噩梦：我身边的文革（续上期）

（江苏）夏韵


    任何时代，祇有普通百姓的经历，才是这个时代的经历。这里，我仅想以我卑微的个人经历，折射经历过的那个时代的一斑。——作者


8


    那是在家被抄了两次后的一个夜晚，喧嚣了一天的高音喇叭像亢奋过度，力不可支的疯子一样嘎然闭嘴。

    树上的蝉有一声没一声，哭样的泣鸣，墙角下的蟋蟀长一声短一声的回应着。

    女儿受惊吓不肯入睡，惊恐的睡在我怀里呼喊妈妈，又伸出小手拉着爸爸呼喊爸爸。她哽咽的断断续续的哭道：“叔叔阿姨怎么那么凶，从前他们都很喜欢囡囡的呀？上次他们弄坏了我的”白雪公主“，我没有生气呀。”那是第一次抄家，黄昏一伙人冲进我家，女儿看见她熟悉的爸爸办公室的“长脚阿姨”和叔叔们，兴高采烈的扑过去，喊着阿姨叔叔。“长脚阿姨”尴尬的后退到人群里没声响。她想要扑过去，丈夫把她抱到外边。

    她又一次冲进来，看见阿姨叔叔们在翻家里的书，满地都是。她自告奋勇地说：“叔叔，我来帮忙，我还有好多书呢。”

    没人搭理她，她还是很卖力的从床下拉出她的小书箱，一双大手和她的小手交替翻了底朝天，见无“猎物”，那人起身，一双大脚践踏在“白雪公主”脸上。女儿爬在他脚边用力想推开他，他猛的一闪女儿扑倒在地上。

    我们被勒令站在门口，说是怕我们趁机销毁罪证。丈夫不顾禁令把女儿抱起来，她眼圈红红的泪珠欲滴。我拍拍她无奈的说：叔叔和你开玩笑。

    她头靠向我的肩膀，一边用小手摩挲着沾满脚印污痕的画册，一边静静的看着她的叔叔阿姨们搬走了爸爸妈妈的“书本本”。她迷惑的望着他们的背影：“叔叔阿姨也喜欢没有画的‘书本本’，囡囡不喜欢，都是字”。她高喊叔叔阿姨再见，理所应当没有回应。因为她已随父母变成“非人”。

    我们被揪出之后，怕孩子稚嫩的心灵种下扭曲的种子，曾申请把她送到全托幼稚园。领导说：他们夫妻都是“牛”字头的，就免了吧。我们的女儿祇能在祇有两个阿姨，号称托儿所，实际是哺乳室里，没有上过一天幼稚园。聪明的女儿成了阿姨的好帮手。我眼含泪心滴血调侃对丈夫说：她大概是中国有史以来最小的“义工”了。

    第二次抄家是在夜晚，一群人秉承“领导”的旨意，再次破门而入闯进了我们家。

    “交出你的罪证！”为首的官场积极份子挥着拳头指着我。

    “你们不是全搬走了么？如果我有罪，那是最好的证据。”我回答。

    “还如果，你就是反党反社会主义份子，没有如果！”他边说边翻箱倒柜。

    丈夫用手蒙着女儿的眼睛，抱她转身背对我，女儿挣扎着扭转身体，惊恐的看看我，又看看爸爸，“哇”的一声哭起来。

    “你这态度对自己没有好处。”邻居大姐轻声对我说：“挖反动思想脓包不能藏着掖着，得交出罪证，你要为肚子里的孩子想想。”这大概是我听到最温情的语言了，我很感动，至少让我知道我是孕妇，是人。

    “既然定我有罪，我相信一定有证据，何以向我索要。”我低声回答。

    又一次的翻箱倒柜，我不知他们究竟要找什么。每本书都一页页翻过，墙上镜框的背后。凉席下、枕头里、抽屉底、收音机后都一一查过，亲手摸过。丈夫怀疑的目光投向我：你真的有什么瞒着我的事吗？我一头雾水。

    面对又一次的满屋狼籍，我们默默相对无言，我强打精神艰难的弯腰收拾，把凌乱的书归置好，把枕芯装起来，把散落的原放在席子下信封里的夫妻隐私用品重新装入信封。看着丈夫把因怀疑藏有罪证，背后被撕毁了的相框重新挂起来。我打量了一下我们这个仅仅14平方米的家，除了一个樟木箱一个帆布箱一只收音机书籍生活用品属于我们的，一床一桌两椅一个书架都是公家借来的。我们不是出身剥削阶级家庭，没有金银软细，没有资格被扫“四旧”，全部私人文字资料——日记，书信，笔记，第一次已抄走，他们究竟要找什么呢？


9


    天幕四合，夜深沉，女儿哭累了渐渐入睡，脸上还留着泪痕。我们没有吃饭也没有开灯。窗外路灯不知何时换成了大灯泡，刺眼的亮光剑一样射进来，透过我们的身体直指水泥地面。丈夫想说什么，我示意他留心隔墙有耳，不要出声，到外边去。丈夫抱着女儿，我抱着草席悄悄走出家门，在大操场坐下。

    “你真的没事瞒着我吧？”丈夫担心的问。

    “你怀疑我是美蒋特务，藏着密电码。”我伤心的回答。政治被引向家庭，曾迫使骨肉亲情间互相划清界限。面对丈夫的问话我心苍凉。

    “这日子生不如死，真想和他们拼了。”丈夫用力摇动蒲扇拍打蚊子，说出这句吓死人的话。我惊恐地忙捂着他的嘴，没让他说下去。

    名牌大学研究生毕业的丈夫行事执着，认死理。参加工作后，原北京那位长征干部院长，培养他委以重任，他获得过国家科委二等奖，人民日报曾发表过他的文章，中央台做过广播。

    后来老院长被挤走了，“整”走老院长的“新贵”们，高举再高举毛泽东思想红旗，把“活学活用”“立竿见影”搞的有声有色。报纸广播铺天盖地也在宣传“活学活用”“立竿见影”。一时间，“用毛泽东思想治好了多年不愈的病”，“用毛泽东思想找到了矿藏”，“用毛泽东思想攻克了攻关难题”，毛泽东思想无所不能、无所不克，上海的水文地质人员甚至用毛泽东思想控制了上海地面下沉难题。

    新领导要他在“活学活用”讲用会上讲用，我迂腐的丈夫非但没顺着竿往上爬，竟然实话是说：“我没有针对我担任的这个课题学过毛着。”更天真的是他给党支部的思想检查中，对某些积极份子透着假气和矫情的“活学活用”“立竿见影”讲了自己的真实看法。这些经断章取义上纲上线后要多严重有多严重，足可置人于死地啊！再加上危言耸听的收听敌台广播问题，他有口难辩。

    ——你说你没听，谁能证明，我说你听了我有证据，证据就是你家有台能收到敌台的收音机。

    ——你肯定收听过，不可能不收听，没有理由不收听，可能不收听吗？不收听才怪了呢。

    苍天啊！这是什么逻辑啊！

    丈夫喜欢音乐，1961年我们结婚时，婆婆给我们买了一台时价198元的收音机，那时我们还分居两地，丈夫出差总是把家交给同一设计室的单身朋友，朋友又引来他的朋友（台胞，四人帮倒台后任某市台盟负责人），他们是思乡还是好奇，是碰巧还是有意、收听还是没有收听过敌台，我们不在场不清楚。单位里传出了我家收音机能收敌台的流言。领导和“左派”们肯定，既然能收到敌台，肯定我们也收听过。苍天在上，我们就是有那个心也没有那个胆呀。这盆污水还是泼到丈夫头上，逼他承认收听过敌台。

    官场积极份子们几次半夜三更闯入我家，犹如无人之境，敲门声震天响，高喊开门开门，不容我们穿衣必须马上开门，想抓个现行。每次进门便直奔收音机，查看指针的位置，调来调去收到的尽是吱吱卡卡的噪音。

    我怕我的认死理的老实人吃亏走极端，便劝他说：“他们再逼你，就认了吧，免得吃大苦头。”

    “认了？要你交待时间地点听了些什么，我从来没有听过，我怎么编？”丈夫满眼含泪，脸痛苦的扭曲变了形。

    我们出家门进学校门，出学校门进单位门，是典型的“三门”干部。1958年参加工作。我们信仰共产主义，憧憬没有剥削，没有压迫，各尽所能，各取所需，平等自由幸福的共产主义美景，愿为之奉献一切，都写过入党申请书，怎么就成了牛鬼蛇神？

    夜更深了，乘凉人早已离去。我往远处看除了黑沉沉还是黑沉沉。想到天亮后我们还将面临各自的批斗会，人人可以羞辱之，像唤牲口般呼唤之，我们不能争辩，连解释的权利也没有，人不人鬼不鬼。我多么希望钟停漏止长夜不尽，永远和丈夫女儿相依相偎，祇有此时此刻我才感到自己又回到人间。

    我怕墙倒众人推的肃杀之气；我怕朝夕相处的同事们扫向我的陌生冷漠的目光；我怕垂首恭立身置人群中央却如同荒漠上凄雨中的小草般孤苦无助；怕没完没了的要我交待罪行我交待不出。脑子一热想趁黑夜拖着丈夫女儿跳入长江一死了之。

    丈夫说：“孩子有什么罪？”他声音沙哑迟疑悲怆。

    “要死全家一起死，扔下女儿孤零零一人，小小年纪怎么活。”

    我疯了似的祇想着解脱一了百了，恨不的马上去死。丈夫冷静下来，轻轻拂去我满脸泪水，坚定的说：“大不了像1957年反右派给我们戴帽子，开除公职。为了孩子我们得活下去。”

    我头依在丈夫肩上，任苦涩的泪滴滴滴入心底，酸痛极了的心沉沉的，沉沉的。是的，我未出世的孩子有什么罪，他已在我的腹中躁动，期盼来到人间，我可爱的女儿有什么罪，她乖巧聪明美丽还是个小小的花骨朵。我不忍心剥夺他们的生命，又不能一“走”了之把女儿孤独的留在人间。

    一颗明亮的流星拖着长长的尾巴划过夜空，我蓦然一惊，仿佛上苍点拨了我的慧根：为什么要死，就是在人间做鬼也要直起腰。

    我们思前想后，做好了戴帽子开除公职的准备。不再去追求那人生美好的信仰；不再像圣徒翘盼上帝般期望能给我们公平；不再奢望有更好的结局，不再对苦难折磨扼腕唏嘘。我们还年轻、有体力可卖，我们一定要活下去，抚育儿女成人。沉到底了，心反而定了。我们终于迈过了从人到非人这道坎，没有出事。


10


    千僖年，我和丈夫客居太平洋彼岸的女儿家，有位美国朋友问我：你最敬重的领导人是谁？我回答：胡耀邦。说出这三个字，泪珠滚落下来，朋友惊愕的望着我。我慢慢背诵了中央党校大礼堂悼念胡耀邦的四副挽联的最后一句： “私德好公德好耀邦是好人非好人哪得民心”

    已是花甲之年经历了太多世事沧桑，心硬如铁，没想到提到他的名字我会落泪，心中塞满悲怆，个中缘由每个有良知的中国人心知肚明，但对外国朋友我怎能说得清，又胆敢说得清？

    知道胡耀邦第一次下台是在1966年8月23日，得知我青年时代敬重的共青团中央书记成了“阶下囚”，让我永远记住了那个血腥的日子。

    那天，骄阳似火，柏油马路都晒软了，下午上班后，我接到通知，待在办公室，哪也不许去，我一个人孤零零的坐也不是站也不是，两眼直瞪瞪的望着墙上那飞扬跋扈的标语：横扫一切牛鬼蛇神“。

    心空荡荡的，空气里祇有我的呼吸气息和窗外的蝉鸣。

    政治处的干事们交头接耳，神神秘秘，革命群众都随他们开会去了。好像有什么大事要发生，暴风雨前的寂静十分恐怖。

    不一会，院长冯，总工程师陈，会计杨老太太等人，被政治处主任J的爱人押进来，她高声训话道：“牛鬼蛇神”们听着，待在这里不许乱说乱动。

    她是一个非常“革命”的近五十岁、识几个字的农村妇女模样的‘“革命群众”。可能是因为嫁了一个专司政治的丈夫，她的语言行动一向很“左”。她的脸很宽，每当操起批判的武器，那宽宽的肉便横起来，几乎没见过她的笑容。她一直负责监管我们这几个机关的“牛鬼蛇神”，我们称她“左派大娘”。

    我记得一次斗院长冯的会上，她煞有介事的指着院长冯的鼻子发难：你算什么地下党员？！把党的电台不设在劳动人民家，设在你的官太太姐姐家。你这是什么立场？不是叛徒才怪呢！

    院长冯的爱人被她单位揪出来，斗争折磨的得死去活来，在最难熬的时候，冒死稍信给冯，院长冯一连几次请假，“左派大娘” 都不准。后来听到院长爱人自杀身亡的消息，一位姓宋的难友说：若是院长能请准假，也许他的爱人不会走绝路。

    我更是被她批得见了她就不寒而栗。印象最深的是她特能上纲上线。大批判武器被她玩的已虚假到匪夷可思的地步。她仍面不改色的声称：“绝无个人恩怨，响应毛主席号召，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为了社会主义江山千秋万代永不变色。”我不知道社会主义应该是什么颜色，也不明白我一个小老百姓怎么会和社会主义江山的颜色扯在一起。

    一次批斗会上，她指着我的鼻子骂道：“你这个反党反社会主义份子，生完孩子第二天就迫不及待的反党。”

    我不知其所云，懵懵懂懂的望着她，便回应了一句：“我在家休产假，什么事也没做。”

    她嗓门声高八度：“你是没有干事，你在家写反党日记。你看你这个美女蛇毒不毒，刚生完孩子就向党和社会主义喷毒液。什么宝贝长宝贝短的，要你的孩子当科学家，呸，你这是在向社会主义进攻。”

    我终于明白她指的是我为女儿写的成长日记，实在气不过就说：“你们就拿它定我的罪好了。”语音刚落，拍桌子，挥拳头，辱骂像炮弹，一发一发的打了过来。

    我真后悔写什么成长日记啊，我不能做到“当狼群狂嚎时，最保险的办法是和它们一起嚎。”，至少可以当个哑巴白痴啊。

    倾注着母爱写给女儿的成长日记，充其量有点小资情调不合时势，连这都是反党，还有什么能是清白的呢？但是，在政治淹没了所有一切的年代，连母爱也成了资产阶级的。社会舆论倡导“爱是有阶级性的，要马克思主义的爱的教育，不要人道主义的母爱教育。”“母亲给儿女的爱是资产阶级的人性论的伪装。是要不要无产阶级政治方向、要不要给孩子身上打上无产阶级珞印的问题。”仁爱，正直，善良，真诚，作为独立人格存在的所有有价值宝贵的东西都要统统消灭，保留哪怕一点点属于个人的，与当朝政治不相容的东西，不仅不行，还要治罪，这就是“文革”。


11


    窗外的知了扯起嗓子，聒噪个没完没了，室内几个大活人都像死了般无声无息、形影相吊、菩萨般端坐不动，眼神惶惑惊骇，无言的压迫把他们变成一个个虚无飘渺的空壳，成了活人世界里的会呼吸的死人。唯独院长冯似乎处乱不惊，背靠沙发闭目养神。

    总工程师陈是个温文善良的老头，他慈祥的目光落在我身上，惨澹的摇了摇头，怜我何堪，关切的问：“快要生了吧？” 我点点头告诉他还有两个多月。

    他是湖北黄陂人，早年毕业于美国麻省理工学院。几十年乡音未改，一口黄陂口音的普通话。说得如歌似吟，一板一眼。他的那张特大的办公桌，几乎占去我们这特大办公室的一半，设计院大量的工程设计专案都要经过这张台子审定后交给施工单位。

    在政治第一的年代，主管技术的他常常处于尴尬的境地，往往是施工单位催图纸的电报连连，他这里的技术审查会议在政治学习冲击下一拖再拖。实在拖不下去了，他轻声叫我去问问能否把政治学习时间调换一下，得到的答复是否定的，政治学习雷打不动。他和他要召集的技术负责人祇能无精打采的在各自的政治学习会上，聆听着政治专业人士和官场积极份子们的长篇大论。

    他是以“反动学术权威”的罪名被揪出来的，“专家治院”“白专道路”“压制新生力量”“反对学毛选”等等，罪虽不轻，并非重至当诛。最严重的是：“别人不回来你为什么回来，是不是美国特务？你在美国搂着洋女人舌头对舌头的跳舞多舒服，为什么回来？”

    “你们在美国挣那么多钱，生活那么好，为什么回来，有什么目的？”

    这是那些以政治为职业、骨子里对富裕生活溢满贪婪、又从来没有过过富裕日子的人始终不能理解的问题。我认识的一个熟人文革期间在大连某大学工作，他对我讲过，他们大学的英语女老师和她的丈夫萧光琰——留美化学博士、曾任职美孚石油公司、1950年回国并带回大量技术资料———也面对过同样的问题：“你们在美国能挣那么多的钱，生活那么好，为啥回来？有什么目的？”

    “你们能把美国的资料弄到中国，一定能把中国的机密弄到美国，你为美帝国主义弄了多少情报？”

    他们用三角皮带抽打他，逼他交待特务罪行，他声声惨叫，得到的是更密集的皮鞭回应。他一次次昏死过去，醒来喃喃自语：给我个活路吧！就算我是敌人，也要给个活路啊！这位杰出的填补我国石油工业领域多项空白的专家、连乞求活下去的愿望都被剥夺了，他死于刑讯逼供。他死后，组织通知女教师；：你爱人是敌我矛盾，畏罪自杀。当晚女教师紧紧搂着他们十五岁的女儿一起诀别人世。三天三条人命。

    在这些骨子里满是“左”的毒液的政工干部官场积极份子看来，革命是无产者的专利，有吃有穿还革命一定别有用心。从能挣那么多钱的美国回来不是特务还能是什么。一大部分出生于名门望族和来自白区的老干部，文革中被整也是蒙难于这一逻辑——流氓无产者的无赖逻辑。

    总工陈说他是为了报效国家回来的——除了这个理由，又能有别的什么理由呢？官场积极份子们嗤之以鼻：“你那么进步为什么还站在这里挨斗？”他最怕那些“左”的出奇的官太太们，像秀才遇到兵，和他们说不清道不明。

    每次他挨斗回来，脸铁青铁青的呆坐不语，我想宽慰他几句，真想对他说当初你何苦要回来啊，又不敢说。勇气，真诚等于悬顶之剑，祇有怯懦和虚伪才是安身立命的通行证。人们已失去了面对真诚的勇气，说真话，哪怕是几句无关痛痒的宽慰的话，都要屈从于骨子里的不敢，这就是“文革”。

    好多年后，我读到作家萧干写“文革”的文章，终于明白了像他和总工陈这样的老一代从海外回来的知识份子的爱国情结纠结之深。

    1949年，在萧干生命之路的十字路口，英国剑桥大学聘他去讲中国现代文学，剑桥大学Guetav Holoun教授奉命对他说：“亲自把你和你们全家接到剑桥是我来香港的使命之一”。萧干说：“中国在重生，我不能在这样的时刻走开”。

    第二次Guetav Holoun教授再次登门，又被拒绝后，他逗着萧干尚在摇篮的孩子说：“知识份子同共产党的蜜月长不了。为了他，你也不能不好好考虑一下”。

    第三次，萧干索性避开，留下短札称：报馆有事，不能如约等候，十分抱歉，更抱歉的是害你白跑三趟，我仍不改变主意。

    萧干回到祖国，如飞蛾扑火般投身革命事业，1957年被打成右派，历尽磨难，1966年“胡同里帖满了他的大字报，家给砸个稀巴烂，家里的八仙桌被搬到院子里，他跪在上头，他的不满十岁的儿子站在旁边……”，他顶不住了，1966年8月23日，“把偷偷摸摸攒下的一瓶安眠药全从嗓子眼倒下去，”他命硬，没有像那阵子好多死于非命的人被往卡车里一扔——他的岳母就是这样走的。他活过来了，从此把一生分为两辈子。

    又过了些年，他从“非人”变回人，重返剑桥，亲眼看见了1947年，剑桥大学校务会议决定聘他的会议记录，他仿佛看见了，被他拒绝的他的剑桥人生：“一栋小洋楼，一片绿荫荫的草坪，一片中古的幽静和现代的舒适。”他问自己懊悔了吗？回答是：1966年8月23日都没有懊悔，现在更懊什么悔。这就是中国知识份子挥之不去的情结，那个年代被像狗一样呼来唤去动辄遭“棍棒”的中国知识份子致死不变的“结”。总工陈何尝不是这样？


12


    院长冯依然闭目养神，他微微下弯的嘴角透着执拗不屈的人格力量。大象无形，大音希音不过如此吧。

    解放前他负责的地下电台，白色恐怖中向党中央，向延安发出无数红色电波。就因为他把电台设在国民党官员姐夫的阁楼里，政工干部官场积极份子们围攻斗争他多次，要他交代叛徒特务罪行。

    在那些跌破人的底线又有着充分想像力的官场积极份子看来，他不可能不叛变，没理由不叛变，为什么不叛变，他叛变合情合理。因为既然能向延安发报，也同样能为近在咫尺的国民党姐夫提供情报。

    院长冯的批斗会声势都很浩大，一轮攻势开始，必是大字报大标语先行，地上斗大的字大得人站在上面竟认不出字来，歌声、口号声人声鼎沸，伴着一声高喊；把叛徒走资派冯某某押上来，人们声声高喊着；打倒叛徒冯某某，打倒走资派冯某某 ，有两个官场积极份子甚至站起来高举拳头声嘶力竭。

    面对千夫指，院长冯依然出语温文而雅，毫不急促的说：“我们是提着脑袋干革命，随时准备牺牲。为了活着工作着，要利用一切可以利用的人。”随后便静立噤声不语，双目炯炯，含而不露，激荡着自信睿智。

    官场积极份子一次次摁下他的头，他天生傲骨，头总是低不下去。

    坐在角落的我，望着他投射到窗口外天空上的高大身影，和在他面前指手画脚的官太太。心彻骨的寒。这是关乎人身家性命的政治运动。那些大权在握的官为什么不管管自己的老婆，听任他们疯狂的“煮豆燃豆萁”呢。他们明明知道他们和院长冯本为同根生，同是共产党人。有什么意见不能在党的会议上讲，非要出手如此狠毒？如此“相煎何太急”呢？

    房间里一直寂静无声，一只苍蝇飞着飞着，猛一下撞到玻璃窗上，哀哀怨怨的嗡嗡又飞回来，绕到杨老太的身旁。她拿起报纸折成条状追捕它，我想她肯定几下就把它打翻在地，踏上一只脚，叫它永世不得翻身。天哪，我的大脑竟如此绝对的被聒噪一时的时髦语言传染了，对苍蝇踏上一只脚，叫它永世不得翻身。杨老太比画几下，苍蝇没被打翻在地，飞走了。她仍低头呆坐着，看上去疲惫不堪，两眼红肿红肿的，像是又哭过了。

    经历过那个年代的人都一定记得，曾经有一次全国性地大游行——支持多明尼加，会计杨老太写了一手漂亮地毛笔字，一大堆五颜六色地三角旗堆在她面前让她写出六七种口号。队伍要出发了，急着用，她写一张拿走一张。神差鬼使，老太太老眼昏花，竟然把一副“打倒美帝国主义，支持多明尼加”的旗帜给写反了，而且上了街才被人发现。

    文革一开始，老太太就因此被揪出来。她是旧社会过来的旧职员很要面子，她想早点解脱，拼命以糟践自己来救赎自己。把自己骂得一次比一次厉害，上纲上线一次比一次深刻，低头走路，低头做是事，低头劳动。非但过不了关，每天还出现新问题，倒不是她真的有什么新问题，而是她的检查总能鸡蛋里挑到“骨头”。例如，她检查自己出身剥削阶级家庭，从小娇生惯养，有“娇骄”二气，人家说她留恋旧社会的剥削生活。她检查自己粗心写错标语是破坏行为，人家说她不是粗心是故意。有意进行反革命破坏活动。

    她不知道怎么做才好，祇是哭，两眼总是红红的。每每站在批斗会场上，总是泪水汗水浑为一体。她近视加老花眼，泪水蒙了眼睛越发看不清，便摘下眼镜鼻子碰着稿纸一边抹泪一边念。弄的白皙的脸脏兮兮的，她越是哭官场积极份子越是骂她：装可怜相，委屈你了吗？简直是在控诉文化大革命。

    苦楚无告的她在履行清扫厕所劳役时，在楼梯口恰逢正在看大字报的新来的党委书记刘，她像落水人抓住救命稻草般，迫不及待，哭哭啼啼向书记刘倾诉自己的冤枉。书记刘初来乍到，见是个老太太哭得泪人似的，便好生劝她：“要相信群众，相信党，问题总会搞清楚的”。

    这本是再正常不过的一句话，书记刘无可指责。但这一切均落入政治处主任的一个官场极及份子眼中，当天大字报、大标语铺天盖地而来。质问书记刘想和老妖婆干什么？侮辱性的、最能臭人的字眼充斥于字里行间，不知实情的人乍一看来，还真的以为书记刘和老妖婆有点什么呢。可怜书记刘好好的一个老头，十三级高干，给轰的昏头转向找不到北。杨老太太的批斗也升了级。

    书记刘单枪匹马闯入别人经营好的领地，不给你点厉害尝尝行么？按经年政界行规来说，是不是一个单位的权利顶峰，不取决于地位级别，取决于势力和是否跟随潮流。这已是公开的秘密。

    中央一个领袖一个政党，没有抗衡制约的参照系，基层谁取得了权利顶峰，谁就是组织，谁就代表领袖，代表执政党，谁的话就是法律。给你写上几条，盖上公章，存入你的档案，要翻身就难了，那是一生一世跟着你的惩罚。


13


    一阵骚动，随着走廊匆忙杂乱急促的脚步声，高音喇叭响了：“全院人员到办公楼前集合，勒令牛鬼蛇神必须到场。”

    反复的播送这句话，叫人十分恐怖。

    我从窗口往下看，院中央放着一张桌子，两边摆满密密麻麻的打着红叉的“黑牌子”，大小不同的“高帽子”。明明知道残酷的羞辱就在眼前，还是忍不住问：他们要干什么？

    众人纷纷走到窗前，屏声凝息，茫然无助的望着那堆将要临头的刑具，满脸凄惶。

    院长冯看也没看，对大家挥了挥说：走！大步昂首而去。那样子就像是共产党人赴刑场般悲壮。后面跟着的人，低头畏缩着身子，像是去屠场待宰的羔羊。一路上我的心突突的狂跳，跳的可怕。

    在楼梯上巧遇楼上下来的二室的大罗二罗。

    他们被谑称：设计院“两面破锣”。两人均是上海交大毕业，皆为对苏联有微词，在反右运动中罹难。一曰：苏联芭蕾舞功勋演员乌兰若娃，长满胡子像妖怪。一曰：苏联是朋友，为什么从东北搬走我国那么多物资设备？1957年，在交大划为右派份子。

    可能是划右的理由太牵强了，也可能是院长冯爱才心切，他们到汉口院很早被摘掉帽子。这次首当其冲作为院长冯招降纳叛的证据以“摘帽右派”的罪名揪出来。

    二罗中规中距，不声不响，反正就这一堆了，30多岁了，连老婆都找不到，邋里邋遢到了极至，索性沉到底了，敬听尊便。戴帽原不要什么理由，想戴就戴了，摘帽更不需要什么理由，想摘就摘了，反正摘了帽还是右派。随你怎么样了啊。

    大罗被激怒了，到底是解放初曾参干进军大西南——一次谈起“红岩”他告诉我当年他和部队到达渣子洞《中美合作所》时，那里还在冒烟——他不肯轻易就范，问：“摘帽右派是什么帽子？”

    “摘帽右派就是右派。”

    “为什么摘了帽还是右派？”

    “摘掉了右派帽子的右派不是摘帽右派是什么。”

    再加上这位老兄在学习毛泽东的“世界上一切事物都是一分为二”的讨论会上，突发奇想问“毛泽东思想能否一分为二”，更是罪加一等。“反革命份子”“摘帽右派”双冠加冕叹他人品学识卓而不群，硝烟炮火投身革命，却落得个顶风臭十里，年近不惑，仍孑然一身。桀骜不驯的性格铸成了他人生的沉沦和悲剧。

    大罗慢条斯理的在我前面走，借他的光我不必步履匆匆，到底是“曾经沧海难为水”，他一点也不慌张。

    引吭高歌着“‘牛鬼蛇神’一扫光”的高音喇叭嘎然声止，空气像凝固了似的，出奇的静；恐怖的静；令人毛骨悚然的静。

    办公楼前人头攒动，黑压压一片，我躲在人群中的一个小树旁，本能得想离开那些呲牙咧嘴的黑牌子高帽子，远一点再远一点。

    突然一个人高马大的女人串上桌子，又是一位官太太，她原在北京卖酱油，随夫迁院武汉，丈夫是院党委成员，夫贵妻荣成了办公室的收发员。

    她振臂高呼：“牛鬼蛇神”统统滚出来！

    没容我艰难的从人缝中移步往前行，刹那间，革命群众争先恐后退步向后，和我们之间形成了泾渭分明的环状开阔地，把我们几十个“牛鬼蛇神”孤零零的晾在了中间。我们像被扔在岸上的鱼，挣扎着，本能的把求生的眼神投向革命群众。此时我是多么奢望我是他们当中的一员啊！

    我惊魂未定，政治处主任的两个官场积极份子，跳上桌子，挥动双臂，声嘶力竭的狂喊着：我们参加了北京斗“三胡”的大会，看到反革命修正主义份子胡耀邦“坐”了“喷气式飞机”，被斗的满头大汗，狼狈不堪。

    我几乎不能相信自己的耳朵，呆呆望着讲演者滔滔不绝的嘴巴，不知自己身置何处，是恶梦么？我问自己。白花花的阳光叫人睁不开眼睛，哪里是梦。我脑子一片空白，祇有“胡耀邦倒了”几个字交替闪现。

    上个世纪五十年代，胡耀邦任共青团中央书记，我1955年加入共青团，先后担任过团支部宣传委员、组织委员，我的人生观的确立受益于共青团的教育。胡耀邦的名字在青年学生中如雷贯耳，他倡导的“朝气蓬勃，实事求是”的作风，感染激励教育了一代人。我们甚至天真地认为他会是共和国第二代领袖。

    我是草头百姓，不知国家发生了什么，祇是感到忧伤战栗。从少年时代起，在民族传统的尊神心态对领袖的宣传定势影响下，领袖毛泽东超越我自己的心灵，支配着我的一切。此时我分明感到这感性的支配在动摇。我被自己这刹那间的理性感知吓了一跳，不敢再想下去。

    高高在上的演讲者越来越被自己的激情感染陶醉，几乎是跳起来高呼：伟大的毛主席发动的文化大革命好的很！

    我们要舍得一身剐，敢把皇帝拉下马！

    把“牛鬼蛇神”打翻在地，再踏上千万之脚叫他们永世不得翻身！

    桌子在他脚下咯吱咯吱地哀鸣。

    我们像是站在孤岛上，周围是深不可测的泛着黑浪的大海，海浪借风势，滚滚逼人。被煽情的演说激动起来的人们，群情激昂高呼着：毛主席万岁，横扫“牛鬼蛇神”。在“左”得出奇的官场积极份子派的裹协下，向我们冲了过来……对人性、人道、人的价值尊严的践踏，就发生在明亮的太阳光下，而且是官办的以革命的名义进行的。这就是文革。

    红旗招展，锣鼓喧天，助威着山呼海啸的欢呼——1966年8月18日毛泽东身着绿军装，登上天安门城楼，接见红卫兵的“八。一八”，催生了1966年8月23日在北京，在上海，在武汉，在全国各地，摧毁文化、践踏人权、邪恶血腥的“八。二三”。一代文豪老舍、傅雷自尽、北京大兴县5天里325人被杀（年龄从出生38天到80岁不等22户灭绝）让中国人永远记住了这个罪恶的日子。


14


    写到这里我不能不用有限的篇幅记下两个人，一个是我的“朋友，”我女儿称呼为“长脚阿姨”的人，一个是我的邻居大姐。

    前者说是我的朋友有点虚妄，她祇是我丈夫的同事，人长得瘦高精悍，女儿叫她“长脚阿姨”，她是从工农速成中学进入大学的“调干出身”的大学毕业生。给人印象为人很正直。和我丈夫在一个设计室工作。

    她说她看不惯原北京院领导貌似马列主义，实际上拉一批打一批，手段恶劣。讨厌那些积极份子不学无术，虚伪霸道，她还说敬重我丈夫的人品学识。

    她比我大几岁，我们过从甚密。丈夫出差时她顺理成章住在我家，身在异乡，有这么个可人的大姐姐，给我的生活增加了不少温馨。

    可能是我们罹难吓坏了她，唯恐城门失火央及鱼池，她竭力开脱与我们的关系，救赎自己。抄家那天，在她的指证下，官场积极份子从我家的书架上抽出了我的日记本。

    “八。二三”那天，我看到我的“朋友”满头大汗，笨拙地端了碗墨汁，串到我们面前，别出心裁的肆虐已被强行戴上黑牌子高帽子的弱者，她一路执笔挥洒下来，院长冯，副院长钟，总工陈，会计杨老太……一个个便成了白日魍魉。

    忽然一阵骚动，我听到大罗的声音：“你们是法西斯，我就不让你画。”

    “啪”的一声，打翻了朋友手中的墨汁碗。我的朋友自己倒成了鬼脸，白衬衣溅了一抹黑汁，像黑血点点滴滴往下滴。

    一群人一轰而上，喊着：反了，往死里打。拳脚相加，大罗痛苦的跌倒在地。有人高喊：绳子，快拿绳子。刹那间，大罗被捆的结结实实。请示坐镇指挥的政治处主任J后，扭送大罗去派出所。

    大罗挣扎高呼着我抗议我抗议。满身伤痕，面色苍白，两眼发光，向真理正义发出了凄厉的哀鸣。但是，在强大的阶级斗争搅肉机轰隆声中，在狂欢氛围中进行的全民性迫害浪潮里，这声音太微小了。

    感谢大罗的反抗，没轮到画我，回头看，我的朋友像个为讨好主人不慎打破器皿的小猫，可怜兮兮，不知所措的木然愣在那里。一个官场积极份子鄙视的瞪她一眼，骂她帮倒忙。

    一阵怜悯油然而生。我突然从内心原谅了她。在过去的日子里，她对自己良知不能认同的当权者没有趋炎附势，与无权无势的我们为朋友。在官场积极份子眼中，我们同是卑微的生命，其苦其悲，何堪怜！

    我们已经“死”定了，已经沉入漆黑的深渊。原有的价值座标已彻底砸毁。山非山兮水非水，生非生兮死非死。身份人格尊严消逝殆尽，赤条条来去无牵挂了。她却战战兢兢，如履薄冰，时刻唯恐祸及自身。连夫妻同林鸟大难临头还各自飞，我怎能苛求一个为避厄运而略施小计保护自己的弱女子呢？她蹒跚离去的身影牵扯着我的心。她也够可怜的了。

    全社会每个毛孔都涨满了恐怖，使保护自己成了唯一的欲求。大批判走入家庭，精神控制伸向床第。燃萁煮豆，噬友诛朋，逼人跌破底线，这就是文革。

    我的邻居大姐是工会干部，40来岁，一年365天，总是一身灰蓝色的军衣，她是两院合并后调来的转业军人，共产党员，北方人擅长面食，热情大方的她使得我家几乎不断馒头包子，我开玩笑说我们干脆到你家搭伙好了。

    我们被揪出来以后，门前贴着针对我们的毛主席语录，标语，大字报。不论白天晚上又是抄家又是查房，她初来乍到，摸不清我们的底细，不敢冒然接近我们。有时看我们没烧饭便把馒头放在窗台上悄悄离去，一次我和丈夫抱头痛哭，她五岁的小女儿推门进来说：阿姨，我想来你家玩玩。我知道，她时刻在善意的关注我们。

    那本被我朋友指证抄走的一本蓝色笔记本，是我14岁生日时父亲送给我的生日礼物。我十分珍爱。上面抄录着我喜爱的格言，诗歌。扉页上写着《钢铁是怎样炼成的》书中保尔的一段话：“一个人的一生是应该这样度过的，当他回首往事的时候，不因碌碌无为而羞耻，不为虚度年华而悔恨，……我把青春献给了人类最壮丽的事业。”满满一本也记录了我写的小诗。

    记得18岁之前，这本本子就用完了。抄家被操走，官场积极份子们偏执的“左”视眼，认定其中一首名为“大海”的长诗是反斯大林的。他们斗了我很多次，要我交代反动诗，我没写过反动诗，报纸杂志抄来的也不可能是反动诗，反动从何而来。

    他们说我态度恶劣，顽抗到底，死路一条。“凭你的恶劣态度就可以定你的罪”。

    我噤声不响，他们拍桌子，喊口号，说我耍死狗。怪的是，不久他们就不提此事了。原来是我的邻居救我于危难。

    她转业前是空军部队通讯兵连指导员，她对他们讲，这首诗她部队学校的老师也抄过，是公开发表的。她去调查过，诗的作者不是坏人。诗的主流是歌颂史达林的。我才免除因诗而来的皮肉之苦。

    其实所有的批判都是牵强附会乏味的，除了官场积极份子，大多数跟着喊的人都没多大兴趣，往往有一个人提出疑义，这个人的出身又很好，大家就不再跟着喊了。但是像邻居大姐这样 敢说真话的人少之又少，随大溜明哲保身的人多之又多。这是当权者烂施暴政的结果，也是人性的悲哀。以后的很多很多年，我任何诗都不看了。

    （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