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京大屠杀70周年祭日——兼析张纯如的死因

（江苏）樊百华


    2007年12月13日，南京的天气有些冷。上午10时许，一阵熟悉而沉闷的声音在这个城市的上空弥漫开来。是警报。我的居所离江东门大屠杀纪念馆就一站路。今年的警报声与往年这个日子的相同，都是南京当局统一拉响的；又觉得不同，往年的次数多，今年的次数少，我就听到一遍。


“卖国生意”冲淡“灾难记忆”


    为什么少了呢？也许我多疑，猜想大概与中日关系数年来处于低谷，最近刚刚“由经贸深层合作开始升温”有关。坦率说，以中国政府1989后的外交看，祇要经贸热闹，政治方面升不升温都不是要紧的，例如眼下的德国政府对中国政府的政治批评多了，中国政府对德国的经贸就会降温么？不会。经贸在中国当局眼里就是最大的国际政治，什么人权不人权，你外商还不是祇关心赚钱么——在利用、放大人性的弱点方面共产党既简明又粗鄙。在这里，应当受到责怪的绝不仅仅是中国政府。

    前年受到二战结束60周年纪念的世界性影响，国内民间突出了批判日本政府忏悔不够，当局因此而紧张了一阵，生怕民众上街游行——生怕日本商人不高兴了。我的看法是生意当然要好好做，像广州政府被日本汽车商“贿赂”后就明令“禁摩”；大连政府面对日企员工加薪的要求却怂恿日商拒绝，那种种出卖民众利益以讨日商欢心的事情，还是越少越好，就像一到外交紧张就动辄几百亿美元突击进口，这样的“消气外交”与“开放”并无任何积极关联，到是很有慷民众之慨的“卖国”气味。在这里，应当受到谴责的祇有中国政府。

    当然，刚刚发生的输日“毒水饺”事件，也不方便扯到日本右翼头上去的，中国政府至少值得检讨。

    国内一些“自由主义者”，念念不忘“私有化”，将私人“财产权”视为种种现代政治的基础。当然有道理。按照这一主义，“国家”的观念便祇能以国民的“财富权利”为核心，凡损害民众经济利益的国际交易，无论是竞相让外商免费或超廉价租用土地，还是依照外商的意志，压低劳工工资，都是一种卖国行径。

    从紧紧抓住经贸这根稻草看，中国政府的边界意识相当明确；从以为中国民间对日本侵华的民族记忆加深就会影响两国经贸看，中国政府的边界意识又很混乱。该谈政治的它回避，不该上升到政治的它泛政治化，这在一个人身上就是精神紊乱的表现。按规矩做生意之外，诸如反对日本政府对二战罪行反省不够，我看是越鲜明越好。祇要没有违背中日两国的外交原则和国际准则，则不必害怕民众的“反日、仇日”，哪怕是情绪，祇要依法宣泄，都是十分正常的。

    任何一个略有良知的人，无论什么种族和国籍，都会对纳粹屠杀犹太人、日本侵略军对包括南京大屠杀在内的滔天罪行，永远感到震惊。也永远会认识到，对类似暴行的反省与警觉，祇有不够，没有太甚；祇应延续，不应终结；祇会增进和平，而不会妨害和平。相反，为了“GDP”和“外汇”，为了减轻政权压力的“卖国生意”，为了生怕洋人生气，而刻意冲淡人类的“灾难记忆”，肆意压制民众的正义表达，都祇会增加而不会减少人类的萧杀与恐怖。

    事实上，任何国际间的非正义，都一定会降落到相关的民众身上；任何对国内民众的非正义，都不可能有利于国际的和平，一如不会增进国内的稳定与和谐。


南京大屠杀研究者张纯如为何自杀


    这回70周年祭日，我观大大小小的报纸，祇有南京的《现代快报》有些生气，其余皆轻描淡写。读2007年12月12至14日的《现代快报》，我感慨良多。

    这次快报特别派出一名记者前往美国做相关采访报道。记者去美国半月，一大发现是美国图书馆的相关史料很丰富。接待记者的美国友人说：这是第一次接待来自中国大陆、专为南京大屠杀而赴美的记者。有美国友人感叹说：“来自世界的”对南京大屠杀的关注，“是从张纯如开始的”。记者接触到的史料大多也是已故美人张纯如接触使用过的。有一本日本随军医生的日记，记录了日本军队对常州市民的屠杀，这是国人闻所未闻的，记者将看到这本日记说成“邂逅”，显然记者是怀了大惊讶与大遗憾的。记者在张纯如墓前献了鲜花——当然是“来自南京的深情与问候”，那些出访美国却压根儿没想到张纯如的南京官员不会为此而感到脸红么？

    张纯如总共不过来大陆两次，都是为了搜集南京大屠杀的研究资料，没有丝毫观光旅游的兴致。第一次是1995年盛夏。据江苏省社会科学院研究员王卫星介绍，“张纯如在南京待了近一个月”，“每天都在从事南京大屠杀史料的收集工作”。正式陪同、协助张纯如的机缘，王先生自己才走上研究南京大屠杀的学术道路，而王先生自己的相关学术成就，则主要得力于日本方面研究日本侵华史专家的帮助。不知何故，华裔张纯如第二次来中国的情形未见披露，好在有了电影《张纯如》，日后我看这部电影，将会特别留意这位美人两次来华的细节。

    对于张纯如的自杀，快报赴美记者写到：“对张纯如的死因，外界最多的猜测是抑郁症。”问题是因何抑郁？究竟抑郁的致因或者主因何在呢？抑郁症怎么来的有远因有近因。远因据说包括“完美性格”。我看大有讨论的余地，因为张纯如写的第一本书是《钱学森传》，不论具体写了什么，她应当知道钱学森有很不待人见的种种，追求完美的淑女才女更可能放弃为钱学森作传才是。

    如果说远因更需要科学研究，则近因就更多超出了医学的范畴。例如日本右翼的恐吓骚扰，世界各地的二战受难者和美国幸存老兵太多的凄惨故事，包括美国政府在内的国际社会对苦难的麻木，等等。说张纯如是“人权斗士”亦可，但她似乎不够坚韧，因为她碰到的艰难、心酸远不如另一位美女，那就是伟大的王选；而她收获的个人性成功则远在王选之上，王选没有垮掉，有英雄的韧性与气概，纯如差了一点点。事实上，纯如1994年第一次接触到的南京大屠杀图片资料，主要就是王选亲自带到美国去的，王选正是纯如的引导者呢。这里我想顺便说：关注纯如，但更要继续关注王选们。

    近因中无疑有：对人们疏于了解、关注南京大屠杀深感失望。

    我不知道研究排犹灭犹的学者有没有这样自杀的。我的问题是：张纯如会因为看到当年日军的种种残暴而受不了，恰恰在完成了《南京暴行——被遗忘的二战大屠杀》的那一刻，精神走到了崩溃的顶点？从方方面面已有的报道看，答案应当是否定的！从学者的心理看，张纯如当然也不会有对其研究成果的失望，相反，她非常看重自己的研究，她希望她的书“能够唤起其他作家和历史学家的兴趣，使他们能够尽早调查、研究南京大屠杀幸存者的经历，毕竟，这些来自过去的声音正在逐年减少并终将全部消失。”而这一愿望恰恰是在中国大陆遇到最荒诞的冷落。

    纯如关于南京大屠杀的书首先出版于美国。当然，她祇能用英文写作。但是，英文著作也有先译成中文在中国大陆或港、台出版，然后再在欧美推出英文版的。值得注意的是，据报道，纯如的书中基本没有使用到来南京调查的资料，这是否说明南京之行令她失望？失望应当有的，即使不在调查到的收获本身，也与出入大陆的紧张相关：进入是以旅游者的身份，出境前生怕调查资料被海关截留。调查中纯如曾希望采访被日军强奸的女性的后代，她当然认为这在对当事人隐私充分保护的情况下，有着特别的揭露意义，但一出口就遭到南京同行的否定。类似的种种一定让把开辟揭示南京大屠杀真相当作志业的纯如，增加了很多的困惑和抑郁吧！

    张纯如的教授双亲在纯如走后放下各自心爱的专业，投入到纯如未竟的事业中——是什么力量从正面或者反面刺激、激发了两位老教授，走上了“呼唤世人关注南京大屠杀”的道路？有专家认为，日军的暴行并不亚于纳粹灭犹，对此，在我看来一定长期抑郁的，同样是美人、放弃优越的工作投入对日索赔的王选，和她的同道们，最有资格来回答这一命题的可靠性了。纯如的母亲张盈盈对快报记者说：“要想让西方主流社会真正重视并研究这段历史，还要在相当长的时间里，做相当多的努力。”从去年起，纯如的双亲“连续两年以‘张纯如纪念基金’的名义展开了征文活动。今年征文的题目是‘抵赖及其代价——反思70年前的南京大屠杀’。”因为“侧重向国际社会宣传南京大屠杀真相”，“征文要求使用英文”，但也收到来自中国的中文文章——这说明大陆学界缺乏应有的积极响应。

    纯如的双亲在70周年祭日来南京了。我特别注意相关报道。相关报道很少，少得可怜。纯如的双亲是道地的学者，他们会有相当严正的眼光来看南京大屠杀纪念馆扩馆后的新馆和首映的《张纯如》。在欧美，博物馆、纪念馆、图书馆都是极其严肃的学术性机构，正如快报记者报道的，管理相关资料的美国友人都是真正的专家，他们能够给来访者提供最高效率的服务。我也早就听说欧美社会的图书馆员、资料员是很受人们尊敬的。对比中国，长期以来，图书馆的多数工作人员都是低能的关系户的七大姑八大姨，稀有的学者又多半被视为“政治表现不良”的“准劳教对象”。最近有两则网络新闻引起我注意，一是有60多位专家学者联名呼吁当局废除“劳动教养制度”，另一则是南京师范大学最近连续给当局上书的副教授郭泉，遭遇抄家，并被校方党办下文发配到资料室当资料员。郭泉先生的此番经历早在1950年代人们就熟悉了！碰巧，郭泉先生也是南京大屠杀的研究专家。我相信对于世人何以疏于关注南京大屠杀，郭泉先生也会有有价值的看法。

    从快报记者的报道看，日本学界、新闻界的“右翼”在世界范围内的活动要远远超过大陆中国。被纯如双亲说成“这仅仅是开始”的美国国会去年通过的“慰安妇议案”，似乎也看不到来自大陆方面的努力。不论出于何种原因，我得坦言，中国民间的相关努力既是远远不够的，又是异常艰难的！而中国官方的相关努力则聊胜于无！

    我愿意这样来分析张纯如自杀的一大近因：因为中国官方与受到严重控制、掣肘的民间的令人大失所望的表现，纯如感到了一种莫名的孤独与冷寂，而这种不应有的局面是纯如百思不得其解的，正是在这里她严重抑郁了，苦闷与痛苦壅塞住了她年轻、纯洁而善良、而不无急切（将近70年的光阴几乎白白流过难道还不令有良知的人们深感急切么——中国难道不是有太多令人急切的惨况，甚至早已越过了人们急切的心理限度了么！）的灵魂，有这样一个时刻，或许国际社会的疏淡与冷漠恰似当空流过的一篇阴霾，遮挡住了她本来还算明亮犀利的眼睛，她终于承受不住了，看不清她的工作是不是西西弗斯般的，于是她除了遗憾与失望，还是遗憾与失望，就这样，一位无妨称作绝圣、绝纯、绝善的美人，既激烈又悄无声息地走了！连她的双亲也没有料到，也无法给予关爱纯如的世人以必要的说明——难道纯如是因为别的小气的、过于私人的原因，怅然离世的么？

    从家庭教育的背景看，我估计张纯如从小接受的多为中西合璧的求真、爱美、向善的正人君子般的教育。这样的教育对于从事科学发现或技术创造，或者从事商业等等的青年来说，有助于良好专业人格和规矩商人的养成。但对于从事人文、社会历史领域研究的青年来说，就很容易形成人格形成期的高度紧张。张纯如的纯洁恰如其美貌一般，可她偏偏走上了研究南京大屠杀的学术道路，其心灵的撕裂可想而知！尤其是这一研究本当能够得到来自灾域的种种充分支持，但是对不起，两次东来的感受一定是遗憾、困惑、苦痛多于鼓舞。纯如的寂寞与苦涩是她从事自然科学研究的双亲难以理解的，甚至高度商业化的美国也很少能够给予她起码的道义理解与同情（参见后文），面对如此人世，她怎能不感到彻骨的寒冷与失望？


历史真相为何被掩埋在尘封中


    是的，仅仅从快报那几天的报道，我能够感受到的遗憾就已经太多太多了！不是么，虽说1949年之后，调查南京大屠杀幸存者的活动进行过三次，但可以说一次也没有能够达到应有的认真与严肃。据大屠杀纪念馆长、也是研究大屠杀屈指可数的学者之一朱成山先生介绍：1938年国民党政府调查过一次，那当然是调查条件最差的一次——南京在日本军队的控制下嘛！1951年一次，1984年又一次，这两次都相当麸皮潦草，以至于“1997年，……纪念馆发动了14700多人进行调查。这些人主要是高校和高中学生”，40天的拉网式调查祇回收到“有效结果1213份”，且非常令“纪念馆失望”：“一些中学生的报告五成以上非常粗糙，叙事不完整……时空观念混乱，有的连幸存者的年龄、受害地点都没有，‘祇是含糊地说，死了。……而且字迹潦草，他、她不分’……”如今70周年祭日，纪念馆第一次得以向人们展示2592个南京大屠杀幸存者《名录》；8284个南京大屠杀遇难者《名录》。这些名录中的相当大的一个数量还是来自海外、台北。（写到这里不禁哽咽）请读者与我长嘘一口气吧，此刻我一定是痴痴傻傻呆呆的了，不知道说什么好！

    底层人有一些小快乐、小机灵、小成功已经不容易，对于人间世态真相的认知，由于被迫患上了社会聋、社会瞎、社会哑，欲求不痴不呆不傻，也难。如今，谁还能指望弄清那些死难者和（曾经的）幸存者的生平名姓？按理说，1949年之后，中国统治的编户齐民传统达到极致，从1950年代初的肃反开始，急风暴雨、血雨腥风般的“阶级斗争”一浪接一浪，竭泽而渔的拉网式的严密，大有“宁可错杀一千，不可放走一个”之势，怎么连战争的死难者和对历史真相有着巨大证人意义的幸存者，都不能像模像样地调查一番呢？！

    据民间严正学者披露，即便是雨花台烈士墓，其资料也是大大凌乱残缺的！应当是两年前看电视吧，江苏城市频道零距离节目报道市民在雨花台附近的杂草灌木丛中，发现一年久失顾的烈士墓，主持人孟非小伙子十分克制地发了几句感慨。是啊，多少烈士风流云散连个名字都没有留下？！

    事实上，祇要拿出“政治运动”、“阶级斗争”万分之一的精力、心思来顾念一下逝去的烈士与难民，祇要稍微对保存历史的惨酷真相有一点责任感，很多事情完全可以早做、做好的。记者报道说，2005年始得呈现给世人的“唯一一份由中国人书写的日记”《程瑞芳日记》主人留给金陵女子大学（今南京师范大学）后，一直尘封于“故纸堆中”，学校并没有派人整理而是简单交给了南京的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是档案馆派人接受整理“这些混装在大口袋中杂乱无章、落满尘埃近50年的档案时”才不无偶然地发现了。程瑞芳老人当年62岁，1969年去世时应当是94岁了，面对记者的报道，我的问题是：是什么原因导致老人长达37年没有意识到自己当年所写日记的重要？或者虽然意识到却没有机会（或者没有心思）向当局提出来？为什么老人没有自己保存本当属于自己的日记？老人可是当年出席东京国际法庭的证人之一呀！

    对比之下，当年在南京鼓楼医院工作的美国医生鲍恩典女士，也记有一本日记，直到2006年3月鼓楼医院为了自己的院史资料建设派员前往美国，才被中国人发现。发现时日记完好如初地保存在已于1976年去世的鲍医生的侄子手中。这位鲍女士当年与她的美国同道威尔逊医生们一起挽救了众多受害市民的生命，其中就有著名的幸存者，当年怀有7个月身孕、身中37刀的李秀英（写到这里我不能不联想到若干年来因为缴不起高昂的医疗费而惨死在医院的众多当代平民）。让人感慨万千的是，李秀英老人无数次对子女表达过想见一见鲍医生的愿望，却终未如愿！是什么原因使得李秀英老人的愿望终成泡影？

    你看，南京一份小小的《现代快报》仅仅派出一名记者赴美，就给我等读者带来了闻所未闻的信息呢！1938年1月18日，日本外相广田弘毅致日本驻美大使的密电被美国情报部门截获，内中说到：“不少于30万的中国平民遭杀戮”。一位美国的华裔社会活动家对快报记者说：“祇有吸引并创造条件，让大家获得更多的研究条件，才能有更加直接的感受，国际社会才能更多地相信南京大屠杀历史的真实性，从而让南京大屠杀历史事件的警戒意义在全世界得到推广。”又一位美国教授“向记者建议，当前应当抓住时机让学者、知识份子、媒体都加入研究队伍，在尊重历史的基础上推动中日双方在历史遗留问题上的解决速度。”此番来南京参加祭日活动的日本友人、当年第一位披露日军暴行的记者本多胜一：“记者的责任就是要把事实弄清楚！在日本有人骂我是卖国贼，他们否认历史，其实他们才是真正的卖国贼！”

    那么，仅仅1921年之后的历史，又有多少真相被人为地掩埋在了尘封的档案库中？

    纯如的双亲和弟弟来南京了！他们告诉读者有一部名叫《南京》的电影在美国上映了，电影《张纯如》也已在加拿大上映。可是，从报道可知，一部中美合拍的关于大屠杀的电影花了一年多的时间才刚刚搭好外景呢，比起暴力拆迁、造路盖房粗放式城市扩展的速度来，慢的惊人吧？

    域外来宾带来的信息还有：美国的新泽西州历史教科书开始出现日本侵华，加拿大的历史教科书则有南京大屠杀的专章。来宁的加拿大有关民间组织的友人说：加拿大的教材设计“是引导和鼓励学生成为有责任感的世界公民，认识何为人的尊严和人权，关怀他人所受的苦难，以及培养正义感。”

    真是让人一呼三叹呀！世界公民是要有关心人类的胸怀、境界的了，可我们的民众连国家的公民还举步维艰呢！这块土地上充满着苦难，每日的人祸都可以编成一本厚厚的大书的。光是民众死于非命每年就至少一百万啊。据相关专家研究：中国每年死于环境污染的就有40万；据2006年6月28日《环球时报》报道：“中国人的工作时间越来越长，过劳死也呈急剧增加趋势。据估算，每年因过劳死去世的人多达60万。（请读者参与拙文《今日中国的非正常死亡》）……呜呼！要知道”中国公民“的涵义么，请从关注生命开始吧！

    还关注南京大屠杀么？是的，聆听南京市民的生命，30万同胞的血肉，那些不死的灵魂的诉说吧！

    （2008年2月15日定稿于南京一隅。说明：文中相关资料均引自2007年12月12至14日的《现代快报》。特此向相关记者致以谢意与敬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