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北赤壁的一段血色悲情

（成都）黄晓敏


    1949年，腐败且屡屡失策的国民党政府很快失去驾驭和统治九州大片美好河山的合理性，来不及保护权贵与既得利益者的出路就仓惶遁逃，把跟随多年的党徒官员以及苦心拼打经营的民国天下，连人带物一并交给倡导共产共有还要共享的共产党。由此留下很多千古绝唱的悲情悲愿，以及灭绝人寰的悲惨奇闻。湖北赤壁的鲍氏故事就是发生在这样一个时代。它极具典型，令人深省。时隔60年还能在满纸荒唐中求天问地感叹沧桑。

    故事的起因要从上上个世纪的鲍家第一代掌门人，从江西求生逃离故土迁移到湖北赤壁，拼打天下靠山为家占河养生白手起家说起。

    赤壁不仅山色景美而且还是鱼米之乡。丰富的水域富饶的资源给当地勤劳殷实的百姓带来财富。由于鲍家在当地属大户人家，家族和睦团结同舟共济，凭藉天生的彪悍和智慧的双手，很快就在当地成为拥有自己的水域，以家族为群体集体占有能够确保衣食无忧光，不断生产渔米的永固财富圈，同时持有大清府颁发的具有法律契约的公文，说明纳税的责任、税赋的种类以及标准，明确可以连续使用300年的约书。从此鲍氏家族就成为从崇阳到蒲圻陆溪口，延绵几公里两岸水陆资源的使用者。勤奋劳作精心耕耘，财富的积累变成赫赫有名的资本大户，富庶的家境一直延续到兵荒马乱的1945年抗日战争结束。

    战争之后百废待举，因为国内政经形势的变化和经济发展的需要，国民政府重新制定了很多有关振兴经济的土地和税收政策，对资源占用和所有者制定了一些资源配给有偿使用的新的税赋与税种制度。为了国家整体的利益，鲍家人和租用鲍家人的地方乡亲没有过多的抱怨，还是历经所能为国分忧，默默承受与分担国难当前的国家责任。由于连绵不断的天灾人祸，陆水河两岸渔民生活受到影响，到了1948年局势再度混乱，民不聊生，地方县官不但不减免税赋，反而变本加厉增加税赋，要陆水河两岸村民先交税才能下河捕鱼、下地种田。两岸村民绝大多数人家交不起钱，资源无奈多被闲置，一放就是一个耕作期，不仅影响了地方经济，还让地方的百姓疾饿成荒丢失性命，百姓和官吏的矛盾进入炽热的爆发前沿。

    鲍家重点培养的掌门人鲍光吉，在家乡读完私塾又到武汉读高校，闻听故乡发生了这等荒诞之事，义愤填膺，义不容辞的返回故乡，代表家族、代表地方村民向地方政府以及官僚提起诉讼。拿出大清政府和鲍家签订的约书，按照契约祇交骆驼税别的什么都不交等说明，到湖北省部状告地方政府。同时，鲍家内部商量同意，为了济困就穷恢复生产，先用自家的积蓄为沿河两岸乡民预交地方政府制定的高昂税赋和税款，把陆水河百姓的生产和生活问题先化解难题。从此，沿河两岸村民生产得到恢复，生活得以改善，经济和社会秩序也得以平稳协调维持。

    回武汉状告官吏的鲍光吉，因为有充分的证据和正当的理由，国民政府省部也多次实地调查亲力亲为，发现了基层政府的违规越权乱搞一气，确实有搜刮民财的乱规之举，结果很自然的打赢了这场官司，进而退赔了不合理的钱财，鲍家人不但拿回了垫付的税款，还获得了应有的经济酬劳，更主要的是得到众乡百姓的好评。之后触动了活跃在地方一带的乡霸民匪，出于多重目的需要他们力邀鲍光吉做山寨师爷。鲍光吉喜欢也擅长行侠江湖，来者不拒加入并接管了这股势力。由于鲍光吉有良好的个人能力和通融八方的社会关系，乘正在厮杀激烈的国共战争，借势就把这股力量通过改造合并，经过湖北省政府同意，改编为国民党白崇禧独立团，鲍光吉被委任以湖北鄂东南独立团团长。按当时的军令布防，驻扎在蒲圻黄龙一带，守候和抵御可能冒犯的共产党游击队伍。

    1949年初春，该团正式成立才3个月的时间，共产党主力部队南下围剿打垮了这支部队。部队打散后，鲍吉光计划孤身一人逃亡台湾，结果赶到长沙战事纷飞铁路被撬行动不便，没有多久湖南又投降宣布起义，结果鲍光吉进退两难回到家乡，在家族的保护与指引下，凭藉一只船躲避在湖南洞庭湖上打鱼谋生。

    1952年下半年，紧张的战事状态趋于平缓，各地展开了土地复查，鲍光吉思乡心切，随后从洞庭湖秘密回到蒲圻黄龙看望祖父。地方有人认出了鲍光吉，也知道他过去的国民政府军人身份，在政治还处于高度敏感的非战争和平时期，有人就把鲍光吉的行踪告诉了清剿工作组。还算有人性和实事求是的工作组，按照鲍光吉没有血债、没有钱债、没有民愤极大的恶劣丑闻，还有曾经给乡情做过善事与好事的口碑，从情理和道义上祇给了他10年的有期徒刑，流放湖北沙洋劳改农场。

    流放沙洋劳改农场后（现湖北荆州地区），这里集中的大部分都是前国民政府的遣散官员、军人战俘近拾万人。先是在芦苇州上开荒种地，再是修建公路、开渠、建房、植树林。10年刑满转入新人大队，不准离开，不准回家，准许结婚生子，一干就是30年。1983年，改革开放政策特许，这些类似软禁的再押人员准许迁移故土。至此，一个风华正茂的国民党少将军人，历30年的血雨腥风和禁锢魔恋，带着三个未成年的孩子和枯干的身躯，一无所有的就想叶落归根。

    1988年回家5年的鲍光吉，因病在贫困中去世，留下家徒四壁，屡受牵连也无一技之长的3个子女。鲍老的大儿子接近40的人了，不仅没有结婚成家，现在连基本的生存生活等生产资料也资不抵债。最小的儿子嫌家境贫寒离家出走，一走就是十几年，至今未归生死不明。失去了鲍光吉老人安抚的鲍光吉太太，因为无人照料身患多种疾病，在一次洪涝灾害之后幽怨而走魂归西天。唯一的女儿出嫁之后，再没有回归还有老人兄弟的故乡，据说也是因为嫌家贫穷，自身也没有那个能力，逐渐消失在故乡的记忆中。

    如今鲍家后代已是一贫如洗，鲍光吉老人的长子鲍国平等人挣扎在生死困苦的绝望边缘，这个曾经名望有归的富豪家族，这个曾经多次在关键时期做过善事和好事的鲍家家族，如今岁月无情沦落到这样一副惨败的场景，不是过去的和今天的国人都要面对和思考的社会问题？这不仅是是一个冤假错案的历史问题，还是一个风水轮流时光倒转，风土人情人间灾难，轮到下一个是谁来承担和面对的现实问题。

    国共对抗索然走过了60年的苦难中国，但是人性的罪孽并没有翻过历史的痕迹，也没有淡化深深烙在心灵的伤痛，并没有化解太多的仇恨与积攒的怨恨。更何况今天的共产党，在驾驭和治理这个多灾多难的国度期间，不但没有减轻减缓国民的心里和生理的伤痕，反而还变本加厉的制造了更多、更新、更充满仇恨仇视的新的社会矛盾。60年前的权贵内还有像鲍光吉这样的良知人物，今天的体制内似乎并不多见叛逆者和清醒者。各层级共产幕僚应当扪心自问，过去今天做了哪些善事？准备怎么面对滚滚浪潮，推动光荣革命的社会转型？

    我们这个民族已经有太多的重复，太多的悲情，太多的不遂人性的天怒人怨。不管多么沉重，怎么黑暗，都回避不了走向文明以后，回过头来慎思和清算历史的喜怒情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