，稍不留神，说了句不该说出口的话还会祸及自身和家人，他们有点烦。

    “既得利益者”们在受压抑者的心中播下叛逆的种子，遇到合适的温度和土壤是会发芽生长的。否则无论如何也不会形成“造反者家家有不是亲就是友”的燎原之势。

    毛泽东打出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这张牌，旨在扳倒刘少奇，自上而下行不通，祇能自下而上鼓动造反，以革命的名义利用底层群众行其剪除异己的目的。他什么时候对在他的左的路线下蒙冤的人动过恻隐之心，可叹的是被整的人都真的以为自己遭罪是刘少奇做的孽。绝大多数都响应毛主席的号召造反，对毛泽东感激涕零，怀有知遇之恩。也有少数的造反贵族借毛泽东的恩宠，把人性的恶挥洒到了极至，像疯狗一样，毛泽东让他咬谁，他就咬谁。

    最了解毛泽东思想、有“既得利益可保”的、历次政治运动的受益者，在毛泽东思想旗帜的下第一次感受到冷遇。民愤较大的整人者遭到了报复。过去政治运动中从未有过的错位现象，发生在1967年的几个月。

    这是空前绝后的历史奇观，站在体制内反体制，就像站在地球上拉着自己的头发妄想离开地球一样可笑。国家领袖诉诸群众颠覆自己一手创造的执政党的党内秩序、摧毁自己亲手缔造的国家机器，目的是为了建立更极权的国家机器。簇拥在皇帝旗帜下，心悦诚服地由皇帝控制的造反夺权、重建政权秩序的所谓造反革命是荒诞绝伦的。为皇帝卖命，梦想从皇帝重建政权新秩序中得到一点平等权利的社会边缘人群——“无既得利益可保”的人结局是惨烈的，他们不仅没有从皇帝重建新政权秩序中分到一杯残羹，反而被以革命的名义索要血泪偿还他们当初的造反，1968年后遭批斗、进牢房、掉脑袋，被当局永远被钉在中国文革史的耻辱柱上。但是，文革罪错本是国家罪错，文革动乱是领袖通过执政党实施的，是在领袖和执政党领导下开展的全社会的运动。无论怎么掩盖，中共中央关于文革的12本文件是无法涂改的，文革中祇有一个党，人们没有看过还另有一个与其相斗争的一贯正确伟大光荣的党，这大概也是当局竭力封杀人们对文革的回忆、对反思文革重重设卡、不准讨论、不准出书的原因吧！


30


    一次次政治运动造成的悲剧和悲惨的特写画面是由具体的一只“手”完成的。不是抽象概念能代替的。这祇具体的“手”就存在经历过那些政治运动的你我他周围。大家心知肚明，不是官场积极分子是没有资格成为这祇“手”的。

    历来一次次政治运动，反胡风、反右派、反彭德怀、大跃进、大炼钢铁、人民公社、这祇“手”从没有失手过。

    1966年的横扫，阶级斗争的调门高过以往任何一次，这只“手”熟门熟路，志在必得，得心应手。我们单位的政工干部、党员、官场积极分子，都邀宠成了红卫兵。50多岁的老头都耀武扬威的佩带着红袖标，言语行动中溢满横扫牛鬼蛇神，确保无产阶级江山永不变色的使命感。如果文革是一台戏，他们才是角色强烈的演员。怎么就失手了呢？他们百思不得其解：——我们打倒的这些家伙，哪一个不是崇洋媚外，白专典型，标准的刘少奇徒子徒孙，怎么成了刘少奇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

    ——我们批判阶级斗争熄灭论整地富反坏右牛鬼蛇神历来大方向正确，怎么也错了？

    ——鼓吹“三年不出成果，另请高就”，完全是刘少奇的腔调。刘同情老妖婆是典型的阶级斗争熄灭论。批斗他们完全正确，怎么就成了刘少奇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

    他们茫然了。

    我更茫然了。官场积极分子们的思想行为明明是与刘少奇的思想相悖的，是毛泽东式的。怎么就变成了刘少奇的路线呢？


31


    1966年最后一天的午夜，武汉关12响钟声掠过江面，响彻下新河这片绿树环绕的大学校园。我家书架上座钟的秒针也悄然“哢”一声，1966年轻轻地与我檫身而过，把它裹挟的沉重苦难留给了我。

    我人生年轮又添了一圈印记，迈入了踏进人世的第27个年头。新年新春驱不走心中无处不在无声无形的阴影，麻木中归于平静的心又变得惴惴不安。元旦后产假期满，就要上班了，等待我的将是什么？那封信那句话像网一样罩着我，任我痛苦地挣扎撕扯，终找不到出口。

    恍恍忽忽伺弄好小儿，熄灯躺下，黑夜包围了我。

    我发现近几年来，我一直不能用自己的头脑思考，必须接受被放入一个标准模子里的再塑造。我不能也不敢表达自己的真实感受，又不能选择沉默，必须按标准违心地说话行事，否则就要付出家破人亡的代价。

    心中明明知道彭德怀是正确的，十分同情他忠言进谏遭贬的处境，钦佩他的人格、却又必须按规定骂他是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右倾机会主义分子，不敢流露一丝个人主见。

    明明知道技术业务是技术人员的根本，却又不得不花费时间去学习自己永远弄不懂的当红哲学，说服自己认同诸如“生产关系可以走在生产力的前面”等拗口的论见。

    看不惯政工干部官场积极分子颐指气使、把政治强加在一切之上，又不得不响应他们，作出言不由衷的附应。

    永远弄不清政治家的企图，又要按照政治家规定的语言，今天声讨某某，明天打倒某某。我的心跳脉动总是合不上社会主流骚动的节拍。我很害怕，真心想跟上，总是跟不上。

    我一直背负着“小资”包袱，被人议为：穿衣“小资”说话“小资”，缺少劳动人民精神面貌。

    很久以来，我都深刻地反省着自己，我不愿被时代淘汰，渴望脱胎换骨。但是，面对用统一的千篇一律的“行话”、批判自己也批评别人的、完全不涉及真实内心活动的、所谓的思想改造活字活用，我感到那像是在演戏。

    我曾真诚地学习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决心屏弃其批判的“小资产阶级的、自由主义的、个人主义的、虚无主义的、为艺术而艺术的、贵族似的、颓废的、悲观的、”情绪，认真清理思路，真心的检讨自己。

    但是，我自我批判的一首小诗，竟在大字报头版头条上变成了反动诗，我像圣徒一样呈现给“神”的忏悔、困惑和认知被无情地践踏亵渎，构成了我成为“反党反社会主义分子”的罪证。党教育我要改造思想，要丢掉身上非无产阶级的东西，它时时要我向它忏悔，它是忏悔的索要者、听取者、又是定罪者。

    很多年后，当我知道在法制社会，悔过是私人道德行为，人们的忏悔是不能拿来定罪的，我惊呆了。当时我是多么可悲啊，我因忏悔而获罪，定罪者是我忏悔的索取者，定罪的证据是我的忏悔。如果不是那几个被称为组织的人拼凑反动诗做得太绝，我会真诚地相信、用我的忏悔定我有罪是组织对我的关爱。天大地大不如党的恩情大，爹亲娘亲不如毛主席亲，权利为一人一党所有的国家对个体生命绝对的至高无上的支配，使得个体生命认定自己的一切都是其赋予的，根本不知道个体生命还有与生俱来的人权一说。凶手坐在主席台上为死难者平反昭雪的事司空见惯，他们说；把你打成反革命错了，但是打本身并没错，即使错了，能给你平反，不正是体现了党的实事求是的精神和党的英明伟大吗？

    窗外的天空显出一抹鱼肚白，天亮了。我的日子没有天亮，祇有黑夜。想到马上就要上班走进人群，我的心无奈无助。每个黎明对我都是黑夜，每个黑夜都是我期盼的黎明——至少此时在亲人身边我感到我又回到人间。

    我的心被切割得七零八落，彻骨的疼困惑着我，一种神秘空旷的氛围包围着我，要活下去就得服从它，我好累好累。

    这是一种什么样的力量啊！它冠冕堂皇、它不容质疑、它高于法律、人性、它迫使人不敢讲真话，祇图自保；它迫使人跌破底线，杀戮爱心、良知；他迫使人屈从权势，丧失自我……我拂模着丈夫粗大温暖的手，叹口气心里对自己说；熬吧，总有熬到头的那一天吧。

    （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