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右派情踪”（十）

（新西兰）周素子


桑雅忠


    50年代初，我在杭州师范音乐科读书时，桑雅忠老师教了我们班3年语文课。在一年级的第一学期里，不到半年时间，就曾换过3个语文老师，第3个才是桑雅忠。第一位周老先生，像是从私塾古文教师过来，齿豁牙落，口齿不清，又不会教新书，也驾驭不了这批学音乐的16、7岁调皮学生，大家不听老先生的话，课堂上吵得要命。不久离去，换了一位女教师，乃是《莎士比亚全集》翻译大家朱生豪的夫人宋清如。宋老师那时才30多岁，但已作寡妇，带着一个男孩子。她身材矮小，面目清丽，自然卷发，病态，说话稍有口吃，讲课也不生动，学生不买她的账，我却私心爱戴她。我读过她为朱生豪翻译的《莎士比亚全集》所写的长序。她在序言中记述与朱生豪在之江大学同学时情况——记述朱生豪的聪慧勤奋，翻译莎氏巨著的艰辛；记述她俩的恋爱、抗日战争中简约的婚礼，以及悲悼朱生豪的肺病与早逝！宋清如老师对我也特别青睐，送过我一套精装的朱生豪翻译的莎氏全集。但她不久也离去。离校后我始终再未见到她，直到70年代文革后期，才听说她在文革中吃了不少苦头，因为她在结婚时嘉兴的娘家有土地陪嫁，尽管这些土地早在土改时已被充公没收，与她无关了，她却仍被作为“地主”，批斗了一阵。第3位来给我们上课的老师，便是桑雅忠。桑老师年轻有朝气，既严肃又从容，身材颀长，戴金丝边眼镜。给我们讲叶圣陶《记金华的两个岩洞》、茅盾的《白杨树》、鲁迅《为了忘却的纪念》、契呵夫的《给爷爷写信》、巴甫连珂的《桃色的云》、高尔基的《母亲》等。他结合语法，告诉我们“词汇”与“短语”的分别，正确标点的使用，各类文体的写作方法以及文艺理论、文学史等。几乎所有的学生都热爱桑老师。语文课是每天都有的，桑老师和我们在一起将近3个年头。他让我们每周写一篇作文，篇篇细读精改，还加评语，一丝不苟。桑老师衣着朴实，夏日衬衫西裤，冬日灰色中山装，永远理一个平顶发型。但与此形成显明对比的是他的夫人梅爱文。梅爱文衣着时髦，标新立异，与50年代的朴实风尚大异其趣。她细皮白肉，明艳照人。梅爱文在邮电部门任职，虽然桑老师住在校内教师宿舍内，但她并不天天回家，我们不是常常能见到她的。她飘然来去，从不理会我们这些学生。桑老师对她宠爱有加。有一次，是考试的前一天晚自修时，我和张冰如到桑老师宿舍，请教几个问题，推开门，台灯亮着，老师不在，我俩就坐在他案前等候。此时却听见了扣门声，忽见梅爱文从门外跳跃进来，像一只花蝴蝶，看得出她特意修饰过，她是要让桑老师吃一惊的，却不料让两个女学生窥见了秘密。我俩不识趣，不知回避，想直等到桑老师回来。桑老师回来后，一反往常的和蔼情态，竟让我们回教室去，谓有什么问题明日再说。

    若干年后，我才在我姐姐周素琛、长辈曹湘渠先生处得知他俩的一些情况：梅爱文浙江温州人，父亲梅某为温州巨富，抗日战争时沦为汉奸，当时的青年学子抗日热情高涨，梅爱文着文在报纸上公开发表“打倒汉奸爸爸”，一时被青年学生推为偶像。她离家出走，跟随舅父、温州著名学人、书法家和古琴家马公愚，到了后方山区龙游、开化一带，当时浙江各大专学校以及《东南日报》等文化机构，均避迁于此。桑雅忠就读的英士大学，亦迁于此。此时从桂林前线返回的曹湘渠先生正任《东南日报》副刊主编，后方的一批文学青年都围绕在曹湘渠身边，他们除撰写抗日的文章外，还探讨托尔斯泰《安娜》、屠格涅夫《罗亭》、《猎人日记》、纪德《窄门》、王尔德《快乐王子》等著作。梅爱文与桑雅忠后来即由曹湘渠作冰人，结为秦晋之好。相逢于患难，情感的诚笃自不在话下。祇是桑雅忠为宁波象山一带平民百姓家的孩子，而梅爱文则出身于书香世家，若不是抗战的烽火，他俩是难能成其夫妇的。

    我毕业离校后，直等到70年代晚期，才再见到桑老师。他的被打成右派，则在运动告一段落后即听说了的。而梅爱文则在离校两年后偶然地曾见到过她。那是一个夏日，在上海瑞金路上，见她独自坐在三轮车上疾驰而过，头发梳成双髻，像白雪公主一样高贵，即使在上海这个摩登的所在，梅爱文还是显得突出地时髦！

    1976年，我流落在杭郊留下村店做工，得知桑老师住在武林门附近桃花新村宿舍里，就去拜访了他。廿多年相隔，廿多年的右派生涯，桑老师已是两鬓斑白了，他曾下乡若干年，当时正在杭城一个初中任教。至于当年那个风流娇好的梅爱文，却出乎意料的衰老了，头发花白，满脸皱纹，完全是个小老太婆样子，穿着也甚朴素，几乎辨别不出当年翩若惊鸿的影子。这廿多年的折磨、烦心，极其深刻的镌刻在她的容貌上。她能够几10年如一日，跟随着桑老师在风雨如磐当中度过了精神、物质双重压力的日子，是多么的不容易啊！他俩没有孩子，领养了一个孩子，起名“桑子”，多好听，多有意义的名字！桑子高中毕业后，未能考入大学，就在他妈妈的邮电部门当了一名邮递员。那日我到他家，他妈妈正为他做饭，说桑子送信非常劳累！

    1979年落实右派政策，桑雅忠受聘为杭州教育学院中文系教授，当时各机关业余大学应运而生，桑老师被各大专院校争聘，讲授文学概论，写作等课，以条理清晰著称，成为一代名教师。在我将去国来纽前夕，曾见过桑老师，满头白发，仍然平顶发型，与梅爱文仍然形影不离。


王绍舜、曹湘渠


    约在1974年与曹湘渠先生相识，我刚入住杭州武林村阁楼不久，他是我阁楼紧邻、乡前辈、初中时老师王绍舜的常客。

    这类带阁楼的房子是杭州市30年代很富时代特色的民居建筑，由成排成片风格一致的一些房子组成“里”、“弄”；若干“里弄”合称“村”，如“未央村”、“慧宜村”。最初整个“村”或即属一个主人。当时我所住称“武林村2弄6号”，一个单元一个号，前后大门框，都是以条石砌成，俗称“墙门”（即在上海称为“石库门”者）。砖墙、瓦顶、木结构，一般都是二层楼，其上带有存放什物的阁楼。前有大天井，栽花种树，经前厅可上楼梯。但习惯都走后门，进门即厨房，边旁有供厨房应用装有水龙头的后天井。后厅暗间为楼梯所在，盘旋先经亭子间（厨房顶部），然后二楼（主间），再上去便为阁楼存杂物处。阁楼有窗取光，开于屋顶坡面，称“老虎窗”。阁楼内大部分空间，人不能直立，匐匍而行，而且冬寒冷、夏酷热。原先一个墻门祇一户人家，随着人口增多，城市“贱民”也剧增，此类阁楼方充为住室，若能获住还算是大幸的！

    1974年前后，我尚在杭郊谋生，为了孩子入学，经过一些周折，幸而入住阁楼。我所住的“武林村2弄6号”，一个“墻门”里，竟住有7户人家，计23人。苏联画家库克雷尼克赛画有“猎人的手套”一幅，手套大指内还住一只兔子，还开有“老虎窗”哩！我和3个孩子在这个阁楼里，整整住了15年，她们在这里“匐匍”了整个童年和少年时代。光以用水而言，老水管年久失修，一线如丝，7户共用，我们要在后半夜二时方能接水，接一小桶水要费10分钟时间，再提上阁楼。前天井有一棵梓树，枝叶丰茂，展放至老虎窗外，夜来听雨，颇饶风趣。不少名家先后作过我阁楼的客人，如当代书法家沙孟海；戏剧理论家胡忌、洛地、徐步奎；画家金冶、吴山明；来自北京的昆曲家周铨庵和杭州的曲友；更有美国耶鲁大学教授张充和（也为曲家）。浙江古籍出版社社长、诗人王翼奇君，他还为一次阁楼雅集利用亭子间顶部大阳台（居然有琴、诗、画、曲雅集）写过古风长篇以歌咏之，是日到会嘉宾竟有310余人，真正为“螺蛳壳里做道场”。这些雅聚，大多在右派“改正”前后数年间。

    阁楼分左右两间，东边一间住王绍舜先生。我所住西边一间，通楼梯，又隔去一个通向东边一间的过道，成拐角形，能置一床、一桌。我和王绍舜先生都属阶级敌人范畴，除街道办事处、居委会有时来人寻事外，来者都是朋友。我每周从杭郊回阁楼一次，3个女儿皆幼小，忍受着蒸暑严寒与人为的歧视，饱暖无常。在那无风三尺浪的年月里，每当我走上阁楼，临近房门时，王绍舜先生听见了，会用微弱的声音道：“你上了阁楼，就安全了！”

    王绍舜，又名文清，浙江温岭人，早年毕业于杭州国立艺专（与陈朗为同乡并同学），后任教故里。50年代他因为写有《晴雯之死》、《柜台》等剧本，由省文化局调他到杭州省城专事修改，因剧本演出成功，曾风光过一段时间，但接着1957年反右，他虽没被打成右派，但在1958年清理阶级队伍时清出了文化局。从此病卧阁楼，没有生活来源，由他的亲妹在家乡以当保姆收入接济他每月若干元生活费，他自己则在街道再做些糊火柴盒、纸袋等活，每月可收入4、5元人民币，以贴补生活，勉强挣扎于社会最底层。早先我曾在温岭简师读过书，他还是我的音乐老师，那时他即患肺病，消瘦、苍白，曾让我在《黄河大合唱》中担任朗诵角色：“朋友，你记得黄河吗？你到过黄河吗？”真是天涯何处不相逢，廿多年后，我和绍舜先生竟然落魄同住一个阁楼上，声息相闻，患难与共！先生时时咳血，凡不得已须下楼，则喘息、停顿再三；遇病危，我奉侍之；数次病危就医，均由我背负下楼。1982年先生垂危归里前夕，对我说：10年相依，素子待我如此，死而无恨矣。上有天堂，下有苏杭，谁能得知阁楼之上，竟有人潦倒如此！绍舜先生精于七弦琴，与琴棋相依，终身未有室家。每当夜深，焚炉抚弦（古琴为室内乐，声不达于户外）。他于琴曲有独到见解，曾将胡笳10八拍辞，以10年之功，配入古琴胡笳10八拍曲。一日，雪满杭城，夜阑人静，我曾依辞为之试唱，正是“几遍胡笳声欲裂，人间始信有真情”。先生虽落魄，却时有高人来访。“文革”前，北京古琴家查阜西曾与之鱼雁往返。在杭城，有曾与鲁迅为朋友，其时亦衰病的许钦文，和当年《语丝》编辑，其时亦以糊纸袋为生的苇丛芜等常相往来。但对他帮助最大，时时接济他的则是曹湘渠先生。

    曹湘渠时来阁楼。他是老右派，自然的他同情我这个小右派，我与他亦成了忘年之交。

    曹湘渠，浙江黄岩人，幼年丧父，由寡母以针黹收入抚养成人，少年时期即被送往临海海门某商号为学徒，少年老成，克勤克俭，账房先生怜其幼年失学，教以习字、珠算。数年后，抗日烽火升起，曹湘渠所事东家有二位在学小姐，思想激烈，投笔从戎，并鼓动家中学徒曹湘渠参与抗战，于是同赴桂林。二位小姐不堪战地艰苦，半途而废，而曹湘渠则始终如一，在前线结识了邵荃麟，并得其栽培，加上自身的勤勉，终于成为一名称职的战地记者。不料故乡老母思儿心切，谎称病危。曹湘渠既返故里，奉母命与幼年订婚的福英女士结婚，遂任教于台州各中学。他以思想进步，博学多闻著称，温台一带青年学子奉为偶像。王绍舜当时正属青年，曾步行数10华里往谒曹先生。两年之后，福英病死，曹先生有《哭福英》长诗载于报章，一时读者争相传抄，洛阳纸贵。接着先生受聘于《东南日报》副刊主编，因避寇，报社迁社址于浙东南龙泉山区，当时多所大专院校亦均避寇在此一带，先生遂为青年所敬仰，在当地形成新文艺新思潮中心。曹湘渠此时与小学教师林女士结婚，夫妇双双加入了地下共产党，故50年代共产党执政后，曹氏因其出身并经历，得以被重用，擢升为浙江省工会主席。反右运动开始，即受数10年交往的邵荃麟右派案牵连，遂被划为右派，于是上山下乡，降级降薪。“文革”中林夫人又受党内审查，因她曾与组织失去过联系，有一段说不清的历史，大受折磨。曹氏长子因家庭变故，虽成绩优秀亦不能入大学，当他参加宝石山修建防空洞之役，因山体塌方被压而死。虽然曹湘渠一家有诸多不幸，但他仍然热诚待人，到落实右派政策时，曹湘渠已年过60，被任命为省政协秘书长，属下有省文史馆，他即以王绍舜的古琴成就，聘之为文史馆员，既有固定工薪，复有医疗保障，使王绍舜脱离苦难，免于冻馁之虑，可全心致力于古琴的探讨。祇是可惜，绍舜先生次年即病死故里。但此前中央电台曾派人来杭录制了他的古琴曲“胡笳10八拍”演奏，作为保留节目，曹湘渠使王绍舜成为死后的方干。湘渠先生在我落实政策时，亦曾得其谆谆教导，关怀备至，使我得以不失时机，尽快走上工作岗位。当省文史馆征集史料时，他让我撰写黄宾虹、陈伯衡、钱士菁等学者的材料，藉见其对后进的鼓励。他的办事精神是深思熟虑，但谨小慎微；他的为人作风是救厄扶危，真诚相助。我来纽前数年，曹氏夫妇均已退休在家，我时往探访。林夫人和蔼亲切，善良温厚。湘渠先生赞她：在丈夫当官时她毫无骄色；在丈夫落难时，她亦一如既往。

    （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