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展民间组织 创建新型民主模式

付 勇


    20世纪70年代末，中国在百废待兴的情况下开始改革开放。通过解放思想，走出一片片意识形态的误区；通过转变观念，拆除一个个条条框框；通过不断拓展改革，摸着一块快石头过河；通过不断对外开放，打开一扇扇国门；通过转换机制，开辟一条条发展道路；通过公私混合所有制，铺筑一条条腾飞跑道，从而促使国家渐渐转型，社会渐渐转变。不再以阶级斗争为纲，转变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不再闭关锁国，对外逐渐开放；不再迷恋计划经济，投入市场经济的怀抱；不再祇靠自力更生，广泛借助外资内债；不再祇搞国营集体经济，倡导多种经济成分并存，积极扩展个体私营，广招外商，博引外资，逐步实行股份制，推广现代企业制度。促使国民经济迅猛发展，促使综合国力直线上升，促使人民生活水平普遍提高，使得中国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

    然而由于政治改革远远滞后，致使国家权力集中在一种政治力量上，导致权力极度统一，不管是立法还是行政；是司法还是军队；是新闻出版单位还是国有厂矿企业，从中央到地方，都被一种政治势力操控，既无横向互相制约，又无纵向互相制约。各级领导都由上级委任，而非民主选举产生，祇受上级管制，不受其它约束，致使各级干部动不动就滥用职权，以权谋私，贪污受贿，买官卖官，损害国家利益、民族利益、人民利益。导致各项方针失灵，政策走样，改革成本不断递增，贫富差距不断扩大，社会道德全面滑坡，国有资产损失惨重。最终导致改革开放的成果绝大多数都被极少数官僚和富人占有，广大百姓非但没有享受到多少改革开放的成果，反而越来越被边缘化，越来越没有话语权，越来越没有安全感。这不但意味改革远远没到位，也说明改革既片面又不合理，更表明中国既在政治方面存在严重问题，在分配方面存在严重不公现象。

    这一系列问题并非改革开放直接派生的负面效应，而是改革过于片面酿出的苦酒，确切地说，是政治改革没有跟进直接造成的必然后果。为什么政治改革一直没有跟进，根本原因不是别的，而是中共惟恐失去自身统治地位，以致为了维护少数人的利益而侵害大多数人天赋的权利。因此人们不能指望中共当局主动进行政治改革，祇能不断发展民间组织，通过自下而上的社会呼吁，通过理性的社会发难，通过非暴力的社会风潮，不断冲击现行腐朽而落后的政治制度，迫使中共当局通过全面政治改革，废除四项基本原则，废止政治垄断，废弃一党专政，铸就民主，树立宪政，实行法治，保障人权，扩展自由，落实平等，推行地方自治、军队国家化和分权制衡体系。

    基于中国现状，要想通过自下而上的暴力革命实现民主，不仅可能性很小，而且即使借助暴力革命取得成功，也十有八九会回到专制的老路上。因此祇能通过各种和平方式，挖掘各种资源，疏通各种渠道，不断发展民间组织，加强百姓的民主认知，激发百姓的民主精神，使之集中起来形成合力。通过理性、非暴力方式不断向当局施压，迫使当局全面进行政治改革，铺筑中国民主之路。

    历史已经证明，仅凭分散的个人和松散的组织向当局施压而争取民主，无异于隔靴搔痒，起不到触动作用。自从民主运动开展以来，由于民运人士过于松散，各自为战，如同一盘散沙，没有积极发展民间组织，以至没能发挥民众的力量，激发百姓的民主精神，结果时至今日还没取得什么成效。如果还不吸取这些教训，还不设法唤起民众，积极发展各种民间组织，那么民主运动还会在死胡同里打转，无法推进中国民主化的进程。

    如今对从事民主运动的人来说，必须通过各种方式积极发展民间组织，包括大量非政治性的社会组织。当然，发展民间组织不但要讲方式方法，更要讲战略战术；不但要借鉴民主发达国家的经验，还要吸取过去的教训，根据国情民意，根据社会客观要求，创立适合中国的民主模式；不但要靠血性，更要凭理性。必须理性看待中国共产党的作用，必须理性兼顾中国共产党的自身利益，必须正确认识中国共产党的重要影响，否则，要想中国实现民主化，那将付出许多不该付出的代价，浪费许多不该浪费的时间，搭上许多不该搭上的成本。

    尽管中共当局出于维护自身统治，不会自觉放弃领导地位，但祇要积极发展各类民间组织，积极争取国际援助，唤起百姓不断投身民主运动，组成步调一致的民运队伍，就能最终迫使中共当局通过全面政治改革废除四项基本原则，废止政治垄断。

    总之，积极发展民间组织，创建适合中国的新型民主模式，有助于缩短中国民主化的历程，减少中国民主化的时间，降低中国民主化的成本，减轻中国民主化的阵痛。这是加快中国民主化步伐的重要的关键。◆