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宪法

（陕西）赵常青


1989：口号的选择


    1989年5月4日上午，我上完两节《世界中古史》课后（5月4日上午尚未罢课，西安高校的全面罢课是从5月17日开始的），便放弃第3、4节课回到宿舍，因为我知道自己还有比上课更重要的事情要去做。

    头一天下午在学校大操场的集会上，各系学运骨干已经就五四大游行的必要性和重要性做了演讲、宣传和动员，一致同意5月4日午饭后大家自觉前往外语学院前面的马路上集结。而我草拟的《五四宣言》也已张贴于学校行政大楼前的“民主墙”上，内容主要有：否定《人民日报》4.26社论；重新评价反精神污染、反自由化运动；推进政治体制改革、走民主化道路；反官倒、反腐败并鼓动学生罢课、教师罢教等。现在我觉得我们的游行队伍必须有一面像样的旗帜——我提前两节课回到宿舍就是要为游行队伍制作一面带有游行目的和方向的旗帜。

    我先找来两根长竹竿，然后将自己的一张大塑胶布裁成将近两丈长的长幅，又用胶水将白纸粘贴于长幅的两面。在准备好做旗帜的材料后，我便坐下来思考横幅上面应该书写什么。记得当时宿舍就我一个人，我在室内徘徊了半天，考虑过“五四精神万岁”、考虑过“反官倒、反腐败”，还考虑过“否定4.26社论，推进政治体制改革”之类口号，但最后我选定了8个大字，那就是——民主、自由、人权、法治。

    尽管我当时还祇是一个大学一年级学生，尽管我对于这4个概念的理论认识还远不成熟，但我从心里觉得这8个大字能够恰到好处地表达出我关于这个国家的政治理念和渴求，也能够切中悼胡运动结束后整个学生运动的主题和目标，因而我十分满意于自己的发现和决定，我甚至跑到窗前对着窗外的梧桐树张开了双臂——我觉得自己的心跳有些加速，好像面前正站着一位自己暗恋已久的女同学似的……

    不久，同学们下课回来了，我由于不会写毛笔字，便请同宿舍的一位甘肃藉同学将这8个大字用毛笔写在长条幅上，当他写完这8个大字后，我又找来细绳将此长幅夹绑在两根竹竿上——于是，我为五四大游行准备的旗帜就这样做成了。


政治活动的最高宪法


    我迅速地吃完了午饭，然后又跑到三层女生宿舍区做了再动员（其实大部分女同学也已准备出发了），然后便和那位甘肃藉同学打着这面旗帜走出了宿舍楼。这时，各系、各宿舍楼的男女同学也大群大群地往校门口走去，当他们看到我们俩打的横幅后都很高兴并主动给我们让开了路。而我也发现，参加游行的学生还没有见到打横幅的，大部分都是自制三角小旗。自然，我们的旗帜被以掌声和欢呼声簇拥着推向了游行队伍的前列……

    现在回想起来，当我1989年第一个为游行队伍高高扬起书写有“民主、自由、人权、法治”的大旗的时候，当我高扬起这面旗帜引导着成千上万的同学走出校门、走上大街、向执政当局呐喊抗争的时候，我高高扬起的不仅仅是游行队伍的第一面大旗，而且是引导我百年人生前进方向的大旗：“民主、自由、人权、法治”8个大字不仅成了游行队伍的行动口号和政治诉求，而且成了此后规范我所有政治活动和社会活动的最高宪法！

    问题的关键还在于“民主、自由、人权、法治”不仅应该成为规范我个人政治活动和社会活动的最高宪法，而且我认为它也必须成为指导和规范整个国家政治生活和社会生活的最高宪法。但是，当执政党在89年6月用机枪坦克将民主运动镇压于血泊中的时候，当我被五花大绑着从新华门押进天安门的时候，我的旗帜和宪法也遭到了最野蛮的蹂躏和践踏！我所生活的这个国家不仅未能实现“民主、自由、人权、法治”，反而变成了这个星球上最大的专制极权国家。而我本人也在这10多年的奋斗中先后3次被执政党的强力部门捕进监狱。但是，我相信对于我的祖国和人民来说，这绝不是最后的历史和结论。正如千千万万的中华儿女已为书写这部宪法或牺牲、或流亡、或入狱一样，我相信更多、更优秀的中华儿女仍在为这部宪法的正式诞生做着继续的努力和奋斗——“民主、自由、人权、法治”不仅会成为共和国的旗帜，而且一定会被伟大的人民写进共和国的最高大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