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民社会救中国

（海南）毕研韬


一、“公民社会”溯源

    “公民社会”是由英文civil society翻译而来，国内也译作“市民社会”。“公民社会”一词是由欧洲“后马克思主义者”的代表人物安东尼。葛兰西（Antonio Gramsc）提出的。他把“古典马克思主义”的“上层建筑”分为“政治社会”（political society）和“公民社会”（civil society），并提出了著名的“文化争霸论”（cultural hegemony）：统治阶级为了维护其统治地位总是试图劝诱被统治者接受主流文化观、价值观，但这个“制造同意”的过程是在文化领域里通过协商、对抗完成的。

    欧洲其他“后马克思主义者”也殊途同归地提出了相似的见解。阿尔都塞（Louis Althusser）把“国家机器”分为“强制性国家机器”（repressive state apparatus）和“意识形态国家机器”（ideological state apparatuses）。在现代社会中，政府无法单独依赖“强制性国家机器”来维护社会的长治久安；社会越发达，“意识形态国家机器”的作用就越突出。哈贝马斯（Jurge Habermas）则确立了国家——公民社会——公共领域（public sphere）的三元结构论，并系统论述了“公共领域”的主要功能是确立合法性（legitimacy）。


二、“公民社会”的地位

    “公民社会”在国内治理和全球治理中的地位/角色是衡量一个国家或组织民主化程度的重要指标之一。英国政治学者Janet Newman曾勾勒出了四种管治模式。“等级制度模式”依赖国家权力的直接控制。“合理目标模式”以产出最大化为目标；它不再倚重官僚政治权力，而是通过改变刺激的方式来诱导管理目标的行为变化。“开放系统模式”强调各种网路在施政中的积极作用，注重资讯反馈的能动性。“自我管理模式”则欢迎公民和社区在施政中扮演更重要的角色，以强化全社会的整体性和凝聚力。后两种模式旨在提升整个系统的自我管理水平，是建立可持续管理机制的有效途径。“公民社会”在这四种模式中的角色和功能不尽相同。不同的国家会选择不同的“组合模式”。在民主国家，四种模式都会有程度不同的运用。

    中国要构建“和谐社会”、保障社会的长治久安就必须大力开发社会资本，建立多元化社会治理结构。社会资本的本质是一种支持性的社会资源，其主体是社会网路资源和关系结构。按照美国社会学家詹姆斯。科尔曼（James S. Coleman）的界定：社会资本属于社会结构的一个方面，其形态包括义务与期望、资讯网路、规范和有效的惩罚、权威关系、多功能社会组织等。建设和谐社会的核心要务就是打破一元化治理模式，建立起以政府管理为主导、社会网路共同参与、民众自我管理的多元化社会治理结构。这就要求各级政府注重开发社会资源，构建跨行业的社会网路，扶持各类民间智库的发展，改善与准政府组织、非政府组织的关系；以政府为主导充分整合政治、经济、文化、社会资源，不断提高政府对社会资本的有效调控能力。


三、“公民社会”的全球化

    随着资讯化与全球化的迅猛发展，“公民社会”已经全球化。国际因素对国家利益的影响日益深刻和复杂，人类已进入“后国家治理”时代。美国哈佛大学甘迺迪政治学院院长约瑟夫（Joseph S. Nye）认为，在当今时代，国家实力不仅仅体现在政治、经济和军事上，文化实力已成为不容忽视的“第三维”实力，文化引力可以引导其他国家做你想让他们做的事。

    美国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访问学者约书亚。科兰兹克（Joshua Kurlantzick）在其新着《魅力攻势——中国软力量如何改变世界》中则把“软实力”界定为“军事力量以外的其他一切力量，包括经济力量、外交力量和文化力量”。显然，科兰兹克的定义要比约瑟夫的理解宽泛得多。2007年11月6日，由美国前副国务卿理查。阿米蒂奇和哈佛大学教授约瑟夫。奈领导的跨党派“聪明实力委员会”推出了“聪明实力”（smart power）报告。“聪明实力”是结合“软实力”与“硬实力”之所长，超越胡萝卜加大棒的政策。与此同时，美国官方智库“东西中心”（East-West Center）主席Charles E. Morrison和高级研究员Peter A. Petri在共同发表的文章中建议，美国在处理与亚太国家关系时，应该进一步整合非政府力量，应该重新审视传统的“软实力”运用模式。

    在“软实力”中，资讯能力是核心要素。从一定意义上讲，资讯能力已经成为衡量一个国家或组织综合实力的首要指标；对资讯的管理已成为政府的首要职责。为此，美国前总统克林顿曾一针见血地指出：“今后的时代，控制世界的国家将不是靠军事实力，而是资讯能力走在前面的国家。”


四、“帝国”的脊梁

    政治学者哈特（Michael Hardt）和内格雷（Antonio Negri）在其合着的《帝国》（Empire）一书中引入了“帝国”概念作为分析框架。他们认为，全球权力对当今世界的“统治采取了一种新的形式，这种形式由一系列国家和超国家机构在一个单一的逻辑规则下联合组成。这种新的全球统治形式我们称之为帝国。”与传统帝国主义不同的是，“帝国并不建立地域权力中心，也不依赖固定的边界和障碍。它是一个分权和去地域化的统治机器，不断地将整个全球领域包括在其开放和扩展的前沿。”

    “传播系统是与军事和金融力量并列的帝国的三股主要支撑力量之一。”哈特和内格雷把传播系统提高到“帝国”三大战略工具的高度，但这却不是二人的首创。前美国国务卿约翰。杜勒斯（John Dulles）曾指出：“谁要是不相信可以通过道义上的压力，通过宣传的影响来取得成果，谁就是说昏话。”英国一位政治哲学家也曾说过，当今世界的大多数战争是通过传媒进行的。今天的新闻舆论已不仅仅是国际交往的辅助工具，在某些情况下它会成为主要的甚至是首选的工具。正是基于这样的认识，笔者在《浅谈整合型国际传播学的建构》一文中把传媒、政治、经济、文化、外交、军事和情报并称为保障国家安全和民族利益的“七张牌”。

    “帝国已把自己的触角深入到非政府非商业领域，把这些组织纳入自己的轨道，将其当作可变通的实现自己目标的途径。”通过与非政府组织的“合谋”，“帝国”增加了自己道义上的力量。这一管治理念与美国人的“软实力”“聪明实力”理论不谋而合。

    由此可见，在当今世界，“公民社会”是“帝国”的脊梁，是主权国家维护与扩大国家利益的核心武器。


五、中国的救星

    无论是对内还是对外，祇有“公民社会”才能救中国。在国内，改革开放30年来，虽然经济总量得到极大提升，但各种深层次矛盾也渐次显性化。一方面，财富分配严重不均，生活成本急剧上涨，生存环境迅速恶化，官员贪腐蔑视苍生，官商合谋巧取豪夺，道德沦丧信仰缺失。另一方面，网路、手机的普及使资讯传递更加快捷、便利，公民参政意识和能力明显提高，民意已成为不容决策者忽视的社会进化力量，国际因素对国内事务的影响日益深刻。在这样的管治语境下，政府已无力单独解决全部社会问题。譬如，在目前的中国，单靠体制内的力量已无法遏止官僚腐败，也无法有效解决诸如爱滋病（AIDS）、贫困、环境污染等社会痼疾。

    在国际上，民主价值、人权意识深入人心，“干预权”思潮方兴未艾，资讯网路空前发达，“公民社会”早已全球化。今天，国际传播和全球传播的主体更加多元化：既可是主权国家，也可是超国家组织；既可是政府组织，也可是准政府组织和非政府组织。而在中国，新闻媒体、宗教组织、社会团体都是政府“机关”，缺少国际公认的独立性，在国际社会中的公信力和影响力也就大打折扣。

    总之，无论是从国内管治还是全球治理角度分析，祇有“公民社会”才能救中国。没有健康发达的“公民社会”，构建“和谐社会”、谋求“和平崛起”就会凭添诸多障碍。但是，应该怎样才能有效促进中国的“公民社会”建设、推进中国的民主化步伐呢？英国有学者指出，新闻媒体、宗教组织和社会运动是促进非民主国家政权更替的三大力量。问题是其他国家的政治变革模式适用于中国吗？笔者认为，在目前中国的政治生态环境下，全面推动实现西方式的新闻自由、信仰自由、结社自由、言论自由是不切实际的幻想。任何务实的思想者、革命者都必须严肃认真地考虑中国大陆的民主化路径问题：突破口选在哪？谁是最有希望的主攻手？谁是潜在的助攻手？国内力量如何培育、如何组织？国内外力量如何配合？《孙子兵法》云：“善战者求之于势，不责于人。”不具备战略战术思维者是无法担当大任的。

    （作者系海南大学传播学研究中心主任、副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