遇罗克在合肥

（重庆）胡世晨


    1981年，遇罗锦到合肥参加一个全国人才会议，作者当时在一大型文学刊物做编辑，遇罗锦交给本人一部她的新着初稿《一个春天的童话》，又说几个朋友正在筹备出一部纪念她哥哥遇罗克的文集，约作者把罗克1967年来合肥的情况也写一篇，但此文写好后便与遇罗锦失去联系至今。现交《北京之春》。——作者

    1967年8月下旬的一天下午，朋友D君要我去他家见一位客人。我去了，并不知道客人是谁。

    一进门，一位年龄比我大一二岁的年轻人笑吟吟地迎上前来。我们握了握手。主人仍然不作介绍。互相让座之后，客人略显老成地摆摆手说：“说真格的，现在到你们合肥这座古城来游览，可不是时候！”

    听到这一口道地的北京话，我不由心里一亮：莫非这就是遇罗克！当时情况不允许我贸然相认，祇好婉转地问道：“你是刚从北京来的？”他很审慎地反问道：“你去过北京？”我点点头：“两个月前，我在北京东四北大街的一个小巷口站了足足3个钟头：……”话未落音，客人一反老成持重的谨慎态度，霍地站起，伸过手来，像遇到老朋友那样惊喜地叫道：“你就是……”“你就是罗克！”我们紧紧地握手，D君在一旁大笑。

    此前两个月，刚过完“革命化的春节”，我们弄到一份北京的《中学文革报》，上面刊载署名“家庭出身问题研究小组”的长篇文章《出身论》。这是一篇向社会主义社会中的封建意识形态发起进攻的战斗宣言。为了扩大它的影响，我们把《出身论》刻印了一百多本，分寄到各单位，希望它使读者冷静下来，去思索一个严重的问题：“文化大革命”是怎么一回事？

    后来，D君提出到北京去找《出身论》作者。我们认定作者祇是一、二个人，并且，《出身论》里所陈述的祇是作者卓越思想的一部分。但这时候，《出身论》已被戚本禹打成大毒草，正在北京遭到围攻，要找到不知姓名住址的作者是很困难的。可是，这位可敬的作者的吸引是如此之大，居然把两个远在千里之外又素昧平生的青年带到了北京。考虑到安全，我那次未与罗克见面，一直在巷口留意跟踪者。D君出来后告诉我：“这个人了不起！我们相约合肥再见！”

    此刻，罗克就坐在我的面前。他戴一副度数不深的浅色眼镜，额头宽阔，稍稍有点秃顶：我们谈问题时，他两眼含笑，薄薄的嘴唇紧抿着，细心倾听，从不打断。清瘦和单薄使这个饱受磨难而又坚强不屈的斗士看起来像个文弱书生。

    我们向他介绍了《出身论》的翻印散发情况以及所收到的良好反应，他听了很高兴：“解放思想，打破现代迷信是万千大众的事。扩大读者面，就是扩大解放区嘛！”同时，我们也向他提出一个问题：“听说你父亲是水电部的土木工程师，1957年被打成右派，是不是因为这个，你才……”他爽朗地笑了：“不少人向我提这个问题。在我已写和准备写的文章中，《出身论》祇是其中的一篇；如果不是身受血统论的残害，没有这方面的痛切感受，我写不出《出身论》；如果仅仅是为了发发私愤，我更写不出——也不必用这种方式。事实上，为《出身论》叫好的有不少是工农子弟。”说到这里，他取出厚厚一叠信来，“这是我从好几麻袋读者来信中挑选出来的，放在我那里很不安全。我经常被人跟踪，随时有被捕的可能。”他把信交给D君。“这些写信人很有点思想水平，你们今后可以同他们取得联系。”顿了顿，他放低声音决绝说道：“我很清楚自己干的是什么。从动笔那天起，我就做好了准备：为探求真理、捍卫真理，去受苦、去坐牢、去死！”

    当他得知D君组织了一个“马列主义学习会”的时候，他沉吟良久，表示不甚赞成。他认为要相信党，他虽在受难，但没有停止战斗；何况在眼下这个“最最革命”时期，打出马列主义旗帜本身就是危险的，不如用“毛泽东思想学习小组”这个名称好些。不过，他还是坚持认为，最好是不拘形式，要紧的是抓紧时间多读一点书，充实自己。他在我们的读书计划中增添了一长列书目。

    罗克来合肥，本来就不是为要游览古城，何况那时红卫兵“威震逍遥津”，包拯（合肥籍）塑像因受海瑞株连早被打翻在地了。我们祇能在家门口的马路上散步谈心。

    和平路（当时改为“要武路”）很短，却足够我们来来回回走到天亮。

    罗克，我很抱愧，你要我写的“暴力在历史中的作用”文章我没写成，我的才智和勇气都不足以使我完成这样艰巨的任务，何况在你被捕之后不久（又是刚过完“革命化的春节”！）我们都进了公安局。由于证据不足，我侥幸脱身。可是，我们怎么也没想到，1970年3月5日，你才27岁，就被杀害了！

    我们是多么想念你呀……记得你临走的那天早晨，我送你到火车站，你握着我的手说：“等到胜利的那一天，我们在北京相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