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恶梦:我身边的文革........(江苏)夏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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噩梦:我身边的文革

(江苏)夏韵


    「编者按」本文作者为现居中国大陆的高级工程师,文章翔实地记录了作者经历过的文化大革命年代的故事。因篇幅较长,本刊将分期刊登。我们欢迎作者提供这类稿件,将对过去罪恶时代的生动回忆作为对抗遗忘的历史遗产留给今人和后代。



    任何时代,祇有普通百姓的经历,才是这个时代的经历。这里,我仅想以我卑微的个人经历,折射经历过的那个时代的一斑。——作者


    1966年夏日的武汉,赤日炎炎,酷热难耐。火红火红的太阳喷着烈焰炙烤着大地,小草大树达官贵人平民百姓无一幸免,叫人窒息。

    白天,满街的锣鼓喧天,满街的红旗招展;黄昏,满街的竹床,满街明晃晃的骼膊大腿。车流被挤成狭窄的一条小溪,艰难的在竹床人腿阵间蹒跚。

    那热来自红太阳的恩泽,那是万物生长,须臾不离的太阳的光辉。芸芸众生祇能在炼狱般的酷热中大口大口的喘着气,“热也好,冷也好,活着就好”。


1


    武昌月亮湾上游处一所大学校园的一隅,两幢“德式”别墅建在江堤不远处。

    一群男女在修建一条由别墅前通往小山上凉亭的小路。他们脚下野草葳蕤,茎蔓纠结成了扯不开拉不断的厚大的网被,覆盖着坑坑凹凹的土堆,间隙露出些狰狞的碎石瓦砖,几丛不起眼的小花红的白的高昂着头,伸直着腰,冷眼望着这群动作沉重笨拙的人群。

    他们或者弓腰驼背摇要摇晃晃的挑担,或别别扭扭艰难的举铲;几个稍年长者弯腰扯草,茎曼缠绕拉不断,扯还乱,丝丝拉拉,每扯一把都踉踉跄跄,跌跌撞撞 .大多数人都很年轻,细皮嫩肉的臂膀在白晃晃的阳光下白皙的十分渗人。他们个个面色凝重茫然,目光呆滞,互相没有言语交流。空气沉闷得祇听见锄头与碎石、乱砖的撞击声、偶尔轻如游丝般的叹息声。

    远处办公楼不时传来阵阵声嘶力竭的口号声。别墅廊檐下,坐着一个穿旧军衣的 “红鼻子”男人,悠闲地端着茶杯、边啜饮边警惕的扫视着这群人。他的脚下堆着一堆系着麻绳的大大小小的“牌子”。上面歪歪斜斜的写着什么什么份子某某某,他后面的墙上贴着斗大字的标语“横扫一切牛鬼蛇神”。

    这是一群人权被剥夺,人格被践踏,灵魂被车裂,被非人化的人——“牛鬼蛇神”。

    我和丈夫是他们当中的一员,怀着8个月身孕的我,既为“非人”,当然不能逃脱烈日下的苦役。

    我们分属不同的科室,牛鬼蛇神也按科室编队,他祇能从远处用哀伤的目光注视着我。每每我们四目相遇,他总是黯然伤神地把脸转向别处。任娇弱的妻子拖着沉重的身子在苦重的劳役中挣扎,他无力保护,连走近相助都不能,万般痛苦啃噬着他的心。


2


    我们工作的设计院有400多人,除政工后勤人员外,生产第一线的设计人员几乎全是大学毕业生。设计院是由原北京院和汉口院合并而成,坐落在这个大学校园里。

    1965年丈夫随“北京院”迁院来武汉。我由内蒙调入。终于盼来了婚后5年“牛郎织女”生活结束,两岁的女儿也从上海婆婆那里回到我们身边。一家三口不再天各一方,年初我又怀上第二个孩子。我们怀着对党组织感恩的心憧憬着未来。祇想好好工作一心一意过日子,对潜伏于身边的厄运浑然不觉,做梦也没有想到我们会成为“牛鬼蛇神”。

    丈夫在一室,我在院机关工作。一室三室由原北京院人员构成,二室和科研所由原汉口院人员构成,院机关资料、情报、计画、政治处、行政办公室以北京院为主,“官夫人”特别多,院政治处人员是现任党委付书记政治处主任J 在北京院的原班人马,现任书记刘是刚刚单枪匹马上任的,院长由原汉口院长冯担任,党委成员北京院占多数。

    我担任的生产计画管理工作使我有机会接触方方面面的人。我发现两院虽合并,它们各自代表的地域文化和价值取向却相差甚远,难以融合到一起。就像两个不谐调的车轮。别别扭扭,磕磕碰碰,让我们这些平民百姓无所适从,战战兢兢。

    汉口院领导上下全是科班出身,崇尚务实,他们的骨干队伍是老民生公司的班底,是些技术业务扎实的学者型的人。晚间设计室灯火通明,人们攻外语,查资料,手执大本大本的专业书,这些人中不乏剥削阶级家庭出身的人,有历史问题的人,甚至被划过右派的人。

    院长冯以真正共产党人的气度包容了他们。他常说:出身不能选择,历史祇代表过去,我祇看现在,看你是否为国家肯出力。

    院长冯是解放后大学毕业的老革命,解放前是中共地下党员,在上海从事地下电台工作,从认识他那天起,电影“永不消逝的电波”李侠的英雄形象便在我心目中和他重合在一起。年轻人都很敬重他。

    他相貌堂堂,着装得体,声音温文而雅,沉吟微笑间透着矜持、随和。每次送生产报表给他,总是客气的对我说声谢谢。全然没有人们早就见怪不怪的那些四个口袋旧军装行伍们的趾高气昂委琐威严做派。

    更难能可贵的是,他曾“下诏”众学子“三年不出成果就另请高就”。在突出政治的年代,此举如湍流逆舸,要有何等人格力量啊。他竟语调轻柔甚至还有点调侃意味随意吐出。这些对于被隔三岔五的政治运动磨砺得伤痕累累的老知识份子,对于对没完没了的政治学习深深厌倦腻味又敢怒不敢言的青年学子、无疑是一缕和煦的春风。他们多么想在有限的生命中为祖国多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

    北京院领导从上到下全是行伍出身,醉心政治运动阶级斗争,他们总是非常自谦的说自己是大老粗水平低,但那腔调分明是在向人们炫耀,他们才是最革命的,说这话的同时,他们会补充道,因为是大老粗,所以对党对毛主席有“深厚”的“朴素”的“出自内心”的无产阶级感情。

    他们对旧社会过来的老知识份子心存不满:解放前他们吃香喝辣穿金带银,解放了仗着有点知识还是比我们过的好。

    他们对家庭出身不好的年轻知识份子心存反感:认为龙生龙风生风老鼠生儿打地洞,这些人不可能与党同心同德,他们把钻研业务,技术上拔尖的人一律斥为“白专”,政治糊涂。

    他们十分信任的人是那些业务糊涂、政治不糊涂,言必称阶级斗争、对他们言听计从的官场积极份子。


3


    一次学习焦裕禄的讨论会上,几个在机关从事管理工作的技术人员和政治处的干事们形成了阵线分明的两军对垒:我们坚持认为要学习焦裕禄“一心为民”脚踏实地的实干精神。他们则认为要学习他政治挂帅的精神,说是“一心为民”模糊了阶级阵线,是把焦裕禄降低成“为民请命”的“清官”,“干实事”缺乏阶级分析。

    争论起来个各不相让。政治处主任J 莅临指导,拖着长长的山东腔指着我们说:干嘛那么激动,政治是一切工作的统帅,要化在血液里,焦裕禄不政治挂帅能成为焦裕禄么?念那么多书,白念了。

    他和他领导的政治处的干事们,个个浑身涨满了来自天子脚下俯视沧海的霸气和对政治空前热情的“京都”人傲气。热衷的是学习学习学习,开会开会开会,讲用讲用讲用。“一分为二 ,合二为一”,“内因外因鸡蛋温度”,“苍蝇坏蛋有缝没有缝”,搅得人晕头转向,生产计画如一纸空文,被冲击得分文不值,唯政治学习是一切工作的重中之重。

    毋庸质疑。他们是顺应当朝政治主流的“天成左派”。“文革”也就成了为他们量身定做的一展风姿的平台。真可谓:国家者他们的国家,天下者他们的天下。他们的血液与当朝政治同出一脉,“文革”的到来令他们欣喜若狂,摩拳擦掌:“早就该收拾这些牛鬼蛇神了”。

    政治处的干事一次次神秘兮兮的对大家讲罗瑞卿逼林副主席让贤,说是刘亚楼临死前揭发出来的。说什么病号就是养病还管什么闲事,让贤、不要挡道。意味深长的惊叹:阶级斗争路线斗争比我们想像的复杂啊!

    他们一次又一次的游说姚文元发表在文汇报上的“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是有来头的,中宣部是阎王殿,北京市水泼不进针插不入。《人民日报》《北京日报》如何拒绝转载姚文元的文章。

    有人问:“不就是一篇学术文章吗,为什么一定要所有的报纸都转载?”。

    “文章是江青同志亲自秘密主持完成的。海瑞罢官的要害是罢官,嘉庆皇帝罢了海瑞的官,我们罢了彭德怀的官。海瑞罢官是政治问题不是学术问题,是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政治处干事如是说。

    我记得《文汇报》曾有一个专版讨论海瑞罢官,要大家畅所欲言。便说道:“不会吧,《文汇报》还召开座谈会邀请史学界文艺界的名人座谈海瑞罢官,如果早已定性是反党反社会主义的还讨论什么啊?”

    “你头脑太简单了,那是‘钓鱼’,给反党份子一个表演的机会。”政治处干事阴阴地对我说。我心一沉,“钓鱼”和1957年的“引蛇出动”有同工异曲之妙,又有人要遭殃了啊。一阵恶心要呕吐,脑子里浮现出几个字:政治太肮脏了。


4


    我身边“文革”就是在这种涨满“左”的氛围里,从批“三家村”和邓拓的“燕山夜话”开始的。

    一次次的大会小会传达上级指示,都说“燕山夜话”是大毒草,邓拓是“反党份子”,“三家村”是“黑店”。政治处主任J,一次比一次语重心长,一次比一次激情万丈的教导我们:同志们哪,同志们,一定要头脑清醒,跟上形势,反革命份子“牛鬼蛇神”就睡在我们身边,不把他们揪出来,建设有什么用?江山变色,建设的再好也是送给他们享受啊。所以,一定要全力搞好文化大革命,运动压倒一切!运动是一切工作的首位!“

    我十分迷惘,因为我读过“燕山夜话”,喜欢它清新的风格,知道邓拓不仅曾是《人民日报》社社长,中共北京市委书记,还是诗人书法家。“三家村札记”是中共北京市委主办的“前线”杂志上的文章,怎么都成了反党的呢?

    早在年初,读过上海文化报上姚文元的文章“评新编历史‘海瑞罢官’”,似觉“山雨欲来风满楼”,心笼罩着阴云,总感到那文章不是说理,更像鞭子棍子。不明白人们心目中“刚正不阿”的清官海瑞怎么比贪官还坏,海瑞的“退田平狱冤”怎么成了呼唤“单干风”“翻案风”,并和彭德怀串在一起。彭老总已经够冤了,难道还要落井下石?

    我不是懂政治的人,不明白眼前难以明白的事理,心情十分压抑。我感到现实政治与我学生时代的信仰越来越相悖了。

    我清楚意识到:继不认同大跃进年代的虚妄,我的思想第一次滑坡,似与党有离心之嫌,面对这场政治宗教主导的“文化革命”,我的思想又一次大滑坡了。

    我怕极了。我自幼受到的教育是“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我很想很想跟着党的号召走,很想成为“左派”。但是任我怎么努力寻找说服自己的理由,我的良知仍然羁绊着我的脚步。此时此刻,我不知我已被组织、按照家庭出身、社会关系、政治表现划人三六九等的政策、划入了劣等人群。

    那些日子,我久久坐在桌前,摊开稿纸呆呆望着窗外,任时间从身边悄然流逝,一个字也写不出来。

    我对时政的怠慢很快被报告上去。顶头上司对我说:“批判三家村,文章写的好坏仅是水平问题,写不写是态度问题,大是大非问题。”

    我不情愿违心地成为工具,跟着喊自己不理解的口号,我不情愿跟着受权利驱使的官场积极份子去围攻讨伐某一个人。但是,良知就像秋后的枯草,风刀霜剑紧逼,想挺立已不可能,祇能任其折断随风飘逝。等我找了张报纸,照着报上的文章斩头去尾抄成大字报贴出去,满院已是大字报的海洋,全是一个调门:“邓拓是反党反社会主义份子”。

    “砸烂邓拓的狗头,砸烂‘三家村’”。

    “邓拓要复辟资本主义,要劳动人民吃二遍苦受二茬罪”。

    晒图室的几个女工声泪俱下,共产党员积极份子义愤填膺。“两本书”——“燕山夜话”、“三家村札记”,“三个人”——邓拓、吴晗、廖沫沙,妄想把中国拉回水深火热之中,可能吗?

    全国上下,工人阶级、贫下中农、解放军战士、大中小学老师学生、机关干部、文艺工作者、体育工作者、老头、孩子、家庭妇女、行动起来,口诛笔伐,几个人读过这“两本书” 又有几个人认识这“三个人”。

    我想假若上面传达下来的不是邓拓,而是另一个人,这些批判讨伐祇要换个名字依然可用。一个国家,一个民族,一人指鹿为马,亿万人不敢言“鹿”。这是何等的悲哀,这到底是群众运动还是运动群众?


5


    熙熙攘攘中,转眼到了晴晴雨雨的6月。人民日报:“横扫一切牛鬼蛇神”社论如雪似霜,铺天盖地洒满中国每一个角落,天地一色祇剩下一个“白”——以圣洁崇高的名义行之的虐杀掩盖在白色恐怖下。

    有人热血沸腾,有人彻骨寒冷,一次次学习,一次次号召,一次次鼓动。人性的恶不断被催化被点燃。中央揪出了“彭罗陆杨”反党集团。各省,各个单位也都揪出了自己身边的“反党集团”,“牛鬼蛇神”。老一代知识份子几乎一网打尽,党内外那些有见解又不随波逐流的仁人志士几乎都成了阶下囚。

    我像是在云里雾里。迷津盘旋脑中挥之不去,常常噩梦连连:我梦见我和很多人困在一片白茫茫的沼泽边,沼泽中“彭罗陆扬”在拼命挣扎,我听到身边一个武汉口音的人在骂:个婊子养的!都当上中央大干部了,要么事有么事,还要政变,活该。我看见一双遮天大手一个指头摁一个头把他们摁下去,他们又满脸污泥冒出来。大手再摁下去,白晃晃的泥浆冒着气泡渐渐平静。快逃啊,有人在喊,人群大乱,大家全被大手推入沼泽。泥潭里你拉着我,我拖着你,拉拉扯扯为活命。有人沉下去,有人怀着一线上升的希望踩上去,殊不知最后是一同沉没……

    “运动”如火如荼,愈演愈烈,高音喇叭成天播放着热情高昂的歌曲。太阳光透过伸张着浓厚绿冠的梧桐树洒在大字报,大标语上。斑斑点点直刺眼球,有时不得不闭起眼来。

    人们一如以往上班下班,流露在脸上的不再是微笑和问候,紧张谨慎凄徨恐惧不经意间相互都能从对方脸上读到。步履沉重,灰脸低头,祇走路不说话的越来越多。十有八九是被 “大字报”袭击了的人。

    首当其冲被揪出来的是政治处主任J的水火不相容的对立面——院长冯。很多年后我才悟出:他们之间的水火不容和中央高层的斗争十分相似,政治处主任J除了没有毛泽东的文采,活脱脱的一个“毛泽东”,热衷没事找事搞阶级斗争,院长冯如果少一分雅儒的学者气质,恰似刘少奇,热衷干实事,主张和为贵。

    政治处的干事忙进忙出,召集他们的骨干开会,祇有他们有权染指的人事档案室,深夜仍灯火通明,翻箱倒柜查敌情。跟着揪出来的是:“摘帽右派”,参加过国民党三青团及其周边组织甚至当过国民党的兵的人;有过剥削行为当过小业主拿过定息的人;日记书信被偷窥检举 、向党写过交心材料被出卖、学习会发言被断章取义宰割的人;对大炼钢铁、大跃进、人民公社有过议论的人;说过困难时期饿死人的人。大字报扫一扫,扫到全院人数的一半。挨批斗,抄家,按“敌我矛盾”关进“牛棚”的有60多人。汉口院领导从上到下被一锅端,院长冯成了全院“牛鬼蛇神”的总后台。

    我敬仰的知名作家和名著都扫掉了,岂止这些名家名著,全中国的文化人都遭遇了厄运:大字报围攻“逼供信”抄家、批斗、关牛棚、挂黑牌子、带高帽子、剃阴阳头、游街、克扣工资、除遭受人格侮辱,肉体还遭受摧残,这种迫害浪潮的速度传播比瘟疫还快,祇要身在960万平方公里以内就休想逃脱。

    这是一场全民大迫害,是以皇权为后盾的政府行为,身处全封闭一党专政体制内的受害人,无所逃于天地之间,除非自杀。执掌皇权权杖的政工干部官场积极份子,以仗权势装出向权力挑战的样子,高喊着舍得一身剐敢把皇帝拉下马,把拳头打向无权势的弱者,其实,整地富反坏右,打国民党残渣余孽是他们的拿手好戏,还劳冒什么风险。

    我看到,在这场带着无法无天的流氓痞子腔调、摧毁文化的文化大革命中 ,最卖力最出色的施害者,不是几十年后“帮闲文学”描绘的那样几个不着根底的“散兵游勇”,而是能划人左中右的一级组织和其豢养的官场积极份子。

    当代皇权以其不受制约的权利和扼杀任何独立声音的党文化,维系着冠冕堂皇的表像-——反修防修防止资本主义复辟。一级级大权在握的官们,谁也不会把复辟的帽子往自己头上戴,不约而同的寻租到身负原罪的弱者和逆时政者头上。

    追随他们的官场积极份子们“深厚”的、慷慨激昂的无产阶级“朴素”感情背后,驱使其无所不用其极的内在动力,除其本人“左”的职业病外,还掺着升迁、煮豆燃萁、排除异己。他们依仗手中的权势,隔三岔五的抛出些没头没尾的档案材料,驱使群众,让大家一哄而起围攻他们要打倒的人,一旦成为他们的靶子,厄运便随之降临。被围攻者必须违心地承认莫须有的罪名,在腥风血雨中任人射虐。

    恐怖氛围里的弱者像身陷随时会有灭顶之灾的沼泽中,求生的本能使他们怀着一丝上升的希望去求身边的围观者,但是人的变脸,人对人的狠心,不身临其境无法体会的。人道主义是对生命个体的底线呵护,然而添加“革命”二字的人道主义,对被其贬为贱民的生命个体无论怎样璀摧都不为过。

    人人自危,气氛十分压抑,工作都停下来,天天开会揭发批判,磐石压顶般的政治重重的压在每一个人心头,恐惧隐隐地侵蚀着人的心肌,见不到真诚的眼神,听不到真心话语,连亲情也摩砺得粗糙不忍一睹,除了政工干部和官场积极份子,每个人头上都悬着一把不知什么时候会落下的剑。

    早年从美国留学归来的陈总工程师,上午还和大家一起开会,下午一声怒吼:把狗特务陈某某楸出来!陈茫然间环顾左右,不知喊的是他,一个官场积极份子站起来指着他骂道:说你呢,装模作样。随后在一阵打倒口号声中陈某某无地自容地离开。

    会计杨老太太银发霜染、说话慢声慢语。待她还算客气,楸她时祇是轻声一句;你不要来开会了,随即众人目光针似的刺向她,她祇能脸色灰白的离去。除了少数官场积极份子,每个人的心都悬着落不下来。

    一天早晨上班,我看见我上了大字报的头版头条,几名政工干事属名的长篇,一榜定我为“反党反社会主义份子”,他们捏造的一首反动诗,字写得很大,十分刺眼。我自知已被划入另类,自觉地转身走进关着院长冯等人的牛棚。

    我当时心情很复杂,没有委屈,祇有悲壮。我十分自信,我从来没有写过反动诗,是彻头彻尾的政治陷害。

    我丈夫同一天也被楸,一张大字报一榜定他和早已调离设计院的前院长、长征干部范某人等两名干部是“三家村”,几年前领导干部派系斗争的城门大伙殃及鱼池,丈夫连小组长都不是,竟能和行政九级的高干组建“三家村”?他最大的罪过莫过于他曾是他们培养的知名专家。

    我被楸出后,同科室的孙工程师很气愤地对我训斥道;想不到你是这么反动的一个人。我没说话,对他笑笑。他马上写了一张大字报声讨我,我相信他是真诚地相信党不会冤枉人,换了我也会一样义愤填膺。

    第二天我们这些被楸出来的人正灰溜溜地服苦役,他被押来了,他疚歉的眼神扫了我一眼,低头没言语。过后他告诉我,他再不相信大字报上的任何东西了。

    办公楼外的墙上贴满大字报,楼内走道两侧除了房门所有的墙壁都被大字报覆盖得严实合缝。又把各层楼梯口的乒乓球台拆去,像染房晾布一样一排排一行行也不够用了,便在院子里架起了芦苇墙。看大字报的人很多,却很少人认真的读。游离飘忽的眼神分明在寻找、又怕找到自己的名字。

    我们每个“牛鬼蛇神”都有一块牌子,上面写着诸如“叛徒”“走资派”“反革命修正主义份子”,“反党反社会主义份子”,“反动学术权威”“现行反革命”“右派份子”“漏洞右派”……名字上像死刑犯一样打了一个又浓又重的红叉。

    可能是麻绳太细的缘故,那牌子显得很重很重,挂着它勒的头颈生痛生痛的,我凸起的肚皮几乎把牌子顶得斜横在眼前。我含泪倒看着我的名字,越看越认不得那几个字,又和着泪强咽下这难堪的凌辱和难言的痛楚。

    在人的世界里做鬼,每天听到的是像唤牲口一样的声音唤着你的名字;每天请罪,整天追你念叨:我反动,我是“牛鬼蛇神”;每天聆听着“祇有承认反党,才能证明你不反党了。祇有承认是反革命,才能革命”的训斥,就像在火上煎熬一般。


6


    夏日苦长,下班时间要到了,太阳仍死死的钉在西边的天空,手中的铁铲越来越重,我扔掉它,弯腰用手捧起沙土,装入挑担的难友的筐里。我浑身汗透,无奈脱去了湿漉漉的长裤。

    我看到监视我们劳动的“红鼻子”站起来,左手执椅,右手擎杯,像是要下达收工命令。一不留神,脚下沙石滑动,我瘦弱单薄又无比沉重疲惫的身体,摇晃着向前冲去,摔倒在沙泥堆上。始终置我于视线下的丈夫飞快冲了过来,抱着我,带着哭腔呼唤着我的名字,难友院长冯,总工陈和会计杨老太也围了过来,喃喃地问:“没事吧,没事吧。” 院长冯气愤地说:这不是我们党的政策,他们不能这样对待孕妇。

    我闭着眼,默不作声,任泪水从眼角肆意滑落,我知道院长冯是在宽慰我,他说的“他们”是指他的“政敌”——与他道不同却同为共产党人的同僚。他想要我相信他们的所作所为不是党的政策,不能代表党,是怕我因绝望而自绝。

    丈夫下意识的拂去我身上的泥土,没意识到这是徒劳的,泥土和汗早就融为一体,在我身上空留下条条泥痕。我无力摇了摇手,睁开眼,满目是蓝蓝的天。

    瓦蓝瓦蓝的青天上没有一丝云,这片“青天”见证了一个没有“羞耻”、身着内裤躺在沙泥中的孕妇的“丑”态。“青天”应知她曾是性情空灵透明气质凛然薄凉袭人的女子,永远的淡雅,永远的不染一尘,那祇为她狂的飘逸的有灵性的衣衫那儿去了呢?人们说她反党,除了一条蚁命,个体性命的一切都被剥夺了。

    法治国家的人不明白,反党为什么有罪,他们说;党是一个政治团体,就算它是执政党,平民也可以说三道四,何况仅仅是一个生命个体无足轻重的言语,甚至祇是思想。有哪么可怕吗?一定要批判斗争甚至坐牢杀头。

    问题是如果真的反党,罪有应得。我是信仰杨共产主义,热爱共产党的呀。我祇是对那些热衷阶级斗争、不把人当人的政工干部有些微词。他们说我是抽象肯定,具体否定,说中国共产党就是千百万他们这样人组织构成的。

    人们已习惯把构成自己头顶上的那片“天”——与自己命运休戚相关的几个人叫“组织”。组织对个体生命有绝对的至高无上的支配权,时时刻刻被提醒;你的一切都是组织赋于的,你的一切都是属于组织的。

    要你交心时,那几个人会说:“要相信组织”。

    要你鸣放时,会说“组织上欢迎你帮助组织整风”。

    加工资,调动工作,要借间房子住,要探望千里之外的老母,要与天涯之隔的配偶团聚几天都要“组织”首肯。

    你找个对象,“组织”看不上,会说“组织上认为不合适”你就不能谈下去。

    更可怕的是你胆敢对他们稍有微词,他们会说你醉翁之意不在酒,你“攻击”的不是他们个人,而是组织、是共产党。轻则在你的档案里给你扔几个让你终身背负的包袱,重到给你戴顶帽子让你家破人亡妻离子散。神州大地,这样的冤魂还少吗?

    眼前我头顶上的这片“天”不就是这几个 称为“组织”的人又是谁呢?不要说上告无门,就是找到门,上级“组织”能不听下级“组织”的、听你的吗?院长冯你不是也被关进“牛棚”了吗?

    中国百姓无不被称之为“群众”,每个中国人填过无数次的登记表里,除了姓甚名谁、出生年月、家庭出身、个人成份、还有一项就是政治面貌,平民百姓祇有资格在这一栏填上群众二字。文革了,革命成了唯一的理念,成了人们为之而生、为之而死的至高无尚的经纶。群众二字前面加了革命。这个革命二字,成了处于弱者地位的群众的保护伞,被认作不革命和反革命的生命便不再是生命;这革命二字也成了官场积极份子的整人的法宝,院长冯和我等牛鬼蛇神都是他们以“革命群众”的名义楸出来的,这“革命群众”背后是强大的无产阶级专政的极权体制,是以国家权力和党文化为后盾的政工干部的嬗变,要不凭什么一个或几个“革命群众”就能把另外的一些个体生命划入另册、打成反革命。

    他们特强大,不要说我一个弱女子,多少博古通今在国共两党政治舞台上叱吒风云的知名人士也祇能蜷伏在他们脚下。我多么想就这样静静地躺着走入另一个世界,不再承受这我无力承受的劳役。我多么想早点结束这太痛苦,太屈辱,太难堪,生不如死的人生。

    腹中胎儿似乎意识到了什么,顽强地伸起拳脚,奋力想唤醒思路迷离的母亲。一直下意识的护着肚子的双手分明感受到震颤,我猛然醒来,冷静地理了一下思绪,抹掉泪水,示意丈夫扶我起来。

    我咬紧牙关顽强站起来,对自己说:即使身为“非人”,我也要把孩子生下来,我身着内裤,一身泥土汗水,穿行于众目睽睽之下,犹入无人之境。人类天性中的羞耻感已消失殆尽,“非人化”的政策不仅在舆论上把我非人化,我自己心理也非人化了。


7


    迈过从“人”到“非人”这道坎是个艰难的历程。特别是被倾心信仰追求的“革命”打为“反革命”。如果面对的是敌人,我会为我的信仰献身,宁可尊严的死,也决不受辱。但是,眼前面临的是扭曲的畸形的包围,这包围是一级组织以“革命”的名义进行的,这对于像凤凰涅磐一样、为了共产主义信仰燃烧自己、奉献自己的理想主义的青年人的打击是致命的。不知倾心热爱的党怎么了,幻灭、绝望,彻骨之痛寒透了心。

    我的同窗7年的少年时代的小伙伴蒋永开就没能迈过这坎,魂泊长江。

    他是农家孩子,敦厚淳朴。我11岁考入中学,他是我们班的班长。班上祇有两个女生,另外一名是当地父母官的太太,比老师年长。弱小的我成了顽皮的男孩们戏谐的对象。他们拉我的小辫子,在我的背后贴纸条,我祇能无助的抹泪。一次他们把一只癞蛤蟆放入我的课桌里,吓的我几天不敢上学。班长知道后狠狠的教训了领头起哄的那个男孩。在全班会上他斩钉截铁的说:“祇要我还是班长就不允许再发生这样的事”。50年后的今天,我在刘烨主演的“血色浪漫”中仿佛又看到他的影子。

    他大学毕业后分配到汉口院工作,是一名普通的技术人员,院长冯重才务实,为他这类本分的专业人员营造了宽松和谐的小气候。他很受重用,“文革”前一年,奉命带着分配来院的几十名大学生去重庆实习。期满归来还没来得及述职,院长冯被关进“牛棚”,他顺理成章的也被送上了审判台。大字报把他的双层床糊得密不透风,每天祇能钻进钻出。他像一只乱箭中受伤的小鸟,孤独的躲在角落里梳理着自己的羽毛。他太爱自己,太在意自己的羽毛了。当他得知一场声势更大的批斗会在即,他将被自己的同类啄得光秃秃的成为“另类”。他选择了死。

    他决意“走”的前一天中午,在去食堂的路上,和我迎面相遇,见他身后有人押着,我没敢和他讲话,他冲我点头笑笑,在擦肩而过的瞬间他轻声对我说:坚强点,好好活着。没来得及回应他,忙转身,祇看到他匆匆而去的背影。

    我们是同乡人,老家河南省信阳地区新蔡县,是2500年前春秋时代蔡国的都城。广袤的平原,盛产小麦芝麻,素有“豫东粮仓”之称。在毛泽东的“大饥饿”的年代,却是中国饿死人最多的县。(内部文件称之为“信阳”事件)。他的父亲,我的几个远房亲戚都死于大饥饿。

    我们曾悲伤地谈起那个由于冒犯“神”威,祇能三缄其口的“信阳事件”,他泪汪汪的谈起饥饿亲人吃草根树皮观音土还是没能迈过“人祸”,命丧黄泉。说到亲人寄给他的求救信被当局扣留,他泣不成声。

    很快抹干泪水对我说:千万不要对人提及“信阳事件”,也不要提及我们谈论过“信阳事件”,不能在心里留下阴影。我们党之所以伟大就在于发现错误及时改正了错误。

    我说:这错误代价太大了,那是十几万条人命啊(当时我还不知道全国有4000万人饿死)。他神情复杂的注视着我说:有什么办法,彭德怀曾赤胆忠心为民请命,结果怎样?好在少奇同志(那个年代对国家主席刘少奇的约定俗成的称呼)及时弥补,现在的日子不是好多了吗。他要我多学习,少开口,识大局,说:我们祇能坚定的相信党,没有别的选择。

    当时,我对他讲当局扣信之说还将信将疑。那时的通讯手段,祇有书信、电报,电话在钟鸣鼎食的红色贵族之家也是少数。千千万万的百姓,每天有成千上万封信件,当局检查扣押有那么多功夫吗?直到读了戴煌《造神运动的教训——为庆祝新中国五十年华诞而作》才知道,那时“河南信阳地区各县许多群众向河南省委写信诉苦,有的写信人被捕法办,是党员的开除党籍,为了不让群众向中央写信反映实情,各县邮局把关,在不太长的时间里,扣押一万二千封信。整个信阳地区查找隐瞒未报的粮食,有的地方挖地三尺,找不到就对群众捆绑掉打,施以各种酷刑。大量饥饿而浮肿的病人,不能说饿,祇能说染上了瘟疫。信阳地区饿死一百多万人。”我的家乡新蔡又是饿死人最多的县,灾难之重惨绝人寰。

    痛失亲人没能动摇他对共产党的赤诚之心,如今他已随亲人奔赴黄泉。

    哀莫大于心死,不知他是因信仰的破灭而绝望,还是以死向他的信仰呈现出他的忠诚。祇知道他借着人生最后的几缕惨澹摇曳的心焰,蘸着自己的鲜血,给世人写下他最后的一句语言——“毛主席万岁”5个滴血的大字。

    这5个滴血的字啊,是否能涵盖得了太沉重的“神”的威严和臣民的肝肠寸断!

    他自杀的消息对我们这些“牛鬼蛇神”是封锁的。直到按惯例批斗死人,鞭笞亡灵“以死抗拒文化大革命,仇恨毛主席,自绝人民”。我才知道,我少年的小伙伴走了,阴阳两隔我再也不见不到他了。

    他还那么年轻,未婚妻正等他完婚。我眼前不断地浮现他的影子,他最后留给我的匆匆的背影定格在我眼前。我不相信,这么一个鲜活年轻的生命就这样没了。

    他会游泳,水性很好,想到他在沉沉黑夜里,把自己和石头捆绑在一起沉入江中的那分分秒秒,我的心撕扯般的痛,泪夺眶而出。

    我慌忙冲进厕所,打开龙头,任冷水打湿我的头发,借滴滴水珠,掩盖滴滴泪珠,我没有哭的权利。我哭友人的泪会被认为是仇恨文化大革命,仇恨毛主席。我哽咽着撕扯着自己的头发,牙齿咬破嘴唇和血咽下。

    阵阵声嘶力竭的讨伐死者亡灵的口号声声紧逼,令我心身俱裂,脑子一片空白,陷入虚无空洞的深渊,我仿佛看见少年小伙伴黄泉路上蹒跚的身影,努力睁开眼,惨白的太阳光里哪有他一丝魂踪。

    最残酷的杀戮,不是战争而是灵魂的屠杀。

    当书满了断章取义无限上纲的大字报迷宫般包围你,你无权答辩;当信口雌黄的谎言有更信口雌黄的谎言证实不是谎言,你必须承认;当歪歪斜斜站不住脚的诬陷竟有更有逻辑的诬陷证明不是诬陷,你必须低头。

    百口莫辩,似是而非,愈抹愈黑。这一切又以崇高的名义进行的。

    “组织能有错吗?为什么不斗别人斗你”。不仅善良的人相信你是敌人,连自己也越看越像“反革命”了。

    其实,欲加之罪,何患无辞,摊到谁头上谁都能成为反革命,上至国家主席,下至平民百姓,谁摊上了,都会被凭空生出大本大本的罪证,这就是“文革”。

    但是,在恐怖气氛威慑下,洞若观火,豁达面对的能有几人,要知道你面对的不是什么“三教九流”而是实实在在的以国家权力为后盾的基层组织、以革命的名义对你的围剿。

    党就是国,国就是党,自1949年,特别是1957年后,自上而下的各级组织机构完全覆盖了民间社会,单位和档案严密地控制住城市人口;公社和户口把农民死死地锁在农村。每个工厂、学校、公社、机关团体大大小小的不容置疑的绝对权威,权力至高无上,不受任何监督。几千年来游离于体制外的民间社会完全消失,面对极权体制,中国960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你祇有两条路可走:要么死,要么疯。要知道,对于头脑密慎、心智有素的知识人士要疯也难啊!那么祇有一条路就是死。在我狭小的感知范围内,至少有10多个同学熟人同事,没迈过从人到非人这道坎,选择了死。我和丈夫也在这道坎上也徘徊了许久许久……

    (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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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 者 :夏韵
出 处 :北京之春
整 理 :2008年8月28日3: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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